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有些事“動嘴”(也包括理論研究)與(yu) “動手”必須適當分離。然而，生活中有的事又需要將“動嘴”與(yu) “動手”融為(wei) 一體(ti) 。雍正十年(1732年)，鄭板橋在杭州寫(xie) 信給堂弟鄭墨，信中說：“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羅網，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即來，其子孫既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hui) 打算的，何曾算計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鄭板橋這樣說，也這樣做。他還是秀才時，就翻撿出家奴的賣身契，但並不出示給那些人看，而是將其一把火燒掉，以免家奴難堪，一點也不“算計別人”。在鄭板橋看來，人與(yu) 人是平等的，主仆相得，仆人自然可以留下來;不能和諧相處，仆人即可離開，靠契約束縛，是一種不人性的行為(wei) 。乾隆九年(1744年)，鄭板橋為(wei) 範縣縣令已兩(liang) 年，經過精心治理，此地政通人和、百姓安居樂(le) 業(ye) ，他又晚年得子，正是一生得意之時。由自己之順想到某些親(qin) 朋故交之逆，於(yu) 是決(jue) 定出手相幫，他寫(xie) 信給堂弟鄭墨：“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qin) 姻，念故交，大數即得;其餘(yu) 鄰裏鄉(xiang) 黨(dang) ，相周相恤。”“可憐我東(dong) 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吃秕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er) 女爭(zheng) 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他拿出自己的薪俸，囑咐堂弟，代他挨家挨戶逐一散給，撫寡扶孤，“務在金盡為(wei) 止”。

　　與(yu) 鄭板橋相比，晚清的曾國藩在“動嘴”與(yu) “動手”的結合上名氣更大。曾國藩希望子弟做到“八本”，即“讀書(shu) 以訓詁為(wei) 本，詩文以聲調為(wei) 本，事親(qin) 以得歡心為(wei) 本，養(yang) 生以少煩惱為(wei) 本，立身以不妄語為(wei) 本，居家以不晏起為(wei) 本，居官以不要錢為(wei) 本，行軍(jun) 以不擾民為(wei) 本”，這些家訓有幾條是關(guan) 乎做人的，它實際上是曾國藩自身經驗的概括。就拿“事親(qin) ”來說吧，曾國藩很懂得討長輩的“歡心”。初入京時，他得贍養(yang) 六位老人：祖父母、父母、無後的叔父母，盡管個(ge) 人的事很忙，但每隔那麽(me) 十天半月，他一定會(hui) 給長輩寫(xie) 信，告訴他們(men) 一些開心事。那時曾國藩極窮，年年都要借錢度日，即使如此，他仍會(hui) 每年寄一些銀兩(liang) 回家，害怕“子欲養(yang) 而親(qin) 不待”。其父曾麟書(shu) 中過秀才，好出風頭，也有些貪小便宜，喜歡幹預公事，曾國藩知道這將導致自取其辱，必須及時製止。但他寫(xie) 給父親(qin) 的信裏，從(cong) 不提此事，怕父親(qin) 不高興(xing) ，在致弟弟、叔父的信中卻一再叮囑，希望他們(men) 及時轉告。曾國藩是個(ge) “不妄語”的人，答應了別人的事，一定會(hui) 去做。看《曾國藩日記》，你會(hui) 發現他要忙到深夜才能睡覺，其中的工作之一是為(wei) 人寫(xie) 序跋、題匾額、寫(xie) 墓誌銘。曾國藩做官“不要錢”。晚清，陋規盛行，而且公私不分，但曾國藩取用陋規全部用於(yu) 公事，僅(jin) 此一項，他每年少拿的銀子就在十四萬(wan) 兩(liang) 以上。他做湘軍(jun) 統帥，過手的軍(jun) 事經費近三千萬(wan) 兩(liang) ，也不貪一分一毫。

　　其實，世間絕大多數事情都是相對簡單的，完全可以做到“動嘴”“動手”兩(liang) 不誤。某件事，你嘴上說幹了之後如何如何好，沒多少人信服;你親(qin) 自去做，用行動證明它的好，別人就會(hui) 相信。鄭板橋和曾國藩歸納的家訓內(nei) 容各異，一個(ge) 共同的特點是他們(men) 自己實踐過，行之有效，最後才推薦給家人。換句話說就是，在“動嘴”之前，他們(men) 先學會(hui) 了“動手”。因此，其“動嘴”歸納的東(dong) 西才顯出了一份慎重、真誠、高遠，後人心甘情願照著去做。流傳(chuan) 到今天，依然被我們(men) 視作珍寶。

　　與(yu) 空頭“動嘴家”相比，社會(hui) 其實更需要說做一致的“動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