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侍禦史在扈從(cong) 皇帝巡狩過程中或者回到洛陽後，還有被擢升和賞賜的記錄，《後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有兩(liang) 條記載：“(王)景三遷為(wei) 侍禦史。十五年，從(cong) 駕東(dong) 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漢明帝因為(wei) 王景治理黃河有功，在巡行過程中封他為(wei) 河堤謁者。還有王渙，“永元十五年，從(cong) 駕南巡，還為(wei) 洛陽令”。從(cong) 六百石的侍禦史升遷為(wei) 千石洛陽令，也屬於(yu) 超常擢升了。

　　侍禦史是古代監察禦史製度的重要一環，起源於(yu) 周代的柱下史。秦代設柱下禦史，西漢初期的丞相張蒼即曾擔任此職，兩(liang) 漢設侍禦史。《漢書(shu) 》《後漢書(shu) 》對侍禦史的職責有明確記載。《漢書(shu) ·百官公卿表》禦史大夫條：“禦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liang) 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lan) 台，掌圖籍秘書(shu) ，外督部刺史，內(nei) 領侍禦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ju) 劾按章。”西漢時期，侍禦史附屬於(yu) 禦史大夫，但是自漢武帝確立州刺史製度後，侍禦史實際上已經開始承擔皇帝交給的特殊使命，並逐步走出都城，察奸治獄，護駕安民。

　　西漢末年，禦史大夫改為(wei) 大司空，侍禦史不再歸屬大司空，而是由禦史中丞統領，地位更加重要。東(dong) 漢因之，據《後漢書(shu) ·百官誌》記載：“侍禦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ju) 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失舉(ju) 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hui) 、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yi) ，有違失則劾奏。”

　　《後漢書(shu) ·和帝紀》注引《十三州誌》曰：“侍禦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記言行，糾諸不法，員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稱使者焉。”侍禦史的使者功能在東(dong) 漢表現得更加明顯，可以作為(wei) 皇帝的使者，到郡國查辦案件，特別是一些牽涉諸侯王的重要案件。到了漢安帝時期，由於(yu) 地方盜賊頻發，侍禦史在督兵鎮壓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如永初三年的龐雄、永初六年的唐喜，元初三年的任逴等。

　　現代學者的秦漢官製論著中對侍禦史的監察職能著墨較多，但是對於(yu) 侍禦史與(yu) 皇帝巡狩的關(guan) 係關(guan) 注較少，蘇義(yi) 俊《秦漢的禦史官製》一文(以下簡稱“蘇文”)通過史料排比梳理，列舉(ju) 了秦漢時期禦史的職任，除了掌察舉(ju) 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還有18項。但蘇文沒有將侍禦史和一般禦史的職責區分開來，實際上兩(liang) 者是有差別的。比如，蘇文列舉(ju) 的禦史第七項職任——“護從(cong) 車駕巡幸，平治道路”，就是侍禦史的特有職責。

　　護從(cong) 車駕巡狩是侍禦史的一項職責，但是蘇文中提出的“平治道路”職責則不準確。作者是基於(yu) 《後漢書(shu) ·虞延傳(chuan) 》的記載，得出侍禦史具有平治道路的職責，“若道路不治，則撻侍禦史。”但筆者認為(wei) 這種理解顯然有誤。據《後漢書(shu) ·虞延傳(chuan) 》記載：

　　(建武)二十年東(dong) 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後園陵在焉，時延為(wei)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cong) 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cong) 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禦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wei) 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製誥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禦史罪。”延從(cong) 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yu) 是聲名遂振。

　　“道路不治”指的應該是道路不平整、不好走的意思，但是從(cong) 《虞延傳(chuan) 》的記載看，當時並不存在“道路不治”的問題，而是因為(wei) 光武帝車駕經過封丘縣城門的時候，因為(wei) 城門窄小，導致皇帝羽蓋無法通過，由此惹怒了光武帝。《後漢書(shu) 》對建武二十年的東(dong) 巡是這樣記載的：“冬十月，東(dong) 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dong) 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就這次東(dong) 巡來說，魯國應該是出發前就確定好的目的地，而從(cong) 洛陽到魯國，具體(ti) 該走什麽(me) 樣的路線，則是侍禦史的職責。《虞延傳(chuan) 》中的這位侍禦史沒有履行好職責，要不是虞延主動站出來為(wei) 他擔責，恐怕還會(hui) 受到更嚴(yan) 重的懲罰。因此，侍禦史扈從(cong) 聖駕巡行，負有設計選擇路線的職責，而不是“平治道路”。

