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包偉(wei) 民(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語

　　《光明日報》史學版1月2日推出了整版關(guan) 於(yu) “宋代到底是怎樣一個(ge) 時代”的學術討論，幾位學者分別從(cong) 政治、經濟、社會(hui) 方麵闡述了自己對於(yu) 宋史真實麵相的理解。事實上，要真正接近宋代社會(hui) 這樣一個(ge) 極為(wei) 複雜的觀察對象，還需要從(cong) 思想文化、民族關(guan) 係等更多的視角入手。應該注意到，不同的時代背景，有時對觀察者立場的影響更為(wei) 明顯。自趙宋王朝終結以來，在元明清人眼中、在近代變局之下、在當代學術演進史上，由於(yu) 觀察者的時代背景與(yu) 方法立場的不同，其所發出的聲音也大不相同。這些都從(cong) 不同側(ce) 麵反映出，兩(liang) 宋時期作為(wei) 人類曆史長河中一段不能磨滅的記憶，就像一個(ge) 閃爍發光的多麵棱鏡體(ti) ，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觀察者將自己的思維投映於(yu) 它，就會(hui) 從(cong) 不同的鏡麵得到絢麗(li) 多彩的回映反射。隨著時代的演進，對宋代曆史的認識在變，宋代曆史形象也將處於(yu) 不斷的變化之中。不過，也就是在這樣不斷觀察與(yu) 反射的過程之中，我們(men) 對於(yu) 這個(ge) 棱鏡體(ti) 內(nei) 核的認識才會(hui) 慢慢接近真實。

　　宋代曆史是人類曆史長河中一段不能磨滅的記憶。隨著不同時期研究方法和觀察視角的不同，人們(men) 對宋代曆史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宋代曆史的形象曆經元、明、清、近代直至今天，一直處於(yu) 變動不居中，而宋代曆史的魅力也因之會(hui) 持續存在。

　　元明清人眼中的宋代曆史

　　1279年南宋滅亡以後，元世祖忽必烈詔令修遼、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後，曆經數朝詔修三史，卻遲遲未能成書(shu) 。雖然有經費問題、舊史多缺佚、史才不足等原因，但主要還是因為(wei) 以遼、金為(wei) 正統還是以宋朝為(wei) 正統爭(zheng) 論不休。直到元順帝時丞相脫脫裁定“三國各與(yu) 正統，各係其年號”，才使修纂遼、金、宋三史得以順利進行，從(cong) 而徹底打破了以漢族政權為(wei) 正統的傳(chuan) 統觀念，這也為(wei) 明朝掀起重修宋史和研究宋史的高潮，埋下了伏筆。

　　元朝史臣的《進宋史表》對有宋一代曆史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做了基本評價(jia) 。一方麵是對程朱理學作了高度的肯定。所謂“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shu) 法以之而矜式，彝倫(lun) 賴是以匡扶。”元朝史臣還在《宋史》道學傳(chuan) 的序言中直陳：“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yu) 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guan) 係也甚大……後之時君世主，欲複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這與(yu) 元統治者將朱熹學說定為(wei) “國是”一脈相承。1315年，元代第一次開科取士，當時的統治者要求將《四書(shu) 章句集注》作為(wei) 教科書(shu) ，明清時代延續了這種模式。另一方麵，元朝史臣在論宋代“其有弊”時指出，“大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元朝人劉嶽申對此解釋說，“宋視漢唐，內(nei) 無女色、閹寺之禍，外無強籓、外戚之變，經學不為(wei) 無功，而國勢不免積弱”(劉嶽申：《申齋集》卷十五《策問三史》)。元朝史臣對宋代曆史的蓋棺之論大致也影響了明清人對宋代曆史的認識。

