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鍵詞] 強國治理;大黨(dang) 執政;辯證思維;重大關(guan) 係;重大矛盾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中國治理是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治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是帶領全體(ti) 8945萬(wan) 共產(chan) 黨(dang) 員的大黨(dang) 執政，具有世界獨特的五級政府架構(中央、省級、地級、縣級、鄉(xiang) 鎮級)。無論是治理規模，還是執政難度、政府層級，在當今世界都是絕無僅(jin) 有的，在人類曆史上也是罕見的。新時代呼喚新治理，黨(dang) 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總目標，全麵部署“13個(ge) 強國戰略” 的中國特色強國目標體(ti) 係，對進入強國時代的治國理政作出了新要求。

　　“領導十三億(yi) 多人的社會(hui) 主義(yi) 大國，我們(men) 黨(dang) 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 ，特別是要堅持戰略思維、辯證思維。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決(jue) 定了新時代治國理政必須講求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打破“非黑即白”的二元論，堅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統一思維，正確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不同市場主體(ti) 、中央地方、經濟社會(hui) 、國內(nei) 和國際市場、不同決(jue) 策主體(ti) 的重大關(guan) 係，主動解決(jue) 好各類重大矛盾，從(cong) 而統籌兼顧各方麵利益，充分發揮各方麵積極性。

　　一、處理好中國治國理政的五對關(guan) 係

　　從(cong) 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來看，作為(wei) 一個(ge) 大國，作為(wei) 一個(ge) 執政黨(dang) ，要始終保持務實精神而不是教條主義(yi) ，要注重多元統一而不是二元對立，突破“對立論”和“不可調和論”，注重“和合論”，真正做到統籌把握、優(you) 勢互補、有機結合、協同發力。強國治理之道、大黨(dang) 執政之路的獨特性和原創性，決(jue) 定了必須牢牢把握辯證法的統籌平衡藝術，重點關(guan) 注重大矛盾和重大關(guan) 係。其中最為(wei) 突出的是五對關(guan) 係，即“東(dong) 方巨人”成長、成熟的五大內(nei) 在機製和特征：兩(liang) 隻手(計劃與(yu) 市場)、兩(liang) 條腿(國有經濟與(yu) 私營經濟)、兩(liang) 個(ge) 市場(國內(nei) 與(yu) 國際)、兩(liang) 個(ge) 積極性(中央與(yu) 地方)以及兩(liang) 個(ge) 大腦(一個(ge) 內(nei) 腦是黨(dang) 中央國務院，一個(ge) 外腦是思想庫)。

　　(一)“看得見的手”與(yu) “看不見的手”

　　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東(dong) 方巨人”既要有“看得見的手”，也要有“看不見的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領導人對於(yu) 如何認識、處理政府與(yu) 市場這一對重大關(guan) 係和突出矛盾，經曆了長期的反複的試錯過程，逐步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計劃經濟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轉變，既堅持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政治方向，也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指出，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14年5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ti) 學習(xi) 時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liang) 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hui) 持續健康發展。”

　　政府的有形之手與(yu) 市場的無形之手要各就其位、各發所長，兩(liang) 手都要硬、兩(liang) 手都要活。“兩(liang) 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場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兩(liang) 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亂(luan) ，充分發揮“兩(liang) 隻手”各自的優(you) 勢，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一方麵，要更加注重市場規律，市場機製是經濟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業(ye) 效率的最佳途徑，是配置各類資源的有效方式，要完善現代市場體(ti) 係，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市場體(ti) 係，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價(jia) 格機製，完善金融市場體(ti) 係;另一方麵，要加強政府職能轉變，從(cong) “無所不管”(越位)轉向“適度幹預(定位)”，從(cong) “缺少幹預(缺位)”轉向“加強幹預(到位)”，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hui) 管理、環境保護職責。國之如人，“兩(liang) 隻手”總比“一隻手”要好，無論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還是市場的無形之手，並非相互割裂、相互對立、相互排斥，而是兩(liang) 手並用、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從(cong) 而充分利用兩(liang) 大優(you) 勢，切實發揮兩(liang) 大作用。

　　(二)“左腿”與(yu) “右腿”

