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提起任玉嶺，關(guan) 注時政的人一定不會(hui) 陌生。他從(cong) 1993年擔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後又分別擔任了第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並於(yu) 2002年、2007年、2012年三次被總理聘任為(wei) 國務院參事，2010年、2014年他還兩(liang) 次被聘為(wei) 國家教育谘詢委員會(hui) 委員。二十多年來，任玉嶺所做參政議政、國是建言，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會(hui) 管理……。因為(wei) 牢記初心，“胸懷天下，情係百姓”，堅持“說真話，察實情”，在全國政協常委和國務院參事崗位上建言之多，影響之大，被媒體(ti) 稱為(wei) “任玉嶺現象”和“影響中南海的總理高參”。

　　2018年，任玉嶺80歲，仍在副總理聘任的國家教育谘詢委員會(hui) 委員的工作崗位上工作著。至今他一年還要走二十幾個(ge) 省區市，最多時一星期要跑五個(ge) 省，在北京也曾遇到一天有九個(ge) 會(hui) 議的邀請函。任玉嶺之所以能夠在參政議政建言國是的工作中取得國家和人民的如此認可與(yu) 點讚，實際上與(yu) 他近80年的閱曆和家國情懷緊密相關(guan) 。

　　改革開放的1978年，正逢我年富力強的四十周歲，從那時投入改革開放至今的40年，我先後工作於北京、北海、深圳、昆明、成都、廣州，後又回到北京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國家教育谘詢委員會委員，至今並沒有停步，仍奔波於全國各地，或參加調研或出席會議，使我有機會親曆、親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全過程。基於我有著在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國家機關、地方政府、國企民企、上市公司及在首都、在沿海開放城市、特區城市和西部城市工作的廣泛閱曆，特別是在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國家教育谘詢委員會委員以及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崗位上，同上上下下接觸較多，並出席和列席五年一屆的5次全國政協大會，出席20次全國政協常委會，列席五年一屆的5次全國人大和2屆中共黨代會的開幕和閉幕，使我有機會參與和了解改革開放的更多情況與細節。為此，我作為多年的《國家智庫》主編，很願意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談談我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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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的基礎與(yu) 背景

　　樹有根、水有源。中國的改革開放，絕不是空穴來風，它既是原有發展基礎上的繼續前行，也是客觀需求的積極推動。改革開放的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近30年，我們(men) 的國家在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既取得了諸多成就，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的幹擾。但總的看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應是水到渠成的順勢而為(wei) ，是在大勢所趨、國情所迫、國運所係、民情所需的基礎上得以啟動的。

　　(一)政治基礎

　　以毛澤東(dong) 為(wei) 核心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一代領導集體(ti) ，於(yu) 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實現了中國政治向人民民主專(zhuan) 政的偉(wei) 大飛躍。伴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總路線的貫徹，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完成了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hui) 變革。特別是毛澤東(dong) 選集的出版和全國人民人人學習(xi) “老三篇”，對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認知，是極寶貴的政治財富。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二)經濟基礎

　　中國經濟前三十年，工業(ye) 方麵是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xing) 的基礎上經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特別是156項工程的建設，改變了使用洋火、洋油、洋燈、洋布、洋車的時代，建起了自己的食品、日化、紡織、印染、造紙、卷煙、輕工機械等產(chan) 業(ye) ，而且在天津、上海、沈陽、長春、哈爾濱及中西部的三線城市發展起了煤炭、礦山、重機、化工、汽車、鋼鐵、冶金、水泥、玻璃、電子等行業(ye) 。隨著大慶油田、盤錦油田、勝利油田的投產(chan) ，中國摘掉了貧油帽子，同時鐵路公路建設取得了重大成果。農(nong) 業(ye) 方麵，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建起了數以千計的大小水庫，為(wei) 農(nong) 業(ye) 的安全生產(chan) 創造了條件。

　　(三)人才基礎

　　前30年除了大力開展掃盲運動，全國各地建起一大批中小學。國家還在極困難的情況下，於(yu) 上世紀50年代初在北京學院路建起了航天、地質、礦業(ye) 、鋼鐵、醫學、農(nong) 機等八大本科院校，前17年為(wei) 國家培養(yang) 了百萬(wan) 計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專(zhuan) 科技術人員，文革中培養(yang) 的工農(nong) 兵學員，雖然人數不多，但也有很多出類拔萃的人才。正是這些人才的育成，改革開放才有了推進發展的中流砥柱和中堅力量。

　　(四)國防基礎

　　國家安全是改革開放的重要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因在抗美援朝中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擁有51萬(wan) 3千人、2000架飛機、2400輛坦克、5萬(wan) 門火炮的美國為(wei) 首的18國參與(yu) 的聯合國集團軍(jun) 。中國軍(jun) 隊的震懾力使美國為(wei) 首的所有想侵犯中國的國家再不敢輕舉(ju) 妄動。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研製出來的原子彈、氫彈、導彈，使我國的國防力量空前增強。所有這些都為(wei) 改革開放帶來了和平發展的好環境。

　　(五)外交基礎

　　前三十年黨(dang) 和國家高度重視外交工作，萬(wan) 隆會(hui) 議擴大了中國在亞(ya) 洲的影響。進入70年代，毛澤東(dong) 、周恩來帶病工作，采用“小球推大球”的戰略，通過乒乓球比賽，推進了美國總統尼克鬆的訪華和中美關(guan) 係改善及作為(wei) 常任理事國走進了聯合國。為(wei) 我們(men) 改革開放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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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的啟動與(yu) 進展

　　改革開放是一個(ge) 巨大的係統工程，怎麽(me) 開放，怎麽(me) 改革，從(cong) 哪開放，從(cong) 哪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設計師發號施令，正確指導，更需要有各方的精密組織和行動。根據我的了解，改革開放的啟動至少是從(cong) 以下五個(ge) 方麵入手的。

　　(一)鄧小平複出，解放思想、撥亂(luan) 反正

　　改革開放的計時是由1978年開始的。之所以這麽(me) 講，是因為(wei) 1978年3月初的政協會(hui) 上，一批革命同誌呼籲“鄧小平應徹底恢複名譽，出來主持工作”，全國政協大會(hui) 閉幕時，鄧小平被選為(wei) 政協主席，並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3月18日，鄧小平主持的全國科技大會(hui) 上，他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產(chan) 力”。4月22日全國教育工作會(hui) 議上，鄧小平又指出“教育事業(ye) 應成為(wei) 國民經濟計劃的組成部分，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hui) 地位”。由此，徹底改變了四人幫把廣大知識分子視為(wei) “臭老九”的惡劣處境，這不僅(jin) 解放了人們(men) 的思想，而且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迎來了科技與(yu) 教育的春天。

　　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通過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改變了“兩(liang) 個(ge) 凡是”對人們(men) 思想的束縛，並且以實踐為(wei) 標準推進改革，對很多被搞亂(luan) 的認識和做法進行了撥亂(luan) 反正。例如，對彭德懷、劉少奇等一大批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和對40多萬(wan) 原定右派分子除章伯鈞、羅隆基等五位外，一律以錯劃為(wei) 名進行了改正。