　　《宋史》修纂成書(shu) 沒有幾年，元朝就被明朝取代了。明代對於(yu) 宋代曆史的認知除了繼承《宋史》的看法以外，又有新的動向。其一，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統治基礎上建立的漢族王朝，因而明統治者在承認華夏民族“天下一統”的同時，特別強調對宋朝曆史文化的認同和繼承。重修《宋史》和重視研究宋史成為(wei) 明代史學的一大特色。據研究，有明一代先後產(chan) 生了123種宋史著述，現存62種(吳漫：《明代宋史學研究》)。其二，與(yu) 元朝統治者一樣，朱元璋亦以程朱之學作為(wei) 明朝的統治思想，科舉(ju) 、教育與(yu) 經學進一步緊密結合，理學(道學)思想影響到明代的政壇、風俗、禮製的方方麵麵。其三，明朝人對宋文、宋詩、宋詞、宋畫的褒揚和批評，奠定了宋代文學藝術與(yu) 漢唐並峙的地位。其四，南宋時人鄭樵和文天祥從(cong) “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以及“士大夫以官為(wei) 家，捐親(qin) 戚，棄墳墓”等現象看到唐宋之際社會(hui) 發生了巨大變化，而編撰《宋史紀事本末》的陳邦瞻更是從(cong) 中國古代曆史發展的大勢看到宋代是曆史大變革的時期，他說，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wei) 唐、虞，以至於(yu) 周，七國為(wei) 極;再變而為(wei) 漢，以至於(yu) 唐，五季為(wei) 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

　　陳邦瞻指出宋的變革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勝的周朝，也不同於(yu) 以效法“功力”取盛的漢唐，而是“舉(ju) 一世之治而繩之於(yu) 格律，舉(ju) 一世之才而納之於(yu) 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治。”因而宋朝三百年的文治主要表現在社會(hui) 內(nei) 部的穩定上：“其家法嚴(yan) ，故呂(後)、武(則天)之變，不生於(yu) 肘腋;其國體(ti) 順，故(王)莽、(董)卓之禍，不作於(yu) 朝廷……其製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他還指出，由宋代開啟的曆史變革至明朝仍然處在繼續發展的階段，“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wei) 因，今國家之製，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yu) 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le) 趨之，而勢固然已”。陳邦瞻的這一看法也得到編撰《宋元通鑒》的薛應旂的讚同，後者指出：“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

　　清代對宋朝的積弱多所批評。如王夫之在《宋論》中批評宋的軍(jun) 政時說：“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士戲於(yu) 伍，將戲於(yu) 幕，主戲於(yu) 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為(wei) 弱宋也歟”。四庫館臣在為(wei) 宋人數部著作的提要中也多使用積弱來形容宋的國勢，如為(wei) 王安石《周官新義(yi) 》所作提要中說：“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評議宋的積弱：“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懨懨不振，誠可笑耳”“國勢成積弱，況複政多咎”。

　　近代語境中的宋代近世說及其“近世”指向

　　到了19和20世紀之交，中西學者均將宋代曆史指向中國近世的開端。先看域外學者的觀點。宋朝是中國近世的開端，這是日本學者內(nei) 藤湖南首先提出來的。1922年，內(nei) 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係統闡述了其宋朝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內(nei) 藤的假說是建立在西方文藝複興(xing) 以來的曆史分期方法基礎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內(nei) 藤認為(wei) 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從(cong) 中世向近世的轉移，根據是“貴族政治的衰頹和獨裁的興(xing) 起”，而這一點則是任何國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順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內(nei) 藤提出的假說在二戰結束經他的學生宮崎市定等人的發揮和展開，在國際學界產(chan) 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內(nei) 藤湖南的學生對宋代近世說的發展表現在兩(liang) 方麵。一是將宋代近世說概括為(wei) “唐宋變革論”。二是1950年10月，宮崎市定發表《東(dong) 洋的近世》，全麵列舉(ju) 了從(cong) 宋代到清代中國近世社會(hui) 的特征：大規模的都市、發達的交通、繁榮的交換經濟、建立在契約上的地主—佃戶關(guan) 係、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體(ti) 製、科舉(ju) 製度產(chan) 生的文官體(ti) 係、以傭(yong) 兵製為(wei) 基礎的龐大中央禁軍(jun) 。所有這些特征，歸納起來無非都是高度發達的交換經濟與(yu) 中央集權的國家特征相結合的體(ti) 現。他在中國宋代和歐洲文藝複興(xing) 之間列舉(ju) 了許多平行的史實和共同點，認為(wei) 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已經能看出中國近世國民主義(yi) 搏動的先兆(張廣達：《內(nei) 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對國際宋史學界產(chan) 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日美歐學者對宋代的曆史地位均作出了很高評價(jia) 。宮崎市定在《宋代的煤與(yu) 鐵》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文化……到了宋代便超過西亞(ya) 而居於(yu) 世界最前列。”日本學者和田清在《中國史概說》一書(shu) 中認為(wei) ：宋代橫比當時世界各國，均在其之上，處於(yu) 領先地位;宋代縱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繼漢朝、唐朝之後的又一座新高峰。新近出版的《哈佛中國史》第四冊(ce) 《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寫(xie) 道：“歐洲則在數個(ge) 世紀後的商業(ye) 和工業(ye) 革命期間，對東(dong) 方的思想進行了仿製、吸收和改進。”不僅(jin) 如此，美國的曆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啟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中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形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hui) 、經濟、政治、思想各個(ge) 方麵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於(yu) 形成直到20世紀的中國的麵貌。