　　元和三年，漢章帝在北巡途中曾經給侍禦史、司空下過一道詔敕，可以作為(wei) 另一佐證。“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雲(yun)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這道詔敕意思很明白，就是讓侍禦史和司空在巡行過程中不要隨便砍伐草木，順應自然規律，盡量避開它們(men) ，包含了巡行路線選擇和鋪設道路的問題。而所謂平治道路則是“掌水土事”的司空職責。有例可證：“(元和元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chu) 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

　　侍禦史扈從(cong) 車駕出行的職責，還可以由以下記載得到佐證：“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jun) 驂乘，太仆禦，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wan) 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禦，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仆奉駕，侍禦史整車騎。”

　　侍禦史的這項職責很可能由“乘曹”負責。“侍禦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漢桓帝生母孝崇皇後去世後，“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吊祠，賻錢四千萬(wan) ，布四萬(wan) 匹，中謁者仆射典護喪(sang) 事，侍禦史護大駕鹵簿。”對於(yu) “侍禦史護大駕鹵簿”，唐代李賢引用東(dong) 漢應劭所著的《漢官儀(yi) 》進行了解釋：“‘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jun) 參乘，太仆禦，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wan) 騎，侍禦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今儀(yi) 比車駕，故以侍禦史監護焉。”

　　東(dong) 漢名臣胡廣的《漢製度》對於(yu) 皇帝車駕製度記敘得更加詳細，但是《漢官儀(yi) 》也有《漢製度》沒有的內(nei) 容——“詢問不法者”。也就是說，侍禦史扈從(cong) 皇帝巡狩，監察沿途郡國吏治的職能是不可偏廢的，這是皇帝巡狩的一項重要功能。按照漢章帝在詔書(shu) 中的說法，巡狩明顯具有考察吏治的功能。“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東(dong) 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製，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qin) 知其劇易……”

　　東(dong) 漢時期特別是安帝以前，皇帝很重視巡狩，《後漢書(shu) 》本紀中僅(jin) 以巡狩為(wei) 名的皇帝出行就達19次，其中光武帝6次，明帝3次，章帝6次，和帝1次，安帝2次，桓帝1次。此外還有為(wei) 數不少的巡行、行幸等方式，如巡行河渠，行幸長安、章陵。侍禦史加入巡行隊伍，為(wei) 皇帝實現巡狩考察吏治的功能提供了保障。

　　皇帝有時也利用巡行之機，從(cong) 地方郡守國相二千石中物色三公九卿等重要官吏人選。比如，建武二十年光武帝東(dong) 巡後，陳留太守玉況不久就擢升為(wei) 司徒，陳留督郵虞延也名氣大震，很快被司徒辟舉(ju) 為(wei) 掾屬，隨後又先後擔任公車令、洛陽令，最後位極三公。永平三年，漢明帝到南陽，聽到當地吏民對荊州刺史郭賀的歌頌後，賜他三公冕服，這是對郭賀“三公之才”的期許和對各級官吏的暗示，第二年郭賀就被征為(wei) 河南尹。

　　侍禦史在扈從(cong) 皇帝巡狩過程中或者回到洛陽後，還有被擢升和賞賜的記錄，《後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有兩(liang) 條記載：“(王)景三遷為(wei) 侍禦史。十五年，從(cong) 駕東(dong) 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漢明帝因為(wei) 王景治理黃河有功，在巡行過程中封他為(wei) 河堤謁者。還有王渙，“永元十五年，從(cong) 駕南巡，還為(wei) 洛陽令”。從(cong) 六百石的侍禦史升遷為(wei) 千石洛陽令，也屬於(yu) 超常擢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