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大報告將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方向、方式、動力的基本問題作為(wei) 重大時代課題提出，正確解答需要我們(men) 給出更多新知識、新理論、新思想和新方案，同時改革舉(ju) 措必須落地，以走向好的市場經濟和好的社會(hui) 規範，實現平衡充分的良性發展和建設現代化強國目標。中國作為(wei) 轉型經濟體(ti) ，麵臨(lin) 著發展驅動和現代經濟體(ti) 係雙轉型滯後問題，其根本原因在於(yu) 治理結構的失衡，這是導致實際經濟增長低於(yu) 潛在經濟增長的關(guan) 鍵性製度根源。而要解決(jue) 經濟結構失衡、體(ti) 製結構失衡、治理結構失衡的根本出路，在於(yu) 按照十九大的精神，貫徹五大新發展理念，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現代化經濟體(ti) 係和有效的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以此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同時，以法治、執行力和民主監督來提升國家能力和政府執行力，推動改革發展美好藍圖的落地。

　　【關(guan) 鍵詞】十九大 全麵深化改革 現代化經濟體(ti) 係

　　【中圖分類號】 F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2.001

　　改革開放即將迎來40周年，這一戰略決(jue) 策已讓中國走上了一條經濟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兼容的強國富民之路，開啟了中國近代以來最輝煌的曆史篇章。盡管在這過程中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問題，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全麵深化改革作為(wei)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的時代命題，切合國家崛起和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使命要求，基本確立了主要領域改革主體(ti) 框架，改革的係統性、整體(ti) 性、協同性得到增強。

　　站在新起點上，為(wei) 了實現中國夢，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具有重大曆史性意義(yi) 的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的論斷，並設立了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麵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新“三部曲”宏偉(wei) 願景目標。

　　為(wei) 了達到這樣的雄偉(wei) 願景目標，十九大對全麵深化改革又作出了更加明確的謀劃，全麵深化改革被賦予新的內(nei) 涵——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jue) 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ti) 製機製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係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製度體(ti) 係。從(cong) 這些表述，可以看出中央全麵深化改革思想解放的力度、決(jue) 心和立場前所未有，令人振奮。當然，實現的關(guan) 鍵還在於(yu) 下級機關(guan) 是否全麵貫徹，堅決(jue) 執行，能否讓謀劃落地。

　　全麵深化改革所麵臨(lin) 的社會(hui) 主要矛盾轉化

　　改革，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切實解決(jue) 現實矛盾。之所以需要全麵深化改革，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新時代中國社會(hui) 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wei)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實中諸多表象問題都與(yu) 這個(ge) 矛盾息息相關(guan) 。為(wei) 此，需要弄清楚兩(liang) 個(ge) 基本問題：

　　第一，是什麽(me) 導致了過去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從(cong) 而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根本原因是沒有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和社會(hui) 的關(guan) 係。過去，傳(chuan) 統的發展模式是一種政府過度作為(wei) 的強政府、小市場、弱社會(hui) 的治理模式，與(yu)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為(wei) 基本特征的現代市場經濟製度及和諧社會(hui) 相比，還有較大的距離，政府不僅(jin) 在資源配置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麵仍然居主導地位，存在大量越位和錯位，限製和壓製了市場決(jue) 定性作用的發揮，而在維護市場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麵大量缺位，在許多方麵導致了人為(wei) 和自身兩(liang) 種性質不同的市場失靈及眾(zhong) 多社會(hui) 治理問題。這些均反映了我們(men) 過去的製度模式還有改進空間，對此需要予以正視和重視，不能盲目自大、故步自封。

　　關(guan) 於(yu) kaiyun官方地址要有前瞻性，早在10年前，筆者在《和諧社會(hui) 構建與(yu) 現代市場體(ti) 係完善》及《從(cong) 撥亂(luan) 反正、市場經濟到和諧社會(hui) 構建——效率、公平與(yu) 和諧發展的關(guan) 鍵是合理界定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兩(liang) 篇文章中就曾論及，要讓經濟社會(hui) 得到良性發展，僅(jin) 談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及其關(guan) 係遠遠不夠，還要談政府與(yu) 社會(hui) 的治理邊界及其內(nei) 在關(guan) 係。良性發展主要包括兩(liang) 大方麵——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社會(hui) 的良性發展，而政府的定位在其中至為(wei) 關(guan) 鍵。中國社會(hui) 矛盾的表象是紛繁複雜的眾(zhong) 多熱點、難點問題，弄得不好，將危及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及社會(hui) 和諧等全局性長遠問題，其治本之道是建立平衡、充分良性發展的製度環境。

