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當前，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發展失衡、社會(hui) 內(nei) 部及經濟內(nei) 部的結構性失衡等已經成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與(yu) 發展所麵臨(lin) 的獨特背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wei) 世界經濟大國，並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ti) 係，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和輻射力不斷增強。在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下，美國會(hui) 在各方麵給中國施加巨大壓力，中美經貿關(guan) 係將受到新的挑戰與(yu) 考驗。同時，作為(wei) 主要順差方之一，無論從(cong) 本國經濟發展，還是從(cong) 負責任大國形象考慮，中國都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重要力量。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必須堅持內(nei) 外並舉(ju) 。內(nei) 部路徑重在調整結構，外部路徑重在協調關(guan) 係，唯有內(nei) 外聯動才能使中國在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下真正解決(jue) 困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從(cong) 而實現真正的再平衡。從(cong) 中國未來十年、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來看，在經濟轉型發展與(yu) 擴大內(nei) 需重要戰略中，工業(ye) 化、城鎮化、現代化與(yu) 國際化的發展，必由“一帶一路”的藍海戰略、陸權戰略與(yu) 歐亞(ya) 大陸經濟整合戰略和向西開放相輔相成。

　　【關(guan) 鍵詞】經濟調整 再平衡 環境與(yu) 社會(hui) 協調發展 經濟投資與(yu) 社會(hui) 援助

　　【中圖分類號】 F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2.003

　　kaiyun官方地址開放30多年，在取得偉(wei) 大成就的同時，所發生的改變也正改變著世界的原有規則。如何巧妙地遵循與(yu) 適應這種改變並達到重新平衡，既挑戰中國的智慧，也挑戰世界主要國家的智慧。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十三五”時期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如何把握這一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與(yu) 全球當前形勢相結合進行深入透徹的分析，將有助於(yu) 我們(men) 全麵準確地判斷目前經濟形勢，對製訂正確的應對措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

　　經濟危機下中國的現狀。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的實體(ti) 經濟下滑，外需大大降低，出口麵臨(lin) 困難。而調整期可能會(hui) 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基本麵依然向好，增長的趨勢沒有改變。此外，與(yu) 包括發達國家在內(nei) 的其他市場相比，中國現在的流動性非常充裕。這些都是中國經濟複蘇的標誌。中國麵臨(lin) 著出口的壓力，但是因為(wei) 中國的經濟規模大，又處在發展階段，完全可以用刺激消費、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使中國經濟保持一個(ge) 相對平穩的增長。

　　經濟改革的方向。與(yu) 出口相比，中國在增加國內(nei) 需求方麵的潛力更大，在未來40～50年間，中國要擴大城鎮化的步伐，有很多方麵需要進行投資，而且也將更多地轉向城市型經濟，這一經濟形式將更環保、高效。除2008年4萬(wan) 億(yi) 人民幣的投資計劃之外，中國需要一個(ge) 長期的更高層次的公共投資。因此，中國需要更好的戰略來對公共支出進行融資。

　　完善資本市場。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能否將國有企業(ye) 紅利製度用於(yu) 社保體(ti) 係建設，進一步加大社保力度，並進行資源要素價(jia) 格的改革，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是中國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guan) 鍵。但是需要認識到，任何製度層麵上的調整都必須從(cong) 中國的國情和基本現實出發，這也就決(jue) 定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將是一個(ge) 漸進的過程。

　　中國經濟調整與(yu) 再平衡戰略的啟示

　　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戰略總體(ti) 思路。全球經濟在過去20多年間以一種持續失衡的狀態運行著，其間經曆的東(dong) 亞(ya) 金融風暴、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等都是失衡的世界經濟遭受不對稱衝(chong) 擊的結果。全球經濟失衡集中表現為(wei) 美國巨額經常項目赤字的不斷累積和中國等東(dong) 亞(ya) 新興(xing) 經濟體(ti) 及產(chan) 油國經常項目盈餘(yu) 的持續增長。外部經常項目失衡是由失衡雙方內(nei) 部經濟結構失衡所致，並受固有國際經濟體(ti) 係的影響而成。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循環機製中，美國等提供消費需求，而東(dong) 亞(ya) 國家和產(chan) 油國負責生產(chan) 供給。這一機製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一旦美國等發達國家遭遇危機，不能提供足夠的消費需求，整個(ge) 世界經濟將舉(ju) 步維艱，中國等順差方在處於(yu) 全麵被動的同時並未享受到與(yu) 其儲(chu) 備資產(chan) 數額相對應的增長紅利，反而成為(wei) 轉嫁危機的對象。

　　因此，全球經濟再平衡表麵上是實現外部經常項目收支平衡，實質上則是實現發達經濟體(ti) 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內(nei) 部消費、儲(chu) 蓄、投資結構的優(you) 化、調整與(yu) 平衡。

　　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新趨勢。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全球經濟失衡得到暫時性調整。雖然造成失衡的循環機製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但全球經濟再平衡也出現了一些新趨勢。