　　處理好各類市場主體(ti) 的關(guan) 係，“東(dong) 方巨人”既要有“左腿”，也要有“右腿”。中國這個(ge) 巨人依靠“兩(liang) 條腿走路”，既不同於(yu) 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下隻有公有製經濟的“一條腿”，也不同於(yu) 西方自由市場經濟主要基於(yu) 私有經濟的“一條腿”。一個(ge) 人用兩(liang) 條腿走路，總是比一條腿走得更快、走得更穩、走得更遠。

　　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國已經成為(wei) 世界最大規模的市場主體(ti) 國家，超過9000萬(wan) 戶，形成了獨特的多元化主體(ti) 格局，這就需要采取“兩(liang) 條腿走路”的方針①，激發各類市場主體(ti) 活力：國有經濟與(yu) 民營經濟、大中型企業(ye) 與(yu) 小微型企業(ye) 、現代企業(ye) 與(yu) 家族企業(ye) 、國內(nei) 企業(ye) 與(yu) 外資企業(ye) 、正規企業(ye) 與(yu) 個(ge) 體(ti) 經濟、勞動密集型企業(ye) 與(yu) 技術密集型企業(ye) 等各類關(guan) 係、各種結構的“兩(liang) 條腿走路”方針，各種類型企業(ye) 相互聯係、相互補充、相互合作、相互競爭(zheng) ，形成了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結構。

　　例如，從(cong) 企業(ye) 規模角度看，大型企業(ye) 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承擔了國家重大工程、重要創新的使命，中小企業(ye) 則是創造吸納就業(ye) 的重要渠道，大企業(ye) 與(yu) 小企業(ye) 通過產(chan) 業(ye) 鏈協同創新，形成新的互補性商業(ye) 生態，增強各自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就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言，各類企業(ye) 之間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guan) 係，而是“共生、共榮、共贏”的並存關(guan) 係;就公共政策和市場競爭(zheng) 原則而言，不是“你高我低”的關(guan) 係，而是“平等公平”的關(guan) 係，兩(liang) 者都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應享有權利平等、機會(hui) 平等和規則平等。

　　(三)中央積極性和地方積極性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東(dong) 方巨人”既要發揮“中央積極性”，也要發揮“地方積極性”。縱觀中國曆史，央地關(guan) 係始終是關(guan) 乎國家統一、社會(hui) 穩定、經濟發展的重大命題。毛澤東(dong) 在《論十大關(guan) 係》中寫(xie) 道：“有中央和地方兩(liang) 個(ge) 積極性，比隻有一個(ge) 積極性好得多。”從(cong)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變遷的基本線索看，一是不斷地放權和分權，即高度集權的中央通過一次次的體(ti) 製改革向地方放權，進而發展到規範性的中央與(yu) 地方分權(包括財權與(yu) 事權);二是製度化的集權，不斷加強政治上的領導力和凝聚力。

　　總的趨勢是，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越來越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進而也越來越具有透明性、預期性、穩定性。總的目標是，克服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對稱、權力不對稱和利益不對稱，在民主與(yu) 集中、分權與(yu) 集權、離心力與(yu) 向心力、地方活力與(yu) 全國大局之間找到平衡，最終實現中央與(yu) 地方的“激勵相容”機製，從(cong) 而有效解決(jue) 全國利益與(yu) 地方利益之間的矛盾衝(chong) 突，使得兩(liang) 者的目標函數一致性、最大化，充分發揮好中央、地方的“兩(liang) 個(ge) 積極性”。切實明確中央與(yu) 地方的職能分工，形成中央決(jue) 策、國家規劃、部門指導、省級政府總負責、地市縣級政府實施的分工合作體(ti) 係。一方麵發揮地方的創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辦事，支持地方創新，幫助地方糾錯，指導地方發展;另一方麵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hui) 主義(yi) 優(you) 越性，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形成全國合力，確保“天下大治”、長治久安。