　　(二)代表團走出國門，開眼界、搞引進

　　1978年外事活動極為(wei) 頻繁，截止到9月份，中央便派出多個(ge) 代表團，分頭走訪了31個(ge) 國家，並接待15個(ge) 國家領導人。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報發表，10月22日鄧小平到日本訪問。大門的敞開，不僅(jin) 為(wei) 各方麵走出國門開眼界搞引進奠定了基礎。也為(wei) 增進同國外的聯係，吸引外商投資創造了條件。例如，上海寶山鋼鐵廠，天津化纖廠等一批大型項目被引入國內(nei) ，與(yu) 此同時，開放了外資在中國進行投入，諸如北京的建國飯店、兆龍飯店、廣州的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白天鵝賓館都是由那個(ge) 時候開始啟建的。1982年我被借調到國家科委組織生物技術的“六五”科技攻關(guan) ，為(wei) 了學習(xi) 國外生物技術開發經驗，由國家科委組團，吸收上海、廣東(dong) 和中國科學院的專(zhuan) 家參加，到英國考察了七個(ge) 城市約20個(ge) 大學、企業(ye) 和研究機構。接著參加了廣東(dong) 組織的中國生物工程考察團，走訪了西歐和東(dong) 歐11個(ge) 國家，同國外建立了廣泛聯係。此後世界遺傳(chuan) 工程中心中國分中心及歐洲共同體(ti) 一中國生物中心開始在中國組建。歐共體(ti) 還根據協議，為(wei) 我方提供一批留學生名額，接納了我方留學與(yu) 進修人員走進了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等。此後，我又參加了國家科委的考察團，考察了日本、美國、加拿大、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家引進了“一村一品”的發展理念和做法及公司+農(nong) 戶的農(nong) 業(ye) 合作社的經營模式，以及中國第一個(ge) 配餐西紅柿種子，第一個(ge) 活性幹酵母生產(chan) 技術等。並且在加拿大引進了中國第一個(ge) 飼料添加劑工廠裝備，於(yu) 廣東(dong) 順德北滘鎮建廠，從(cong) 而推動了中國飼料工業(ye) 的大發展。以後的歲月裏，我們(men) 又通過國家星火計劃，在順德北滘鎮星火計劃密集區內(nei) 引進了中國第一個(ge) 易拉罐生產(chan) 線、第一個(ge) 花卉大棚、第一個(ge) 國外投資的食品加工廠，第一個(ge) 鰻魚生產(chan) 基地等。80年代末我到北海工作後，還參與(yu) 奧地利蓄電池生產(chan) 線，台灣二郎皮製革廠及德國牛皮紙生產(chan) 線的引進。

　　(三)大搞人才建設，外派和引智並行

　　改革開放一開始，國家就把派人到國外留學和進修作為(wei) 培養(yang) 的重要抓手予以推進，並同時由國外引進專(zhuan) 家來促進我們(men) 的工作。我那時在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一時間剛從(cong) 北大、複旦、南開走出的工農(nong) 兵學員，及少數英語基礎甚好的老同誌，便成了第一批走出國門，到英、美學習(xi) 進修的幸運兒(er) 。由於(yu) 國門的長期封閉，很多人英語水平遠跟不上時代需要。於(yu) 是，像中國科學院這樣的科技界最高學府，每個(ge) 研究所都著手舉(ju) 辦了外語培訓班，對廣大科技人員進行外語培訓。那時，我也在研究所內(nei) 參加了英語培訓四個(ge) 月。之後，通知我到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xi) 法語，到校後，大部分任課老師全是外國引進的，教英語的多來自美國和英國，教我們(men) 法語的是從(cong) 法國和德國引進的。我們(men) 班共19個(ge) 人，來自新疆、蘭(lan) 州、長春、上海、廣州和北京，從(cong) 事專(zhuan) 業(ye) 各不相同。學校要求大家學習(xi) 期間兩(liang) 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法語書(shu) ，經過一年多的學習(xi) ，絕大部分同學都走進了法國，我因到國家科委工作，婉拒了到法國圖盧茲(zi) 進修的邀請。

　　與(yu) 到國外進修學習(xi) 並行的是，從(cong) 國外引進專(zhuan) 家，參與(yu) 我們(men) 的對外開放。如前所述，像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引進外國教師進行教學活動的情況，全國不少地方、不少學校也都開始這樣做。我到國家科委工作的第二年即1983年3月，中國召開了中美科技政策討論會(hui) ，從(cong) 美國來了20多位專(zhuan) 家，就中國多方麵的科技發展進行了深入討論。參加生物技術討論的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馬裏蘭(lan) 大學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三位教授，不僅(jin) 提出中國要發展遺傳(chuan) 工程，而且要發展適用技術，並建議中國組建管理生物技術發展的中國生物技術中心。他們(men) 讓我為(wei) 之代筆給鄧小平寫(xie) 了建議書(shu) ，以他們(men) 三人的名義(yi) 報鄧小平後，獲得了副總理萬(wan) 裏的批示。中國生物技術中心組建後，方毅副總理又為(wei) 這個(ge) 中心由美國和法國聘任了11名教授專(zhuan) 家擔任中國生物技術發展顧問。國家外經部還通過聯合國的渠道，設立了TOKTEN經費和STAR經費，專(zhuan) 門提供全國各地引進華裔和外國專(zhuan) 家申請使用。80年代末我到北海任副市長時，還申請STAR經費引進了溫哥華市長城建顧問等對北海市做城市建設醫院管理等各方人員進行了培訓。

　　(四)農(nong) 村改革的率先突破，鄉(xiang) 鎮企業(ye) 異軍(jun) 突起

　　中國的改革實際是從(cong) 農(nong) 村首先開始的，1978年前實行20年的人民公社製度，把農(nong) 民牢牢的拴在了土地上，大鍋飯阻礙了農(nong) 村生產(chan) 力的發展。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12月24日晚，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nong) 民，聚在一盞煤油燈下，在分田到戶實行包幹的協議上按下了紅色手印。這份存放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承包契約，被認為(wei) 是中國農(nong) 村改革的“第一槍”。這一聯產(chan) 承包製在全國的漫延，促成了農(nong) 村麵貌迅速改變，糧食不斷增長。尤其是安徽和四川糧食迎來了大豐(feng) 收，“要吃米找萬(wan) 裏，要吃糧找紫陽”在社會(hui) 上廣為(wei) 流傳(chuan) 。農(nong) 村改革突破的另一方麵，就是鄉(xiang) 鎮企業(ye) 在農(nong) 村的崛起。我多次去過江蘇華西村、天津大邱莊、河南的劉莊、南街村和竹林，他們(men) 都是農(nong) 村改革的先鋒和發展鄉(xiang) 鎮企業(ye) 的典範。吳仁寶同誌曾幾次給我講，江蘇華西村曾經辦有一個(ge) 五金作坊，但是，長期被認為(wei) 是不務正業(ye) ，不受保護，而是偷偷摸摸的運行，直到1978年三中全會(hui) 後的12月8日，人民日報用頭條位置報道了華西村《農(nong) 民熱愛社會(hui) 主義(yi) 》並配了評論員文章，這才使吳仁寶躲過了一場風波，由此華西村迎來了發展春天，華西村作為(wei) 發展鄉(xiang) 鎮企業(ye) 的樣板帶動了全國鄉(xiang) 鎮企業(ye) 的燎原，今年7月我又去華西村，在同接班人吳協恩書(shu) 記的交流中，已經知道他們(men) 的產(chan) 值超過300億(yi) 元，就業(ye) 人數已達1萬(wan) 多人，村民的年收入已經高過10萬(wan) 元以上。

