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官員兼職在宋代尤為(wei) 突出，這既源於(yu) 其政治製度之設計，又是強化專(zhuan) 製集權之考量，也是治國理政之所需。宋代官員兼職既有製度性兼職，也有非製度性兼職;既有中央各部門的兼職，也有地方各機構的兼職;等等。利弊得失，足為(wei) 龜鑒。

　　官員兼職曆代有之，但在宋代卻尤為(wei) 突出，成為(wei) 中國政治製度史上的一道亮麗(li) 風景線。明代陸深《玉堂漫筆》在追溯中國古代職官之製時指出：“漢製：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事實上，早在先秦時代便已出現官員兼職，《韓非子·說林篇》記“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wei) 於(yu) 仆與(yu) 行事”時，孟卯就對甘茂說道：“公佩仆璽而為(wei) 行事，是兼官也”。近代學者俞樾對此考證說：仆與(yu) 行皆當時官名，此“兼官”意指佩仆之璽，而為(wei) 行之事也。即本官兼他官，說明官員兼職由來已久。秦漢時不僅(jin) 出現兼官重紱，且形成一定製度規範而影響後世。而在宋代官製術語中，常見有兼、兼官、兼權、兼判、兼知、兼攝、兼差、兼假、兼統、兼領、兼管等說法，盡管這些稱謂皆能與(yu) 現代意義(yi) 上的“兼職”劃等號，但整體(ti) 上反映了宋代官員兼職較為(wei) 普遍的曆史事實。

　　官無定員人無專(zhuan) 職，成為(wei) 宋代官員兼職的製度基礎

　　對宋代職官設置，《宋史·職官誌》總序有一個(ge) 總體(ti) 性說明：“宋承唐製，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zhuan) 任三省長官，尚書(shu) (中書(shu) )、門下(省)並列於(yu) 外，又別置中書(shu) 禁中，是為(wei) 政事堂，與(yu) 樞密對掌(文武)大政。天下財賦，內(nei) 庭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shu) 省但掌冊(ce) 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hui) 板位，流外考較，諸司附奏挾名而已。台、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zhuan) 職，悉皆出入分蒞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shu) 令、侍中、尚書(shu) 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shu) 常闕舍人，門下罕除堂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yu) 仆射、尚書(shu) 、丞郎、(郎中)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這種官無定員人無專(zhuan) 職，雖有正官不理本政，官職維持而職能牽製，職司分離與(yu) 差遣委任的疊床架屋式的職官製度，就成為(wei) 宋代官員兼職較為(wei) 普遍的製度基礎。

　　宋朝對各級官員的任命使用，馬端臨(lin) 在《文獻通考·職官考》總序中有一簡明概括：“至於(yu) 官人授受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nei) 外之事。”宋代官員所授之“官”，也稱正官或本官，或稱“寄祿官”，主要是來決(jue) 定官員俸祿厚薄以及決(jue) 定官員公服顏色和享受贈官、敘封、恩蔭、薦舉(ju) 等待遇的重要標準。雖然本官隻是官員的資級，不再是與(yu) 官名相對應的職務，但官員仍需達到一定本官階後，才能授任與(yu) 之相應的實職。即如宋人徐度《卻掃編》所說：“國朝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必以諫議大夫為(wei) 之。”宋承唐季之製，亦行兼官之製，凡親(qin) 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以及檢校官兼侍中、中書(shu) 令、尚書(shu) 令者，皆稱“使相”。使相不預政事，隻是一種榮譽職位，並非真正的宰相。元豐(feng) 官製後，“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為(wei) 兼官”。又有檢校官兼官，也稱“檢校官兼憲銜”。南宋嶽珂《愧郯錄》即記雲(yun) ：“兼官則禦史大夫、中丞、侍禦史、殿中侍禦史、監察禦史。”