　　內(nei) 藤的宋代近世說不僅(jin) 是就中國曆史分期的學術問題展開討論的，而且是與(yu) 他關(guan) 注當時中國政治走向及日本對華政策分不開的，即為(wei) 處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政治走向開出“貴族政治→君主獨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會(hui) 發展趨勢”方案服務，帶有殖民色彩。循著這一思路，中國的辛亥革命不是從(cong) 舊體(ti) 製、落後社會(hui) 到新體(ti) 製、先進社會(hui) 的轉換，相反“從(cong) 唐代中葉到五代、北宋亦即離現在約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間，已逐漸形成了我們(men) 所說的近世紀。”如何保障這種緣於(yu) 曆史“早熟”必然出現的“共和製”呢?內(nei) 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進國家日本的經驗輸入激活中國社會(hui) ，由此達到國家自立的進程”。

　　當然，到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日本學界在反思西方的曆史分期法得失時，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hui) 學的“近代”是根據西歐社會(hui) 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架構，以此作為(wei) 研究中國曆史分期的預設，此種東(dong) 西比附一旦流於(yu) 牽強，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亂(luan) 。美國學界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見，包弼德認為(wei) ，應當對內(nei) 藤說的傳(chuan) 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nei) 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nei) 藤說以宋代與(yu) 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代為(wei) 趨歸的目的論。

　　再看國內(nei) 學者的看法。國內(nei) 學者主要是從(cong) 傳(chuan) 統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來看待宋代曆史文化與(yu) 他們(men) 所處近世(晚清社會(hui) )的關(guan) 聯。如嚴(yan) 複在給熊純如的信裏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wei) 今日現象者，為(wei) 善為(wei) 惡，姑不具論，而為(wei) 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yu) 文化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於(yu) 宋人。”著名曆史學家金毓黻在《宋遼金史》總論中說：“治宋遼金史，實為(wei) 治近代史之始基。”這些前賢的論述與(yu) 前揭陳邦瞻、薛應旂的觀點一脈相承，顯然明清以來中國學者提出中國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頭起自宋，雖然與(yu) 日本學界的宋代近世說在時間概念上有相似處，但是與(yu) 日本學界將中國近世的發展比附西方文明進程有本質的不同。也大致是這個(ge) 原因，才有陳寅恪對趙宋文化的高度褒揚：“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yu) 趙宋之世。”

　　從(cong) 上述可知中外學者在19和20世紀之交，都把宋代曆史看作中國近世的開端，其後日美學者偏向諸如城市、市鎮、經濟、交通、印刷、社會(hui) 結構等方麵宋至晚清的源流變化;而中國學者則主要總結了宋代的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人心禮俗對晚清社會(hui) 的形塑作用。