　　經濟再平衡目標從(cong) 單純的貿易再平衡擴大到各國間的平衡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的全球擴散表明全球經濟失衡不僅(jin) 隻是貿易失衡，更涉及全球金融、投資等領域的失衡。G20在危機爆發後的巴黎峰會(hui) 上就提出了包括公共債(zhai) 務、財政赤字、私人儲(chu) 蓄率及貿易賬戶等失衡評估指標，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指標從(cong) 貿易擴展到多個(ge) 領域。

　　G20成為(wei) 世界最突出的失衡治理機製，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獲得了更多話語權。G20不僅(jin) 為(wei) 發達國家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提供了更為(wei) 平等的對話權，還為(wei) G20內(nei) 的11個(ge) 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分歧和差異提供了更好的協調對話平台，更為(wei) G20成員國與(yu) 布雷頓森林體(ti) 係下的IMF和世界銀行等機構提供了更多的接觸機會(hui) 。通過G20，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成功實現了IMF投票份額的改革。

　　以全球經濟再平衡為(wei) 名的國際經貿衝(chong) 突將日益增多。深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美國等發達國家，會(hui) 要求以“金磚五國”為(wei) 代表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承擔起更多的全球經濟治理義(yi) 務，從(cong) 而以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名義(yi) 實施新的貿易保護，全球貿易保護主義(yi) 可能因此重新抬頭，國際經貿衝(chong) 突將不斷增多。此外，發達國家的“再工業(ye) 化”也可能對國際經貿格局和再平衡產(chan) 生新的衝(chong) 擊。

　　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總體(ti) 戰略。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wei) 世界經濟大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ti) 係，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和輻射力不斷增強。同時，作為(wei) 主要順差方之一，無論從(cong) 本國經濟發展還是從(cong) 負責任大國形象考慮，中國都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下，美國經濟複蘇乏力，它會(hui) 在各方麵給中國施加巨大壓力，中美經貿關(guan) 係將受到新的挑戰與(yu) 考驗。

　　因此，中國在製定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戰略時必須遵循以我為(wei) 主、內(nei) 外兼顧、積極參與(yu) 、互利共贏的原則。中國作為(wei) 發展中大國和失衡的主要順差方，又是當前經濟表現較好的國家，在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時麵臨(lin) 著國際社會(hui) 的重重壓力。然而，中國畢竟是發展中國家，還麵臨(lin) 著自身經濟發展中的諸多問題，全球經濟失衡既非主要由我方造成，不可能僅(jin) 通過中國的調整而得以解決(jue) 。因此，我們(men) 必須堅持以我為(wei) 主，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利益。

　　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戰略目標不能僅(jin) 停留在實現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上，而應把戰略重點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其一，通過調整失衡的內(nei) 外經濟結構，變以往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為(wei) 消費拉動，變以往資源投入驅動經濟為(wei) 創新驅動，為(wei) 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新的動力。其二，通過積極參與(yu) G20主導下的全球經濟再平衡，發揮發展中大國的獨特作用，維護本國和發展中國家利益，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參與(yu) 度，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其三，通過創造消費需求，逐步實現進出口平衡，實現經貿夥(huo) 伴的互利共贏，為(wei) 中國經濟發展創造更為(wei) 有利的外部環境。

　　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內(nei) 外路徑。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必須堅持內(nei) 外並舉(ju) 。內(nei) 部路徑重在調整結構，外部路徑重在協調關(guan) 係，唯有內(nei) 外聯動才能使中國在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下真正解決(jue) 困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從(cong) 而實現真正的再平衡。

　　在內(nei) 部路徑方麵，第一，通過機會(hui) 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國內(nei) 私人消費，平衡儲(chu) 蓄和投資。受製於(yu) 養(yang) 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預防性動機和傳(chuan) 統消費觀念，中國私人消費仍然增長乏力。現有的政策主要通過政府二次收入分配和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建設等推動收入分配結果的均等化，但忽視了機會(hui) 均等化對於(yu) 初次收入分配的影響。因此，在繼續完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建設、增加農(nong) 民實際收入等政策基礎上，更要強化在教育、就業(ye) 、創業(ye) 和公共服務等方麵的機會(hui) 均等化，穩步推進遺產(chan) 稅、贈與(yu) 稅的征收，適時適度減免民眾(zhong) 實際稅負。

　　第二，強化市場競爭(zheng) 機製，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實現價(jia) 值鏈環節升級，降低“轉嫁性”盈餘(yu) 水平。中國經常項目盈餘(yu) 有相當一部分歸因於(yu) 他國對華直接投資帶來的最終加工裝配品的“轉嫁性”出口，這體(ti) 現了中國目前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you) 勢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在當前的國際分工體(ti) 係下，中國應更加重視所從(cong) 事的價(jia) 值鏈環節升級，從(cong) 而真正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實現這一目標的關(guan) 鍵仍是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升，隻有進一步強化市場競爭(zheng) 機製，才能營造創新這一商業(ye) 活動所必需的土壤，這比加大政府研發投入更為(wei) 重要。