　　(四)國內(nei) 市場和國外市場

　　處理好國內(nei) 發展與(yu) 對外開放的關(guan) 係，“東(dong) 方巨人”既要有“國內(nei) 市場”，也要有“國際市場”。中國這個(ge) 巨人依靠“兩(liang) 個(ge) 市場”，既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內(nei) 市場，又開拓了世界最大規模的國際市場。兩(liang) 個(ge) 市場總比一個(ge) 市場大。第一，中國本身擁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規模，隨著人均收入持續快速增長，成為(wei) 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內(nei) 市場;第二，中國全麵對外開放，拓展國際市場發展空間，成為(wei) 世界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對內(nei) 對外直接投資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國內(nei) 旅遊市場，還是最大的國際旅遊市場客源國;第三，國內(nei) 國際兩(liang) 個(ge) 市場相互作用，國內(nei) 市場需求擴大必然增加進口需求，對外出口規模增加必然提高進口能力，超大規模的國內(nei) 發展空間，與(yu) 世界市場形成不斷擴大的聯係，不斷開拓新的空間。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hui) 關(guan) 閉，隻會(hui) 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wei) 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nei) 外聯動、東(dong) 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開放發展本質是統籌國際國內(nei) 兩(liang) 個(ge) 大局，注重“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中國從(cong) 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機遇大於(yu) 挑戰，優(you) 勢勝於(yu) 劣勢，辦法多於(yu) 困難，必須始終堅持開放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引領建立國際秩序更加平衡、安全格局更加穩定、經濟發展更加包容、文明成果更加不排他、生態體(ti) 係更加可持續的“新全球化”。[1]

　　(五)“內(nei) 腦”與(yu) “外腦”

　　處理好內(nei) 部決(jue) 策與(yu) 外部智庫的關(guan) 係，“東(dong) 方巨人”既要有“內(nei) 腦”，也要有“外腦”。大腦是人體(ti) 最精密的器官，分為(wei) 左半腦和右半腦，既有不同的功能，又可以同時使用，從(cong) 而形成思維活動。智力資源是中國最寶貴的核心資源，又是決(jue) 定成敗的戰略資源，誠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言：“我們(men) 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於(yu) 集中各方麵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因此，“東(dong) 方巨人”擁有兩(liang) 個(ge) “大腦”，總比一個(ge) 大腦要智慧。所謂“東(dong) 方巨人”的“內(nei) 腦”，就是黨(dang) 中央、國務院，它們(men) 作為(wei) 中國決(jue) 策的“中樞神經係統”，不僅(jin) 在麵對各種危機時及時作出重大決(jue) 策，還為(wei) 中國長遠發展作出前瞻性的戰略部署。隨著中國決(jue) 策機製的轉變和優(you) 化，重大決(jue) 策不斷民主化、科學化和製度化，重大失誤明顯減少，較小失誤得到及時糾正，使得各項決(jue) 策更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宏觀經濟基本穩定。所謂“外腦”，即各類智庫，智庫在公共決(jue) 策體(ti) 係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影響政府決(jue) 策的重要力量。各類智庫和專(zhuan) 家在公共決(jue) 策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決(jue) 策的專(zhuan) 業(ye) 化、科學化、程序化程度不斷提高。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五中全會(hui) 以及十九大都一再明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2016年5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座談會(hui) 上強調：“要建設一批國家亟需、特色鮮明、製度創新、引領發展的高端智庫，重點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chu) 備性政策研究。”並明確提出：“要加強決(jue) 策部門同智庫的信息共享和互動交流，把黨(dang) 政部門政策研究同智庫對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和推動智庫建設健康發展、更好發揮作用。”有效結合內(nei) 部決(jue) 策和外部谘詢，同時開動“內(nei) 腦”和“外腦”機器，使黨(dang) 中央、國務院的“內(nei) 腦”與(yu) 智庫的“外腦”緊密聯係，形成互動關(guan) 係、互補關(guan) 係，從(cong) 而使國家各項宏觀決(jue) 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入、出台得更精準。除了“內(nei) 腦”和“外腦”，還要充分發揮“人民之腦”在公共決(jue) 策中的作用，通過人大代表會(hui) 議、政協會(hui) 議等途徑充分吸收人民意見，進一步提高公共決(jue) 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

　　二、治國理政要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曾強調，“改革要堅持從(cong) 具體(ti) 問題抓起，著力提高改革的針對性和時效性”，這一改革方法論要求治國理政必須講求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做到因史製宜、因時製宜、因地製宜、因事製宜。

　　(一)曆史層麵：因史製宜、因時製宜

　　從(cong) 曆史層麵看，如何理解中國治國理政的重大關(guan) 係?必須要動態地看、發展地看、“瞻前顧後”地看。不管哪一對重大關(guan) 係，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它一定不是僵化的、一成不變的，而是發展的、動態變化的，不變中有變，變中有不變。在分析治國理政的重大關(guan) 係和重大矛盾時，必須遵循“三點一線”的原則，既要有對曆史的回顧，也要有對現實的解釋，還要有對未來的展望。無論是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還是國有與(yu) 民營關(guan) 係、國內(nei) 與(yu) 國際關(guan) 係，其邊界不僅(jin) 取決(jue) 於(yu) 各自本身的定位，還取決(jue) 於(yu) 國家發展的階段性與(yu) 曆史性。因此，在處理各類關(guan) 係的界限上，必須因史製宜、因時製宜。