　　官員所授之“職”，稱“職名”，也稱“貼職”，實為(wei) 內(nei) 外職事官所帶榮譽之銜，主要作用在於(yu) 標誌其文學高選，為(wei) 朝廷儲(chu) 備人才，官員可據此越級升遷轉官，並領取相應的添支錢物或貼職錢米等。在宋代政治生活中，貼職是一個(ge) 相當重要的係列，以其名目主要為(wei) 諸殿學士、諸閣學士與(yu) 三館秘閣之職，通稱“館職”，作為(wei) 職事官員的加官。即如《文獻通考》所雲(yun) ：“宋朝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義(yi) 、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yu) 論議，典校讎。得之為(wei) 榮，選擇尤精。……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wei) 三館，皆寓崇文院……直館、直院則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宮觀官也是宋代最重要的加官。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建玉清昭應宮，以宰相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宮觀置使自此始。宮觀官開始作為(wei) 宰相的兼職，後來則成為(wei) 一種專(zhuan) 任官職，並據此領取一定俸祿，故又稱之為(wei) 祠祿官，實為(wei) 無執掌的職事官。

　　宋代實任職事官實行差遣之製。差遣最初是作為(wei) 加強中央集權的一項措施推行的，逐漸形成為(wei) 一項職官製度。官員惟有通過差遣才得擔任實際職務，差遣由此成為(wei) 宋代任官命職的法定程序與(yu) 製度規範。實行官、職、差遣分離之製，使機構設置、政令運行、職能調整和確定官員身份有機統一，是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一種曆史進步。但由於(yu) 實行官、職、差遣的授受官製度，也導致為(wei) 官者看重職位是否榮顯，“以登台閣、升禁從(cong) 為(wei) 顯宦”，不太注重官位遷轉是否快慢;最看重差遣是否位居顯要，“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wei) 輕重”。故當時官場有一句頗為(wei) 流行的話：“寧登瀛，不為(wei) 卿;寧抱槧，不為(wei) 監。”

　　宋代官員兼職現象紛紜雜遝，眼花繚亂(luan)

　　由於(yu) 實行官、職、差遣分離之製，使宋代官員兼職現象紛紜雜遝，眼花繚亂(luan) 。總括宋代的官員兼職，主要是製度性與(yu) 非製度性兼職，臨(lin) 時性與(yu) 長期性兼職，重要部門與(yu) 重要崗位兼職，重大權力與(yu) 重要事項兼職，遇寵官員與(yu) 清要官員兼職等。兼職官員上至宰執大臣，下至軍(jun) 監縣鎮基層官員，甚至包括皇子和皇位繼承人皇太子。如太宗即位後，即令太祖次子德昭為(wei) 京兆尹、兼侍中。這樣的兼職自然是虛銜，但後來規定皇太子兼任開封府(南宋為(wei) 臨(lin) 安府)長官“府尹”或“府牧”，則為(wei) 實兼，稱為(wei) “判南衙”，意在借以訓練其治國理政能力，積累行政管理經驗，也是皇帝考察皇儲(chu) 品德能力的一個(ge) 機會(hui) 。而培養(yang) 皇儲(chu) 的東(dong) 宮官員，亦多由他官兼任。如真宗天禧二年，趙禎被立為(wei) 皇太子，即委任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知開封府樂(le) 黃目兼太子左庶子，升王府諮議參軍(jun) 張士遜兼太子右庶子，直史館崔遵度兼左諭德，直史館晏殊兼太子舍人，魯宗道兼右諭德，內(nei) 副都知周懷政兼管勾左右春坊事等。