　　第三，提高虛擬經濟效率，優(you) 化實體(ti) 經濟和虛擬經濟結構。金融是現代經濟資源配置的核心，中國應加快深化銀行業(ye) 市場改革，加強資本市場製度建設和監管力度，提高金融為(wei) 實體(ti) 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虛擬經濟的發展既有利於(yu) 將經常項目盈餘(yu) 留在國內(nei) 使用，又有利於(yu) 促進企業(ye) 的創新活動，還有利於(yu) 刺激國內(nei) 私人消費，是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關(guan) 鍵之一。

　　在外部路徑方麵，第一，推動G20國際協調機製的製度化。G20比G8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當前歐美日經濟複蘇乏力，更具活力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勢必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中擁有較之以往更大的話語權。中國需聯合“金磚五國”等新興(xing) 經濟體(ti) ，推動G20機製的製度化建設，加強與(yu) 發達經濟體(ti) 國內(nei) 、國際政策的協調，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

　　第二，加強與(yu) 美日歐的雙邊協調，發展與(yu) 亞(ya) 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guan) 係。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經貿關(guan) 係協調。作為(wei) 失衡最重要的順差方和逆差方，中美如果能夠真正實現經濟結構再平衡，則全球再平衡水到渠成。這需要兩(liang) 個(ge) 大國在追求國內(nei) 經濟目標的同時，協調雙方的國內(nei) 、國際政策。此外，為(wei) 增強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國要逐步改變對歐美市場的高度依賴，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同時，還應不斷擴大進口，為(wei) 他國提供新的出口市場，增強其與(yu) 中國經濟的黏合度，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消減“中國威脅論”，實現互利共贏。

　　第三，積極參與(yu) 國際貨幣體(ti) 係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美國強大的經濟金融實力所確立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ti) 係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ti) 係是多方積極參與(yu)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重要條件。人民幣國際化是提升中國在未來國際貨幣體(ti) 係中所處位置的先決(jue) 條件，但人民幣的國際化應遵循漸進、穩步和可控的原則。隨著人民幣自由兌(dui) 換進程的加快，中國政府和企業(ye) 亟待提高應對浮動匯率製下的風險管理能力。

　　中國經濟調整與(yu) 再平衡戰略的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的金融格局雖然從(cong) 總體(ti) 上看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經過危機的震蕩，各國的金融業(ye) 均在反思中作出相應的調整，從(cong) 而引起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一些新變化。在這種變化的金融環境中，中國的金融業(ye) 如何進一步發展，如何在發展中盡可能地避免危機的發生，從(cong) 而更好地服務於(yu) 實體(ti) 經濟，成為(wei) 危機後必須麵對的重要課題。中國政府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經濟成功實現了V型反轉，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有利支撐了全球經濟的雙速複蘇進程。盡管如此，歐洲部分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主權債(zhai) 務危機有可能將全球經濟引向二次衰退，同時，製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如消費需求不足、經濟結構不合理等難以在短時間內(nei) 解決(jue) ，我國經濟正麵臨(lin) 著內(nei) 外交織的多重挑戰。

　　通脹水平上升與(yu) 經濟增長下滑，“經濟滯脹”風險不斷增大。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麵對急轉直下的國外需求，中國政府果斷實施擴張的政策刺激國內(nei) 需求。2008年底，中央政府決(jue) 定財政投資4萬(wan) 億(yi) 以刺激國內(nei) 投資，2009年全年，貨幣供應量總額達到13.5萬(wan) 億(yi) ，增長了28.42%。在擴張的財政與(yu) 貨幣政策強大的刺激下，2008年的經濟增長“保8”任務完成，2009年GDP增長率也達到8.7%。然而，在全球普遍的低利率和美國兩(liang) 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國際環境下，在中國國內(nei) 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下，通貨膨脹水平日益上升。

　　一方麵，歐美等國的經濟衰退和貿易保護惡化了中國的出口環境。中國的GDP增長對貿易順差有較強依賴，歐美又是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因此外部經濟的變化極大地製約了國內(nei) 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麵，經濟結構不合理削弱了政策效果，同時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應也越來越弱，進一步的刺激措施空間越來越小，民間投資沒有充分地調動起來，中小型企業(ye) 融資困難，而為(wei) 了降低通脹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更進一步加重了企業(ye) 的負擔，經濟增長有減緩的趨勢。此外，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口，而且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chan) 品，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越南等國的對外開放，依靠出口優(you) 勢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將不可持續。

　　對於(yu) 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現象，很多經濟學家認為(wei) “滯脹”產(chan) 生的原因多是需求管理政策實施的結果。根據凱恩斯的理論，應對危機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配合可以促進國民經濟有效需求的提高，進而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然而，當過多發行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時，通貨膨脹便產(chan) 生了。為(wei) 了降低通貨膨脹，當局往往實行緊縮的政策，貨幣政策的緊縮提高了利率，從(cong) 而提高了企業(ye) 的生產(chan) 成本，進而增大了整個(ge) 經濟運行的成本，經濟增長下滑，“滯脹”便產(chan) 生了。美國於(yu) 1970年至1983年發生“滯脹”，經濟增長率高，但通脹率也很高，因而實際增長率為(wei) 零或負增長。