　　美麗(li) 鄉(xiang) 村建設，也是從(cong) 農(nong) 村開始的，正當全國快速發展，處處都為(wei) 環境汙染，特別是麵臨(lin) 汙染擔心和著急的時候，浙江省安吉縣提出了美麗(li) 鄉(xiang) 村的概念。他們(men) 不搞住宅的集中連片和建設高樓，不破壞傳(chuan) 統的農(nong) 村文化，而是在原先村落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和美化，爛水溝變成了清澈的溪流，臭水坑變成了綠樹圍繞的荷花塘，房頂美化了，牆壁刷新了，村上設置了就業(ye) 指導服務聯絡站，設置了圖書(shu) 館、活動廣場和醫院。同浙江大學合作建起了人工養(yang) 魚塘，山上的竹子用來加工成竹纖維做成各種各樣的用品和服裝。雲(yun) 白天藍，人民有了十分滿意的獲得感。

　　(五)改革管理體(ti) 製激發開放活力

　　為(wei) 了推進改革開放，必須改革管理體(ti) 製。管理體(ti) 製的啟動，是從(cong) 幹部年輕化和精簡政府機構開始的。剛一開放，我就聽到萬(wan) 裏副總理對沂蒙山區的考察談話，他說那裏的幹部是“七個(ge) 書(shu) 記八個(ge) 牙”，表明幹部的老化問題十分突出。為(wei) 此，中央下大決(jue) 心推進了幹部隊伍的年輕化。結合精兵簡政，一大批老幹部從(cong) 崗位上退下來，一批有學曆有知識的年富力強的幹部走上了各級政府的管理崗位。其中也包括一批無黨(dang) 派和民主黨(dang) 派人士被啟用。為(wei) 了安置戎馬一生為(wei) 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老同誌和更好發揮他們(men) 的作用，中央專(zhuan) 設了一個(ge) 龐大的顧問委員會(hui) ，能夠使老同誌有機會(hui) 發聲。

　　管理體(ti) 製改革的另一方麵就是對特區和14個(ge) 沿海開放城市的設立。1980年，經中央批轉，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ge) 經濟特區，1984年又批準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yun) 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ge) 沿海開放城市，1985年又批準海南為(wei) 特區省。這些城市和省區除了其它的特殊政策外，外來投資均可以享受“免二減三”的稅收優(you) 惠。以後又陸續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山東(dong) 半島、遼東(dong) 半島、河北、廣西批為(wei) 經濟開放區，從(cong) 而形成了沿海開放經濟帶。1990年中央又決(jue) 定開放浦東(dong) 新區，使全國的對外開放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9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ge) 曆史發展的關(guan) 鍵期。1992年1月8日至21日，鄧小平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市場經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從(cong) 此，市場經濟堂而皇之的進入了我們(men) 的發展領域。並且在人們(men) 有了判斷姓“資”，姓“社”的“三個(ge) 有利於(yu) ”的標準後，膽子更大了，敢闖敢試的勁頭更足了，極大的推動了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

　　我是80年代末，被派往沿海開放城市北海做副市長的，臨(lin) 行前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指示我到北海後，“一定不要就項目論項目，要從(cong) 總體(ti) 上、全局上、戰略上推進北海的發展”。當我提出北海的發展一要確立三個(ge) 觀念(開放、商品經濟、科技興(xing) 市)，二要明確三個(ge) 觀點(發展工業(ye) 為(wei) 重、從(cong) 北海實際出發、發展外向型經濟)，三要搞好三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四要引進三種人(戴眼鏡的、說普通話的、講外國語的)，五要從(cong) 三S要素突破(海水、陽光、沙灘)之後，市人大向市委建議支持我幹好工作，市委常委會(hui) 討論決(jue) 定為(wei) 我配十位秘書(shu) ，成立了任玉嶺辦公室。從(cong) 此北海展開了大規模的招商引資活動，進入1992年，平均每天有6家新公司在北海注冊(ce) ，全國30個(ge) 省、自治區都有企業(ye) 走進北海，北海翻天覆地的變化，風成水起的發展體(ti) 現了改革開放體(ti) 製改革的優(you) 勢和對外開放的巨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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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的成就與(yu) 輝煌

　　改革開放經過前述的幾個(ge) 方麵的啟動與(yu) 發展，繼而出現了舉(ju) 一反三的潮湧般的發展浪潮。特別是民營經濟的成長與(yu) 崛起、三來一補等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以及股票證券、期貨交易的出台、農(nong) 民工湧進城市，土地與(yu) 房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港澳的回歸、對WTO的加入及互聯網走進中國，大數據、雲(yun) 計算、人工智能的推進，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迎來了更大活力，創造了地覆天翻的輝煌與(yu) 業(ye) 績。

　　(一)經濟發展舉(ju) 世矚目

　　我記得很清楚，1982年幾次出國歸來時，總有人問我國外怎麽(me) 樣?為(wei) 了方便對大家的回答，我當時概括了幾句話：在國外“人們(men) 生活在地毯上，行走在汽車上，休閑在草坪上，城市裏高樓林立、汽車如流，晚上燈火輝煌，商店裏物質極大豐(feng) 富”。而那時的中國是路不平、燈不明，買(mai) 東(dong) 西要憑票、要排隊，馬路上基本沒有轎車，北京最高的樓17層(北京飯店新樓)。而今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同歐美的差距已經是大大縮小了。我們(men) 眼前的中國是高樓林立、汽車如流、路平了、燈明了，商店裏物質極大豐(feng) 富了。

　　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82.7萬(wan) 億(yi) 元，位居世界第二，中國已經成為(wei) 製造大國，有220種產(chan) 品產(chan) 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的貢獻率超過30%。中國的煤炭、鋼鐵、水泥、玻璃、電解鋁等的產(chan) 能分別達到世界總量的50%、46.3%、60%、50%、65%。中國每年生產(chan) 9200萬(wan) 部手機、7000萬(wan) 台電視、2000萬(wan) 輛轎車，世界任何國家都無法與(yu) 我們(men) 相比，我們(men) 每年為(wei) 世界每一個(ge) 人生產(chan) 兩(liang) 雙鞋子、兩(liang) 套服裝，這些奇跡都曾經是我們(men) 當初做夢都不曾想到的。

　　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麵，改革開放初買(mai) 糧憑糧票，買(mai) 油憑油票、買(mai) 蛋憑蛋票，買(mai) 肉憑肉票，買(mai) 糖憑糖票。為(wei) 了解決(jue) 全國人民的吃糧吃菜問題，曾經在90年代實施了糧袋子工程和菜籃子工程。並且實行了省長、市長負責製。而今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糧食年產(chan) 量已經超過6億(yi) 噸，蔬菜年產(chan) 量已經超過7億(yi) 噸。憑票吃糧吃油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二)能源交通業(ye) 績輝煌

