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林毅夫努力推行的新結構經濟學在過去的一年裏引發了激烈的產(chan) 業(ye) 政策之爭(zheng) ，這個(ge) 爭(zheng) 論實際上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層次上：第一個(ge) 層次，是否需要產(chan) 業(ye) 政策?政府應否承擔積極的經濟功能?第二個(ge) 層次，政府如何製定合理的產(chan) 業(ye) 政策?政府的經濟職能界限在哪兒(er) ?前一層次的爭(zheng) 論主要發生在張維迎和林毅夫之間，由此引發了奧地利經濟學範式和新古典經濟學範式之爭(zheng) ，涉及了對市場失靈根源的不同看法。不過，盡管這一層次的爭(zheng) 論非常激烈，也引起了廣泛的影響;但是，中肯而現實的經濟學人大致還是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是否需要產(chan) 業(ye) 政策是一個(ge) 偽(wei) 問題，而真正應該關(guan) 注的問題是如何製定有效的產(chan) 業(ye) 政策。[①]這樣，爭(zheng) 論就上升到第二層次：政府究竟應該推行什麽(me) 樣的產(chan) 業(ye) 政策呢?製定產(chan) 業(ye) 政策的合理依據是什麽(me) 呢?這一爭(zheng) 論主要體(ti) 現在激進發展經濟學與(yu) 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和範式上差異：新結構經濟學總體(ti) 上承襲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而從(cong) 市場失靈中導出有為(wei) 政府的積極功能，激進發展經濟學則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範式而倡導更大力度的產(chan) 業(ye) 政策和政府作用。[②]

　　同時，從(cong) 學說史看，產(chan) 業(ye) 政策的探究首先源自一群曆史主義(yi) 學者或者經濟史學家，影響至今的如李斯特生產(chan) 力學說、格爾申克隆的替代模式以及熊彼特的創新說。這些學者不是抽象地討論普世性的產(chan) 業(ye) 和經濟政策，而是將之立基於(yu) 一國的曆史和現實，從(cong) 動態角度剖析技術發展和產(chan) 業(ye) 升級的內(nei) 在演進性，從(cong) 而強調後發國家的政府作為(wei) 市場的替代力量來推進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發展。顯然，這種思維和學說往往容易為(wei) 民族主義(yi) 經濟學家所接受。同時，為(wei) 了對抗支配性的新古典經濟學範式，民族主義(yi) 經濟學家也積極吸納激進發展經濟學有關(guan) 發展中國家的信息、技術、市場等結構不同於(yu) 發達國家的論述，並將之納入到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這樣，發達國家中呈現的激進發展經濟學與(yu) 新古典經濟學之爭(zheng) ，在時下中國學術界尤其是此次產(chan) 業(ye) 政策之爭(zheng) 中就演變成演化經濟學與(yu) 新結構經濟學的思維和政策之爭(zheng) ;其中，演化經濟學賦予政府更為(wei) 獨立的生產(chan) 性功能，更加注重技術的自主研發。[③]顯然，由於(yu) 演化經濟學與(yu) 新結構經濟學的學說和主張根基於(yu) 更為(wei) 不同的思維範式和分析框架，因而似乎更難以調和。那麽(me) ，這兩(liang) 種學說思潮果真如此對立嗎?這裏嚐試對兩(liang) 者的共性作一學理性挖掘，並致力於(yu) 契合兩(liang) 者的思維和認知而探索更為(wei) 周全的產(chan) 業(ye) 和科技政策。

　　二、產(chan) 業(ye) 升級的方式之爭(zheng) ：技術拉動與(yu) 資本推動

　　在當前學術界，圍繞產(chan) 業(ye) 政策的製定依據所展開的爭(zheng) 論主要集中在：一是重視一國要素稟賦結構而遵循比較優(you) 勢原則，一是強調技術的內(nei) 生演化而背離比較優(you) 勢原則。一般地，前者關(guan) 注要素結構的變動，尤其重視資本的積累，從(cong) 而就導向資本推動的產(chan) 業(ye) 升級路向;後者則關(guan) 注技術水平的進步，進而重視科研的開發和投入，從(cong) 而導向技術拉動的產(chan) 業(ye) 升級路向。這兩(liang) 種主張典型地體(ti) 現在林毅夫與(yu) 張夏準之間，以張夏準的話作為(wei) 總結：“毅夫相信國家幹預雖然重要，但應該主要是促進一個(ge) 國家比較優(you) 勢的利用;而我則認為(wei) ，比較優(you) 勢雖然重要，卻不過是一個(ge) 基線，一個(ge) 國家想升級產(chan) 業(ye) ，就需要違背比較優(you) 勢。”[④]那麽(me) ，我們(men) 究竟該如何理解這兩(liang) 種產(chan) 業(ye) 政策之爭(zheng) 呢?這裏圍繞林毅夫與(yu) 張夏準等人的認知差異及其內(nei) 在邏輯作一比較性分析。

　　一般地，林毅夫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產(chan) 業(ye) 政策的製定應該遵循比較優(you) 勢原則，產(chan) 業(ye) 結構的選擇、轉換和升級都應該根基於(yu) 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相應地，政府的作用就在於(yu) ，確保產(chan) 業(ye) 能夠按照要素稟賦結構內(nei) 生變動而升級，進而通過完善軟硬基礎設施來幫助企業(ye) 培育和提升自生能力。同時，新結構經濟學還認為(wei) ，要素稟賦結構變動主要體(ti) 現為(wei) 資本-勞動比的變化，而資本-勞動比變化又源於(yu) 從(cong) 基於(yu) 比較優(you) 勢的國際貿易中所獲取的產(chan) 品剩餘(yu) 和資本積累;因此，它強調資本積累在產(chan) 業(ye) 升級和發展的根本性作用，從(cong) 而主張資本推動的產(chan) 業(ye) 升級。與(yu) 此不同，張夏準等人則指出，各國的比較優(you) 勢根本上體(ti) 現了在技術開發和利用上的不同能力，技術水平將會(hui) 改變要素稟賦的相對價(jia) 格，進而導致一國具有國際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發展與(yu) 其要素稟賦結構的背離;同時，資本的異質性和技術的自我發展性，使得發展中國家要獲得較高的技術能力，就需要進行技術的研發和投入。正因如此，張夏準等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產(chan) 業(ye) 發展不應該固守其要素稟賦結構，而應該通過技術革新來建立和保護它不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以獲取最大收益，從(cong) 而主張技術拉動的產(chan) 業(ye) 升級。