　　當前，中國如果不能有效管理通脹預期，不能遏製通脹持續上升，消除導致經濟增長下滑的不利因素，就可能導致“滯脹”。中國經濟處於(yu) 經濟發展的關(guan) 鍵時期，要警惕通脹持續上升、經濟增長下滑所可能產(chan) 生的“滯脹”風險。

　　國際分工體(ti) 係變化和企業(ye) 成本上升，帶來重塑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壓力。發達國家的再工業(ye) 化，中國企業(ye) 成本的上升，印度等國低成本和人口年輕優(you) 勢的逐步凸顯，這些因素使得中國的產(chan) 業(ye) 技術必須升級，才能繼續保持優(you) 勢。

　　在國際分工體(ti) 係中，中國處於(yu) 較低的分工地位，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國際分工體(ti) 係的變化及其相互影響對中國現有的以出口為(wei) 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將產(chan) 生巨大影響。不僅(jin) 如此，中國企業(ye) 也麵臨(lin) 成本上升的挑戰。金融危機後企業(ye) 成本急劇上升。首先，大宗商品價(jia) 格的上升，提高了企業(ye) 的成本。美國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美元持續貶值，導致以美元計算的全球大宗商品價(jia) 格上漲迅速。再加上人民幣相對美元的不斷升值，這些商品的價(jia) 格換算成人民幣，漲幅更高，對於(yu) 出口企業(ye) 的影響更大。其次，發達國家對於(yu) 碳排放的設計，使中國麵臨(lin) 巨大的減排壓力，各個(ge) 企業(ye) 節能減排也加劇了企業(ye) 成本的上升。

　　麵對國際分工體(ti) 係的變化以及成本上升的趨勢，中國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力麵臨(lin) 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重塑新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

　　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趨勢，中國經濟麵臨(lin) 新的考驗。為(wei) 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wei) 一種全球共識，這對於(yu) 中國現有的發展方式提出很大的挑戰。中國是以煤炭為(wei) 主的能源消費結構，調整難度大，在向低碳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將需要更多的技術和資金投入。而中國工業(ye) 化、新型城鎮化和現代化仍處於(yu) 快速發展階段，正是對傳(chuan) 統能源需求增長迅速的時期，這必然導致溫室氣體(ti) 的高排放。一方麵是國際社會(hui) 減排壓力，一方麵是國內(nei) 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這讓中國進退兩(liang) 難。因此，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將麵臨(lin) 巨大的挑戰。

　　對於(yu) 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低碳經濟對現有生產(chan) 結構、消費結構、外貿結構會(hui) 造成很大衝(chong) 擊，直接影響後危機時期經濟的順利轉型。第一，依照現在的發達國家對“碳關(guan) 稅”的設計，中國以前的勞動力低價(jia) 格優(you) 勢將不複存在，而與(yu) 此相反，發達國家的工業(ye) 產(chan) 品價(jia) 格將相對下降，技術領先優(you) 勢更加明顯。第二，先進技術的標準製定權一向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在低碳經濟發展的大潮流中，發達國家無疑會(hui) 利用其技術優(you) 勢製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標準。其三，減排負擔沉重。由於(yu) 中國整體(ti) 技術研發能力有限和技術水平落後的現狀，發展低碳經濟需要的設備和技術都需進口，這對於(yu) 中國是一個(ge) 經濟負擔。第四，減排責任限製。減排是全球的共識，對於(yu) 中國而言既是承諾也是責任。中國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yu) 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全球有限的碳排放預算空間會(hui) 使得中國在麵臨(lin) 國內(nei) 發展巨大壓力的同時過多地承擔碳排放等國際義(yi) 務。發達國家對於(yu) 中國也提出了不合實際的碳排放要求，這勢必給中國帶來較大壓力。

　　全球主權債(zhai) 務危機加劇，中國經濟也將遭受負麵影響。自希臘問題之後，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相繼爆出國內(nei) 赤字問題，歐洲主權債(zhai) 務危機全麵爆發。實際上，就全球來講，包括美國在內(nei) 的發達國家目前普遍麵臨(lin) 著高比例的主權債(zhai) 務，中國貨幣政策平台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很可能會(hui) 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公共債(zhai) 務危機。

　　可以設想，愈演愈烈的歐債(zhai) 危機必然最終影響整個(ge) 歐洲經濟，中國經濟肯定也會(hui) 受到衝(chong) 擊。這種衝(chong) 擊主要反映在外貿出口和熱錢流入兩(liang) 個(ge) 方麵。從(cong) 出口來看，首先受影響的是那些對歐元區出口依賴大的企業(ye) 。因為(wei)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入發展，必將導致歐洲的進口需求下降，而且整個(ge) 歐元區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yi) 又會(hui) 抬頭。此外，隨著美元對歐元匯率的不斷走高，在人民幣對美元保持升值幅度的基礎上，人民幣有效匯率也將有所回升，最終也將不利於(yu) 出口。