　　能源交通是經濟發展的必備條件，也是基本保障，改革開放四十年，黨(dang) 和政府狠抓了能源交通的大發展。

　　在能源方麵，首先是電力的發展成績極為(wei) 顯著，迄今火力發電已達到43958億(yi) 千瓦時，位居世界第一，人均電量達到4.2兆瓦，進入世界第八名。中國水電裝機容量已突破3億(yi) 千瓦時，占全球水電27%，全球裝機容量排前十位的水電站中國占5個(ge) ，長江上的三峽、溪洛渡、向家壩水電站的發電量分別達到2250萬(wan) 千瓦、1386萬(wan) 千瓦和640萬(wan) 千瓦。此外，中國風電總量為(wei) 2410億(yi) 千瓦時，核電廠五座發電870億(yi) 千瓦時，還有12座核電廠正在建設。為(wei) 了保證火電廠發電和汽車的正常運行，中國的煤炭開采已達40億(yi) 噸，石油開采接近3億(yi) 噸，每年還有近3億(yi) 噸石油進口。

　　在交通建設方麵，本著“要想富先修路”的要求，四十年來我國的公路建設已從(cong) 89萬(wan) 公裏發展到469.6萬(wan) 公裏，高速公路超過13.1萬(wan) 公裏，居世界第一。鐵路總裏程已由1978年的5.7萬(wan) 公裏發展到12.4萬(wan) 公裏，其中高速鐵路2.2萬(wan) 公裏，高鐵占世界總裏程60%，新近投資234億(yi) 元的12條鐵路扶貧幹線也已開工建設。

　　民用航空事業(ye) 的發展更是快速，現在民航機場已從(cong) 1978年的70個(ge) 發展到218個(ge) (不含香港、澳門和台灣)，通航城市214個(ge) ，1978年全國航空客運量僅(jin) 為(wei) 231.9萬(wan) 人次，2016年突破10億(yi) 人次的吞吐量，年突破1000萬(wan) 人次的機場就有28個(ge) 。北京機場超過9439萬(wan) 人，廣州機場超過6600萬(wan) 人次，成都、昆明、深圳、上海均突破4000萬(wan) 人次。

　　在橋梁建設方麵，我國的公路橋已超過80.53萬(wan) 座，高鐵橋梁超過1萬(wan) 公裏。長江從(cong) 宜賓以下僅(jin) 幹流就建起大橋135座。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前十名的斜拉橋、懸索橋、梁式橋的60—70%都在中國。港珠澳大橋將成為(wei) 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值得一提的還有中國的隧道建設，改革開放前的30年，因為(wei) 技術缺乏，國家困難，公路較少有隧道，多以盤山公路為(wei) 主。有一次我們(men) 在新疆調研，一天由天山南的那拉提草原去天山北的昌吉機場經由獨庫公路，中間翻越橫貫東(dong) 西高達3000米以上的兩(liang) 道天山，一路上雖然要穿過人工的防雪棚，但連一個(ge) 隧道都沒有。而改革開放四十年先後建成的隧道總數達到8600座，鐵路隧道6876座，總長3670公裏，居世界第一，公路隧道總數1782座，總長704公裏，最長的鐵路秦嶺隧道18.46公裏，我國是世界上地下工程最多、最複雜、發展最快的國家。

　　(三)科技教育事業(ye) 大發展

　　教育興(xing) 則國家興(xing) ，教育強則國家強，人才決(jue) 定今天，人才更決(jue) 定未來。改革開放40年來，黨(dang) 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教育事業(ye) 的改革和發展，改革開放一起步，就改變了文革中推行的上大學靠推薦的做法，啟動了全國高等學校通過考試招生的辦法，使數以萬(wan) 計的知青走進了高等學校。進入新世紀，高校擴招，研究生、博士生的招生數額也迅速增加，電視大學、成人教育、繼續教育相繼啟動。特別是義(yi) 務教育的免費和對職業(ye) 教育的助學補貼，以及對幼兒(er) 教育的關(guan) 注，解決(jue) 了一些孩子因地區或家庭貧困而不能入學受教育的困惑，促進了教育事業(ye) 的大發展。迄今全國已辦起各類學校52.1萬(wan) 所，在校生2.6億(yi) 人，培訓生5383萬(wan) 人，現在幼兒(er) 入園率77%，義(yi) 務教育入學率93%，高中入學率83.5%，大學毛入學率42%，勞動人口受教育年限達到10.3年。我國送出的留學生也大量回歸。2015年海歸人數為(wei) 35.6萬(wan) 人，2016年達到36.7萬(wan) 人，我們(men) 經濟發展的人才紅利已經來到。

　　在科技方麵，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對國外生產(chan) 裝備的引進和一大批外資企業(ye) 到中國投資興(xing) 業(ye) ，不僅(jin) 帶進了先進的管理，也帶進了一批先進技術。從(cong) 鋼鐵生產(chan) 、石油煉製、化纖、服裝到畜禽屠宰、肉蛋加工、稻麥收割、牧草種植，行行業(ye) 業(ye) 都因此在技術方麵上了一個(ge) 新台階。

　　為(wei) 了推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搞好科技與(yu) 生產(chan) 的相結合，國家先後推出了星火計劃、863計劃和火炬計劃等。以我親(qin) 自參與(yu) 與(yu) 運作的星火計劃為(wei) 例，先後於(yu) 全國各地在各行各業(ye) 確立了上萬(wan) 個(ge) 項目，使很多個(ge) 全國第一在星火計劃的推動下得以問世。例如，中國第一瓶幹白葡萄酒、第一瓶幹紅葡萄酒、第一瓶礦泉水、第一瓶中國可樂(le) 、第一瓶格瓦斯、第一瓶椰子奶、第一瓶低度酒、第一個(ge) 組織培養(yang) 種苗場、第一個(ge) 飼料添加劑廠、第一個(ge) 對蝦養(yang) 殖場、第一個(ge) 鮑魚養(yang) 殖場、第一個(ge) 螃蟹養(yang) 殖場、第一個(ge) 配餐西紅柿、第一個(ge) 活性幹酵母生產(chan) 、第一個(ge) “一村一品”、第一個(ge) 公司+農(nong) 戶、第一個(ge) 將鬆茸食用菌推向國外、第一個(ge) 哇哈哈口服液、第一個(ge) 前列康等，都是在國家星火計劃的支持與(yu) 推動下開發成功並走向市場的。既為(wei) 人民生活需要填補了空白，也為(wei) 國家經濟發展補上了短板。與(yu) 此同時，863計劃、火炬計劃等，都為(wei) 中國的高科技發展和高科技的推廣、高科技開發區的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2003年，國防科工委擬上馬嫦娥工程，進行繞月、登月試驗，因立項遇到一些困難，我受該項目創始人欒恩傑院士委托，由成都趕回北京同總理座談時反映了相關(guan) 情況，提出19億(yi) 元的申請，溫家寶總理聽取相關(guan) 情況匯報後，很快批準投入16億(yi) 元，使繞月試驗工程開始啟動，僅(jin) 用了10年的時間不僅(jin) 取得了兩(liang) 次繞月成功並實現了登月著陸，走在世界的前列。