　　我們(men) 如何理解兩(liang) 者的差異呢?其實，新結構經濟學的產(chan) 業(ye) 政策潛含了這樣的假設前提：發展中國家麵臨(lin) 著一個(ge) 資本密集度從(cong) 低到高的技術和產(chan) 業(ye) 譜係的給定存在，以致以引進為(wei) 主的技術創新和產(chan) 業(ye) 升級可以不斷進行，根本性的障礙在於(yu) 資本的稀缺。同時，新結構經濟學的產(chan) 業(ye) 政策還預示了這樣的現實依據：發展中國家自身投資技術研發不僅(jin) 成功率很低，而且商業(ye) 化率更低，而學習(xi) 、模仿和購買(mai) 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要比自己投資研究和開發更有效。為(wei) 此，新結構經濟學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在大多數產(chan) 業(ye) (主要是林毅夫界定的追趕型產(chan) 業(ye) )上都隻需要對既有技術進行選擇和應用，而不應該在技術上花費太多成本進行自主創新。在林毅夫看來，技術模仿具有後發優(you) 勢，許多技術已經過了專(zhuan) 利保護期;進而，即使是發達國家剛發明的新技術，購買(mai) 專(zhuan) 利的成本往往隻有開發成本的1/3左右，況且所購買(mai) 的技術往往也是被證明成功的和有商業(ye) 價(jia) 值的技術。確實，在過去數百年裏，由於(yu) 技術層次較低級，技術進步也較緩慢，因而發展中國家往往有足夠的能力和時間來模仿、學習(xi) 和消化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再憑借自身在要素稟賦上的比較優(you) 勢而實現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超出。

　　問題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持續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技術差距的逐漸縮小，模仿和學習(xi) 發達國家的技術就會(hui) 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wei) 發達國家逐漸意識到通過保密製度、專(zhuan) 利製度等來阻止其核心技術的外流以降低新興(xing) 市場國家對其國際壟斷地位的威脅。在這種情形下，發展中國家的產(chan) 業(ye) 升級和經濟增長就會(hui) 逐漸陷入“技術陷阱”，看似蓬勃發展的產(chan) 業(ye) 因為(wei) 缺乏核心技術而受製國際資本。那麽(me) ，又如何避免這一點呢?顯然，這就需要從(cong) 更全麵的視角來審視一國的技術進步，需要考慮技術進步的自我演化性，這也就涉及技術獲得的另一種內(nei) 生性。一般地，如果技術與(yu) 產(chan) 業(ye) (尤其是產(chan) 品)較好地結合在一起，那麽(me) ，先進技術將隨著產(chan) 業(ye) 的轉移而傳(chuan) 播;相應地，此時的後發國家對既有的先進技術往往可以廉價(jia) 地吸收和使用，從(cong) 而也就需要且可以學習(xi) 和模仿發達國家的產(chan) 業(ye) 和技術以節省研發成本，在資本極度稀缺的情況下尤其如此。相反，如果技術與(yu) 產(chan) 業(ye) (尤其是產(chan) 品)存在明顯的分離，那麽(me) ，產(chan) 業(ye) 的轉移並不帶來技術水平的提高;相應地，此時的後發國家並不能容易地學習(xi) 、接受和使用既有的先進技術，從(cong) 而也就應該著手技術的自主研發以避免“技術陷阱”，一個(ge) 麵臨(lin) 技術封鎖的大國更應如此。很大程度上，隻有通盤考慮技術的兩(liang) 種內(nei) 生性，才可以製定出更全麵的產(chan) 業(ye) 升級政策，才能避免產(chan) 業(ye) 發展的中斷。

　　當然，究竟如何提升其技術水平和產(chan) 業(ye) 結構，也與(yu) 一國的具體(ti) 條件有關(guan) 。一般來說，勞動和資源等要素稟賦往往是自然的，充分利用這些自然因素來提升競爭(zheng) 優(you) 勢往往比較廉價(jia) ;與(yu) 此不同，技術提升不僅(jin) 需要資源和時間的投入，而且還要犧牲暫時的交換價(jia) 值和經濟剩餘(yu) ，因而完全通過技術進步來提高競爭(zheng) 優(you) 勢往往就比較昂貴。由此，還可以獲得進一步的推論：在確定產(chan) 業(ye) 發展目標時，要素稟賦遭受扭曲的程度越大，那麽(me) ，通過技術進步來獲取相應競爭(zheng) 優(you) 勢所支付的代價(jia) 也越大。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林毅夫反對將大跨步式產(chan) 業(ye) 升級擴展為(wei) 政府支持產(chan) 業(ye) 升級政策的一般形式的根本原因，相反，林毅夫更傾(qing) 向於(yu) 將大跨步式的產(chan) 業(ye) 升級局限在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guan) 以及具有戰略型意義(yi) 的產(chan) 業(ye) 上。而且，這一點實際上也得到了張夏準的認同，張夏準寫(xie) 道：“毅夫說要避免過多地偏離比較優(you) 勢，這是絕對正確的。比較優(you) 勢的確提供了一個(ge) 有用的指南，告訴我們(men) 國家為(wei) 保護其幼稚產(chan) 業(ye) 做出了多大的犧牲。越偏離比較優(you) 勢，在新產(chan) 業(ye) 獲取技術能力所要付出的就越多。”[⑤]這也反映出，盡管張夏準強調技術在資源能否被利用以及利用效果如何上的關(guan) 鍵作用，但也並不否定在技術進步已經導致資源可以被使用的情況下，要素稟賦差異對一國產(chan) 業(ye) 發展和競爭(zheng) 優(you) 勢具有顯著的影響。

　　與(yu) 此同時，新結構經濟學也從(cong) 來不否認技術進步(通過盜用、模仿或創新)是維持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性來源，例如，林毅夫就強調：“持續的技術升級是一國長期動態增長的最重要驅動力。”[⑥]差異僅(jin) 僅(jin) 在於(yu) ，如何推動技術進步?新結構經濟學的不足在於(yu) ，僅(jin) 僅(jin) 將技術視為(wei) 內(nei) 生於(yu) 產(chan) 業(ye) 的，通過希望通過推動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來促進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進而獲取已經存在的先進技術。所以，林毅夫說，“願意和能夠不斷地利用技術進步的國家，必須將它們(men) 的要素稟賦(勞動力、資本)準備好，並通過宏觀經濟和部門政策來引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⑦]在林毅夫看來，即使一個(ge) 發展中經濟體(ti) 使其升級的產(chan) 業(ye) 達到規模經濟並掌握技術，隻要這個(ge) 產(chan) 業(ye) 違反其要素稟賦結構所決(jue) 定的比較優(you) 勢，也無法與(yu) 資本相對豐(feng) 富且在此產(chan) 業(ye) 上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國家競爭(zheng) 。林毅夫就舉(ju) 例說，如從(cong) 擁有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上講，前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在航空、航天等美國擁有的最先進產(chan) 業(ye) 上幾乎不相上下，卻沒有因為(wei) 擁有這些技術而在經濟上趕上美國。正是基於(yu) 這一認知邏輯，新結構經濟學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要素稟賦結構而不是從(cong) 規模經濟、產(chan) 業(ye) 集群、技術學習(xi) 等作為(wei) 分析的切入點和理論體(ti) 係建設的基礎。