　　宰相雖“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但也有兼職。從(cong) 宋初起，即實行三相製，凡為(wei) 宰相者各兼館、殿之職，位居第一的宰相兼昭文館大學士，簡稱“昭文相”，次相兼監修國史，簡稱“史館相”，第三相兼集賢殿大學士，簡稱“集賢相”。即如南宋王應麟《玉海》所記：“本朝因唐故事，命宰輔以兼領三館。首相曰昭文館大學士、次曰監修國史，又次集賢院大學士。”仁宗時期，文彥博、劉沆、富弼三人同時為(wei) 相，文彥博任吏部尚書(shu) 、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為(wei) 首相，副相劉沆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兼監修國史，富弼任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徽宗宣和年間設講議司，即委任蔡京兼領，隨後又命戶部尚書(shu) 唐恪和工部尚書(shu) 李梲皆兼講議司詳議官。徽宗朝尚書(shu) 都省曾設講議司、議禮局、禮製局等機構，皆由宰相或執政兼領。玉牒所，因涉及到皇室事務，高宗時也規定由宰執兼提舉(ju) 官。至南宋孝宗乾道二年間設國用司，即委任宰相“兼製國用使”，參加政事“同知國用事”。

　　在宋代，與(yu) 中書(shu) 門下並掌文武大政的是樞密院，自宋初設知樞密院事兼樞密副使一員、同知樞密院事兼樞密副使二員，樞密使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和同知樞密院事多交錯設置。但從(cong) 元豐(feng) 改製後直至南宋初年，卻長達半個(ge) 多世紀不設樞密使。高宗紹興(xing) 七年，為(wei) 加重事權，依“祖宗故事”，複置樞密使和副使，令張浚由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紹興(xing) 十一年韓世忠、張俊和秦檜同時兼任樞密使，嶽飛兼任樞密副使。另南宋初還設置禦營司總管軍(jun) 政，規定禦營使一員或二員，以宰相兼;副使一員，以執政官兼;參讚軍(jun) 事以從(cong) 官兼;提舉(ju) 一行事務以大將兼。禦營使以宰相兼領，這為(wei) 宰相染指兵權提供途徑，為(wei) 此後宰相兼職樞密使之嚆矢。

　　經筵侍讀官也因為(wei) 直接為(wei) 皇帝服務而為(wei) 主要兼職，多以學士院翰林學士或其他官員充任或兼任。如景祐四年，命賈昌朝等皆兼天章閣侍講。仁宗年少即位後，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和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feng) 元講《論語》。神宗元豐(feng) 官製改革，侍讀、侍講成為(wei) 侍從(cong) 以上官員的兼職。又慶曆二年，召禦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是以言官兼經筵;紹興(xing) 五年命宗正卿範衝(chong) 和秘書(shu) 少監朱震兼翰林侍講學士，則是以“庶官兼侍講”;自紹興(xing) 十二年任禦史中丞萬(wan) 俟卨兼侍講、左諫議大夫羅汝檝兼侍讀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成為(wei) 製度。又元豐(feng) 八年命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呂公著兼提舉(ju) 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則為(wei) 宮觀官兼侍讀之始。

　　因合並事權而兼職更為(wei) 普遍。如太宗時以判流內(nei) 銓兼知考課院，仁宗時令判太常寺兼領太常禮院事，判禮部事兼領貢院，司農(nong) 丞兼領提舉(ju) 常平倉(cang) 等。南宋初年為(wei) 減少冗員，並省尚書(shu) 省各部及戶司郎官，規定禮部兼管子司主客，祠部兼領膳部;兵部兼領子司職方，駕部兼領庫部;刑部子司比部兼領司門;工部郎官兼領虞部，屯田郎官兼領水部等。南宋孝宗時革新官製，再以集中事權為(wei) 要，詔吏部所屬司勳與(yu) 司封合並，以司封郎兼領司勳職事;禮部、祠部總以一員兼領，兵部所屬駕部、兵部郎官由一員兼領，刑部都官兼比部、司門省為(wei) 一員，工部、屯田由一員兼領，光祿寺並歸太常寺兼領等。