　　宋朝是一個(ge) 積貧積弱的國家嗎

　　二戰以來，與(yu) 日美歐學界對宋代曆史高度評價(jia) 相反的是，國內(nei) 學者對宋代曆史的評價(jia) 呈現批評、貶抑為(wei) 主的態勢，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表現，一是給宋朝冠以“積貧積弱”的帽子。其實，早在南宋後期，有識之士就說“民窮”“財匱”“兵弱”是當時的三大弊政，而前揭元明清人一致認為(wei) 宋朝“武備不振”和“積弱”。民國時期，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將宋元明清人的議論概括為(wei) “積貧”和“積弱”，20世紀50年代末先師漆俠(xia) 先生在《王安石變法》一書(shu) 中第一次將“積貧積弱”連用來概括宋神宗實施變法的主要社會(hui) 原因，1962年鄧廣銘先生將這一概括引入《中國史綱要》宋代曆史部分的書(shu) 寫(xie) 。由於(yu) 《國史大綱》和《中國史綱要》是大學和中學教材，遂使“積貧積弱”成為(wei) 20世紀後半葉評價(jia) 宋代曆史的代名詞。二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所確立的封建社會(hui) 內(nei) 部分期研究範式，把宋代作為(wei) 中國封建社會(hui) 走向衰亡的開始，即唐宋時期處在封建社會(hui) 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時代，宋代處於(yu) 封建社會(hui) 的衰落時期，其落後是不言而喻的。基於(yu) 這兩(liang) 方麵的認知，國內(nei) 學界一般提到宋朝曆史總是與(yu) 政治上腐朽、學術上反動、經濟上積貧、軍(jun) 事上積弱畫等號。

　　那麽(me)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積貧積弱”說呢?根據目前的研究，“積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從(cong) 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財匱”，在王安石變法後得到一定的舒緩，南宋以後則一直是為(wei) 擺脫財政危機苦苦掙紮，地方財政則長期處於(yu) 入不敷出的窘境，所以“財匱”之說是有充分根據的。而從(cong) “民窮”的角度來說，宋代社會(hui) 最底層的客戶，與(yu) 魏晉隋唐以來的部曲相比，不論是法律身份地位、遷徙自由以及謀生手段，都有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會(hui) 救濟製度不僅(jin) 漢唐難以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而宋代大中城市裏五萬(wan) 貫家財的富戶人數眾(zhong) 多，所以要辯證地看待宋朝的“積貧”。

　　對於(yu) “積弱”說也應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更正。過去對宋朝積弱的認識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國勢弱，二是軍(jun) 事能力弱。對於(yu) 前者，大多數研究者都不能認同，因為(wei) 宋朝的經濟、科技整體(ti) 發展水平遠不是遼、西夏、金、元所能比擬。而對於(yu) 後者雖有質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釋。我以為(wei) ，若從(cong) 戰爭(zheng) 具有防禦和進攻兩(liang) 種基本形式而言，宋朝對於(yu) 遼、西夏、金、蒙古的戰爭(zheng) 失敗主要是發生在主動進攻戰上，而從(cong) 防禦戰的角度來看，宋大多數時間在境內(nei) 抵抗來自遼、西夏、金、蒙古進攻，則多能取得不俗的戰績，因而應當改變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見。為(wei) 什麽(me) 宋以後曆代都說宋“積弱”呢?我個(ge) 人以為(wei) 大致有三點原因：一是由於(yu) 政治腐敗和戰略決(jue) 策的失誤，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時間內(nei) 滅亡，這就是“積弱”的表現。二是在所謂“和平”對峙年代與(yu) 遼、西夏、金、蒙古的交往中(特別是南宋)又常常扮演賠款、退讓等屈辱角色，這又是不折不扣的“積弱”。三是雖然宋打防禦戰頗有戰鬥力，但必須指出這些防禦戰都是對侵略者深入國境後的頑強抵抗，因而不論抵抗有多麽(me) 的卓越，也隻能是“積弱”的反映。

