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是我們(men) 黨(dang) 的事業(ye) 飛速發展的13年，也是我們(men) 黨(dang) 極大凝聚黨(dang) 心民心的一個(ge) 重要曆史階段。黨(dang) 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效，無疑與(yu) 黨(dang) 員幹部的身份地位和特殊形象是密不可分的。

　　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

　　延安時期，黨(dang) 員幹部在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心目中，既是一群“特殊”之人，也是一群普通之人。所謂“特殊”之人，是指黨(dang) 員幹部在“理想信念”“艱苦奉獻”“清正廉潔”等方麵有著諸多與(yu) 眾(zhong) 不同的“特殊”之處。但同時，他們(men) 又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由於(yu) 他們(men) 深受馬克思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信念的熏陶與(yu) 錘煉，再加上受到黨(dang) 的宗旨意識的鞭策與(yu) 約束，所以，他們(men) 幾乎沒有謀求什麽(me) 特殊私利的權力，有的隻是在法律和政策規定範圍之內(nei) 的個(ge) 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密切聯係群眾(zhong) 而論，他們(men) 不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而是兢兢業(ye) 業(ye) 勤勤懇懇為(wei) 人民服務的勤務兵。他們(men) 就好比一顆種子，人民就好比土地。隻要他們(men) 到了一個(ge) 地方，就會(hui) 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以勤政廉潔而論，他們(men) 遵紀守法，不徇私情，不以權謀私，不貪贓枉法，不自私自利，不腐化，不貪汙，不受賄，不墮落等。正是由於(yu) 黨(dang) 員幹部的這些明確的身份定位，所以，他們(men) 的思想及實踐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高度認同與(yu) 衷心擁護，是“一個(ge) 高尚的人，一個(ge) 純粹的人，一個(ge) 有道德的人，一個(ge) 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ge) 有益於(yu) 人民的人”。

　　艱苦奮鬥、與(yu) 民勞作

　　官員特殊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是階級社會(hui) 的普遍現象。但在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各個(ge) 革命根據地雖說這種現象並沒有完全絕跡，不過已經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觀。對此，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於(yu) 1939年1月在邊區第一屆參政會(hui) 上十分自豪地告訴各位參議員：在抗戰財政困難的條件之下，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一律實行不發薪俸的製度，盡管如此，這些工作人員卻在工作之中能夠把自己是群眾(zhong) 模範的優(you) 秀一麵充分地表現了出來。與(yu) 此同時，他還進一步地告訴大家：“憑我們(men) 過去一貫的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men) 能夠自我犧牲，在少拿錢多做事，甚至不拿錢也做事的原則之下，為(wei) 抗日的事業(ye) 及人民的利益而奮鬥。”1941年4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同樣非常自豪地告訴大家，在陝甘寧邊區的各級政務人員已經“平民化”，他們(men) 不僅(jin) 與(yu) 老百姓食宿在一起，而且勞作在一起。尤其是在邊區經濟已經改善的情況之下，政府工作人員的日常用品仍然是草鞋、背包、粗糧薄被，夥(huo) 食仍然是每天一斤四兩(liang) 小米，七分洋錢柴菜。盡管按照規定每人每月可以領取一元或二三元的津貼，但卻常常幾個(ge) 月不能按發。所有的政務人員同普通老百姓一樣參加生產(chan) 勞動，他們(men) 種糧、種菜、打柴、養(yang) 雞、養(yang) 羊、織毛衣，以此“來減輕公家負擔”。