　　外匯儲(chu) 備規模增長巨大，管理體(ti) 製亟待改革與(yu) 創新。從(cong) 1994年外匯體(ti) 製改革至2001年的17年中，中國的外匯儲(chu) 備就已經由516.2億(yi) 美元上升至30446.74億(yi) 美元，增加了近58倍，平均增長率為(wei) 35.98%。尤其是近幾年，在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下，國際收支由傳(chuan) 統的經常賬戶順差轉變為(wei) 經常賬戶與(yu) 資本金融賬戶的“雙順差”，熱錢流入進一步加劇了儲(chu) 備的膨脹。如此巨大的外匯儲(chu) 備在後金融危機時期加大了自身管理的難度。而中國儲(chu) 備資產(chan) 投資的現狀給存量資產(chan) 的管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大宗商品價(jia) 格波動劇烈，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性增大。國際金融危機後，大宗商品價(jia) 格從(cong) 2008年4月曆史最高點一度下降近40%，但到2010年9月又大致恢複到2008年的水平，此後大宗商品價(jia) 格一直呈上漲趨勢。中國在全球產(chan) 業(ye) 結構中處於(yu) 加工中心地位，原材料和市場兩(liang) 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在整體(ti) 貿易結構中所占比重比較大，這使得中國成為(wei) 全球能源和初級產(chan) 品的最主要的進口國之一。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更為(wei) 明顯和巨大，目前國際流動性依然過剩，同時在世界經濟持續複蘇及大宗商品供需缺口下，國際大宗商品一直處於(yu) 高價(jia) 位運行，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首先，加劇中國輸入性通脹壓力。由於(yu) 石油等能源支出和食品支出在中國經濟運行中所占比重更大，國際大宗商品的市場波動對中國的影響更為(wei) 明顯。國際市場價(jia) 格通過國際貿易向國內(nei) 傳(chuan) 導，提高了國內(nei) 價(jia) 格水平，導致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加。而且從(cong) 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前景好，對於(yu) 大宗商品的需求會(hui) 更加旺盛，將不可避免地麵臨(lin) 價(jia) 格壓力的輸入。

　　其次，麵臨(lin) “第二輪效應”。糧食和能源等大宗商品漲價(jia) 會(hui) 造成當前消費者物價(jia) 指數上升，加重通脹預期。從(cong) 理論上而言，隻要大宗商品價(jia) 格回落，攀升的通脹也將回歸理性水平。然而由於(yu) 通脹預期的加重，員工會(hui) 要求提高工資以保持購買(mai) 力，而企業(ye) 由於(yu) 成本上升不得不提高產(chan) 品服務價(jia) 格。因此，隻要對未來的通脹預期形成，企業(ye) 和員工就會(hui) 陷入漲價(jia) 的惡性循環，即使大宗商品價(jia) 格回落也無濟於(yu) 事。這就是所謂的“第二輪效應”，也是中國目前麵臨(lin) 的潛在危險。

　　第三，出口貿易形勢嚴(yan) 峻。由於(yu) 中國內(nei) 需的長期不足，經濟發展對於(yu) 出口貿易依存度高，而通過漲價(jia) 轉移生產(chan) 成本的途徑又行不通。這樣一進一出導致企業(ye) 的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出口貿易受到很大影響，從(cong) 而在一定程度上會(hui) 造成中國經濟的波動。

　　國際熱錢大量進出，影響市場平穩運行。在金融危機後，由於(yu) 國際熱錢進出易造成經濟泡沫，增加金融風險。導致中國目前房地產(chan) 泡沫已經顯現，給政府調控增加了難度，一旦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熱錢突然撤離會(hui) 使泡沫很快破裂，造成市場的嚴(yan) 重動蕩，那時對中國經濟的打擊將是致命的。熱錢進入中國越多，外匯儲(chu) 備越多，就會(hui) 迫使央行被動地增加貨幣投放。如果熱錢不斷湧入，人民幣的需求就會(hui) 上升，最終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而人民幣的持續走強又會(hui) 吸引國際熱錢的進入，將會(hui) 造成惡性循環和降低宏觀調控的效果。熱錢進出擾亂(luan) 金融秩序，衝(chong) 擊經濟發展。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率先複蘇，其良好的發展前景吸引了熱錢的湧入。這幾年熱錢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為(wei) 了高額利潤四處投機，主要湧入國內(nei) 房地產(chan) 市場、股市等領域，對經濟健康發展造成威脅。而且，在大宗商品市場上也隨處可見熱錢的身影，這進一步助推了大宗商品價(jia) 格的強勢上升，增加了中國企業(ye) 的生產(chan) 成本，衝(chong) 擊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經濟調整與(yu) 再平衡戰略的策略