　　2016年習(xi) 主席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hui) 、兩(liang) 院院士會(hui) 和中國科協第九次代表大會(hui) 上提出為(wei) 建設科技強國而奮鬥，吹響了向科學進軍(jun) 的號角，推進了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科技投入迅速提升，2016年我國科技投入1.56萬(wan) 億(yi) 元，占到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2.11%，超過歐盟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我國財政用於(yu) 科技的投入占到財政的4.13%。近年來我國創新土壤更加肥沃，創業(ye) 火炬越燃越旺，創新型國家建設邁出了堅實步伐。我們(men) 的高鐵、天眼、量子計算機、探月、航天、潛水深海、海上平台、大型吊機、可燃冰開采高壓輸電以及大飛機與(yu) 航空母艦的製造等一批戰略性科技成果，都走進了世界前列，我國的互聯網用戶已達7.3億(yi) 人，機器人發展以30%速率增長，140個(ge) 行業(ye) 進入了智能化創新時代，如此，不斷刷新人們(men) 對科技的認知，自主創新不斷傳(chuan) 出嘹亮的中國聲音，使中國人驕傲，使13億(yi) 人民興(xing) 奮。

　　(四)民營經濟由小到大已占據我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改革開放後，對民營經濟的成長是逐步放開的，對民營經濟的認識是逐漸深化的。開放之前的文革期間，民營經濟是作為(wei) 資本主義(yi) 尾巴必須割掉的。所以改革開始之初，對做小型貿易活動者，常被作為(wei) 投機倒把犯罪受到打擊。民營經濟的正式啟動，應該說是從(cong) 1979年由榮毅仁創辦的中國國際信托公司開始的。外國公司在中國投入則是從(cong) 日本鬆下公司事務所設立北京起步的。總的看，民營企業(ye) 的成長並不容易，安徽蕪湖年廣九搞了個(ge) “傻子瓜子”，迎來了好生意，雇工超過7個(ge) 人，收入達到百萬(wan) 元，當時有人想抓他，鄧小平知道後，指示不要動，主張放兩(liang) 年再看，認為(wei) 不會(hui) 影響大局。這不僅(jin) 保護了民營經濟，也給後來民營經濟大發展開辟了坦途。

　　民營公司的加快興(xing) 起始於(yu) 1984年，該年年初國務會(hui) 議紀要指出，公司製是當代經濟管理經營的最好模式，在中國還沒有公司的情況下，要鼓勵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組建公司。可能與(yu) 這樣一個(ge) 國務院決(jue) 定有關(guan) ，一批民營公司開始在這一年連續問世。四通、聯想、海爾、萬(wan) 科等都是在這一年騰空出世的。我住在中關(guan) 村，這年的早春，四通公司在中關(guan) 村大街西側(ce) 蓋了一間門麵房，3個(ge) 月後改成兩(liang) 間，又過了3個(ge) 月，兩(liang) 間上麵接了一個(ge) 二層樓。我因較早看到了國務會(hui) 議紀要，又因為(wei) 自己是中國味精技術的創始人之一，看到近200家味精公司產(chan) 品過剩難銷，我便與(yu) 朋友們(men) 協商決(jue) 定成立中國味精技術公司，推進味精的市場開拓和產(chan) 業(ye) 效益的提升，當我把報告送出後，得到了商業(ye) 部、食品協會(hui) 和中央書(shu) 記處書(shu) 記胡啟立的三重批示，胡啟立同誌批示“這樣的味精技術公司越多越好”。1984年5月，我們(men) 這個(ge) 掛有中國字頭的味精技術公司，邀請18位董事每人出資2000元，正式宣布成立了。由於(yu) 成立大會(hui) 上得到了多個(ge) 廠家的讚助，我推進了七項改革，一是實行總經理經營，二是董事會(hui) 監督，三是進人才不要檔案(為(wei) 了爭(zheng) 取人才)，四是實行高工資待遇(全員工資均比社會(hui) 高3倍)，五是實行小汽車辦公(提高效率)，六是組建技術小分隊，麵向全國200家味精廠服務，七是組建顧問委員會(hui) 。經營一年下來，不僅(jin) 為(wei) 被服務的企業(ye) 創造了效益，自身也收入600萬(wan) 元，人民日報發表了報道，並加了評論員文章。

　　1984年中關(guan) 村科技一條街迅速形成，沒想到的是到1985年中一股寒風劇烈的向一條街的民營企業(ye) 襲來，一條街成了“騙子一條街”。好在有中央的高瞻遠矚，派芮杏文等進行調查發表報告後，一條街又被穩定下來。

　　正是由於(yu) 中央的把舵和對民營經濟發展政策的一步步逐漸放開，才有了民營經濟的崛起。當然民營經濟本身的優(you) 勢，也是保它發展的主要動因。民營經濟管理靈活，決(jue) 策自如，加上很多民營經濟的創業(ye) 者都是草根出身。他們(men) 大多有著溫州商人“四個(ge) 千萬(wan) ”的創業(ye) 精神，這就注定了他的發展速度快、發展效率和效益都較高，這也是民營經濟能夠從(cong) 小到大，從(cong) 弱到強的重要條件。

　　2016年，民營經濟總戶數已達到6504萬(wan) 家，名營企業(ye) 達到2628萬(wan) 家，創造國民生產(chan) 總值占到全國總量的65%，在吸納新就業(ye) 人員方麵占到全國總量的90%。民營經濟已經成了我國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半壁江山。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民營經濟又走出了一批黑馬，升起一批新星，他們(men) 對科技創新，金融創新及智能經濟的貢獻更值得點讚。

　　(五)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有了豐(feng) 厚的獲得感。

　　改革開放的初心，應該就是為(wei) 了人民群眾(zhong) 過上好生活。改革開放一開始，鄧小平就講“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我們(men) 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窮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cong) 根本上說，都是因為(wei) 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所以“社會(hui) 主義(yi) 必須大力發展生產(chan) 力，逐步消滅貧窮，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們(men) 的改革開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麵是循序漸進的。例如，我本人從(cong) 1960年大學畢業(ye) 參加工作，到1977年的17年中隻是因為(wei) 轉正、工資有了一次提升，轉正後的16年工資一直沒有變動。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增長，1988年工資就從(cong) 1977年的62元，增長到270元。正如鄧小平1990年所講，1984年至1988年這五年，首先是農(nong) 村改革帶來許多新變化，農(nong) 作物大幅度增產(chan) ，農(nong) 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xiang) 鎮企業(ye) 異軍(jun) 突起，廣大農(nong) 民購買(mai) 力明顯增加，不僅(jin) 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nong) 民家庭。

　　在蘇聯和東(dong) 歐解體(ti) 後，鄧小平說“人民現在為(wei) 什麽(me) 擁護我們(men) ?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nong) 民的收入從(cong) 開放初的133.6元提高到12336元，城市居民的收入從(cong) 開放初的343元提高到28840元。在吃的、穿的、喝的、用的方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學有所教，住有所居、病有所醫、老有所養(yang) 方麵都有了基本保障和很大改善。

　　改革開放初，常可見到很多人穿衣服要打補丁，為(wei) 了發展經濟，也曾動員大家改變一下“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意識和習(xi) 慣。而今天，家家戶戶、大人小孩在穿衣服方麵，基本都可以做到夏有夏的、冬有冬的，有便服、有製服，有中裝、有西裝，特別是白領階層，往往是服裝滿衣櫃，鞋子很多雙。