　　由於(yu) 黨(dang) 員幹部不搞特殊化，許多黨(dang) 員幹部還“有著群眾(zhong) 的生活習(xi) 慣”，所以，老百姓就願意同他們(men) 接近，願意把心中的話兒(er) 向他們(men) 講，這樣，黨(dang) 員幹部就在與(yu) 老百姓親(qin) 密無間的交談交流之中了解到了民情，了解到了老百姓的冷暖。由此，製定的方針路線政策就能夠反映出民意。反過來，由於(yu) 黨(dang) 員幹部皆有代表黨(dang) 的形象的自覺和自願，所以，廣大人民群眾(zhong) 也就對黨(dang) 充滿了無限的信任。他們(men) “相信他們(men) 的金錢一定可以忠實地用於(yu) 目的”。他們(men) “不必擔憂這會(hui) 受貪官汙吏的中飽私囊，或作買(mai) 賣外匯的投機，或購買(mai) 婢妾”。他們(men) 知道在黨(dang) 的領導範圍之內(nei) ，“沒有從(cong) 事軍(jun) 火買(mai) 賣舞弊的百萬(wan) 富翁，也沒有剝削難民和傷(shang) 兵勞動力的豪紳。”誰要是榨取忠實人民血汗的金錢，就會(hui) “像叛國者一樣喪(sang) 失他們(men) 的腦袋”。正因為(wei) 如此，在延安時期的廣大人民群眾(zhong) 便心甘情願地“把革命當作他們(men) 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men) 無上光榮的旗幟”。

　　廉潔奉公、勤儉(jian) 節約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組織，其先進性必然要通過黨(dang) 員幹部的言行體(ti) 現出來。黨(dang) 員幹部的言行不僅(jin) 能夠折射出黨(dang) 的價(jia) 值取向，而且也能夠讓人民群眾(zhong) 看出來黨(dang) 是不是為(wei) 了他們(men) 的利益服務的，是不是代表他們(men) 的利益的。早在1944年12月毛澤東(dong) 就講過這樣的一句話，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之下的黨(dang) 政軍(jun) 各個(ge) 機構工作的一切幹部都是人民的勤務員，無論他們(men) 從(cong) 事什麽(me) 樣的工作，無論他們(men) 從(cong) 事的工作屬於(yu) 什麽(me) 樣的層麵，無論他們(men) 所從(cong) 事工作的繁簡程度到底有多大，但他們(men) 都有一樣共同的革命任務，即必須是“為(wei) 人民服務”的。既然這樣，黨(dang) 員幹部的勤儉(jian) 節約精神與(yu) 作風就顯得特別重要。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在頒布的《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中提出所有政府機關(guan) 和政務人員都要厲行節約原則——不急之務不舉(ju) ，不急之錢不用。要提倡勤儉(jian) 樸素，避免鋪張浪費。要疏散機關(guan) ，調整窯洞，停止建築。要減少公差公馬，提倡動手動腳。要實行糧票製，免去雙重糧的浪費。要注意一張紙、一片布、一點燈油、一根火柴的節省。堅持廉潔節約作風，嚴(yan) 厲反對貪汙腐化現象。

　　為(wei) 了將這一規定落到實處，不少單位或者部門分別提出了具體(ti) 化的舉(ju) 措。如晉察冀軍(jun) 區不僅(jin) 把反貪汙、反浪費的鬥爭(zheng) 看作是抗日戰爭(zheng) 時期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還把有關(guan) 經費的開支作出明細化的規定。在招待費方麵，本軍(jun) 幹部互相來往，營長到團部，營長與(yu) 營長的相互來往，開一個(ge) 一般的教育準備會(hui) 就可以了，不必專(zhuan) 門招待。如果招待了，就是浪費。“以後這樣的花費，一個(ge) 錢也不報銷。有錢自己去請客，公家不允許這樣的‘招待’”。在過節費方麵，未經任何批準，不允許擅自用錢，“供給機關(guan) 對這樣的款子不報銷”，而且“也無權報銷”。今後如果出現“擅自去用”的現象，“公家不報銷，由他自己津貼費中一點一點地去扣，並且要受適當的處分”。他們(men) 不僅(jin) 自備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的費用，而且還要盡量節約其生活費以便將其捐助給抗戰的團體(ti) 或者群眾(zhong) 的團體(ti) 。黨(dang) 正是通過這些措施，不僅(jin) 保證了各縣鄉(xiang) 政府的廉潔，而且也保證了黨(dang) 和政府在人民群眾(zhong) 中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