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唐代對官吏犯罪問題十分重視，製定了一係列製度、法律法規進行管理，前者用於(yu) 規範官吏的行為(wei) ，後者則是對違反這些規範的懲處，兩(liang) 者相輔相成，共同保證了這一曆史時期吏治的健康發展。

　　唐朝對官吏職務犯罪的預防與(yu) 懲治主要采取了兩(liang) 類措施，一是加強製度建設，對其權力進行製約，以防止官吏犯罪;二是加強法製建設，以懲治犯罪官吏。其最大特點就是製度設計嚴(yan) 密，使官吏難以鑽空子，對官吏犯罪的懲罰遠重於(yu) 普通犯罪，增加其違法的成本。

　　除了嚴(yan) 密的選人用人製度，監察職能的完善也是唐朝對官吏權力監督的有效方式

　　唐代的選人用人製度十分嚴(yan) 密，大體(ti) 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部分。六品以下官吏的選用，掌握在吏部與(yu) 兵部手中，前者負責文官銓選，後者負責武官銓選，每年進行一次。凡銓選都要經過考試，合格者才能獲得官職，參加者為(wei) 科舉(ju) 及第者、門蔭、行伍、入幕、流外入流以及前資官等，統稱為(wei) 選人。任用名單一旦確定，要進行公示，允許選人提出異議。這一形式要進行三次，即所謂“三唱三注”製度。官吏選定後，要呈報門下省審議，稱為(wei) “過官”製度，如門下省認為(wei) 選用不當，則駁回重選。對五品以上官吏以及禦史、郎官等的選任，由宰相或皇帝負責，選定後同樣要經過門下省審議，如選任不當，即使是皇帝的旨意，也不能通過。如唐文宗任給事中郭承嘏為(wei) 華州刺史，唐宣宗任右金吾大將軍(jun) 李燧為(wei) 嶺南節度使，唐懿宗任命乳母楚國夫人女婿為(wei) 夏州刺史，均在審議環節被駁回。

　　除了嚴(yan) 密的選人用人製度，監察職能的完善也是唐朝對官吏權力監督的有效方式。武則天時，監察禦史蕭至忠彈劾宰相貪汙，禦史大夫李承嘉指責其沒有報告長官，蕭至忠說如果先報告大夫，將來彈劾大夫不知要報告誰?開元時規定禦史彈奏須稟告長官，但肅宗時，又改為(wei) 無須稟告長官。唐代監察製度有一個(ge) 特點，就是把所有的官吏都置於(yu) 監察的範圍內(nei) ，沒有不受監察的特殊人員，即把禦史台也納入監察範圍內(nei) ，規定由尚書(shu) 左、右丞負責監察並糾彈禦史。把監察工作貫穿於(yu) 各部門的日常工作中，是其監察製度的又一個(ge) 鮮明特點。在京各部門每月都有禦史按期巡察，地方則派巡按禦史定期巡察，重要部門如國庫與(yu) 太倉(cang) 的開啟，對死刑犯的處決(jue) ，宮中朝會(hui) 的舉(ju) 行，都必須有禦史到場監察，甚至尚書(shu) 省召開的政務會(hui) 議，也要派禦史列席參加，而不是發現官吏犯罪後，事後再去追究。唐朝還重視對司法部門的監察，因為(wei) 這是官吏濫用職權、貪汙受賄的重災區。唐朝規定無論是在京各執法部門還是地方審理的司法案件，都要定期派禦史進行查訪，重要的案件則由禦史台、大理寺、刑部聯合組成辦案機構，直接進行審理。

　　加強對官吏的考課是預防職務犯罪的重要保障。唐朝的考課每年進行一次，分為(wei) 九個(ge) 等級，考課結果要記入檔案，直接影響官吏們(men) 的升遷與(yu) 否。唐前期考課十分嚴(yan) 格，前三個(ge) 等級很少有人能夠獲得。唐高宗時，狄仁傑任大理丞，由於(yu) 工作出色，年終考課時被評為(wei) 中上等，負責京官考課的劉仁軌認為(wei) 所定等級太高，後經大理卿張文瓘力爭(zheng) ，劉仁軌遂將其等級提為(wei) 上下，即第三等。唐朝的審計製度也十分嚴(yan) 密，其主要特點：審計的範圍十分廣泛，除了賦稅收入外，包括俸祿、辦公、采購、賜賞、營造等所有經費，都在審計範圍內(nei) ，基本不留死角;進行經常性的審計，根據不同部門的性質，分別按年、季、月審計，年終將結果呈報中央比部(刑部所屬四司之一);比部審計的重點是：一是審查按規定應存留的錢物定額是否有所突破，二是審查各項開支的數目與(yu) 去向是否合理，三是核對賬目與(yu) 錢物是否相符。這種審計機製使得唐代官吏大麵積塌方式的腐敗基本不存在，貪腐現象雖有，但卻極少有侵呑巨額公款或大規模的超支亂(luan) 支現象。