　　從(cong) 吃喝方麵看，開放初吃一次館子，那是很奢侈的，人們(men) 很少進飯館。而今很多家庭經常吃飯下飯館。現在，不管是富有的家庭或是收入低的家庭，都會(hui) 做到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俱全。就以喝的牛奶和各種酒類的供應來看，僅(jin) 從(cong) 其銷售額的大幅增長，就可以看出人們(men) 消費水平的快速上升，例如啤酒，改革開放初全國產(chan) 量不到100萬(wan) 噸，而今已達到2400萬(wan) 噸，葡萄酒，改革開放初根本沒有幹白葡萄酒和幹紅葡萄酒，而今僅(jin) 幹紅葡萄酒的銷量就達到50萬(wan) 噸以上。白酒的消費也早已突破1000萬(wan) 噸，比改革開放初增長5倍有餘(yu) 。關(guan) 於(yu) 牛奶的消費，因三聚氰胺事件使我國的牛奶產(chan) 量受到很大影響，而現在仍然達到了人均30升左右的產(chan) 量，比改革開放初的人均3升不到上升了10倍。改革開放初水果蔬菜的供應都十分緊張，而今蔬菜總產(chan) 已達到7億(yi) 噸。水果消費，不僅(jin) 銷量大大提升，而且品種應有盡有。南方的，北方的，國內(nei) 的、國外的，應季的、反季的，市場上樣樣俱全。

　　旅遊、休閑也是人們(men) 美好生活的重要內(nei) 容，改革開放初極少有什麽(me) 旅遊，最多是走走親(qin) 戚、逛逛公園。那時間不僅(jin) 缺錢不能旅遊，而且作為(wei) 工人和幹部也很少有時間進行旅遊，而現在不同了，公休日已由開放初的52天，增加到104天，此外還有法定假日11天，20年工齡的還可享受法定假日15天，特別是帶薪休假的實施，給廣大百姓帶來了更多旅遊方便。現在國內(nei) 旅遊人數達到40億(yi) 人次，出國遊達到1.2億(yi) 人次，這都說明了人們(men) 生活的大提高，也使人們(men) 有了更多的獲得感。

 

　　4

　　最近五年改革促成深層次的曆史性變化

　　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是偉(wei) 大的，但是，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是突出的。對這些問題，實際上鄧小平同誌早就提出警告的。例如，在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實現共同富裕方麵，鄧小平80年代就講到，“中國搞資本主義(yi) 不行，必須搞社會(hui) 主義(yi) ”。1989年6月指出：“要聚精會(hui) 神地抓黨(dang) 的建設，這個(ge) 黨(dang) 該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強調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chan) 黨(dang) 內(nei) 部。對這個(ge) 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yang) 人，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men) 說黨(dang) 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1992年南巡講話中，他又提到，社會(hui) 主義(yi) 本質是“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消滅剝削，消滅兩(liang) 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還說“社會(hui) 主義(yi) 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ge) 樣子。”“我們(men) 不搞兩(liang) 極分化”，“如果導致兩(liang) 極分化，我們(men) 的改革就算失敗了。”在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和反腐敗方麵，鄧小平講“要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沒有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是不可能的，”“要實現我們(men) 的戰略目標，不逞治腐敗，特別是黨(dang) 內(nei) 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要把我們(men) 的軍(jun) 隊教育好，把我們(men) 的專(zhuan) 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chan) 黨(dang) 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在共產(chan) 黨(dang) 內(nei) 。”在對待農(nong) 村的發展建設方麵，鄧小平說，“從(cong) 中國實際出發，我們(men) 首先要解決(jue) 農(nong) 村問題，中國有80%人口住在農(nong) 村，中國穩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nong) 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在學習(xi) 外國和維護民族自尊方麵，鄧小平說“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外國有益的好的東(dong) 西我們(men) 要虛心學習(xi) ，但是，不能全盤照搬外國，更不能接受外國不好的東(dong) 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數典忘祖。”

　　我們(men) 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恰恰是從(cong) 這幾個(ge) 方麵開始的，有的問題甚至是十分嚴(yan) 重的。幸虧(kui) 十八大之後，有習(xi) 近平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洞察秋毫、高展遠矚，帶著問題意識以猛藥去屙、刮骨療毒的勇氣，針對反腐倡廉、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堅持公平正義(yi) ，實現共同富裕，推進農(nong) 村發展和解決(jue) 自主自尊問題，做到了踏石有印、抓鐵有痕的改革。推出了一係列新理念、新思想，出台了一係列新方針、新政策，五年中進行了1500項改革，解決(jue) 了許多長期想解決(jue) 而沒有解決(jue) 的難題，做成了許多過去想作而沒能做成的大事，推動黨(dang) 和國家的事業(ye) 發生了深層次的曆史性的變革，迎來了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光明前景。

　　(一)整治腐敗、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使我們(men) 的國家和軍(jun) 隊擺脫了危亡風險，迎來了曆史性轉機。

　　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最大問題就是腐敗，正是腐敗，破壞了黨(dang) 風、政風和社會(hui) 風氣;正是腐敗導致圈子文化盛行，買(mai) 官賣官普遍發生;正是腐敗盛行，嚴(yan) 重破壞了黨(dang) 對軍(jun) 隊的領導，給國防安全帶來了極大的風險;正是腐敗，導致了中南海的政令難以走出紅牆，削弱了黨(dang) 中央、國務院應有的權威。

　　從(cong) 已公布於(yu) 眾(zhong) 的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蘇榮和徐才厚、郭伯雄等數以百計的高層腐敗分子的腐敗罪行以及打老虎、拍蒼蠅所揭露大官大貪和小官巨貪數量之多，罪惡之深讓人毛骨悚然，驚心動魄。本來80年代中就明文規定2000元非法收入為(wei) 貪汙、受賄，而他們(men) 的受賄競達億(yi) 元以上。如此嚴(yan) 重的問題，長期以來被束之高閣，甚至還有人在助桀為(wei) 虐。數以百計的腐敗分子連線編網，形成藩籬，形成勢力，構成了腐敗之牆，堵住了改革道路的暢通。即使走出中南海的政令，也要你按著他們(men) 的意誌和利益進行修訂。2007年出台的房地產(chan) 政策無法貫徹，並被逼修改，就是典型的例證。腐敗嚴(yan) 重不僅(jin) 影響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推進，而且他們(men) 正在用手中的權利改旗易幟引國家向邪路前行。說嚴(yan) 重些，如果不是黨(dang) 的十八大和習(xi) 近平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以壯誌斷腕的決(jue) 心打虎、拍蠅、力挽狂瀾，任其下去，必然會(hui) 出現軍(jun) 將不軍(jun) 而至亡黨(dang) 亡國的可能風險。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公布了中央八條規定，隨即就有人講，八條有什麽(me) 用，過去出台的規定八十條都多了，能解決(jue) 什麽(me) 問題!讓人沒想到的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要求這八條從(cong) 政治局成員做起，並組成督查隊伍時時進行監督，八條不僅(jin) 得到了效果，而且暴露出一批腐敗分子，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

　　kaiyun官方地址進入攻堅期。中央以壯士斷腕的勇氣、風凰涅磐的決(jue) 心敢於(yu) 向積存多年的頑瘴固疾開刀，敢於(yu) 觸及深層次利益和矛盾。在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反腐倡廉常抓不懈，並通過反“四風”和“反特權思想”、“反特權現象”的改革、“兩(liang) 學一做”、法製建設、把權利關(guan) 在籠子裏等標本兼治，懲防並舉(ju) 的改革麵前，黨(dang) 風政風已經明顯好轉，人民群眾(zhong) 已經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和變化，更加堅定了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決(jue) 心，更加信任和擁護黨(dang) 和政府的決(jue) 策和指令。