　　那麽(me) 宋人為(wei) 什麽(me) 能打防禦戰而不能打進攻戰呢?這大致也有四個(ge) 原因：一是由於(yu) 中唐以來兵製變革、選官製度變革，軍(jun) 功集團從(cong) 曆史舞台上退出，那種通過軍(jun) 功受爵的世風被科舉(ju) 取士的世風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漢唐那種開疆拓土的精神。二是有鑒於(yu) 安史之亂(luan) 後藩鎮割據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宋朝自太宗朝以後奉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崇文抑武”不等於(yu) 過去總結的“重文輕武”，宋朝重文是實，但並不輕武，自仁宗以後宋朝國防開支要占到國家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所以並沒有輕武，而“抑武”確實是宋朝的國策，即抑製武將專(zhuan) 權，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至北宋末，舉(ju) 國竟無折衝(chong) 禦侮之將。三是宋朝實行募兵製，人們(men) 當兵主要是為(wei) 了養(yang) 家糊口，沒有爭(zheng) 取軍(jun) 功的動力。四是中唐以後中原王朝喪(sang) 失了可供馴養(yang) 軍(jun) 馬的草原，難以組建與(yu) 草原民族一較高下的騎兵部隊。基於(yu) 這四點，逐漸形成“守內(nei) 虛外”消極防禦等軍(jun) 政國策，整個(ge) 時代的尚武精神淪落。可見，宋朝的“積弱”不僅(jin) 僅(jin) 是軍(jun) 事能力的強弱和國勢的強弱，而是帶有多種綜合曆史因素的問題。

　　新世紀以來對宋代曆史的關(guan) 注與(yu) 評價(jia)

　　20和21世紀之交，在日本、美歐都已有充分討論和基本定論的唐宋變革論，在國內(nei) 卻突然受到極大關(guan) 注，一時間學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為(wei) 基礎討論宋代問題。但是仔細觀察國內(nei) 學界所熱衷的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隻有少數學者從(cong) 日美學界討論的定義(yi) 、範疇、範圍討論宋代問題，而大多數人，都是借用日本學界為(wei) 宋代曆史地位所下的“是中國近世開端”這一定位，或者使用唐宋社會(hui) 由貴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轉變的結論為(wei) 自己的研究“張目”。

　　為(wei) 何在世紀之交以來會(hui) 出現這種現象呢?我們(men) 知道，對某一民族曆史地位的評價(jia) 或者說對文明盛衰的評斷，往往與(yu) 國家的現實強盛與(yu) 否分不開。20世紀早期國內(nei) 學界對宋代曆史的評價(jia) 實際上是對現實中國地位評判的縮影。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後，國人在反思中國被侵略欺淩的原因時，從(cong) 反思我們(men) 武力敵不過列強堅船利炮、政治製度不如西方直至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質疑和否定，因而20世紀國內(nei) 學界對宋代文治所取得成就(文明昌盛)的片麵忽略，而特別強調宋朝“武備不振”“積弱”不強的一麵，則不能不是仁人誌士們(men) 主張隻有與(yu) 傳(chuan) 統決(jue) 裂才能救國的時代反思在史學研究中的一種折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國際上開始重新認識明清以來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尤以美國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為(wei) 突出，從(cong) 研究範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義(yi) 的學術理論和方法，突顯中國曆史的重要性，這也使得國內(nei) 研究宋代問題的學者不滿足於(yu) 隻把宋代的高度發展定位在中國封建社會(hui) 內(nei) 部的認識，而是希望把宋代置於(yu) 當時的世界曆史背景下給予新的評價(jia) 。而日美歐唐宋變革論者高度評價(jia) 宋代曆史地位的觀點正適應了這種要求。於(yu) 是宋代經濟革命說——諸如農(nong) 業(ye) 革命、水運革命、貨幣與(yu) 信貸革命、科學技術革命、商業(ye) 革命、市場結構以及都市化方麵的重大變化等，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宋代是中國古代的文藝複興(xing) 時期等觀點充斥於(yu) 各類宋史論著。從(cong) 這個(ge) 層麵而言，宋代曆史的形象仍將處於(yu) 不斷的變化中，宋代曆史的魅力也因之會(hui) 持續存在。