　　第二，如何才能有效應對和解決(jue) 這個(ge) 社會(hui) 主要矛盾，實現新“三部曲”發展願景?新的發展理念背後的製度邏輯是什麽(me) ?良性經濟社會(hui) 發展是解決(jue) 社會(hui) 主要矛盾的核心手段，而良性發展需要新的發展理念。十八大五中全會(hui) 確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十九大進一步指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是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關(guan) 鍵。“現代化經濟體(ti) 係”的內(nei) 涵包括：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you) 先，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著力加快建設實體(ti) 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著力構建市場機製有效、微觀主體(ti) 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ti) 製。以此推動經濟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形成有效的社會(hui) 規範和治理及良好社會(hui) 秩序，而這些都需要製度變革，因此首先需要了解其實現背後的動力機製。

　　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具體(ti) 表現是多方麵的。十九大對於(yu) 傳(chuan) 統、過去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方式所帶來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有比較明確的闡述：“……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ti) 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xiang) 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群眾(zhong) 在就業(ye) 、教育、醫療、居住、養(yang) 老等方麵麵臨(lin) 不少難題;社會(hui) 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會(hui) 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全麵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以上對於(yu) 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闡釋，實際上指向了經濟、社會(hui) 和政府三個(ge) 層麵。

　　首先，經濟層麵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現是低質量的發展，且不具有可持續性，這導致近些年來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自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已由此前30多年近10%的平均增長速度，一路快速下滑，破10、破9、破8、破7，平均下滑了3個(ge) 百分點以上，降至2016年的6.7%。盡管我們(men) 不能一味追求增長速度，但也要弄清快速下滑的主要原因，畢竟，經濟發展是解決(jue) 社會(hui) 主要矛盾的核心手段。

　　對這種經濟增長率持續快速下滑，學界有許多解讀。有人認為(wei) 是短期原因，是周期性、外部性的，是產(chan) 業(ye) 結構因素使然，強調的是調整財政和貨幣政策及選擇性的硬性產(chan) 業(ye) 政策這樣的短期應對。無論是周期性原因，還是經濟社會(hui) 發展、科學技術發明和創新導致的結構性變化的原因，或者外部的原因，這些原因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但都不是最根本和關(guan) 鍵的因素。也有人認為(wei) 是長期原因，很正常，是“新常態”，是潛在增長率極速放緩造成的，由此既不用強調短期應對，也不用強調製度性改革。盡管根據要素收益遞減規律，經濟增長中樞已經下移，但下滑程度應是一個(ge) 緩慢過程，不應下降那麽(me) 快、幅度那麽(me) 大，短短幾年就降了3個(ge) 多百分點。即使拋開改革治理等製度建設所帶來的可能紅利，僅(jin) 從(cong) 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等方麵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並未大幅下滑。

　　可以說，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中國作為(wei) 轉型經濟體(ti) ，麵臨(lin) 著發展驅動和現代經濟體(ti) 係雙轉型滯後問題，其背後是治理結構的失衡，這才是導致實際經濟增長低於(yu) 潛在經濟增長更為(wei) 關(guan) 鍵的製度根源。我們(men) 現用經濟理論、量化分析、曆史比較相結合的分析來說明。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繼續下滑外部性的因素不大。麵對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各國經濟都受到整體(ti) 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經曆了減速過程，但許多國家早已進入回升或波動上升平衡增長軌道，像中國這樣持續下滑的國家基本沒有。同時，周期性的原因看起來也不像。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減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長時段的下滑，自2007年以來已整整10年，與(yu) 其他主要經濟體(ti) 相比也是不多見，並且當前下滑的風險仍在，而其他國家都已基本恢複到平衡增長點附近。上一輪的下滑在中國加入WTO之後靠擴大開放得到了扭轉，那麽(me) ，這一次下滑靠什麽(me) 扭轉?靠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的動因之一：要素邊際收益遞減，要素驅動紅利導致增長中樞下移，靠要素驅動，特別是靠投資拉動，已經不具有可持續性。這說明一味靠財政政策、靠追加資本投資所帶來的收益將會(hui) 加速下滑，從(cong) 而造成高資本投入、低投資回報的結果。