　　中國發展之路，並不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康莊大道”，而是不斷探索、不斷學習(xi) 、不斷創新的“山重水複之路”，是一個(ge) 符合湯因比所論述的“挑戰—應戰”模式的螺旋式上升過程。毛澤東(dong) 說過：“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觀點，悲觀的觀點，無所作為(wei) 和驕傲自滿的觀點，都是錯誤的。”中國領導人不僅(jin) 承認變革，而且擁抱變革。鄧小平提的“黑貓白貓論”就是典型，不管你是什麽(me) 貓，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說法不僅(jin) 說明了“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yi) 的活的靈魂在中國國家治理中的運用，也集中體(ti) 現了中國領導人治國理念的發展動態性、階段適應性和與(yu) 時俱進。

　　(二)現實層麵：因地製宜、因事製宜

　　從(cong) 現實層麵看，如何理解中國治國理政的重大關(guan) 係?必須要全麵地看、具體(ti) 地看、區分主次地看。處理各類重大關(guan) 係，也並不是絕對平等、五五對半開，不是完全地一視同仁、不偏不倚、齊頭並進，而是要針對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行業(ye) 、不同的群體(ti) ，做到有所側(ce) 重、揚長避短，做到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

　　就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而言，政府之手通過對基礎設施的硬件投資和對公共衛生、教育、知識、信息的軟件投資，以及實施積極就業(ye) 政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有效促進了資源配置，糾正了市場失靈，但同時也存在過度幹預、尋租等現象;市場之手以價(jia) 格杠杆調節供給需求，鼓勵競爭(zheng) ，激勵創新，但在資本本身的逐利性下，也存在自發性、盲目性，進而成為(wei) 對社會(hui) 利益、集體(ti) 利益乃至環境利益造成危害的掠奪之手。

　　就國有與(yu) 非國有的關(guan) 係而言，中國國有企業(ye) 已經陸續完成了公司製、股份製改革，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基本建立，正在從(cong) “大而全”向“強而精”發展。在國內(nei) 層麵，國有企業(ye) 要更多立足於(yu) 關(guan) 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e) 和關(guan) 鍵領域，著力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chan) 業(ye) 、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在國際層麵，國有企業(ye) 要成為(wei) 中國企業(ye) 的創新者、代表者、引領者，帶頭“走出去”，與(yu) 世界級企業(ye) 展開競爭(zheng) 。中國民營企業(ye) 從(cong) 無到有，從(cong) 小到大，從(cong) 大到超大規模，已經成為(wei) 創造經濟總量、稅收總量、貿易總量和新增就業(ye) 的主體(ti) 。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和“大眾(zhong) 創業(ye) 、萬(wan) 眾(zhong) 創新”背景下，要更加注重民營企業(ye) 的創新活力、創業(ye) 能力和創富動力。

　　就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而言，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對中央與(yu) 地方職能作了界定，“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hui) 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特別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大體(ti) 可分為(wei) 三類：一是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guan) 係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wei) 中央事權，同時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和貿易體(ti) ，中央政府不僅(jin) 要提供全國性公共產(chan) 品，還要進一步增加對全球性公共產(chan) 品的事權責任和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如增加國際發展援助、外交事務支出等);二是將部分社會(hui) 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如跨區域環境治理、生態安全屏障等作為(wei) 共同事權，由“中央出錢、地方出力”混合方式提供;三是將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wei) 地方事權，以充分利用本地信息優(you) 勢，發揮地方積極性。

　　三、以人民為(wei) 中心是治國理政之魂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決(jue) 定黨(dang) 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人民才是創造中國曆史、世界曆史的真正動力、真正英雄，追求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十幾億(yi) 中國人民是中國進入新時代的主角，當他們(men) 的潛力得到充分釋放時，必將成為(wei) 推動人類曆史走向更美好明天的不竭源泉。