　　宋朝是一個(ge) 積貧積弱的國家嗎

　　二戰以來，與(yu) 日美歐學界對宋代曆史高度評價(jia) 相反的是，國內(nei) 學者對宋代曆史的評價(jia) 呈現批評、貶抑為(wei) 主的態勢，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表現，一是給宋朝冠以“積貧積弱”的帽子。其實，早在南宋後期，有識之士就說“民窮”“財匱”“兵弱”是當時的三大弊政，而前揭元明清人一致認為(wei) 宋朝“武備不振”和“積弱”。民國時期，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將宋元明清人的議論概括為(wei) “積貧”和“積弱”，20世紀50年代末先師漆俠(xia) 先生在《王安石變法》一書(shu) 中第一次將“積貧積弱”連用來概括宋神宗實施變法的主要社會(hui) 原因，1962年鄧廣銘先生將這一概括引入《中國史綱要》宋代曆史部分的書(shu) 寫(xie) 。由於(yu) 《國史大綱》和《中國史綱要》是大學和中學教材，遂使“積貧積弱”成為(wei) 20世紀後半葉評價(jia) 宋代曆史的代名詞。二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所確立的封建社會(hui) 內(nei) 部分期研究範式，把宋代作為(wei) 中國封建社會(hui) 走向衰亡的開始，即唐宋時期處在封建社會(hui) 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時代，宋代處於(yu) 封建社會(hui) 的衰落時期，其落後是不言而喻的。基於(yu) 這兩(liang) 方麵的認知，國內(nei) 學界一般提到宋朝曆史總是與(yu) 政治上腐朽、學術上反動、經濟上積貧、軍(jun) 事上積弱畫等號。

　　那麽(me)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積貧積弱”說呢?根據目前的研究，“積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從(cong) 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財匱”，在王安石變法後得到一定的舒緩，南宋以後則一直是為(wei) 擺脫財政危機苦苦掙紮，地方財政則長期處於(yu) 入不敷出的窘境，所以“財匱”之說是有充分根據的。而從(cong) “民窮”的角度來說，宋代社會(hui) 最底層的客戶，與(yu) 魏晉隋唐以來的部曲相比，不論是法律身份地位、遷徙自由以及謀生手段，都有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會(hui) 救濟製度不僅(jin) 漢唐難以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而宋代大中城市裏五萬(wan) 貫家財的富戶人數眾(zhong) 多，所以要辯證地看待宋朝的“積貧”。

　　對於(yu) “積弱”說也應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更正。過去對宋朝積弱的認識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國勢弱，二是軍(jun) 事能力弱。對於(yu) 前者，大多數研究者都不能認同，因為(wei) 宋朝的經濟、科技整體(ti) 發展水平遠不是遼、西夏、金、元所能比擬。而對於(yu) 後者雖有質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釋。我以為(wei) ，若從(cong) 戰爭(zheng) 具有防禦和進攻兩(liang) 種基本形式而言，宋朝對於(yu) 遼、西夏、金、蒙古的戰爭(zheng) 失敗主要是發生在主動進攻戰上，而從(cong) 防禦戰的角度來看，宋大多數時間在境內(nei) 抵抗來自遼、西夏、金、蒙古進攻，則多能取得不俗的戰績，因而應當改變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見。為(wei) 什麽(me) 宋以後曆代都說宋“積弱”呢?我個(ge) 人以為(wei) 大致有三點原因：一是由於(yu) 政治腐敗和戰略決(jue) 策的失誤，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時間內(nei) 滅亡，這就是“積弱”的表現。二是在所謂“和平”對峙年代與(yu) 遼、西夏、金、蒙古的交往中(特別是南宋)又常常扮演賠款、退讓等屈辱角色，這又是不折不扣的“積弱”。三是雖然宋打防禦戰頗有戰鬥力，但必須指出這些防禦戰都是對侵略者深入國境後的頑強抵抗，因而不論抵抗有多麽(me) 的卓越，也隻能是“積弱”的反映。