　　(二)大力推進“五位一體(ti) ”和“四個(ge) 全麵”的戰略布置，使經濟社會(hui) 闖過了三期疊加的難關(guan) ，使經濟保持了中高速發展。

　　我們(men) 的改革開放出現的第二個(ge) 大問題，就是長期刺激發展積累下一係列風險。以GDP論英雄，GDP出幹部，GDP成了一些人的升遷階梯，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花上壘花，跑部前進，經營城市，炒房地產(chan) 成了刺激發展的普遍手段。而由此引發的各種經濟社會(hui) 問題越積越多，積重難返。我作為(wei) 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曾於(yu) 2010年初向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反映了我對社會(hui) 存在問題的概括。即七個(ge) 不能持久和八個(ge) 必須轉變：七個(ge) 不能持久是①依靠國外市場，產(chan) 品外銷為(wei) 主不能持久;②依靠農(nong) 民工低工資，靠廉價(jia) 勞動力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不能持久;③產(chan) 品技術落後，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④對國外技術依賴度過大，自主品牌過少不能持久;⑤粗放經營，高消耗低產(chan) 出不能持久;⑥二氧化碳排放過高，耗能過大不能持久;⑦環境汙染、損害生態嚴(yan) 重不能持久。八個(ge) 必須轉變是：①中西部發展滯後，區域發展差距過大必須轉變;②農(nong) 村一家一戶經營模式落後，城鄉(xiang) 差距嚴(yan) 重必須轉變;③城市化推進不力，城市化率過低必須轉變;④勞動分配比重過低，基層係數過大必須轉變;⑤服務業(ye) 發展緩慢，第三產(chan) 業(ye) 比重過小必須轉變;⑥社會(hui) 保障滯後，公共服務不公平必須轉變;⑦民生問題突出，住房、教育、醫療同百姓收入脫節必須轉變;⑧文化發展重視不足，文化產(chan) 業(ye) 滯後必須轉變。

　　2010年連續6起校園血案發生後，我又向中央提出了“從(cong) 校園之外構築校園平安”的建議，分析了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並建議搞好發展共享、搞好社會(hui) 矛盾的化解、搞好從(cong) 嚴(yan) 執法。得到了總理和多位政治局常委與(yu) 委員的圈閱和總書(shu) 記的批示。

　　十八大之後，習(xi) 主席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針對發展中出現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狠抓了“五位一體(ti) ”和“四個(ge) 全麵”戰略部署，圍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決(jue) 斷。人民長期的期盼得以實現，也放下了壓在我們(men) 心頭的憂國憂民的一塊磚。

　　十八大之後，我國經濟遇上了三期疊加的風險後，不少國內(nei) 外學者，認為(wei) 中國經濟要出現硬著陸，負增長，竭力唱衰中國經濟。習(xi) 主席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麵對經濟體(ti) 量增大，發展速度降檔，經濟發展需由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及消化此前很多年刺激發展積澱的各種經濟社會(hui) 問題，果斷的提出了以科學發展為(wei) 主體(ti) 以轉變發展方式為(wei) 主線的指導方針，提出了創新發展、開放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的理念，大力推進供給側(ce) 改，通過去庫存、去產(chan) 能、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特別通過一帶一路開放戰略的實施，使我們(men) 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度過了三期疊加的急流險灘，保證了經濟的中高速發展和每年1300萬(wan) 以上的人口就業(ye) ，實現GDP由54萬(wan) 億(yi) 元向80萬(wan) 億(yi) 元的飛躍及居民收入與(yu) GDP同步增長，廣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升，社會(hui) 得以安定。

　　(三)大力推進精準扶貧，促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引領全國人民向共同富裕目標奮力前進。

　　我們(men) 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第三個(ge) 大問題就是收入差距的過分拉大和兩(liang) 極分化逐日嚴(yan) 重，而問題又主要集中於(yu) 農(nong) 村。改革開放初期，為(wei) 了拉開差距，以利競爭(zheng) ，增強發展活力，鄧小平提出讓少數地區、少數人先富起來帶動大家共同致富，這是必要的，但是在操作上，由於(yu) 市場經濟的強勢影響和未能及時出台引導政策向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一方傾(qing) 斜，而致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同發達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

　　為(wei) 防止差距的逐日擴大，曾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表過自己的意見，我本人也曾於(yu) 2001年向中央建議，“農(nong) 民問題是中國一切問題中的大問題”，指出“隻取不予”是農(nong) 村落後、貧困的根本原因。我在“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需要三大戰略十大突破”一文中，提出了免農(nong) 業(ye) 稅的問題，在全國政協常委會(hui) 上報告後，一報紙排好版準備發表時被封殺了。說“皇糧國稅幾千年，是不可能取消的。”

　　在2003年10月，全國政協常委會(hui) 學習(xi)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完善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時，我又提出了三個(ge) 擔心：一是擔心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的力度不夠;二是擔心區域差距會(hui) 繼續拉大;三是擔心遏製收入差距擴大的措施不力，並指出錢與(yu) 物的投放，隻重富不重窮，隻重熟不重生，隻重城不重鄉(xiang) ，隻重工不重農(nong) ，隻愛錦上添花，不顧雪中送炭以及虛報、浮誇、貪汙、受賄，買(mai) 官賣官都將會(hui) 影響《決(jue) 定》的貫徹和“重中之重”的執行。

　　朱鎔基總理2003年所作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講，過去五年一直是把三農(nong) 作為(wei) 重中之重的，而正是上麵提到的這些問題，使中央的政策未能落到實處。我們(men) 的扶貧走向了越扶越貧，幾百個(ge) 貧困縣二十幾年的努力一個(ge) 貧困帽子都摘不掉。正如清華大學孫立平研究指出的那樣，我們(men) 雖然以每年不低於(yu) 10%的速度快速發展30年，而並沒有像日本、韓國、新加坡那樣僅(jin) 用20年10%的發展速度，就致富了廣大百姓。中國到2010年12月，貧困線為(wei) 1500元，中國還有貧困人口8000萬(wan) ，若按聯合國每人每天1.25美元以下為(wei) 赤貧標準，中國那時還有赤貧人口2.5億(yi) 人。這種情況，我們(men) 能說不是兩(liang) 極分化嗎?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最講實事求是，我們(men) 應該承認貧富差距的懸殊已經扭曲了我們(men) 堅持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

