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作家對傳(chuan) 統的深刻反思，是促使中國文學不斷發展的力量。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不但專(zhuan) 注於(yu) 對現實社會(hui) 的解讀，在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解讀時，也有著極為(wei) 獨到的視角和深刻的思想內(nei) 涵。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不但是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之載體(ti) ，也是中國社會(hui) 發展曆史的忠實記錄，處處展現出思想的光輝與(yu) 力量。

　　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體(ti) 驗方式。自儒家文化誕生之日起，中國文學就與(yu) 其建立了密切聯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儒家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對國民意識的影響在一項重要的文學獎項中得到了體(ti) 現——茅盾文學獎。這一獎項是依據茅盾先生遺願，為(wei) 鼓勵優(you) 秀長篇小說創作、推動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文學繁榮而設立的，具有中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其創作者往往樂(le) 於(yu) 通過對儒家文化的詮釋來實現對文學發展的引導，這也是中國現當代作家們(men) 積極迎合文學主流的表現。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的傳(chuan) 統文化認同

　　茅盾文學獎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幾十年來的發展曆程。就題材而言，通過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彰顯文學價(jia) 值、表達文化訴求、尋找文學代言，是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特有形式。從(cong) 茅盾文學獎愛國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的文化價(jia) 值取向來看，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是其重要基礎，而這種高度的認同感正是來自於(yu) 幾千年曆史所傳(chuan) 承下來的優(you) 秀文化。

　　就內(nei) 容而言，文化有物質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之分。物質文化的形式最為(wei) 生動，但卻是表層的文化;而與(yu) 審美情趣、價(jia) 值理念、精神信仰有關(guan) 的文化，才是最深層次的文化，它會(hui) 隨著時間的發展而逐漸內(nei) 化為(wei) 民族心理結構的一部分，能夠得到民眾(zhong) 的高度認同。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在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弘揚上一向不遺餘(yu) 力。首先，很多獲獎作品整體(ti) 上側(ce) 重於(yu) 對宏觀民族曆史的描述，如《白門柳》《白鹿原》等作品，展現出作者對曆史這一文化載體(ti) 的反思，文學中的“尋根”潮流，表現出作家們(men) 致力於(yu) 對傳(chuan) 統意識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次探求。

　　其次，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在勾勒細節時，對民族風俗、地域文化、社會(hui) 心理的描寫(xie) 尤為(wei) 注重，表達了作者對中國民間生存狀態和民族性格的思索，無論是地方色彩、民族色彩還是民族傳(chuan) 統，都在其中得到了生動的體(ti) 現。如果以美術家的眼光去欣賞古華的《芙蓉鎮》，那無疑就是一幅浸染著春雨秋霜韻味的湘南農(nong) 村風情畫卷;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則是一部古樸的西部農(nong) 村民俗史。在傳(chuan) 統文明被現代文明不斷影響的大環境下，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展現出來的民族情調、散發出來的懷舊氣息，是作家對傳(chuan) 統文化認同和反思的結果。

　　最後，對民族精神的挖掘和表現是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又一大特色。中華民族精神主要有自由精神、人文精神、宗法倫(lun) 理精神、仁愛精神、奮發精神等，這是中國文學深深植根的土壤。例如 《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和孫少安，就是年輕農(nong) 民的代表，他們(men) 背負著沉重的生活重擔，心中卻充滿永不認輸的鬥誌，這種自強不息精神激勵的不是一個(ge) 人、一代人，而是整個(ge) 民族，因而頗具代表性。

　　對傳(chuan) 統的深刻反思，是促使中國文學不斷發展的力量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類型多樣，有反思小說、革命題材小說、曆史小說和改革小說，不論是對曆史的尋根與(yu) 追溯，還是對當下社會(hui) 發展的思索，這些作品都表現出對曆史的忠誠和敬畏。特別是在以現當代曆史為(wei) 題材的反思小說、改革小說、鄉(xiang) 村小說中，作家們(men) 對傳(chuan) 統儒家文化的時代價(jia) 值給予了全方位解讀。例如《沉重的翅膀》《騷動之秋》《都市風流》《英雄時代》《湖光山色》等獲獎作品，基本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與(yu) 矛盾。其中，《沉重的翅膀》和《英雄時代》在對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關(guan) 係的認識和表達上最具代表性。