　　然而，正如上麵分析指出的，由於(yu) 先進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在國際間的流動和傳(chuan) 播並不那麽(me) 容易，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也呈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那麽(me) ，一個(ge) 國家如果局限於(yu) 要素稟賦結構及其決(jue) 定的比較優(you) 勢來製定產(chan) 業(ye) 政策，那麽(me) 也很可能導致技術偏離演化路徑而無法取得實質進步，或者發展曆程長期受製於(yu) 發達國家，這些都將嚴(yan) 重製約一國產(chan) 業(ye) 在國際市場的長期競爭(zheng) 能力和一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能力。相反，更為(wei) 合理的產(chan) 業(ye) 政策不僅(jin) 要考慮要素稟賦決(jue) 定的比較優(you) 勢，同時也需要通過技術研發的注入使得產(chan) 業(ye) 比較優(you) 勢能夠適當偏離要素稟賦結構。為(wei) 此，張夏準提出在一個(ge) 國家的經濟或產(chan) 業(ye) 偏離其比較優(you) 勢的程度與(yu) 該國的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倒U形曲線關(guan) 係：在某個(ge) 點之前，偏離其比較優(you) 勢的程度越大，經濟增長率也將越高;該點之後，產(chan) 業(ye) 保護的負效應開始顯現，甚至導致整體(ti) 經濟的負增長。實際上，林毅夫和張夏準都同意的：在產(chan) 業(ye) 升級時到底是小步快跑好還是大跨步好，這是一個(ge) 度的問題，也是經驗的問題。[⑧]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因此，兩(liang) 派的認知差異實質上並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樣大：新結構經濟學並不隻是將產(chan) 業(ye) 升級局限在要素稟賦的變動上，張夏準等也不是簡單地要以技術替代要素稟賦作為(wei) 促進產(chan) 業(ye) 升級的基本動力。

　　三、技術進步的路徑之爭(zheng) ：內(nei) 部依賴與(yu) 外部依賴

　　時下的產(chan) 業(ye) 政策之爭(zheng) 是基於(yu) 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這一大背景，體(ti) 現為(wei) 經濟一體(ti) 化下一國的應對措施。一般地，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往往會(hui) 帶來報酬遞增、技術創新和網絡協同等好處，進而不僅(jin) 有助於(yu) 生產(chan) 出更為(wei) 廉價(jia) 的產(chan) 品和服務，也有助於(yu) 分工的深化而創造更大的就業(ye) 機會(hui) 。不過，我們(men) 也清楚地看到，經濟全球化在促進全球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也加速了國家間的貧富分化。那麽(me) ，不同國家為(wei) 何會(hui) 出現這種發展上的巨大差異呢?關(guan) 鍵就在於(yu) 它們(men) 的產(chan) 業(ye) 結構選擇，因為(wei) 不同產(chan) 品和服務的生產(chan) 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規模經濟或規模不經濟。一般地，勞動、土地、資本等自然資源的使用往往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最終會(hui) 出現報酬遞減的趨勢，以自然資源為(wei) 主要生產(chan) 要素的產(chan) 業(ye) 也就會(hui) 具有規模不經濟現象;相反，技術這類人為(wei) 資源的使用則往往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呈現出越來越強的報酬遞增趨勢，以人為(wei) 資源為(wei) 主要生產(chan) 要素的產(chan) 業(ye) 也就會(hui) 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賴納特就寫(xie) 道：“在這種不對稱的全球化——之下，那些專(zhuan) 門從(cong) 事報酬遞增活動的國家將很容易陷入‘專(zhuan) 業(ye) 化’貧窮……富國專(zhuan) 門從(cong) 事具有人為(wei) 比較優(you) 勢的活動，而窮國則專(zhuan) 門從(cong) 事具有天然比較優(you) 勢的活動。那些具有天然比較優(you) 勢的出口品生產(chan) 遲早將進入報酬遞減階段，因為(wei) 大自然母親(qin) 提供的是一種具有品質產(chan) 業(ye) 的生產(chan) 要素，而人們(men) 通常會(hui) 首先使用那些品質最好的要素。”[⑨]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說，現代社會(hui) 的經濟增長和產(chan) 業(ye) 發展根本上就依賴於(yu) 人為(wei) 資源的積累和應用，進而依賴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

　　本質上，產(chan) 業(ye) 升級就體(ti) 現為(wei) 產(chan) 業(ye) 向較高生產(chan) 率和較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轉移，而技術進步是實現這種轉移的基本動力。問題是，如何有效實現技術進步?實際上，林毅夫與(yu) 張夏準之間的產(chan) 業(ye) 政策爭(zheng) 論反映出了兩(liang) 種不同的技術內(nei) 生觀：一是既定技術應用上嵌入在特定產(chan) 業(ye) 中的內(nei) 生性;二是技術進步中自我演化的內(nei) 生性。林毅夫的觀點是：(1)同一產(chan) 業(ye) 在全球都使用大致相似的生產(chan) 技術，因而一國的技術水平就內(nei) 生於(yu) 由要素稟賦結構所決(jue) 定的產(chan) 業(ye) 中;(2)一國技術主要隨著產(chan) 業(ye) 升級而不斷進步，而產(chan) 業(ye) 升級則根基於(yu) 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而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又體(ti) 現為(wei) 資本的積累;(3)為(wei) 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本積累，就需要充分發揮比較優(you) 勢並在國際貿易中獲取交換價(jia) 值。顯然，基於(yu) 這一視角和分析邏輯，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的產(chan) 業(ye) 及其技術在發達國家都已經存在，產(chan) 業(ye) 的轉移和升級就會(hui) 自然帶來技術的進步;相應地，新結構經濟學也就主要關(guan) 注產(chan) 業(ye) 的轉移和升級而不關(guan) 注技術的傳(chuan) 播和變遷，進而重視資本的積累和要素稟賦的提升。張夏準等人則提出不同觀點：(1)同一產(chan) 業(ye) 或產(chan) 品生產(chan) 在不同國家往往使用不同技術，而這構成了競爭(zheng) 優(you) 勢;(2)不同產(chan) 業(ye) 所使用的資本根本上是異質的，任何呈現具體(ti) 形式的資本都不能隨意地配置，資本積累也不意味著技術進步和產(chan) 業(ye) 升級;(3)獲取新產(chan) 業(ye) 所需技術往往要經曆一個(ge) 冗長的學習(xi) 和實踐過程，尤其依賴具體(ti) 生產(chan) 過程中的經驗積累。因此，張夏準等人所關(guan) 注的重點就不在於(yu) 如何充分利用由要素稟賦決(jue) 定的比較優(you) 勢在國際貿易中獲取最大的交換價(jia) 值和資本積累，而是關(guan) 注如何縮小技術差距乃至實現技術趕超;進而，要成功實現產(chan) 業(ye) 升級，往往就需要投入高額的研發經費。

