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之所以撰著《淮南子》，既有學術目的，也有治國訴求。《淮南子》在政治上尤為(wei) 重視統治者的“用人”問題，“觀其所舉(ju) ，而治亂(luan) 可見也”。

　　《淮南子》從(cong) 治國重才、明於(yu) 察人和用人有術等方麵，闡發其“用人之道”，力求為(wei) 西漢統治者提供一套卓有成效的用人方略。

　　觀人用賢要重德揚長

　　《淮南子》認為(wei) ，真正的賢才經常混跡於(yu) 眾(zhong) 人之中，並不容易被人發現和賞識，因此統治者在治國上要想“求賢”以為(wei) 己用，就必須具備知人之明，善於(yu) 在凡眾(zhong) 之中發現人才。《淮南子》指出，曆史上的著名賢臣，如百裏奚、伊尹、薑太公、寧戚，無一不是起身於(yu) 卑賤“洿辱”之中，在常人眼中都被視為(wei) “不肖”，但當其被秦穆公、商湯、周文王、齊桓公等英明君主擢識之後，最終都以自身的“大略”，成為(wei) 一代賢相名臣。可見，對統治者來說，懂得如何“發現”人才，並非輕而易舉(ju) 的事情，因此，統治者要慧眼識賢，就必須具有敏銳的政治見識，以及精當的觀人之法。

　　對此，從(cong) 實踐著眼，《淮南子》向統治者提出幾點建言：

　　觀人論才要兼重德能，以德為(wei) 先。優(you) 秀的人才能“盡眾(zhong) 益”，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其中尤以“仁”“智”為(wei) 本，而且“仁”為(wei) 賢才的內(nei) 在品性，對賢才之“智”應發揮主導作用。

　　觀人論才要善觀明察，注重細節。賢才與(yu) “亂(luan) 人”，智者與(yu) 愚者，在現實政治中時常混雜一處，隻看其表麵現象，統治者很難有效區分。但是，那些英明有斷的統治者，卻能解決(jue) 這種不利情況，因為(wei) 他們(men) 善於(yu) “觀小節可以知大體(ti) 矣”。為(wei) 便於(yu) 統治者的實際操作，《淮南子》還具體(ti) 闡述察賢之法：“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ju) ，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wei) ，貧則觀其所不取。”

　　觀人論才要持公去同，舉(ju) 賢立功。要盡力避免以“同”取人，隻注重選用那些合乎或順從(cong) 自己私欲的人，而忽視那些與(yu) 自己不同好惡的真正人才，因為(wei) “忤於(yu) 我，未必不合於(yu) 人也;合於(yu) 我，未必不非於(yu) 俗也”。統治者隻有從(cong) 公心出發，不為(wei) 私欲而擾，才能發現那些不同於(yu) 凡庸，確有治國之能的人才。

　　治國之要在任賢用眾(zhong)

　　《淮南子》認為(wei) ，統治者在治國上要用人有術，既能量才施用，循名責實，賞罰得當，也能匯聚群才，積極用眾(zhong) ，充分發揮人才的集體(ti) 效應，為(wei) 王朝政治的穩定發展，提供更好的政治輔助。

　　統治者在用人上應善於(yu) “因其資而用之”，能從(cong) 人才自身的才能特點出發，順其所長而用之。英明的統治者在用人上應力求揚長避短，合理發揮各種人才的特點。由此，《淮南子》指出，如果統治者在用人上做到“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那麽(me) ，“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由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淮南子》明確提出，統治者在治國上需以“術”馭人，而這“術”就是“法律度量”，以及隨之產(chan) 生的賞罰手段。出於(yu) 這種認識，《淮南子》主張統治者在用人上應該循名責實，賞罰分明。《淮南子》還特別指出：“明主之賞罰，非以為(wei) 己也，以為(wei) 國也;適於(yu) 己而無功於(yu) 國者，不施賞焉;逆於(yu) 己便於(yu) 國者，不加罰焉”“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要求統治者在用人上所采取的賞罰手段，應該出於(yu) 為(wei) 國謀利的公心，而不是局限於(yu) 自身的一己好惡。

　　“乘眾(zhong) 勢以為(wei) 車，禦眾(zhong) 智以為(wei) 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淮南子》在治國上尤為(wei) 強調統治者要積極“用眾(zhong) ”，能廣聚群才，以為(wei) 己用。《淮南子》深刻指出，統治者即使身處權力巔峰，不論其如何聰睿，終究為(wei) 一己之能所限，因此“專(zhuan) 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基於(yu) 此，《淮南子》主張“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ju) 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希望西漢統治者廣開用人之途，得人心而盡眾(zhong) 力，充分發揮人才的集體(ti) 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