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傾(qing) 注了極大熱情和智慧為(wei) 治政者們(men) 上的這一堂經濟課，長時間裏鮮有知音和共鳴。班固著《漢書(shu) 》就對他的《貨殖論》和《平準書(shu) 》提出了批評。

　　“天下熙熙，皆為(wei)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wei) 利往”。這是司馬遷說的。太史公說這話不是憤世嫉俗，也不是做心靈雞湯，而是要為(wei) 我們(men) 上一堂經濟課。

　　崇奢，還是崇儉(jian)

　　看《史記》，有人說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史學巨著，也有人把它當文學作品看，其實它裏麵還蘊藏著豐(feng) 富的經濟學，這主要集中在《貨殖列傳(chuan) 》和《平準書(shu) 》中。

　　在這兩(liang) 本書(shu) 中，司馬遷認為(wei) 人天性是逐利的，而且沒有什麽(me) 不對，所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這句話有石破天驚的意味，因為(wei) 在此之前的諸子百家和統治者無不重義(yi) 貶利。

　　《論語》說“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道德經》說“罪莫大於(yu) 可欲，禍莫大於(yu) 不知足，咎莫大於(yu) 欲得”，就連司馬遷的老師董仲舒也說“正其義(yi) 不謀其利”。

　　但道德的高標無法掩蓋人性的現實，經濟決(jue) 定道德而非道德決(jue) 定經濟，哲學可以理想化，經濟學必須務實。在現實中重利輕義(yi) 的人是有的，他們(men) 被稱為(wei) 君子。

　　但社會(hui) 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人因為(wei) 自私所以才有了理想，在一個(ge) 人人利他的社會(hui) 裏理想也就消失了。

　　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司馬遷認為(wei) 不能回避欲望、利益，享受、逐利是人的本性，不用學習(xi) 即人人擁有且無法抑製，“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自出”。

　　既然逐利是客觀的、享受是正當的，那麽(me) 鼓勵致富、鼓勵消費也就是自然的，這一點司馬遷的看法也與(yu) 大多數人不同。之前諸子百家多崇尚節儉(jian) 、克製欲望，繼而抑製消費需求。

　　司馬遷認為(wei)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美好的東(dong) 西“皆中國人民所喜好”，正是因為(wei) 大家自覺追求這些東(dong) 西，同時也努力創造這些東(dong) 西以換取別人的成果，所以經濟才得以繁榮。

　　《國富論》的作者亞(ya) 當·斯密認為(wei) 人們(men) 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來自麵包師、屠戶的恩惠，而出自他們(men) 為(wei) 自己謀利的打算。這就是“經濟人”的概念，是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司馬遷的認識與(yu) 此相同。

　　富國，還是富民

　　自從(cong) 有了國家，百姓的一切行為(wei) 無不與(yu) 國家產(chan) 生關(guan) 聯，尤其是經濟活動。出於(yu) 強化集權的需要，曆代統治者往往最關(guan) 心富國強兵，當然也認識到實現“上富”必須先“下富”。孔子說“百姓不足，君熟與(yu) 足”、“民不富，難以施仁”，雖然也強調了民富，但隻把這個(ge) 看作實現國富的手段。

　　也有人認為(wei) 國富與(yu) 民富其實是相矛盾的，商鞅說“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赤裸裸地道出了心機。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對人和一切資源的全方位控製。

　　民富不富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國富。商鞅或許認為(wei) 早他200多年的管仲雖然通過改革創造了經濟奇跡，但由於(yu) 過分強調富民而削弱了國家的力量，所以“春秋五霸”之首的齊國僅(jin) 曇花一現。

　　孔子是儒家，商鞅是法家，在民富還是國富的問題上儒家更容易贏得人心，而法家更容易為(wei) 統治者接受。司馬遷既不是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儒家，又討厭法家的做法，《貨殖列傳(chuan) 》引用了管仲說的“倉(cang)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並進一步闡釋為(wei) “禮生於(yu) 有而廢於(yu) 無”。國家不僅(jin) 要富裕更要安定，那就得讓百姓“知禮節”，百姓隻要富足了自然會(hui) “知禮節”。

　　“貨”指的是財富，“殖”指的是增長。財富的增長首先來自於(yu) 經濟個(ge) 體(ti) ，人們(men) 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不僅(jin) 實現了富裕而且會(hui) 更渴盼穩定，這是國家安定的基礎。國富、民富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因為(wei) 國富所以才要“使民富”，它們(men) 其實是融合於(yu) 一體(ti) 的。

　　重農(nong) ，還是重商

　　如何實現民富、國富呢?傳(chuan) 統的看法是要“重本抑末”。“本”是農(nong) 業(ye) ，“末”是農(nong) 業(ye) 之外的其他各業(ye) ，包括手工業(ye) 、商業(ye) 等，隻有大力發展農(nong) 業(ye) 才能民富國強。