　　出於(yu) 省員而不廢事、強化掌控地方事權的目的，地方各級官職亦多兼職。從(cong) 宋初起，河南和應天府、大名府是宋朝陪都，所任知府必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和延安府、慶、渭、熙、秦州的知府或知州，則兼經略安撫司使、馬步軍(jun) 都總管。定州、真州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的知州和知府則兼安撫司使、馬步軍(jun) 都總管。瀘、潭、廣、桂、雄州知州則兼安撫司使、兵馬鈴轄。穎昌府和青、鄆、許、鄧州諸知府和知州則兼安撫司使、兵馬巡檢。一般知州也必兼本州提舉(ju) 或主管學事、提舉(ju) 數州兵甲巡檢公事。州通判一般兼任管內(nei) 勸農(nong) 使。而軍(jun) 、監判官可兼任通判。州內(nei) 則有幕職、曹官互兼，縣內(nei) 則有令、丞、簿、尉互兼。也有知縣兼領兵馬者，南宋時州學教授則多兼本州書(shu) 院山長。至鎮之監官，不僅(jin) 管勾鎮事或主管煙火公事，還兼管酒稅，或兼監閘、兼巡檢等。

　　州府之上的監司事務，更多兼職。如自宋初起，委任某路轉運使或行在轉運使、勾當某地諸州水陸轉運使事時，官高者則兼提點三司某數路諸州轉運使事或提點轉運使事，甚至委派宰輔兼任轉運使。掌管一路兵民事務的安撫司，一般也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長官兼任。各路提刑使例兼管河渠公事。南宋初還令提刑司兼領經製錢的拘催和管理事務，兼管巡檢盜賊公事。又令諸路提舉(ju) 常平司職事由茶鹽司兼領，無茶鹽司路分則令提刑司兼領。

　　以官員個(ge) 人兼職而論，南宋宰相喬(qiao) 行簡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曆官知通州，召試館職，為(wei) 秘書(shu) 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出為(wei) 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xing) 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ju) 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ye) ，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遷宗正少卿、秘書(shu) 監，權工部侍郎，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shu) 、刑部尚書(shu) ，擢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進簽樞密院事。拜右、左丞相，平章軍(jun) 國政事，兼職幾乎伴隨其宦途始終。

　　宋代官員的兼官兼職，展現了宋朝統治者治國理政的製度設計

　　兼職無疑有利於(yu) 提高行政辦事效率，能一定程度上有利於(yu) 發揮官員理政處事的積極性。如宋代重視政令編敕，編敕工作例由宰執大臣兼領，但編敕官員“多是兼領於(yu) 職事未能專(zhuan) 一”，難以保持編敕的連續性與(yu) 穩定性。直至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修敕令所除官長可以兼領外，隻於(yu) 刪定官內(nei) 量添員數，令專(zhuan) 一看詳中外利害文字”，才改變編修官單一兼任的局麵，提高了編敕效率。兼職也能有利於(yu) 發揮事權相對集中和減少互相牽製的管理機能，充分發揮中央行政體(ti) 製的運作效能。蘇洵就指出：“以大係小，絲(si) 牽繩聯，總合於(yu) 上。雖其地在萬(wan) 裏外，方數千裏，擁兵百萬(wan) ，而天子一呼於(yu) 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chuan) 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兼職之製在事權分散與(yu) 皇權集中過程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調劑作用。古代先賢就不乏對官員兼職的議論。如 《慎子·威德篇》即講道：“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韓非子·飭令篇》亦主張“勝其官，輕其任”，明確反對人臣兼官。出於(yu) 防微杜漸、強幹弱枝的政治用意，宋朝統治者雖然也對官員兼職從(cong) 不同方麵作出某些限製，如規定宰相屬官不得同時兼任台諫官等，但兼職仍容易形成個(ge) 人專(zhuan) 斷。兼職有時也讓官員本職與(yu) 兼職難以兩(liang) 頭兼顧，容易顧此失彼，更給那些屍位素餐者提供借口。熙寧年間知製誥孫洙即言：“典誥之臣皆有兼官，殫費文辭，慮妨其他職事。”

　　哲宗時左司諫王甫說：“政事之原，莫大於(yu) 官製。”宋代官員的兼官兼職，可謂前勝漢唐，後逾明清。一部宋朝興(xing) 亡史，展現了宋朝統治者治國理政的製度設計、決(jue) 策實施以及作用效果的成敗得失，爛羊續貂，足為(wei) 後世之殷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