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得到什麽(me) ”始終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議題,普遍性和中立性則是公共政策的關(guan) 鍵特質和重要美德。在現代國家治理中,許多國家通過采取肯定性行動或類似政策,修正由曆史、既往政策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社會(hui) 差距,以促進不同人群之間的權利及發展機會(hui) 的平等。肯定性行動政策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追求均衡的治理目標,突顯了明顯的國家幹預特性。隨著治理理念的流行和社會(hui) 觀念氛圍的變化,肯定性行動似已成為(wei) 國家治理的一個(ge) 悖論,並提示多元主義(yi) 時代需要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的新範式。多元主義(yi) 時代國家治理需要平衡的差異和不均衡越來越多,多樣性本身更被賦予重要的積極價(jia) 值。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趨向多樣性管理的範式轉型是一個(ge) 迫切的時代問題,也將使肯定性行動政策融入多樣性管理的治理邏輯和實踐框架之中,以充分實現其治理潛力。

　　肯定性行動政策：國家治理中的常見公共政策類型

　　差異性、多樣性乃至不同程度的不平等是一種社會(hui) 常態，因而也是國家治理和製定公共政策的重要社會(hui) 基礎，還是確立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範式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現代國家治理中，大多數國家都通過采取肯定性行動或優(you) 惠政策應對這一問題，以修正因曆史、既往政策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社會(hui) 差距，從(cong) 而促進不同人群之間的權利及發展機會(hui) 的平等。

　　事實上，處於(yu) 劣勢地位的人群並非如人們(men) 可能想象的總是少數族裔或少數人口，人口構成中同質性的缺乏更可能導向對肯定性行動政策的需求。肯定性行動及相關(guan) 政策本質上是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追求均衡的治理目標，突顯了國家的幹預特性，與(yu) 公共政策更少幹預性、更少強製性的變化趨勢相悖，因此需要被置於(yu) 多元主義(yi) 的背景下加以審視。

　　國家治理中的肯定性行動悖論

　　由於(yu) 肯定性行動政策常常以特定人群為(wei) 對象而把其他人群排斥在外，可能的結果是在應對某些方麵的差距或不公平問題的同時又在其他方麵產(chan) 生新的不公。肯定性行動固有的群體(ti) 偏好與(yu) 內(nei) 在於(yu) 新自由主義(yi) 的個(ge) 體(ti) 偏好之間存在衝(chong) 突。群體(ti) 成員身份是從(cong) 肯定性行動政策中受益的資格前提。為(wei) 肯定性行動貼上“自由的”或“進步的”等標簽實際上是具有誤導性的。

　　總體(ti) 上，人口結構中同質性的缺乏更可能導向對肯定性行動政策的需求，而政府對更為(wei) 多元維度上的社會(hui) 特征的關(guan) 注，則可能導向因實施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政策而使肯定性行動政策成為(wei) 一種並非必要的政策選擇。英國案例表明，更為(wei) 中性和更具普遍性的政策可以使不同人群的權利得到保障，而當這種政策執行不力時則為(wei) 肯定性行動政策留下了空間。

　　隨著多元主義(yi) 時代的來臨(lin) ，國家治理過程中需要平衡的差異和不均衡將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來，因而似乎不同政策領域的肯定性行動政策可能將會(hui) 越來越多。但是，伴隨多元主義(yi) 時代社會(hui) 自信的日益增強，對於(yu) 肯定性行動政策的質疑乃至抵製也在增加。

　　多元主義(yi) 時代的多樣性管理

　　值得關(guan) 注的是，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有關(guan) 肯定性行動的討論被移置於(yu) 多樣性管理的話語空間，多樣性管理是使肯定性行動在實踐中得以存活的一種新的治理策略。多樣性管理則著眼於(yu) 關(guan) 照所有人的利益，使肯定性行動常常較為(wei) 狹窄的社會(hui) 基礎擴展至整個(ge) 社會(hui) ，也使相關(guan) 政策變得更為(wei) 中性，更具包容性。

　　多樣性管理仍以身份政治為(wei) 基礎，但同時又與(yu) 新自由主義(yi) 的個(ge) 人主義(yi) 和企業(ye) 家意識形態聯係在一起，關(guan) 注於(yu) 個(ge) 體(ti) 而非群體(ti) ，所使用的語言是能力和利益而不是肯定性行動所使用的被接納的權利。

　　肯定性行動是多樣性管理諸多實踐類型的一種方式，是一種不完美的甚至是粗糙的實現方式，而多樣性管理則是肯定性行動的改進。

　　多元主義(yi) 不同於(yu) 多樣性，是我們(men) 對多樣性的回應。在多元主義(yi) 的時代氛圍中，多樣性本身被賦予重要的積極價(jia) 值。多元主義(yi) 鼓勵和培育更為(wei) 複雜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要求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在範式意義(yi) 上作出重要的調整。在肯定性行動政策遭遇挑戰之際，更為(wei) 平衡的多樣性管理將成為(wei) 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範式轉型的重要方向。