　　麵臨(lin) 的挑戰：資源、環境與(yu) 社會(hui) 和經濟協調發展。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亟需解決(jue) 三方麵問題：一是統籌城鄉(xiang) 與(yu) 區域發展，改變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升級轉型;三是應對國際化進程中麵臨(lin) 的“資源”“環境”與(yu) “社會(hui) 和經濟協調發展”三大挑戰。同時，中國經濟發展還麵臨(lin) 經濟發展不均衡、能源和環境瓶頸，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三項重大發展挑戰。如果沒有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大量的淨資金轉移，將造成金融資源分配在區域間的巨大差異。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發展失衡、社會(hui) 內(nei) 部及經濟內(nei) 部的結構性失衡等已經成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與(yu) 發展所麵臨(lin) 的獨特背景。

　　雖然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工業(ye) 化中期階段，但仍然是一個(ge) 發展中國家，還有一半勞動力在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工業(ye) 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一方麵，按照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還有大量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需要融資建設;另一方麵，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階段，我們(men) 需要解決(jue) 的一個(ge) 突出問題就是如何使長期處於(yu) 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生產(chan) 產(chan) 品向低能耗、高附加值水平轉變。

　　當前中國城鎮化率剛剛突破52%，距發達國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還有很大差距，正是這個(ge) 差距和壓力決(jue) 定了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巨大空間，更決(jue) 定了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裏，中國城市化建設和產(chan) 業(ye) 升級轉型發展的需求，將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動力。就國際層麵而言，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麵臨(lin) 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中國也需要通過多種途徑參與(yu) 國際合作，從(cong) 中熟悉國際規則並尋求與(yu) 掌控其發展空間。一方麵，我們(men) 需要為(wei) 國家的發展到國際市場“開發”資源;另一方麵，在促進全球GDP增長的同時，作為(wei) 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需要建立從(cong) “開發”理念到“發展”理念的模式轉型，並向投資對象國輸出整套的可持續發展規劃，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yu) 社會(hui) 均衡協調發展相結合。

　　確切地說，就是隻要中國繼續成長，市場就會(hui) 繼續為(wei) 中國所用。當中國成為(wei) 整合全球的能源、資源、人口、資本和技術的主要大國時，這些生產(chan) 要素必然開始具有高度的流動性。這將改變與(yu) 中國經濟、政治等方麵相關(guan) 聯的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而國家地位的改變最終會(hui) 導致整個(ge)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改變。從(cong) 宏觀製度的層麵來看，中國推動全球化的過程將是一個(ge) 國際金融與(yu) 貿易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隨著在全球的可兌(dui) 換性逐步增強，人民幣必將發展成為(wei) 未來世界的主要貨幣之一。從(cong) 微觀市場供求層麵來看，中國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等基礎產(chan) 業(ye) 將是下一步改革突破口，但一直以來基礎產(chan) 業(ye) 改革進展緩慢，出現很多壟斷現象，並導致經濟低效率運行，基礎產(chan) 業(ye) 改革將釋放未來經濟增長潛力。

　　快速采取行動：向經濟社會(hui) 發展綜合規劃轉變。中國早在20世紀末就提出了啟動內(nei) 需的口號，但內(nei) 需為(wei) 什麽(me) 卻越來越萎縮?固然，收入分配的嚴(yan) 重兩(liang) 極分化與(yu) 教育、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和住房的過度市場化是其中的兩(liang) 個(ge) 主要原因，但人們(men) 並沒有注意到，與(yu)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緊密相關(guan) 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和外國直接投資則是另一個(ge) 主要原因，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嚴(yan) 重兩(liang) 極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以世界工廠為(wei) 標誌。中國以廉價(jia) 勞動力為(wei) 基礎的比較優(you) 勢，參加全球生產(chan) 分工，通過大力吸收效率驅動型的外國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企業(ye) 間貿易來擴大出口。在能源、資源以及產(chan) 品方麵大進大出，以出口帶動國內(nei) 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依靠加工貿易，靠位於(yu) 全球生產(chan) 鏈中的低端勞動分工來參與(yu) 整個(ge) 全球化過程。事實上，中國目前的GDP裏70%以上與(yu) 貿易有關(guan) ，跨國公司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率，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將近60%。

　　從(cong) 國內(nei) 來看，為(wei) 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應該及早做出戰略規劃，借鑒英國和美國的曆史經驗，逐步實現從(cong) “國際大循環”向“國內(nei) 大循環”的戰略轉型。我們(men) 要清醒地認識到，與(yu)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jin) 沒有解決(jue) 沿海與(yu) 內(nei) 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yu) 內(nei) 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wei) 內(nei) 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ye) 的投資機會(hui) 被外資擠占並引發嚴(yan) 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jin) 沒有溝通農(nong) 業(ye) 與(yu) 重工業(ye) 之間的循環關(guan) 係，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ye) 的低端產(chan) 品產(chan) 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麵，並成為(wei) 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yan) 重滯後、“三農(nong) 問題”成為(wei) 死結和就業(ye) 問題日益嚴(yan) 重的主要根源。筆者認為(wei) ，中國將來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方麵的發展理念，應該實現從(cong) “比較優(you) 勢”到“競爭(zheng) 優(you) 勢”，從(cong) “科學”到“思想”發展的戰略轉變，並以此製訂出符合中國國情和參與(yu) 全球治理發展需求的戰略和方法。這是當前社會(hui) 製度危機對中長期投融資發展提出的重大課題。