　　十八大後，習(xi) 近平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帶著問題意識於(yu) 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中，強調了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要有八個(ge) 必須堅持，其中必須堅持公平正義(yi) ，必須堅持共同富裕。2013年，習(xi) 主席又提出“四個(ge) 全麵加強”：第一個(ge) 加強就是要加強全麵小康，接著又推進精準扶貧，使6000萬(wan) 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cong) 10.2%降到4%以下。並要求在2020年所有貧困縣全部脫帽。十九大又指出，要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強調了沒有農(nong) 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沒有農(nong) 村的美麗(li) 就沒有美麗(li) 中國，要求把解決(jue) 好“三農(nong) ”問題作為(wei) 全黨(dang) 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農(nong) 村農(nong) 業(ye) 優(you) 先發展，搞好區域性整體(ti) 扶貧，做到脫真貧，真脫貧。在扶貧的道路上一個(ge) 不能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個(ge) 不能掉隊，徹底改變了過去談小康隻談平均值的慣性思維，體(ti) 現了工作的紮實性和不忘初心的對人民的深厚感情，為(wei) 進一步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下堅實基礎。

　　(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建設美麗(li) 中國已成為(wei) 全國人民的奮鬥方向。

　　改革開放後，出現的第四個(ge) 大問題，就是環境汙染問題。據我所知，我們(men) 的環境保護開始是過於(yu) 放鬆的，我曾親(qin) 自聆聽了1973年出席斯德哥爾摩環保會(hui) 議代表團回國後的報告，那時講環境汙染是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物，我們(men) 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不會(hui) 有汙染發生。這樣的思想影響了我們(men) 40年改革開放發展中的環境保護，多少項目的環評，雖然花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最後都成了項目“可批性”依據。環境汙染問題在我國嚴(yan) 重發生。從(cong) 南到北，從(cong) 東(dong) 到西，不僅(jin) 水被汙染了，土壤被汙染了，空氣也被汙染了，曾一度七大江河三大湖泊的水質都降到了三類水質，淮河和滇池花費巨大代價(jia) 幾經治理，終未能明顯改變水質的四類汙染。農(nong) 藥、農(nong) 肥、除草劑和畜禽糞便造成的麵源汙染和汽車尾汽汙染，不僅(jin) 影響了飲水安全、食品安全，還影響了呼吸空氣的安全。曾幾何時，中國有3億(yi) 多人飲用水受到嚴(yan) 重汙染，霧霾汙染已影響到20個(ge) 省，涉及6億(yi) 人口的呼吸安全。這都是常期以來不注重環境保護，不注重生態建設和腐敗幹擾生態建設造成的惡果，給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危害。

　　習(xi) 近平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在十八大後，把生態建設納入了“五位一體(ti) ”戰略布局的重要內(nei) 容，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理念，改變了為(wei) 要金山銀山破壞綠水青山的慣性路徑。習(xi) 主席並提出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堅決(jue) 拚棄以犧牲生態環境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作法，實行能源和水資源消耗、建設用地的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製度化、法製化，讓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wei) 人民生活的增長點，成為(wei) 經濟社會(hui) 持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成為(wei) 中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這五年，國家加大了環境治理的投入和環境執法的力度，並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大環境汙染綜合治理，加快生態保護修複，特別是長江經濟帶的建設，不是大開發，而是大保護，都為(wei) 環境汙染治理和人與(yu) 自然和諧發展，建設美麗(li) 中國，顯示出明顯效果，一批美麗(li) 城市和美麗(li) 鄉(xiang) 村已經展現於(yu) 中華大地，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的優(you) 美中國一定會(hui) 建成。

　　(五)習(xi) 近平新時代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對馬克思主義(yi) 的堅持和發展，已經使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展現出更強大的生機與(yu) 活力，為(wei) 人類和平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和方案。

　　改革開放四十年出現的第五個(ge) 問題，就是我們(men) 的發展要不要中國的獨立性，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要不要自信和信仰。改革開放初鄧小平雖曾指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dong) 同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的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思主義(yi) ，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

　　但在實際運作中，我們(men) 的發展道路一味地被外國經濟學思想所左右，過分的強調市場經濟的自由化，並對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要不要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產(chan) 生了懷疑，產(chan) 生了爭(zheng) 議。我就親(qin) 自遇上過一些學者，把我們(men) 主張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為(wei) 大多數人服務，說成是因循守舊，把重視發展公平正義(yi) 和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實現共同富裕，說成是殺富濟貧。當你提出重視區域的協調發展縮小中西部差距時，他說按美國和日本的經驗，中國東(dong) 部有三個(ge) 城市圈就夠了。當你提出我們(men) 要重視提高國際現代化進程中的自主性，減少對國外技術依賴，中國人要學習(xi) 韓國“身土不二”精神，多購買(mai) 自有創新產(chan) 品時，他說你這是保護主義(yi) ，總有那麽(me) 一些人，認為(wei) 外國的月亮總比中國圓，外國的就是正確的。實際上他們(men) 在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推進兩(liang) 極分化，在扭曲我們(men) 的發展道路，在摒棄馬克思主義(yi) 。

　　習(xi) 近平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深入實際明察秋毫，從(cong) 十八大起就提出了我們(men) 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牢牢把握著馬克思主義(yi) 的精髓，堅定走好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不忘為(wei) 人民謀幸福，為(wei) 民族謀複興(xing) 的初心，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革命信仰。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wei) 奮鬥目標，認真進行了1500項改革的偉(wei) 大工程，提出一係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台一係列重大方針和政策，推出一係列重大舉(ju) 措，推進一係列重大工作。

　　尤其是在外交方麵，我們(men) 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周邊國家的親(qin) 誠惠容和同世界各國奉行互利共贏合作發展，建設人類共同體(ti) 的外交理念，得到了各方麵的支持和關(guan) 注。近些年來，我們(men) 在東(dong) 盟、在APEC、在G20、在達沃斯、在上海合作組織、在聯合國等國際會(hui) 議上的地位空前提升，中國的朋友遍布全世界。尤其是旨在同沿線國家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的“一帶一路”倡議，重點項目和經濟走廊建設已經取得重要進展，朋友圈越來越大，沿線的貿易額迅速提升。使我們(men) 在世界經濟的共振中得到聯動發展。

　　這五年，以上各方麵工作的高效推進和鳳凰涅槃，都得益於(yu) 習(xi) 近平新時代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對馬克思主義(yi) 的堅持和發展。習(xi) 近平新時代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從(cong) 十八大以來，麵對kaiyun官方地址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和啃硬骨頭的實際，從(cong) 理論和實踐結合上係統回答了發展什麽(me) 樣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問題，以及明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ti) 布局、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等。十九大把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寫(xie) 進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章，這是十九大最大的政治成果。事實證明，習(xi) 近平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就是當今的馬克思主義(yi) ，按照這一思想推進我們(men) 各項工作，我們(men) 就會(hui) 無往而不勝。因此，習(xi) 近平新時代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不僅(jin) 給馬克思主義(yi) 增添了生機與(yu) 活力，而且讓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展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這也為(wei) 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拓展了發展新途徑，為(wei) 解決(jue) 人類問題貢獻出了中國智慧與(yu) 方案。

　　作者係國家教育谘詢委員會(hui) 委員，國務院原參事，全國政協第九、第十屆常委，《國家智庫》主編，東(dong) 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