　　一般地，張夏準所持的技術內(nei) 生觀反映出技術的自我演化特性，從(cong) 而體(ti) 現了演化經濟學的基本思維;相反，林毅夫所持的技術內(nei) 生觀將技術與(yu) 已經存在的海外產(chan) 業(ye) 結合在一起，從(cong) 而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又可以視為(wei) 是外生的。因此，這兩(liang) 種技術內(nei) 生觀又引起演化經濟學與(yu) 新結構經濟學之間的思維和方法之爭(zheng) ，這種方法論差異為(wei) 路風、賈根良等人所深入剖析。總體(ti) 上說，賈根良和路風等人所主張的政府作用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強度上都遠比新結構經濟學強烈，同時，他們(men) 積極采用演化經濟學思維來理解技術和創新的內(nei) 生性及其進步，從(cong) 而主張與(yu) 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和原理進一步脫離。不過，撇開各自強調的分歧，我們(men) 依然可以看到兩(liang) 者之間的顯著共性。我們(men) 先來剖析下兩(liang) 類技術內(nei) 生性之間的相通性。事實上，即使基於(yu) 演化視角，技術進步也呈現出兩(liang) 大基本特點。(1)技術發展和進步過程中產(chan) 生一個(ge) 路徑依賴效應，現有技術的發展方向和革新能力與(yu) 曆史上的相應投入有關(guan)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技術進步和產(chan) 業(ye) 升級根本上依賴於(yu) 本國在這方麵的投入，而且這是一個(ge) 費時耗力的過程。(2)技術發展和進步也不是孤立的，而必須與(yu) 一國的要素稟賦相適應才可以取得最大化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一國對技術的投入以及相應產(chan) 業(ye) 的規劃就不是任意的而是有選擇的，而要素稟賦結構往往構成了一個(ge) 重要的選擇依據。基於(yu) 方法論的契合主義(yi) 思維，筆者認為(wei) ，技術革新應該兼顧新結構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各自側(ce) 重的兩(liang) 種內(nei) 生性。

　　關(guan) 於(yu) 技術變遷的特性，演化經濟學大家安東(dong) 內(nei) 利曾做了深入的探索，這裏作一重點闡述。安東(dong) 內(nei) 利係統地剖析了既定相對要素價(jia) 格對潛在和實際全要素生產(chan) 率水平的影響，剖析了相對投入價(jia) 格的變化對生產(chan) 成本影響。在安東(dong) 內(nei) 利看來，當相對價(jia) 格改變時，每種生產(chan) 要素的產(chan) 出彈性並不相同，這導致生產(chan) 成本和產(chan) 出水平也將發生變化;其中，最豐(feng) 富要素相對價(jia) 格的降低對於(yu) 所有其他投入的影響越明顯，產(chan) 出彈性間的差異就越是顯著。相應地，在全球經濟中，一個(ge) 國家的一般效率的變動就取決(jue) 於(yu) 由新技術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增加以及由相對價(jia) 格結構變化所導致的生產(chan) 成本的變化。進而，在全球經濟中，每個(ge) 地區的要素市場也是異質的，每一個(ge) 企業(ye) 的一般效率往往會(hui) 受到技術變革和相對價(jia) 格的雙重影響;而且，相對價(jia) 格的變化越明顯，技術變革所呈現出的偏差或異質性也就越明顯。正是針對擁有異質要素的國家在準同質產(chan) 品的國際市場上的競爭(zheng) ，安東(dong) 內(nei) 利得出兩(liang) 大基本結論：(1)須界分潛在和實際全要素生產(chan) 率增長，隻有在最富有生產(chan) 率的投入是最便宜的時候，在非中性生產(chan) 函數中才可以得到潛在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增長;(2)須界分一般效率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增長，在給定技術條件下，生產(chan) 成本受到相對投入成本的影響，因而生產(chan) 的一般效率提升就需要新技術的引入，尤其是需要最富有生產(chan) 率的投入的相對價(jia) 格的下降。[⑩]

　　顯然，安東(dong) 內(nei) 利的分析實際上考慮了技術自我演化以及技術選擇的要素稟賦依賴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在技術變革或技術引進的條件上，安東(dong) 內(nei) 利將是否會(hui) 促進全球生產(chan) 率的增長當做重要評價(jia) 指標。安東(dong) 內(nei) 利寫(xie) 道：“當一種新技術是有偏的時候，它促進了某種生產(chan) 要素更加密集地使用。新技術采用對生產(chan) 率具有更為(wei) 顯著的影響。要素更為(wei) 豐(feng) 富，其價(jia) 格也更低。在全球競爭(zheng) 的環境下，這種動態性對企業(ye) 家出現的非對稱性具有關(guan) 鍵影響”;“在國際市場中，由於(yu) 局部要素市場的差異，投入的相對價(jia) 格也不同”，進而“根據它們(men) 的相對要素價(jia) 格，一些國家能夠比其他國家從(cong) 同一技術的引入中受益更多”。顯然，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必然需要考慮生產(chan) 要素的投入比例之間的協調，進而也就涉及生產(chan) 要素密度與(yu) 生產(chan) 要素比例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另一方麵，針對生產(chan) 要素比例與(yu) 生產(chan) 要素密度相適應的強度上，安東(dong) 內(nei) 利又不認為(wei) 生產(chan) 要素密度與(yu) 生產(chan) 要素比例之間需要保持完全一致。安東(dong) 內(nei) 利寫(xie) 道：“最富生產(chan) 率的要素成本的降低對生產(chan) 成本的降低和單位投入產(chan) 出的增加具有直接的影響。這種生產(chan) 成本上的變化不會(hui) 對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測量產(chan) 生影響，但是能夠對在由異質要素市場構成的全球市場上麵臨(lin) 競爭(zheng) 的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產(chan) 生強大的影響”;相應地，“當擁有適當的資本密集型技術時，資本相對成本的下降即使被工資增加所抵消，也仍然會(hui) 提高產(chan) 出水平。”[11]事實上，按照俄林的“生產(chan) 要素比例-生產(chan) 要素密度”原理，又哪裏需要什麽(me) 技術的作用呢?

　　由此，安東(dong) 內(nei) 利界分了技術發展中的兩(liang) 種路徑依賴：一是內(nei) 部路徑依賴，技術革新和進步受到轉換成本的作用而呈現出不可逆性，這與(yu) 現有技術和學習(xi) 機會(hui) 等內(nei) 部特征有關(guan) ;二是外部路徑依賴，技術選擇和變革受到相對價(jia) 格的作用，這與(yu) 要素稟賦和經濟係統等外部條件有關(guan) 。安東(dong) 內(nei) 利寫(xie) 道：“當企業(ye) 沿著由局部學習(xi) 過程和其他生產(chan) 要素不可逆性所決(jue) 定的路徑運行並最終進行創新時，內(nei) 部路徑依賴就會(hui) 發生。相反，外部路徑依賴是由外部條件所決(jue) 定的，這種外部環境在係統層麵上支配和決(jue) 定作新技術的成功引入。”[12]事實上，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一個(ge) 基本目的就是，將自己掌握的技術與(yu) 國外的要素稟賦結合起來，從(cong) 而實現技術與(yu) 局部相對價(jia) 格的最佳匹配而尋求國際市場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相應地，如果發展中國家可以自主地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以及相應的產(chan) 業(ye) 結構，也就可以最快速地提升競爭(zheng) 優(you) 勢，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本積累，進而最有效地推動產(chan) 業(ye) 升級。這是林毅夫所看到的，他根基於(yu) 外部路徑依賴的邏輯來倡導新結構經濟學。不過，我們(men) 同時也應該考慮到：(1)大多數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直接目的都是控製被收購的現有公司而非創造新的生產(chan) 力，那些創造新生產(chan) 力的跨國公司也會(hui) 致力於(yu) 強化對本國市場的控製並排擠掉其他本土企業(ye) ;(2)依賴引進方式往往無法獲得跨國公司的核心技術，更不要說對核心技術的掌握和運用往往依賴其他配套的專(zhuan) 用性資源以及基礎性的科技知識，而大多數專(zhuan) 用技術主要建立在“幹中學”的增量創新之上，通用技術則源於(yu) 教育的普及和研發的投入。這是張夏準等人看到的，他們(men) 根基於(yu) 內(nei) 部路徑依賴的邏輯來強調自主技術創新的重要性。進一步地，路風和賈根良等人也強調產(chan) 業(ye) 升級的內(nei) 生性，主張通過技術突破、企業(ye) 創新和產(chan) 品開發來推進產(chan) 業(ye) 的不斷升級。