　　然而，從(cong) 國際上看，中國在非洲投資的跨國規劃恐怕還要更進一步，由開發性金融向經濟社會(hui) 發展綜合規劃轉變。最近中東(dong) 北非出現的政治動蕩，尤其是中國在利比亞(ya) 、蘇丹等國的投資遭遇說明，隻幫助資本輸入國實現經濟增長，還不能解決(jue) 這些國家在經濟增長後產(chan) 生的一係列政治與(yu) 社會(hui) 問題。這些發展規劃還必須加進社會(hui) 發展的各項指標。隻有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解決(jue) 分配的問題，保證各社會(hui) 群體(ti) 共享增長的果實，才能期待這些國家政治穩定，從(cong) 而減少中國投資的風險。但是這個(ge) 問題恰恰又是中國在國內(nei) 也沒有能夠很好解決(jue) 的問題。未來中國在非洲投資的需要反過來要求中國必須先解決(jue) 好自身在發展過程的社會(hui) 問題。

　　製定超越經濟的改革議程：經濟投資與(yu) 社會(hui) 援助。從(cong) 國際經濟形勢分析，經濟再平衡目標從(cong) 單純的貿易再平衡擴大到各國間的平衡發展，相對於(yu) 發展中國家來說，相似的起始條件和世界政治地位，使中國與(yu) 亞(ya) 非拉國家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有著內(nei) 在的互補性和一致性。因為(wei) 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增長，內(nei) 在地包含了亞(ya) 非拉國家的發展要素，亞(ya) 非拉國家能否實現自身發展也與(yu) 中國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guan) ，甚至是必須依靠中國經濟的發展。

　　援助與(yu) 投資亞(ya) 非拉可分為(wei) “社會(hui) 基礎設施建設”與(yu) “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兩(liang) 種類別。歐盟國家側(ce) 重的是“社會(hui) 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開發性金融正向規劃投資非洲的主要方向是“經濟基礎設施建設”。不具有造血功能的“社會(hui) 基礎設施建設”其特點是“不可量化非物質性”“項目性”和“不可規劃性”。所以，歐盟對非洲國家的援助不可能具有國別和跨國意義(yi) 的規劃;而具有造血功能的“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其特征是“可量化物質性”“整體(ti) 結構性”和“可規劃性”。在此過程中，歐盟隻是作為(wei) 國際組織的非政府機構，不可能像國家開發銀行那樣根據國家發展戰略需要，以國家金融行為(wei) 帶動企業(ye) “走出去”采取正向國別和跨國規劃的方式進行投資。這種“授人以漁”式的“正向規劃”共贏模式正日益受到眾(zhong) 多非洲國家和中國“走出去”企業(ye) 的歡迎。

　　與(yu) 此同時，中國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將對亞(ya) 非拉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投資和社會(hui) 援助，也就是“經濟基礎設施建設”與(yu) “社會(hui) 基礎設施建設”兩(liang) 種類別的事一起做。但是，問題的關(guan) 鍵是，有國家信用的國家開發銀行等開發性金融機構與(yu) 非國家信用的世界銀行、歐盟等國際組織金融機構相比較，我們(men) 將如何融合“經濟投資”與(yu) “社會(hui) 援助”，這兩(liang) 個(ge) 問題需要同時回答。因此，我們(men) 應該製定超越經濟的改革議程，將經濟投資與(yu) 社會(hui) 援助等方麵的重要因素一同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同時，中國也應不斷擴大進口市場，為(wei) 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出口市場，增強其與(yu) 中國經濟的黏合度，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消減“中國威脅論”，實現互利共贏，從(cong) 而逐步改變在國際經貿合作方麵，特別是在投資亞(ya) 非拉地區和國家投資過程中出現的“政經二元化”格局。

　　展示對改革的信心和決(jue) 心：推動“一帶一路”向西開放，推進歐亞(ya) 戰略。中國經濟正處在轉換增長階段和尋求新平衡的關(guan) 鍵期。增長階段的轉換實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zheng) 優(you) 勢逐漸削弱、新競爭(zheng) 優(you) 勢逐漸形成的過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尋找並建立新平衡的過程，經濟運行總體(ti) 比較脆弱。在這一戰略背景下，中央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主攻方向是調整經濟結構，戰略基點是擴大內(nei) 需”的發展目標，必將成為(wei) 傳(chuan) 統發展方式向經濟社會(hui) 發展綜合規劃轉變，而尋求經濟增長動力和再平衡的重要戰略，更是中國向世界展示對改革與(yu) 發展的信心和決(jue) 心。