　　任官回避、管理權與(yu) 執行權分離也是唐朝預防官吏犯罪的重要方式

　　唐朝采取嚴(yan) 格的任官回避製度，這對於(yu) 杜絕任人唯親(qin) 、拉幫結派的現象有著積極的作用。回避製度主要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科舉(ju) 與(yu) 入仕方麵，二是銓選與(yu) 任職方麵。唐朝科舉(ju) 考試由禮部主持，如禮部官員有親(qin) 朋參加考試，則將其移交吏部考功司組織考試，稱之別頭試。別頭試及第者，通常都要複試，如唐武宗會(hui) 昌四年別頭及第5人，經複試後僅(jin) 允許1人及第，可見其嚴(yan) 格程度。如果宰相的親(qin) 朋參加考試，拔解後則由翰林院進行複試，以防營私舞弊。凡宗室、外戚、權臣與(yu) 藩鎮的子弟入仕時，隻能任奉朝請、檢校官、員外官(檢校官指攝理某些官職，員外官指編製之外的官職)，不能任治理民眾(zhong) 的官職，不許藩帥子弟在當地任職，不能在中央重要部門任職等。以唐朝著名宰相李德裕為(wei) 例，其父李吉甫任宰相期間，李德裕避嫌長期在地方任幕職官，直到其父死後，才得以回到京師任職。此外，還規定官吏不能在原籍任職，親(qin) 屬不能在同一地區、同一部門任職，親(qin) 屬不能是上下級關(guan) 係。某些特殊職務，如京畿地區府縣官、翰林學士、禦史等，權臣親(qin) 屬子弟皆須回避，不能薦舉(ju) 親(qin) 屬子弟為(wei) 官。

　　管理權與(yu) 執行權的分離，就是將政務部門與(yu) 事務性部門分開，這是唐製的一個(ge) 很大特點。以中央機構為(wei) 例，中書(shu) 、門下兩(liang) 省、尚書(shu) 六部等皆為(wei) 政務部門，九寺、五監以及秘書(shu) 省、殿中省、司天台等，皆為(wei) 事務性部門。前者製定的政令，由後者執行，即將決(jue) 策權與(yu) 執行權分開了，政務部門不掌管具體(ti) 事務。不允許一個(ge) 部門既製定政策，又具體(ti) 執行，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比如戶部掌管財政等經濟方麵的政務，其頒布的有關(guan) 錢糧收支的政令，由掌管國庫的太府寺和掌管太倉(cang) 的司農(nong) 寺執行。後兩(liang) 個(ge) 部門雖然掌管國家錢糧，沒有戶部的命令不能動一文錢一粒糧，其奉命開倉(cang) 時還有禦史蒞臨(lin) 監察。戶部雖管財政，由於(yu) 不直接掌管錢糧，無從(cong) 貪汙，除非三個(ge) 部門(包括禦史台)勾結，不過這種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其他部門的情況，也與(yu) 此類似。

　　除了完善各種製度外，唐朝還製定了詳盡的法律，規範官吏的行為(wei) ，預防官吏犯罪。現存《唐律》十二篇，其中《職製律》是專(zhuan) 門針對官吏職務犯罪而製定的，所謂“職司法製，備在此篇”。主要包括六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一官吏不敬行為(wei) ，二官吏違禮行為(wei) ，三官吏擅權行為(wei) ，四官吏違紀行為(wei) ，五官吏失職行為(wei) ，六官吏貪髒行為(wei) 。如果違反了這些法律將會(hui) 受到相應的懲處。除了《職製律》外，在唐律的其他各篇中，還有一些與(yu) 官吏職事相關(guan) 的條文。法律是通過對犯罪行為(wei) 的懲處，以達到減少犯罪的目的，同時也有警示官吏的作用，從(cong) 而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在《唐律疏議》頒行以後，唐朝還多次修訂過相關(guan) 法律以及頒布過許多敕條，後者甚至具有優(you) 先於(yu) 律的法律地位。根據不同時期官吏犯罪的特點，在這些律條與(yu) 敕條中都有相應的規定，以懲治各種犯罪行為(wei) 。

　　唐朝懲治犯罪官吏，重點打擊司法腐敗與(yu) 貪汙受賄

　　有唐一代積累了豐(feng) 富的懲治官吏犯罪行為(wei) 的經驗，包括行政處分或者法律懲罰兩(liang) 類。前者針對的是官吏的輕微失職行為(wei) ，後者則是針對犯罪行為(wei) 。唐前期即使官吏輕微失職，大都采用刑事手段進行懲處，比如對沒有按期赴任的官員，延誤“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沒有按時完成詔敕的起草、謄寫(xie) 以及其他公文的，遲“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對輕微失職行為(wei) 采用法律手段懲治，將會(hui) 導致人人自危，使官員無所措手足。所以唐後期多采取行政處分和經濟處罰懲治輕微失職的官員，前者包括除名、免官、降職、削階等，後者則分為(wei) 奪祿、罰俸等。這樣做有利於(yu) 區分刑事犯罪與(yu) 行政失誤的界限，對於(yu) 改善吏治反倒有利，因此是一種進步與(yu) 文明的表現。