　　在國家治理的背景中，多樣性意味著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過程中更大的複雜性與(yu) 張力，因而有學者將多樣性看作社會(hui) 陷阱。相對於(yu) 組織機構中的多樣性管理，國家治理中的多樣性管理不僅(jin) 僅(jin) 隻是意味著多樣性的增加，還具有更為(wei) 複雜的內(nei) 容和目標，從(cong) 而使多樣性管理無論在內(nei) 涵方麵還是治理目標的設定方麵都更為(wei) 複雜。而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趨向多樣性管理的範式轉型，則成為(wei) 多元主義(yi) 時代國家治理的最為(wei) 迫切的時代問題。

　　尋求多元主義(yi) 時代國家治理與(yu) 公共政策新範式

　　治理理念的流行更使由國家控製公共政策製定與(yu) 實施過程變得極不現實。隨著多元主義(yi) 時代治理理念的流行，政策製定將日益成為(wei) 政府、市場與(yu) 公民社會(hui) 協商和協調行動的過程。這將對實踐中隨多樣性增加而日漸增多的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前景產(chan) 生難以預期的影響，而社會(hui) 觀念氛圍的變化則使這一影響更趨複雜。

　　公共政策在總體(ti) 上已變得更少幹預性、控製性和強迫性，而日益趨向對國家規製作用的強調。在這種意義(yi) 上，肯定性行動政策的空間在多元主義(yi) 時代似乎已經被大大壓縮了。

　　在多元主義(yi) 時代，觀念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都是確定的事實，不同觀念的持續競爭(zheng) 日益表現為(wei) 一種常態，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也已成為(wei) 一個(ge) 多元利益攸關(guan) 方參與(yu) 的過程。但是，多元主義(yi) 時代的諸多不確定性卻使有關(guan) 多樣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範式始終難以出現。

　　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圍繞“在特定現實環境條件下怎樣的政策反應是適當的” 這一思考所形成的一些寬泛共識，往往成為(wei) 公共政策製定的範式性思考並主導著公共政策的製定與(yu) 實施。這種範式性思考不僅(jin) 在曆時維度上常常表現為(wei) 公共政策製定中的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還具有顯著的跨國溢出效應。政策觀念對於(yu) 塑造政策範式具有主導性影響，但各國不同的政治製度對於(yu) 塑造公共政策的影響依然是確定和明顯的，不同製度所創造的政治機會(hui) 結構則賦予不同類型的政治行動者影響公共政策製定的不同可能性。

　　雖然組織管理中的多樣性管理被認為(wei) 已經發展為(wei) 一個(ge) 完善的提升組織績效的策略，但在組織管理中，人們(men) 對於(yu) 如何有效管理多樣性仍然知之甚少。多樣性管理是一個(ge) 與(yu) 組織目標、組織曆史、組織內(nei) 部環境以及社會(hui) 環境等諸多因素相關(guan) 的一個(ge) 過程，某種特定管理技巧的效果會(hui) 隨時間、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對於(yu) 國家治理中的多樣性管理而言，國家治理的目標更為(wei) 複雜，多樣性的維度也更為(wei) 豐(feng) 富，多樣性管理事實上更可能表現為(wei) 一種與(yu) 具體(ti) 問題直接相關(guan) 的原則或目標，而非可運用於(yu) 不同維度多樣性管理的統一範式。國家治理目標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公共政策來達成，而國家治理目標則直接塑造了公共政策的目標。總體(ti) 上，國家治理目標的設定很大程度上還是國家能力的一個(ge) 結果，並使不同時期的公共政策呈現不同的特征。

　　具有流行特質並可產(chan) 生從(cong) 眾(zhong) 效應的政策範式體(ti) 現著關(guan) 於(yu) 如何應對實際問題的不同觀念以及持有不同觀念的行動者之間的相互競爭(zheng) 。多元主義(yi) 時代不同觀念之間的競爭(zheng) ，一方麵使統一的公共政策範式難以出現，另一方麵卻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選項，從(cong) 而為(wei) 均衡的多樣性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肯定性行動遠不是一種理想的公共政策，其積極效應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hui) 也變得黯然失色。管理多樣性日益成為(wei) 國家治理的首要任務。為(wei) 此，擯棄有關(guan) 肯定性行動政策的不切實際的想象，理性、審慎和克製地運用肯定性行動政策工具，就成為(wei) 充分實現其治理潛力的重要前提。多樣性是多元主義(yi) 時代的一個(ge) 重要社會(hui) 現實，也將成為(wei) 一種社會(hui) 常態，而趨向多樣性管理的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範式轉型，將有助於(yu) 擴展肯定性行動的政策空間，使肯定性行動政策融入多樣性管理的治理邏輯和實踐框架之中，並在此過程中充分實現其治理潛力。理想的公共政策應該既能夠解決(jue) 問題，又不會(hui) 產(chan) 生新的社會(hui) 緊張乃至政治衝(chong) 突和分裂。 後者應成為(wei) 多樣性管理的底線。

　　尋求趨向多樣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範式首先是一個(ge) 國家治理和國內(nei) 政治議題，有關(guan) 多樣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範式的探索和確立，應基於(yu) 各國不同的曆史、文化、社會(hui) 與(yu) 政治製度背景以及政策實踐。

　　(作者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來源：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本文原載於(yu) 《北京大學學報》2017年5月第5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