　　為(wei) 什麽(me) 有這樣的認識?因為(wei) 在一些人看來，直接從(cong) 事生產(chan) 的人才能創造財富，像商人這樣靠從(cong) 事交易而致富的人是“蠹蟲”。司馬遷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引《周書(shu) 》上的話“農(nong) 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說明各行各業(ye) 的重要。農(nong) 是農(nong) 業(ye) 、工是手工業(ye) 、商是商業(ye) 、虞是從(cong) 事山林漁獵的人，農(nong) 、工、商、虞四業(ye) 互相無法替代。

　　在這四業(ye) 之中司馬遷更強調商業(ye) ，《貨殖列傳(chuan) 》就是為(wei) 成功的商人們(men) 立傳(chuan) ，其中包括範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人。這些“企業(ye) 家”在商業(ye) 上都很成功，但他們(men) 的社會(hui) 地位並不高，頂著“為(wei) 富不仁”的帽子，不僅(jin) 被輿論歧視，而且經常受到政策的打壓。

　　漢初規定商人不得為(wei) 官、不得占田，後來更視商人為(wei) 亡命、贅婿這一類人而進行貶斥。

　　司馬遷肯定了商人的價(jia) 值，進一步指出“夫用貧求富，農(nong) 不如工，工不如商”。現代經濟學認為(wei) 工業(ye) 的附加值確實比農(nong) 業(ye) 高，而商業(ye) 、服務業(ye) 的附加值又比工業(ye) 高，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理”。

　　司馬遷反對歧視商人，認為(wei) “富者得勢益彰”。他舉(ju) 例說，孔子之所以“名布揚於(yu) 天下”，與(yu) 他的學生子貢有很大關(guan) 係。眾(zhong) 所周知子貢是個(ge) 成功的商人，很富有，正是因為(wei) 他有條件對老師進行不遺餘(yu) 力地宣揚，孔子在後世才這麽(me) 知名。

　　司馬遷甚至提出了“素封”的概念，認為(wei) 這些成功的商人雖然沒有爵位、沒有官職，但他們(men) 是“千金之家”，在社會(hui) 上的影響力一點兒(er) 都不比王侯、高官小。

　　幹預，還是不幹預

　　國家要對經濟進行管理，怎麽(me) 管?管仲認為(wei) 必須全麵加強管理，“以輕重禦天下之道”，通過貨幣、價(jia) 格、稅收等手段控製物資流通，對鹽、鐵等戰略性物資實行國家專(zhuan) 營。他的主張被稱為(wei) “輕重論”。

　　司馬遷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wei) 國家管理經濟有五種方式：一是“善者因之”，通過實行自由經濟政策，順其自然，國家不幹預;二是“利導之”，通過一些手段，如物質利益、經濟杠杆等引導經濟向有利的方向發展;三是“教誨之”，通過教化手段影響人們(men) ，鼓勵人們(men) 從(cong) 事某些經濟活動;四是“整齊之”，通過法律、行政等強製手段規範、整治人們(men) 的經濟活動;五是“與(yu) 之爭(zheng) ”，通過直接幹預、介入經濟與(yu) 民爭(zheng) 利。

　　司馬遷認為(wei) 第一種方式最好，最後一種方式最差。他的“善因論”與(yu) 管仲的“輕重論”剛好相對，一個(ge) 主張國家不幹預經濟，一個(ge) 主張幹預。

　　作為(wei) 太史令出身的曆史學家，司馬遷本應專(zhuan) 注述史，但他對經濟問題的關(guan) 注和思考顯然也十分深入、深刻，這與(yu) 當時的社會(hui) 背景有很大關(guan) 係。

　　漢初無為(wei) 而治，對經濟活動較少幹預，經濟得到了快速恢複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但從(cong) 漢武帝起逐步改變了不幹預的經濟政策，推行重農(nong) 抑商、移民屯墾、假民公田，不僅(jin) 收回了貨幣發行權、鹽鐵經營權，還實行均輸平準、算緡、告緡、酒榷等一係列重大經濟政策，加強了對經濟的管控。

　　司馬遷寫(xie) 《平準論》，敘述的就是漢初以來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漢武帝實行強化國家幹預的經濟政策進行了評議。他認為(wei) 由於(yu) 國家強化了幹預，漢初以來幾代人辛勤積累的財富可能一耗而空。

　　司馬遷認為(wei) 應該“善者因之”。這是一種自由主義(yi) 經濟理論，與(yu) 亞(ya) 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異曲同工。

　　後代有學者說“讀中國書(shu) 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shu) ;讀《史記》未讀《貨殖列傳(chuan) 》，可算未讀《史記》”。然而，司馬遷傾(qing) 注了極大熱情和智慧為(wei) 治政者們(men) 上的這一堂經濟課，長時間裏鮮有知音和共鳴。

　　班固著《漢書(shu) 》就對他的《貨殖論》和《平準書(shu) 》提出了批評，認為(wei) 漢武帝所實行的經濟政策是正確的、英明的;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從(cong) 崇奢到重商、到國家不幹預都是錯誤的。

　　對於(yu) “班馬之爭(zheng) ”，後代的統治者顯然更喜歡班固，重農(nong) 輕商、國家幹預經濟成為(wei) 曆代政策的主流，從(cong) 而限製了市場經濟乃至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一直到明代資本主義(yi) 也隻“萌芽”而不“結果”，都不能不說與(yu) 此有關(g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