　　對於(yu) 嚴(yan) 重的失職行為(wei) ，則采取刑事處罰，其中又分為(wei) 過失與(yu) 故違。關(guan) 於(yu) 前者唐律采用了“誤”“過”“不覺”“不知”等用語，雖然屬於(yu) 嚴(yan) 重失職，但定刑時相對要輕一些;對於(yu) 後者則加重懲處。這種區分在法律實踐中具有合理性，也是唐律較之以前各朝法律有所進步的表現。此外，唐律還對軍(jun) 事、政務管理、救災防災以及人事任用、銓選考試等方麵的瀆職行為(wei) ，製定了相應的懲處條文，把官吏的管理納入到法製的軌道上。

　　其中懲處最嚴(yan) 厲的是司法瀆職和貪汙受賄行為(wei) 。這一時期有關(guan) 懲處貪汙受賄的法律規定，比其他方麵的犯罪懲處力度都要大。如唐玄宗時，中書(shu) 主書(shu) 趙誨收受蕃人珍寶，玄宗大怒，親(qin) 自審訊，判其死刑。宰相姚崇認為(wei) 罪不至死，奏請後改判杖一百、流放嶺南。按照唐律應判處流刑三千裏，玄宗為(wei) 了加重懲處，才在流刑之外再加杖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以法治吏以達到吏治的清明。

　　唐律規定監臨(lin) 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lin) 財物，滿5匹者，除名，30匹者，判處絞刑，而普通盜竊罪則沒有死刑的規定。可見這一規定明顯比普通盜竊罪嚴(yan) 厲得多，其立法的基本原則是，凡監守自盜者，以普通盜竊罪加一等論處，官高者比如親(qin) 王加三等論處。對於(yu) 官吏利用職權役使人員，或借用本部門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磑、邸店等，均視為(wei) 貪汙行為(wei) ，按照時價(jia) 進行折算，再按數量多少，以坐贓罪論處。公廨為(wei) 政府各部門的辦公場所，如果有部門利用自身掌握的人、財、物進行營造修葺，盡管是因公，也在法律禁止的範圍之內(nei) ，以“坐贓論減二等”處罰。即不論為(wei) 個(ge) 人利益，或為(wei) 部門利益而濫用手中的權力，都是不允許的。此外，接受所監臨(lin) 部門的供饋，如豬羊肉、禽獸(shou) 、酒食、瓜果、米麵等類，無論是下屬主動饋送還是強索，都要受到處罰，其中對後者的處罰還要更重一些。甚至官員離職後有接受其舊下屬與(yu) 士庶饋贈，以及乞取、借貸等行為(wei) 者，都視為(wei) 貪腐行為(wei) ，根據情節要受到輕重不同的處罰。

　　對行賄受賄行為(wei) 的處罰更為(wei) 嚴(yan) 厲。唐律規定受賄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即無論如何，官吏都不能接受當事人財物或吃請，事後也不允許。上級接受下級所送財物，絹一尺，杖四十，最高流二千裏，同時還要對行賄者進行懲處，隻是懲處的力度較輕一些而已。授受財物的雙方不存在利害關(guan) 係的，減一等處罰，但對監察官員不減。實際上，唐律禁止任何索取他人財物及饋送的行為(wei) ，即使充入部門小金庫，沒有裝入個(ge) 人腰包，仍然“以受所監臨(lin) 財物論”。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wei) 官員們(men) 向上司或權貴饋送的財物大都是通過盤剝索取獲得的，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激化了社會(hui) 矛盾，性質非常嚴(yan) 重。

　　唐朝對官吏職務犯罪的預防著重在製度的建設上，通過完善相關(guan) 製度使官吏的權力受到製約和限製，使其無空子可鑽。在這個(ge) 方麵著重健全了人事任用與(yu) 回避製度，防止拉幫結派，憑個(ge) 人好惡用人;加強了監察、考課與(yu) 審計製度，使官吏的權力始終處於(yu) 監管之下，不敢營私舞弊和貪髒受賄;將管理權與(yu) 執行權分離開來，使官吏無法營私舞弊。還有一點，即完善法律規定，加大官吏犯罪的成本，使其不敢輕易觸犯法律。《唐律疏議·職製律》關(guan) 於(yu) 規範官員行為(wei) 的條文，共計59條，加上其他篇中的相關(guan) 條文，總計在155條以上，占唐律全部條文502條的30%以上，可見其對懲治官吏犯罪的重視程度。故唐朝以法律規範官吏的行為(wei) ，是其立法的一個(ge) 很大創新，依法治吏，對促進吏治的改善，有著明顯的積極意義(yi) ，“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相繼出現，都與(yu) 良好的吏治不無關(guan) 係。總之，健全製度建設與(yu) 依法治吏是唐代預防和懲治官吏職務犯罪的主要特點，這一曆史經驗值得認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