　　四、兩(liang) 類範式的架橋：技術革新與(yu) 要素稟賦的互動

　　通過全麵考察技術進步的兩(liang) 類依賴性以及技術進步的生產(chan) 性要求，我們(men) 就可以說，一國的技術選擇和創新與(yu) 其要素稟賦結構之間存在某種相關(guan) 性，但不存在一一對應性;進而，發展中國家在引進新技術以及從(cong) 事技術創新時，一方麵需要考慮自身的要素稟賦結構，另一方麵又要避免鎖定在這一路徑之中。這對直接參與(yu) 國際市場競爭(zheng) 的企業(ye) 決(jue) 策是如此，對提升整體(ti) 國家競爭(zheng) 力的政府決(jue) 策也是如此。兩(liang) 者的差異在於(yu) ：企業(ye) 層麵的技術創新往往需要在可見的未來獲得績效，從(cong) 而研發投入的方向就會(hui) 明顯受製於(yu) 它所嵌入經濟係統的特定要素稟賦，需要特別關(guan) 注相對要素價(jia) 格和經濟空間對競爭(zheng) 的影響;相反，國家層麵的技術創新則可以突破單一企業(ye) 或行業(ye) 的預算約束，可以從(cong) 更長遠的發展視角著手研發投入，從(cong) 而也就可以與(yu) 要素稟賦結構發生更大程度的偏離。一般來說，國家經濟規模越大，在特定行業(ye) 的偏離程度也就可以越大，這也就是為(wei) 什麽(me) 斯蒂格利茨、羅德裏克、張夏準以及賈根良人都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可以實現大跨步式產(chan) 業(ye) 升級的依據;與(yu) 此同時，受到要素價(jia) 格和經濟空間的影響，一些在一個(ge) 地區不具效率的技術被引入到另一區域後就可以實現高績效，這正是林毅夫注重根據自身要素稟賦引進現有國際先進技術而實現小步跑式產(chan) 業(ye) 升級的重要原因。[13]顯然，這些都反映出，偏重要素稟賦決(jue) 定的新結構經濟學與(yu) 重視技術內(nei) 生演化的發展經濟學之間存在相通性，而不能簡單地以一個(ge) 維度的思維來否定另一維度的認知。

　　同時，一個(ge) 國家在確定技術的選擇和創新路徑時，不僅(jin) 要考慮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而且還要考慮他國尤其是競爭(zheng) 對手的要素稟賦結構。這就涉及技術的傳(chuan) 播和擴散問題：任何技術終將被模仿和複製，隻是時間長短問題。這是鮑莫爾指出的，他將技術傳(chuan) 播也視為(wei) 是積極的生產(chan) 性的企業(ye) 家活動，並將之提到與(yu) 技術創新同等的地位。[14]正是由於(yu) 技術存在擴散，一國就要避免自己開發的技術恰恰適用於(yu) 競爭(zheng) 對手所在的要素市場;否則，一旦這種新技術為(wei) 競爭(zheng) 對手所采用，反而會(hui) 降低本國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高成本的技術研發投入卻隻是“為(wei) 他人做嫁衣”。當然，在經濟和技術日益緊密的全球化時代，本國自主創新的技術成果可能為(wei) 他國所享有，但同樣，本國也可以合理、高效地選用他國的恰當技術;尤其是，作為(wei) 技術全麵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就可以有意識地利用和移植發達國家開發的但與(yu) 本國要素稟賦結構相適應的技術，這也就是林毅夫特別強調的。那麽(me) ，一個(ge) 國家究竟該如何推動技術進步呢?采用對外引進方式還是自主創新方式?這涉及不同產(chan) 業(ye) 的技術特性，也涉及國內(nei) 外的技術狀況，更涉及要素結構的對比。一般地，如果技術的流動性越高，技術演化的外部依賴性越強，那麽(me) ，通過對外引進方式來實現技術變革往往可以有效降低成本;相反，如果技術的擴散壁壘越高，技術演化的內(nei) 部依賴性越強，那麽(me) ，通過自主創新方式來實現技術變革往往可以產(chan) 生長期收益。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同樣需要將偏重由要素稟賦決(jue) 定的技術和產(chan) 業(ye) 引進與(yu) 重視技術內(nei) 生演化的技術和產(chan) 業(ye) 創新結合起來。

　　進一步地，我們(men) 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才能將技術革新與(yu) 要素稟賦結合起來?激進主義(yi) 經濟學者主張通過依據政府的強大投入在一些特定領域實現技術突破，以此推動高新技術產(chan) 業(ye) 的發展，進而實現“騰籠換鳥”式的產(chan) 業(ye) 升級。比較流行的做法：製定“中國製造2.0”或“中國製造3.0”目標，進而實施“互聯網+”“雲(yun) 計算”“智能製造”產(chan) 業(ye) 規劃，並由此設立各種國家和省市項目進行有組織地資助。但是，路風卻強調，產(chan) 業(ye) 升級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來，引發產(chan) 業(ye) 結構性變化的根本力量來自企業(ye) 的創新活動;相反，這種自上而下的“操作”將會(hui) 導致以行政手段排擠市場機製，進而產(chan) 生一窩蜂的短視現象，這在當前中國社會(hui) 已經非常明顯。同時，通過對工業(ye) 史的考察，路風還發現，眾(zhong) 多的重要技術特別是那些導致新工業(ye) 誕生的技術，都是由在位企業(ye) 發明或創造的(如半導體(ti) 晶體(ti) 管、合成纖維、光纖、液晶顯示器等)，新興(xing) 工業(ye) 的進入者也往往是其他工業(ye) 領域的在位者，或者往往也是從(cong) 在位企業(ye) 分離出去的。路風還引用發明“摩爾定律”的戈登。摩爾的話：“成功的新創企業(ye) 幾乎總是開始於(yu) 在大公司的研發組織中成熟的想法。如果失去大企業(ye) 或大企業(ye) 的研發組織，新創企業(ye) 也就消失了。”[15]一個(ge) 典型的例子就是芬蘭(lan) ，作為(wei) 通訊業(ye) 巨頭的諾基亞(ya) 的衰落之後，大量的諾基亞(ya) 員工開始了自主創業(ye) ，從(cong) 而誕生出包括“憤怒的小鳥”“部落衝(chong) 突”以及Jolla等在內(nei) 的移動互聯網公司。林毅夫也多次用這個(ge) 例子來說明，比較優(you) 勢在產(chan) 業(ye) 發展和升級中的意義(yi) 。正因如此，我們(men) 強調技術的自主創新，強調政府對企業(ye) 的自主創新的引導和扶持;顯然，企業(ye) 的自主創新必然會(hui) 更關(guan) 注技術的生產(chan) 性和生產(chan) 率，進而也必然會(hui) 充分考慮它所麵對的要素市場。