　　從(cong) 中國未來十年、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情況來看，在經濟轉型發展與(yu) 擴大內(nei) 需重要戰略過程中，工業(ye) 化、城鎮化、現代化與(yu) 國際化的發展，必由藍海戰略、陸權戰略與(yu) 歐亞(ya) 大陸經濟整合戰略和向西開放相輔相成。其中，推動“一帶一路”向西部地區開發，利用高鐵作為(wei) 基本交通連接手段，促進歐亞(ya) 大陸經濟整合，將帶來一個(ge) 陸權時代，使國家得以確立與(yu) 藍海戰略相匹配的對衝(chong) 態勢。我們(men) 應該順應新的形勢，在繼續提升沿海開放、向東(dong) 開放的同時，加快延邊開放、向西開放，拓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的空間，新一輪的援疆工作也應在這一大背景下加以謀劃和推動。

　　建設由中國通往中亞(ya) 、南亞(ya) 、中東(dong) 、東(dong) 歐、俄國最後直至西歐的各條高鐵路線將有力地帶動“絲(si) 綢之路經濟帶”與(yu) 歐亞(ya) 大陸的經濟整合。貫通歐亞(ya) 大陸的交通大動脈將把沿線各國的生產(chan) 要素重新組合，在各國製造出新需求，吸引來新投資。這將為(wei) 地域經濟一體(ti) 化打下一個(ge) 基礎。在歐亞(ya) 大陸經濟整合的過程中，中國可以成為(wei) 東(dong) 部推動力，歐盟可為(wei) 西部推動力，俄國可為(wei) 北部推動力，印度可為(wei) 南部推動力，各個(ge) 方向的進展在中東(dong) 匯合。

　　在推動“一帶一路”歐亞(ya) 大陸經濟整合大戰略下發展西部，使其變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極，必然會(hui) 引起向西部的移民。這種移民將緩解東(dong) 部土地使用的壓力，並為(wei) 嚴(yan) 格控製可耕地的商業(ye) 開發創造條件。這將把開發西部的意義(yi) 提到一個(ge) 新的高度：開發西部將不再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ge) 自然延伸，也不再是一個(ge) 單純解決(jue) 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社會(hui) 政策，更不再是為(wei) 了維穩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將成為(wei) 中國國際大戰略的重要支柱;西部開發將促進傳(chuan) 統發展方式向經濟社會(hui) 發展綜合規劃的轉變，也將成為(wei) 中國經濟均衡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這一陸權戰略將從(cong) 根本上扭轉過去30年來由於(yu) 單純依賴藍海戰略而帶來的一係列經濟結構不平衡和社會(hui) 發展不均衡，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問題。

　　綜上所述，建設高鐵推動“一帶一路”歐亞(ya) 大陸經濟整合將帶來中國西部的迅速發展。西部的經濟發展與(yu) 對外開放將為(wei) 中國經濟的長期均衡發展裝上第二台發動機。不僅(jin) 如此，它還將幫助中國解決(jue) 過去30年來藍海戰略帶來的嚴(yan) 重的發展失衡問題。這是一個(ge) 值得中國在21世紀認真考慮的大戰略。

　　參考文獻

　　劉衛平，2010，《中國“戰略機遇期”的戰略及措施》，《華夏時報》，12月31日。

　　劉衛平，2012，《中國經濟改革和再平衡的實現路徑》，《學習(xi) 時報》，11月19日。

　　渠章才、盛國榮，2011，《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問題及對策》，《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第1期。

　　唐黎軍(jun) ，2012，《後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金融脫媒與(yu) 商業(ye) 銀行的應對措施》，《特區經濟》，第4期。

　　徐彩，2010，《論中國如何防範經濟滯漲風險》，《財務與(yu) 金融》，第3期。

　　薛蓮，2011，《後危機時代的中小企業(ye) 策略》，《合作經濟與(yu) 科技》，第3期。

　　《國際貨幣簡報(5.24～5.25)》，價(jia) 值中國網，https://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1-5-25/770409.aspx。

　　張宇燕，2011，《世界經濟正從(cong) “大衰退”中艱難走出——世界經濟形勢的回顧與(yu) 展望》，《國際商務財會(hui) 》，第3期。

　　孫淑芳，2010，《淺析熱錢的危害及對策》，《現代商業(ye) 》，第36期。

　　葉青，2008，《國際熱錢流入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金融經濟》，第22期。

　　China's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Rebalancing Strategy: Insight,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Liu Weip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m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s within and among social sectors have become the unique backdrop for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and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It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economy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xert enormous pressure on China in all aspects and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tests. At the same time, as one of the major trade surplus nation, China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both in terms of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image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China must tak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balanc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internal path focuses on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and the external path focuses on coordination of relationships. Only with combin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will China be able to truly solve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plagu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economy in a relatively relaxe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further achieve real rebalancing.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coming decade or decades or even a longer time, in the important strategy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l co-develop with the blue ocean and land-based strateg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and the strategy of opening to the West.

　　Keywords: Economic adjustment, rebalancing,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social assistance

　　劉衛平，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教授、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研究員。研究方向為(wei) 世界經濟、經濟與(yu) 社會(hui) 、國際金融、國家發展戰略。主要著作有《美國貨幣政策調整及其影響研究》《全球領導力》《約翰•桑頓在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