　　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描寫(xie) 了改革開放初期，曙光汽車廠進行整頓改革的故事，作家借助新舊文明、製度的碰撞與(yu) 衝(chong) 擊，塑造了鄭子雲(yun) 這一“實幹家”的形象，對改革初期國家政治、經濟、社會(hui) 麵貌也給予了生動展示。柳建偉(wei) 的《英雄時代》描寫(xie) 的是十五大前後，國家組織計劃司副司長史天雄積極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探索的光輝曆程。不僅(jin) 如此，這兩(liang) 部作品也對儒家傳(chuan) 統文化的時代特色、特定群體(ti) 的生存困境進行了深度詮釋。

　　如果說以上兩(liang) 部改革題材的作品側(ce) 重於(yu) 對曆史進程的體(ti) 驗和反思，那麽(me) 《白鹿原》和《秦腔》這兩(liang) 部鄉(xiang) 土題材的小說，反映的則是鄉(xiang) 村文明對儒家文化傳(chuan) 統的困惑與(yu) 流連。在《沉重的翅膀》和《英雄時代》兩(liang) 部作品中，無論是鄭子雲(yun) 還是史天雄，其精神力量都足夠強大，在麵對選擇時，他們(men) 的信仰從(cong) 未動搖過。與(yu) 之相較，《白鹿原》和《秦腔》中的主人公因為(wei) 特定的曆史環境，其維係的價(jia) 值體(ti) 係被不斷衝(chong) 擊，因而導致主人公生命意義(yi) 的追求之路變得更加坎坷。陳忠實的《白鹿原》成書(shu) 於(yu) 1993年，是時，“尋根文學”方興(xing) 未艾，對民族資源、民族精神的發掘和繼承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使命，也是作者對儒家文化最直接的表述。與(yu) 帶有厚重曆史感的《白鹿原》相比，賈平凹的《秦腔》呈現的是另一種風格。他將清風街民眾(zhong) 的內(nei) 心世界通過日常瑣事表現出來，讓人們(men) 對耕讀文化中的倫(lun) 理道德有了更為(wei) 深入的了解。隨著社會(hui) 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國作家們(men) 對鄉(xiang) 村的記憶、追慕，也必定使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進行深刻反思，這正是促使中國文學不斷發展的力量。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展現了傳(chuan) 統倫(lun) 理思想及作者對國家的現代化想象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往往能夠深刻反映社會(hui) 現實、體(ti) 現時代精神，以思想性與(yu) 藝術性的完美統一為(wei) 原則，塑造了諸多別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從(cong) 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許茂和他的女兒(er) 們(men) 》《芙蓉鎮》，到第三屆的《平凡的世界》、第四屆的《騷動之秋》，再到第七屆的《湖光山色》，這些作品依次為(wei) 我們(men) 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nong) 村的發展曆程，以及農(nong) 民在農(nong) 村改革中所展現出的精神風貌。這些與(yu) 時代同呼吸的作品，以鮮明的二元結構模式立題，關(guan) 注曆史前進過程中的社會(hui) 困惑與(yu) 矛盾，在現代化框架構建中，這些作品也詮釋了這樣一個(ge) 問題：現代化，不僅(jin) 僅(jin) 是製度和技術的現代化，也是人的現代化。社會(hui) 文化的內(nei) 涵非常豐(feng) 富，不但包含傳(chuan) 統與(yu) 現代、落後與(yu) 進步的鬥爭(zheng) ，也包括人與(yu) 人之間的鬥爭(zheng) ，如何實現“倫(lun) 理政治化，政治倫(lun) 理化”，是製度和秩序建設的重點。

　　在《許茂和他的女兒(er) 們(men) 》一作中，政治話語與(yu) 倫(lun) 理話語相互糾纏，人情冷暖、事理人倫(lun) 也兜兜轉轉。作者周克芹在書(shu) 中通過對堅強、偉(wei) 岸“父親(qin) ”形象的塑造，表達了對曆史進程中英雄人物的呼喚，“父親(qin) ”在這裏就是國家、民族人格化的象征。另一部作品——古華的《芙蓉鎮》，反映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多次政治運動中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是中國當代社會(hui) 曆史的縮影。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不但專(zhuan) 注於(yu) 對現實社會(hui) 的解讀，在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解讀時，也有著極為(wei) 獨到的視角和深刻的思想內(nei) 涵。可以說，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不但是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之載體(ti) ，也是中國社會(hui) 發展曆史的忠實記錄，處處展現出思想的光輝與(yu) 力量。■

　　(作者為(wei) 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