　　那麽(me) 宋人為(wei) 什麽(me) 能打防禦戰而不能打進攻戰呢?這大致也有四個(ge) 原因：一是由於(yu) 中唐以來兵製變革、選官製度變革，軍(jun) 功集團從(cong) 曆史舞台上退出，那種通過軍(jun) 功受爵的世風被科舉(ju) 取士的世風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漢唐那種開疆拓土的精神。二是有鑒於(yu) 安史之亂(luan) 後藩鎮割據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宋朝自太宗朝以後奉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崇文抑武”不等於(yu) 過去總結的“重文輕武”，宋朝重文是實，但並不輕武，自仁宗以後宋朝國防開支要占到國家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所以並沒有輕武，而“抑武”確實是宋朝的國策，即抑製武將專(zhuan) 權，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至北宋末，舉(ju) 國竟無折衝(chong) 禦侮之將。三是宋朝實行募兵製，人們(men) 當兵主要是為(wei) 了養(yang) 家糊口，沒有爭(zheng) 取軍(jun) 功的動力。四是中唐以後中原王朝喪(sang) 失了可供馴養(yang) 軍(jun) 馬的草原，難以組建與(yu) 草原民族一較高下的騎兵部隊。基於(yu) 這四點，逐漸形成“守內(nei) 虛外”消極防禦等軍(jun) 政國策，整個(ge) 時代的尚武精神淪落。可見，宋朝的“積弱”不僅(jin) 僅(jin) 是軍(jun) 事能力的強弱和國勢的強弱，而是帶有多種綜合曆史因素的問題。

　　新世紀以來對宋代曆史的關(guan) 注與(yu) 評價(jia)

　　20和21世紀之交，在日本、美歐都已有充分討論和基本定論的唐宋變革論，在國內(nei) 卻突然受到極大關(guan) 注，一時間學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為(wei) 基礎討論宋代問題。但是仔細觀察國內(nei) 學界所熱衷的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隻有少數學者從(cong) 日美學界討論的定義(yi) 、範疇、範圍討論宋代問題，而大多數人，都是借用日本學界為(wei) 宋代曆史地位所下的“是中國近世開端”這一定位，或者使用唐宋社會(hui) 由貴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轉變的結論為(wei) 自己的研究“張目”。

　　為(wei) 何在世紀之交以來會(hui) 出現這種現象呢?我們(men) 知道，對某一民族曆史地位的評價(jia) 或者說對文明盛衰的評斷，往往與(yu) 國家的現實強盛與(yu) 否分不開。20世紀早期國內(nei) 學界對宋代曆史的評價(jia) 實際上是對現實中國地位評判的縮影。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後，國人在反思中國被侵略欺淩的原因時，從(cong) 反思我們(men) 武力敵不過列強堅船利炮、政治製度不如西方直至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質疑和否定，因而20世紀國內(nei) 學界對宋代文治所取得成就(文明昌盛)的片麵忽略，而特別強調宋朝“武備不振”“積弱”不強的一麵，則不能不是仁人誌士們(men) 主張隻有與(yu) 傳(chuan) 統決(jue) 裂才能救國的時代反思在史學研究中的一種折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國際上開始重新認識明清以來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尤以美國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為(wei) 突出，從(cong) 研究範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義(yi) 的學術理論和方法，突顯中國曆史的重要性，這也使得國內(nei) 研究宋代問題的學者不滿足於(yu) 隻把宋代的高度發展定位在中國封建社會(hui) 內(nei) 部的認識，而是希望把宋代置於(yu) 當時的世界曆史背景下給予新的評價(jia) 。而日美歐唐宋變革論者高度評價(jia) 宋代曆史地位的觀點正適應了這種要求。於(yu) 是宋代經濟革命說——諸如農(nong) 業(ye) 革命、水運革命、貨幣與(yu) 信貸革命、科學技術革命、商業(ye) 革命、市場結構以及都市化方麵的重大變化等，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宋代是中國古代的文藝複興(xing) 時期等觀點充斥於(yu) 各類宋史論著。從(cong) 這個(ge) 層麵而言，宋代曆史的形象仍將處於(yu) 不斷的變化中，宋代曆史的魅力也因之會(hui) 持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