　　當然，路風這裏強調產(chan) 業(ye) 升級的內(nei) 生性，主要是從(cong) 技術進步的內(nei) 部路徑依賴上而言的，強調新的技術和能力產(chan) 生於(yu) 已有的基礎並通過累積的方式前行。相應地，這個(ge) 思路就被歸入演化經濟學和動態能力理論範疇，並被用於(yu) 反對新古典自由主義(yi) 的“休克療法”。同時，路風認為(wei) ，當前中國社會(hui) 的勞動力市場存在明顯的二元結構：一方麵，傳(chuan) 統高比例的農(nong) 業(ye) 人口造成了較低的人均收入和勞動成本;另一方麵，相對整齊的工業(ye) 體(ti) 係造就素質和技能較高的勞動者、企業(ye) 家和技術人員。因此，中國社會(hui) 的生產(chan) 技能高於(yu) 人均收入水平通常所預期的水平。相應地，這不僅(jin) 造就了國際市場中的強大競爭(zheng) 優(you) 勢，而且造成了低端(勞動密集型)工業(ye) 部門和高端(資本密集型)工業(ye) 部門的同時並存的二元產(chan) 業(ye) 結構。但是，長期依賴技術引進、依賴外資、依賴廉價(jia) 勞動力而忽視自主研發的經濟發展模式卻導致我們(men) 的出口產(chan) 品往往處於(yu) 全球價(jia) 值鏈的低端，並麵臨(lin) 著外部需求下降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嚴(yan) 重衝(chong) 擊。路風還指出，在被廣為(wei) 讚譽的“深圳模式”中，華為(wei) 等高技術企業(ye) 隻是金字塔的頂端，而更為(wei) 重要的是金字塔底座那些靈活多變的中小製造企業(ye) ;因此，產(chan) 業(ye) 升級根本上就應該引導、鼓勵和支持這些產(chan) 業(ye) 沿著更高生產(chan) 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級方向進行突破，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隻能來自自有的工業(ye) 基礎而不能寄托在外在的移入。當然，企業(ye) 的技術引入和創新往往是基於(yu) 對價(jia) 格-產(chan) 出組合的反應，其中也就可能潛含了短視行為(wei) 。為(wei) 此，路風強調兩(liang) 點：(1)中國的產(chan) 業(ye) 升級需要上升到政治層麵，需要借助政府的作用;(2)政府的產(chan) 業(ye) 政策主要引領的大方向，並幫助和促成企業(ye) 的技術變革。

　　顯然，路風對技術變革和產(chan) 業(ye) 政策的強調以及對政府作用的積極引入與(yu) 查默斯。約翰遜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存在顯著的相通性，它強調首先確定經濟發展的優(you) 先目標，然而通過國家的經濟介入、產(chan) 業(ye) 政策的實施以及對私人部門的引導和協調，促使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承襲這種思維，賴納特還將創造需求視為(wei) 發展型國家的重要職能，將需求增長——收入再分配——更高工資視為(wei) 一種正循環，尤其強調國家作為(wei) 高級產(chan) 品的需求者角色，這對技術邊界的外衣起到重要作用。[16]受此影響，賈根良也長期強調通過政府采購來促進高端產(chan) 品的自主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其實，現代主流經濟學往往將需求視為(wei) 源自消費者的真實需求，但加爾布雷斯很早就指出，現代市場早就不再屬於(yu) 消費者主權而是生產(chan) 者主權，擁有更大權力的生產(chan) 者往往通過各種措施來引導、誘騙和“強調”消費者購買(mai) 那些並非反映真實需要的東(dong) 西;同時，生產(chan) 者的生產(chan) 和供給原則是收益原則而非效用原則，為(wei) 此，它一方麵傾(qing) 向於(yu) 提供那些滿足具有更高購買(mai) 力的富人需要的東(dong) 西，另一方麵則誘發消費者而基於(yu) 攀比效應產(chan) 生的非真實需要的欲求。相應地，正是由於(yu) 由私人企業(ye) 誘導的需求往往集中在脫離人們(men) 真實需要的奢侈品上，每當遇到經濟危機時就會(hui) 導致整個(ge) 需求鏈的嚴(yan) 重崩潰，進而導致大量的產(chan) 能限製。[17]為(wei) 了解決(jue) 這種矛盾，“供給側(ce) 管理”就不能簡單地訴諸於(yu) 市場，而應該充分利用政府的作用。基於(yu) 這一邏輯，林毅夫指出，針對當前一些行業(ye) 產(chan) 能過剩的現狀，政府一方麵可以向那些附加價(jia) 值高的產(chan) 業(ye) 投資，另一方麵也通過國內(nei) 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一帶一路”建設消化嚴(yan) 重過剩鋼鐵、煤炭、有色金屬平板玻璃、水泥。顯然，“供給側(ce) ”改革的政策路向上，新結構經濟學與(yu) 發展型國家理論都強調政府在創造和引導需求方麵的積極角色，而不是簡單地推給市場。

　　同時，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發展也進一步推向了馬祖卡托的企業(ye) 家型國家或企業(ye) 家型政府，它將政府視為(wei) 技術創新的真正組織者和開拓者。[18]賈根良根據馬祖卡托的研究結果總結了政府在創新中三大作用。第一，企業(ye) 家型政府在引領創新中發揮關(guan) 鍵性作用，而私人企業(ye) 往往不願意或難以承擔創新的風險。例如，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是由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自主的一項項目，地球定位係統源於(yu) 一項被稱為(wei) 導航星的美國軍(jun) 事計劃，iphoness的觸屏技術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hui) 和中央情報局資助的Fingerworks公司發明，iphoness的語音識別個(ge) 人助理是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一項智能項目的副產(chan) 品。第二，企業(ye) 家型政府在重大技術創新中扮演“造浪者”者角色，民間風險資本往往隻是“衝(chong) 浪者”。例如，美國IT革命、生物技術以及納米技術的研發，在早期階段主要都是由美國“小企業(ye) 創新研究計劃”提供融資，而隻是到了中間階段才開始有私人風險資本的介入並逐漸占主導;這是因為(wei) ，早期階段的創新應需要巨大資本並且成功概率較小而具有私人資本難以承受的風險。第三，企業(ye) 家型政府往往能夠成功地挑選出“優(you) 勝者”，從(cong) 而實現了較高的資源配置效率。例如，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先後成功地挑選出數百項新技術和新產(chan) 品的“優(you) 勝者”，這包括互聯網、半導體(ti) 、全球定位係統、激光器、高速超音速飛機、無人駕駛汽車、隱形飛機、智能義(yi) 肢、遠程醫療和合金材料等。[19]同時，馬祖卡托的研究也被林毅夫用來支持他的有為(wei) 政府和產(chan) 業(ye) 政策：集中有限資源，協助企業(ye) 家從(cong) 事那些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和產(chan) 業(ye) 升級，從(cong) 而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20]

