近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hui) 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發表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既講法治又講德治，重視發揮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結合起來”。法治與(yu) 德治相結合，既是一種思想理論，又是治國的必然之道，在我國有著深遠的曆史傳(chuan) 統和文化根基。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的深刻論述，是中國幾千年治國理政智慧的結晶與(yu) 升華，也是法律思想史上新的裏程碑，更是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力指導。

　　早在先秦時期，法家提倡“以法而治”“垂法而治”“緣法而治”，特別重視“法治”的重要性。儒家則推崇“德治”，孔子說：“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拱之。”實踐證明，單純的法治或單純的德治，都無法獲得長久的成功。董仲舒在繼承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礎上，吸收了法家的法治理論，提出了“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主張，中國從(cong) 此走上了道德、法律綜合為(wei) 治的道路，形成一以貫之的禮法傳(chuan) 統，並造就出漢武鼎盛、貞觀之治、開元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局麵。法律與(yu) 道德，如車之雙輪、鳥之兩(liang) 翼。法律沒有道德的滋養(yang) ，就會(hui) 失去源頭活水，難以全麵體(ti) 現民眾(zhong) 的常情常理;道德沒有法律的支撐，就會(hui) 失去應有的力量，難以有效引導人們(men) 從(cong) 善向善。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的那樣，法治和德治是一個(ge) 事物的兩(liang) 個(ge) 方麵，二者缺一不可。這種治理模式，在漫長反複的曆史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為(wei) 當今社會(hui) 的國家治理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文化養(yang) 分，並在新時代得以發揚光大。

　　執政為(wei) 民，增強宗旨意識

　　中國曆代推崇“以民為(wei) 本”思想，強調為(wei) 官執政，旨在親(qin) 民愛民，為(wei) 萬(wan) 民謀福利。有一次，孔子和冉有來到衛國，發現這裏人口眾(zhong) 多、熙熙攘攘。冉有就問孔子：“一個(ge) 國家的人口多起來後，該怎麽(me) 辦呢?”孔子回答：“富之。”冉有又問：“富起來後又該如何?”孔子回答：“教之。”可見，儒家提倡的德政，就是要求統治者能推行惠民利民的政策，讓老百姓過上物質富足、精神充實的生活。孟子在孔子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仁政”思想，主張“製民之產(chan) ”，對施行仁政的方法進行諸多具體(ti) 設計。漢朝初年，國家凋敝，民眾(zhong) 窮困，一石米要賣到一萬(wan) 個(ge) 銅錢。於(yu) 是國家製定“輕徭薄賦”的政令，長期執行十五稅一到三十稅一的輕稅政策，貫徹德政仁政中“富民”的理念，使得民眾(zhong) 樂(le) 於(yu) 農(nong) 耕，經濟逐漸恢複發展，到漢武帝初期，米價(jia) 降到了二三十錢一石，老百姓過上了富裕的生活，“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yi) 而後絀恥辱焉”。唐朝前期，國家推行“安人寧國”的方針，以“仁義(yi) 誠信為(wei) 治”，盡量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負擔，相繼打造出貞觀和開元兩(liang) 次盛世。杜甫親(qin) 身經曆當時的太平景象，在《憶昔》詩中說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wan) 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cang) 廩俱豐(feng) 實。”這些曆史充分說明，執政為(wei) 民，是以德治國的核心。

　　宋代文豪範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親(qin) 民作為(wei) 一種道德，對於(yu) 推動政治清明有著重要作用。然而道德作為(wei) 一種內(nei) 在良知，不像法律那樣既有實體(ti) 性的規範，又有程序性的規範，可以拿來照章辦事。因此“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提法略有差異，內(nei) 在含義(yi) 卻非常深刻。“依”就是依照法律的規定行為(wei) ;“以”則是秉承道德所蘊含的精神理念，製定出相應的政策、政令、法律、法規，進而發揮治國理政的功能，這也是德治必須與(yu) 法治結合的內(nei) 在邏輯。

　　為(wei) 政在人，加強政德修養(yang)

　　傳(chuan) 統的德政思想提倡“為(wei) 政在人”，認為(wei) 在治理活動中，法律固然重要，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需要人來推行，所以人的作用更為(wei) 重要。法作為(wei) 靜態的行為(wei) 規則，善人司之則揚其善，惡人執之則播其惡，因此施政執法者的道德品質至關(guan) 重要。“舉(ju) 賢才”“唯仁者宜在高位”就是要選拔道德品質高尚的人出來擔任要職，才能更好地推行法律，推動政治昌明、法治進步。

　　“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唐朝的貞觀之治，得益於(yu) 對官吏集團的選拔與(yu) 治理，出現了一大批以魏征為(wei) 代表的賢臣。唐太宗說：“為(wei) 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學識為(wei) 本。”他的這一論述，和當前我們(men) 黨(dang) 選拔幹部的“德才兼備，以德為(wei) 先”標準在精神實質上是相通的。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重慶代表團講話時強調要立政德，就是要求領導幹部要加強道德修養(yang) ，包括“明大德、守公德、嚴(yan) 私德”三個(ge) 方麵。這一論述有著深厚的曆史底蘊和文化內(nei) 涵，是傳(chuan) 統“為(wei) 政在人”思想在新時代的新發展。儒家經典《大學》第一章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明德”就是“大德”，領導幹部必須鑄牢理想信念、樹立擔當精神，忠於(yu) 職守、忠於(yu) 法律、忠於(yu) 國家，在大是大非麵前堅定立場，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親(qin) 民”思想的現代升華，就是“守公德”，領導幹部要恪守立黨(dang) 為(wei) 公理念，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止於(yu) 至善”正是“嚴(yan) 私德”的文化真諦，領導幹部要嚴(yan) 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wei) ，做到“慎獨慎初慎微慎欲”，不停向更高的道德目標漸行漸近，提升自我修養(yang) 。加強政德建設，既講法治，又講德治，打造一支德法兼修的幹部隊伍，是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偉(wei) 大勝利的重要保障。

　　法通情理，追求公平正義(yi)

　　“律設大法，例順人情”。法律是人定規則，本應與(yu) 人的情理道德相通。但隨著時事變遷，作為(wei) 外在規則的法律，難免會(hui) 與(yu) 內(nei) 在的情理發生衝(chong) 突，這就需要用道德來指導法律進行改良，充分發揮道德對法律的引領功能。

　　比如漢朝出台的法令《親(qin) 親(qin) 得相首匿》，規定父子、夫婦、祖孫之間，相互隱匿犯罪，一般情況下皆不追究法律責任。此後曆朝加以沿襲，形成親(qin) 親(qin) 相隱的法律原則，用以防止法律對親(qin) 情的破壞，調節道德與(yu) 法律之間的衝(chong) 突。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一款規定，父母、配偶、子女有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這正是對親(qin) 親(qin) 相隱的傳(chuan) 統法律精神的繼承。古往今來法律的完善與(yu) 進步，得益於(yu) 道德滋養(yang) 的事例數不勝數。

　　近代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較為(wei) 完整的法律體(ti) 係，為(w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但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要有效應對這些問題，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yu) 以德治國相結合，將中華傳(chuan) 統美德融入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用以指導法治建設，才能真正落實“科學立法”原則。隻有所立之法是科學的，才能更好地體(ti) 現人民大眾(zhong) 的常情常理，有效地推進嚴(yan) 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實現公平正義(yi) 。

　　德法並舉(ju) ，治道之要。既要守住法律的底線，又要攀登道德的高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道路一定會(hui) 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