　　(一)“以人民為(wei) 中心”是治國理政的核心目標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wei) 本。”馬克思指出，無產(chan) 階級進行革命運動的目的是為(wei) 了打破枷鎖而實現人類的解放，從(cong) 而實現每個(ge) 人自由而全麵的發展。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之所以成為(wei) 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結晶，其關(guan) 鍵恰恰在於(yu) 強調人民的主體(ti) 性，將“人民群眾(zhong) 是曆史的創造者”原理係統運用到思想理論和建設實踐之中，將一切科學理論和社會(hui) 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歸於(yu) 人民。

　　從(cong) 建黨(dang) 以來，黨(dang) 始終將“以人民為(wei) 中心”作為(wei) 立黨(dang) 之基、執政之源。這既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無產(chan) 階級政黨(dang) 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作為(wei)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相對落後的民族群體(ti) ，要想實現彎道超車，實現發展追趕，必須有一個(ge) 強有力的政黨(dang) 代表全體(ti) 人民的整體(ti) 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現實要求。隻有這樣，才能實現黨(dang) 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有機統一、高度統一，從(cong) 而超越國家與(yu) 社會(hui) 、國家與(yu) 人民二元對立的錯誤理論。從(cong) 改革開放之初的“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到“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飛躍和升級，充分體(ti) 現了“五位一體(ti) ”總體(ti) 布局的國家全麵現代化要服務於(yu) 全體(ti) 人民的現代化，宏大的國家行動要助力於(yu) 具體(ti) 的人民發展，十九大報告更是將“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和“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作為(wei) 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二。

　　(二)處理重大關(guan) 係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

　　如何處理好強國治理、大黨(dang) 執政的五對關(guan) 係，形成了一個(ge) 宏大的辯證法框架、嚴(yan) 密的對立統一邏輯、務實的全麵發展思路，每一對關(guan) 係之間相互關(guan) 聯、相互支撐，既統籌兼顧，又各有側(ce) 重。同時，處理五對重大關(guan) 係並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有著統一的核心目標，最終目的是為(wei) 了“不斷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全麵現代化。

　　第一，從(cong) 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看，政府“看得見的手”要始終堅持“以市場主體(ti) 為(wei) 中心”，提供發展規劃指導信息、市場環境服務，降低各類外部成本和風險，市場主體(ti) “看不見的手”則要始終堅持“以消費者為(wei) 中心”，通過更好地促進有效競爭(zheng) 、產(chan) 品創新，帶來消費者福利，同時政府之手也要更好地規範市場行為(wei) 、糾正市場失靈，保護消費者權益。

　　第二，從(cong) 各類經濟結構看，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大中企業(ye) 還是小微企業(ye) 、正規經濟還是非正規經濟，要始終堅持“以就業(ye) 為(wei) 中心”，努力創造各類就業(ye) 崗位，切實保障好每一位就業(ye) 者的經濟權益和體(ti) 麵尊嚴(yan) 。

　　第三，從(cong) 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要始終堅持公共服務“以人民為(wei) 中心”，促進社會(hui) 全麵進步，特別是中央層麵要提供好國防、外交、生態等全國性公共產(chan) 品，甚至要提供全球性公共產(chan) 品。

　　第四，從(cong) 國內(nei) 和國際關(guan) 係看，無論是國內(nei) 市場還是國際市場，都要始終堅持“消費者福利最大化”，各類企業(ye) “走出去”、參與(yu) 國際市場活動也不可以犧牲所在國消費者利益和中國形象。

　　第五，從(cong) 政府和智庫關(guan) 係看，無論是“內(nei) 腦”還是“外腦”，決(jue) 策依據都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政府決(jue) 策機關(guan) 要加強與(yu) 人民群眾(zhong) 的交流聯係，智庫也要更好地反映人民心聲，真正實現公共決(jue) 策集民意、聚民智、得民心。

　　參考文獻

　　[1]胡鞍鋼，王蔚.從(cong) “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國角色與(yu) 世界作用[J].學術界，2017(3).

　　責任編輯：謝 慶

　　[作者簡介] 胡鞍鋼，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情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鄢一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① 1958年，劉少奇在黨(dang) 的八大二次會(hui) 議提出六個(ge) “同時並舉(ju) ”，即工業(ye) 和農(nong) 業(ye) 、重工業(ye) 和輕工業(ye) 、中央工業(ye) 和地方工業(ye) 、大型企業(ye) 和中小型企業(ye) 、洋法生產(chan) 和土法生產(chan) 並舉(ju) ，以及工業(ye) 方麵的集中領導和大搞群眾(zhong) 運動相結合等一整套用“兩(liang) 條腿走路”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