　　此外，路風主張也與(yu) 賈根良倡導的新李斯特主義(yi) 一脈相承，都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主要取決(jue) 於(yu) 高生產(chan) 率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chan) 業(ye) 取得明顯進展，而這需要企業(ye) 的技術突破和能力成長，需要引入政府積極的組織和規劃。根據新時代不同產(chan) 業(ye) 中價(jia) 值鏈的分化以及中國“高端失守、低端過剩和混亂(luan) ”的現狀，賈根良而提出新李斯特主義(yi) 的國家致富新原則：進口價(jia) 值鏈低端產(chan) 品，出口價(jia) 值鏈高端產(chan) 品，並製定和保護本國價(jia) 值鏈高端產(chan) 品的產(chan) 業(ye) 政策。[21]後來賈根良對這一致富新原則的表述做了修改：進口價(jia) 值鏈低中端產(chan) 品，出口價(jia) 值鏈中高端產(chan) 品;進而，通過循序漸進而非“休克療法”實現產(chan) 業(ye) 或產(chan) 品從(cong) 價(jia) 值鏈低中端向中高端的升級。不過，這裏又會(hui) 引出新的問題：如果過於(yu) 強調借助政府的投資和研發來發展高端產(chan) 品，是否會(hui) 走向另一個(ge) 層麵的“休克療法”?產(chan) 業(ye) 和技術發展是否又從(cong) 內(nei) 部依賴路徑轉向了外部依賴路徑?是否會(hui) 阻斷產(chan) 業(ye) 和技術自我演化的內(nei) 生性?當然，賈根良也僅(jin) 僅(jin) 隻是將國家致富新原則視為(wei) 對長期目標的追求，但強調中國應該從(cong) 價(jia) 值鏈高端入手實現技術趕超。[22]而且，賈根良還強調，產(chan) 業(ye) 或產(chan) 品升級過程並非主要由政府投資，政府隻是通過產(chan) 業(ye) 政策發揮引領者的作用，政府主要投資那些私人企業(ye) 還無力或缺乏意願的領域，集中在不確定性的、幫助企業(ye) 度過“死亡之穀”的部分，而隻有在那些顛覆式創新上才會(hui) 成為(wei) 主要的開拓者和組織者。顯然，這一論述與(yu) 林毅夫也沒有實質性差異，不同之處在於(yu) ，林毅夫認為(wei) 可以甄別出有潛在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而有針對性扶持。事實上，無論是技術進步和產(chan) 業(ye) 升級是沿著外部依賴路徑還是沿著內(nei) 部依賴路徑，真正的關(guan) 鍵在於(yu) ，投資所形成的新生產(chan) 能力能否帶來技術和生產(chan) 率的變化?顯然，這種變化往往需要與(yu) 現有的要素稟賦聯係起來，這是安東(dong) 內(nei) 利的分析。

　　由此，我們(men)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兩(liang) 大產(chan) 業(ye) 政策思潮之間的明顯共通性。首先，都強調政府與(yu) 市場之間互補而非對立的關(guan) 係，批判了流行經濟學教科書(shu) 對人們(men) 思維的禁錮和誤導。例如，路風就指出，政府和市場同屬於(yu) 知識生產(chan) 機製和經濟協調機製的組成部分：一方麵，由於(yu) 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技能的產(chan) 生機製源於(yu) 市場競爭(zheng) 的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因而有用知識存量的增長及其應用的擴展主要由企業(ye) 承擔;另一方麵，由於(yu) 單個(ge) 企業(ye) 往往缺乏經濟體(ti) 係變化趨勢以及如何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化解社會(hui) 矛盾的知識，因而也就需要掌握這些知識的政府來引領。路風尤其強調，政府對技術創新的介入不會(hui) 阻礙市場機製的作用，因為(wei) 具體(ti) 技術進步主要來自基層的創造性並通過競爭(zheng) 檢驗結果。[23]顯然，這些分析和看法都是與(yu) 新結構經濟學並沒有多少區別：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市場有效要以政府有為(wei) 為(wei) 前提，政府有為(wei) 須以市場有效為(wei) 依歸依;相應地，其基本政策目標就在於(yu) ，實現有為(wei) 政府和有效市場的有機契合，實現市場機製和政府機製的共進互補。其次，都重視政府對高端產(chan) 業(ye) 技術的引領和投入。實際上，馬祖卡托和賈根良用於(yu) 論證政府在創新中積極作用的三方麵材料也都被新結構經濟學用來支持有為(wei) 政府和產(chan) 業(ye) 政策的經驗依據，隻不過對這些政府作用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對產(chan) 業(ye) 選擇所依據的理論解釋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一方麵，新結構經濟學並不是主張，政府隻能被動地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而在相關(guan) 基礎設施供給方麵提供適當的幫助，而主要將這種功能角色適用於(yu) 追趕型產(chan) 業(ye) 的情形;相反，在“彎道超車”型和戰略型產(chan) 業(ye) 上，新結構經濟學賦予了政府更為(wei) 積極的自主功能，這方麵與(yu) 張夏準等持守的激進發展經濟學、路風采用的動態能力理論以及賈根良倡導的演化發展經濟學之間呈現出更大的相通性。另一方麵，隻要將市場失靈的內(nei) 涵放寬，那麽(me) ，政府的積極經濟功能也就不再是局限於(yu) 狹義(yi) 市場失靈所界定的“有限政府”而是引導創新資源配置以及促進創新活動協調的有為(wei) 政府，賈根良所側(ce) 重的這些政府生產(chan) 性活動也就完全可以納入有為(wei) 政府的範疇。[24]最後，需要指出，企業(ye) 家型國家或企業(ye) 家型政府理論認為(wei) ，國家越窮，企業(ye) 家才能就越缺乏，從(cong) 而也就需要國家承擔最後企業(ye) 家和資本家的角色。[25]這裏，實際上混淆了企業(ye) 家才能的潛在存在和實現。按照張夏準的看法，發展中國家並不缺乏企業(ye) 家才能和創新精神，而是缺乏將個(ge) 體(ti) 創業(ye) 潛能成功地轉化為(wei) 社會(hui) 創業(ye) 動力的能力，這涉及到有效的社會(hui) 組織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張夏準與(yu) 林毅夫之間也是共通的，都將政府的主要職能放在軟硬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麵。

　　五、結語

　　本文的分析表明，目前圍繞產(chan) 業(ye) 政策之爭(zheng) 的兩(liang) 大思潮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要素稟賦與(yu) 技術創新之間也不是獨立的。一般來說，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是打破發達國家現有產(chan) 業(ye) 壁壘的關(guan) 鍵要素，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發展中國家就必要采取有效措施來推進技術的進步;但同時，無論技術選擇還是自主創新又都不是脫離特定的社會(hui) 環境，更不可能全方位地推進，而是要嵌入在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之中。這從(cong) 兩(liang) 方麵加以說明：一方麵，技術的選擇和創新往往需要考慮要素稟賦結構以及決(jue) 定的要素相對價(jia) 格，從(cong) 而得以降低技術創新的成本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競爭(zheng) 優(you) 勢;另一方麵，新技術的引入本身也會(hui) 引起要素相對價(jia) 格的變化，進而會(hui) 改變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也即，技術選擇和創新既要考慮現在的投入成本，也要考慮對後續技術發展的影響。正因如此，一個(ge) 國家在製定促進經濟增長的產(chan) 業(ye) 政策和科技政策時，就需要關(guan) 注要素稟賦、相對要素價(jia) 格與(yu) 技術創新的方向和速度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進一步地，不僅(jin) 要深入了解本國的要素稟賦和現有技術狀況等，而且要係統剖析競爭(zheng) 對手的要素稟賦及其相應的專(zhuan) 用技術。隻有全麵而綜合地考慮這些因素，才能最有效地促進技術進步和產(chan) 業(ye) 升級。安東(dong) 內(nei) 利說，“對於(yu) 每一個(ge) 區域和每一個(ge) 相對價(jia) 格係統，總存在一個(ge) 比較好的技術，技術的優(you) 劣排序依賴於(yu) 局部最充足要素的產(chan) 出彈性。”[26]

　　正是考慮到上述種種情形，筆者主張，要全麵認知並完善政府的經濟職能，要有效實現技術進步和產(chan) 業(ye) 升級，就需要在林毅夫、張夏準、羅德裏克、斯蒂格利茨以及賈根良等人的理論邏輯和政策主張之間進行架橋，需要通過契合主義(yi) 思維實現取長補短而製定出盡可能周全的技術和產(chan) 業(ye) 政策。在筆者看來，產(chan) 業(ye) 的發展和升級過程也遵循不可跳躍的循序漸進原理，在工業(ye) 化初級階段的生產(chan) 很難整體(ti) 上跳過初級產(chan) 品而全麵地進入高級產(chan) 品，在國際市場的出口也很難跳過低端產(chan) 品階段而大規模出口高端產(chan) 品;究其原因，落後國家在這些產(chan) 品和產(chan) 業(ye) 上還不具有國際競爭(zheng) 優(you) 勢，這種做的結果必然依賴大量政府補貼。既然如此，政府在產(chan) 業(ye) 發展和升級過程中又有何作用呢?一般地，有為(wei) 政府的積極作用大致可以體(ti) 現在這兩(liang) 方麵：(1)縮短產(chan) 業(ye) 從(cong) 低級到高級的時間，政府在此過程可以通過適當的產(chan) 業(ye) 政策以促進先進技術的持續引進或者自主創新，從(cong) 而有效地促進綜合比較優(you) 勢的提升;(2)具有一定財力基礎的大經濟體(ti) ，則可以花費相當比重的資源用於(yu) “挑選出”的某些高科技的自主研發，從(cong) 而可以在一些產(chan) 業(ye) 上實現跨越式發展。其中，前者比較適合占主體(ti) 地位的追趕型產(chan) 業(ye) ，後者則主要適合少數“彎道超車”型產(chan) 業(ye) 和戰略型產(chan) 業(ye) ，但具體(ti) 政策和措施往往依賴國際分工結構、國內(nei) 外技術差距、國內(nei) 外市場規模對比、國內(nei) 生產(chan) 要素分布、傳(chuan) 統技術基礎等現實社會(hui) 環境和條件。同時，這兩(liang) 方麵實際上都為(wei) 林毅夫、張夏準以及賈根良、路風等人所涉及，而當前學術界要做的則是致力於(yu) 將這些思維和認知納入到統一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ti) 係下。

　　[①] 朱富強：“為(wei) 何需要產(chan) 業(ye) 政策：張維迎和林毅夫之爭(zheng) 的邏輯考辯”，《社會(hui) 科學戰線》2017年第4期。

　　[②] 宋磊：“被忽視的政治邏輯和管理實踐——對林毅夫、張維迎之爭(zheng) 再反思”，《文化縱橫》2016年第12期。

　　[③] 賈根良：“中國應該走一條什麽(me) 樣的技術追趕道路”，《求是》2014年第6期。

　　[④]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yu) 政策的理論框架》，蘇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張夏準的書(shu) 評，第161頁。

　　[⑤]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yu) 政策的理論框架》，蘇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張夏準的書(shu) 評，第163頁。

　　[⑥] 林毅夫：《經濟發展與(yu) 轉型：思潮、戰略與(yu) 自生能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頁。

　　[⑦] 林毅夫和塞勒斯汀。孟加：《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 創造經濟奇跡》，張彤曉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頁。

　　[⑧]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yu) 政策的理論框架》，蘇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張夏準的書(shu) 評，第170頁。

　　[⑨] 賴納特：《富國為(wei) 什麽(me) 富 窮國為(wei) 什麽(me) 窮》，楊虎濤、陳國濤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頁。

　　[⑩] 安東(dong) 內(nei) 利：《創新經濟學——新技術與(yu) 結構變遷》，劉剛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6頁。

　　[11] 安東(dong) 內(nei) 利：《創新經濟學——新技術與(yu) 結構變遷》，劉剛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頁。

　　[12] 安東(dong) 內(nei) 利：《創新經濟學——新技術與(yu) 結構變遷》，劉剛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頁。

　　[13] 朱富強：“如何通過比較優(you) 勢的轉換來實現產(chan) 業(ye) 升級：評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學術月刊》2017年第3期，64-79頁。

　　[14] 鮑莫爾：《企業(ye) 家精神》，孫智君等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章。

　　[15] 路風：“產(chan) 業(ye) 升級與(yu) 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文化縱橫》2016年第8期。

　　[16] 賴納特：“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載霍奇遜主編：《製度與(yu) 演化經濟學的現代文選：關(guan) 鍵性概念》，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38頁。

　　[17] 朱富強：“純粹市場經濟體(ti) 係能否滿足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需求：反思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兩(liang) 大市場信念”，《財經研究》2013年第5期。

　　[18] Mazzucato, M., 2011,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Demos.

　　[19] 賈根良：“開創大變革時代國家經濟作用大討論的新綱領——評名字卡托的《企業(ye) 家型國家：破除公共與(yu) 私人部門的神話》”，《政治經濟學報》(第8卷)，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年5月版。

　　[20] 林毅夫：“產(chan) 業(ye) 政策與(yu) 我國的經濟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複旦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2期。

　　[21] 賈根良等：《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頁。

　　[22]賈根良：“從(cong) 價(jia) 值鏈高端入手實現技術趕超”，《科技日報》2013年5月27日。

　　[23] 路風：“產(chan) 業(ye) 升級與(yu) 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文化縱橫》2016年第8期。

　　[24] 朱富強：“政府的功能及其限度：評林毅夫與(yu) 田國強、張維迎的論爭(zheng) ”，《政治經濟學報》(第7卷)，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2月。

　　[25] 賴納特：“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載霍奇遜主編：《製度與(yu) 演化經濟學的現代文選：關(guan) 鍵性概念》，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頁。

　　[26] 安東(dong) 內(nei) 利：《創新經濟學——新技術與(yu) 結構變遷》，劉剛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