　　深化改革的動因之二：政府主導動力枯竭、內(nei) 生增長匱乏。盡管分稅製改革取得了相當成效，但由於(yu) 地方財力和事權本身不匹配，導致地方政府幹預經濟獲取財政收入的激勵加大，進而又導致產(chan) 能過剩、效率低下和尋租空間巨大，且不具可持續性。同時，土地財政也空前膨脹，推動房價(jia) 高速增長，刺激投機資金湧入，擠壓實體(ti) 經濟。

　　深化改革的動因之三：國有企業(ye) 產(chan) 能過剩，擠壓民營經濟，經濟活力下降。觀察近年來各省經濟增長數據，可以發現一個(ge) 現象，即國有經濟比重越大、民營經濟越不發展的省份往往經濟增速越靠後，增長率下降越快，如東(dong) 三省和山西省。國有企業(ye) 往往憑借控製資源能源與(yu) 優(you) 先獲取金融資源的優(you) 勢而占據過多要素，而民營中小微企業(ye) 則麵臨(lin) 融資難、融資貴、生產(chan) 成本高的問題，發展嚴(yan) 重受限，沒有形成一個(ge) 良性的競爭(zheng) 機製，效率低下，經濟活力、動力下降。

　　其次，社會(hui) 層麵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現是民生資源分配不均衡、社會(hui) 失衡失序嚴(yan) 重。中國各級政府更多還是發展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在市場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越位和錯位，在市場不能發揮作用或容易失靈的地方卻大量缺位，導致生、老、病、居、教等方麵的後顧之憂產(chan) 生。大政府、小市場、弱社會(hui) 的格局，使得公權力介入社會(hui) 治理過多，造成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不足，貧富差距過大(頂端1%的家庭擁有全社會(hui) 近1/3的財富，而25%的底端家庭卻擁有不到1%的財富)，社會(hui) 規範扭曲，社會(hui) 文明、社會(hui) 治理有滑坡的跡象。

　　再次，政府層麵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現為(wei) 過位缺位現象嚴(yan) 重。當前，政府與(yu) 經濟活動關(guan) 係仍然過於(yu) 密切，政商關(guan) 係密不可分，“跑項目、拿批文”是政商關(guan) 係的一大特征。政府這樣越位地過度幹預導致市場人為(wei) 失靈，而在市場自然失靈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執行力反而缺位。政府的各種程序審批、項目審批、準入壁壘依然眾(zhong) 多，建設維護和服務性的有能、有為(wei) 、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的目標還遠沒達到。政府部門(無論是否該管的)辦事效率的高低，是影響發展包括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旦政府官員的辦事積極性受到影響，增長動力就會(hui) 衰減，從(cong) 而進一步地加劇了實體(ti) 經濟的困境。

　　當然，這也與(yu) 對經濟“新常態”兩(liang) 種偏差性理解有關(guan) 。一種觀點認為(wei) ，經濟增速過快下滑是正常的。其實不然，任何沒有進入平衡增長軌道的發展中經濟都可以有一個(ge) 較高增長速度，中國經濟仍然屬於(yu) 發展中的經濟。另外一種觀點認為(wei) ，經濟下滑主要是外部和周期性的原因，要保增長，解決(jue) 經濟增速下滑問題，政府隻要采取一些短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刺激和幹預，就可以解決(jue) 問題，從(cong) 而加大了政府的不當幹預，導致經濟結構更加扭曲。

　　上麵提及的種種改革動因與(yu) 問題，可進一步歸納為(wei) 三個(ge) 結構性失衡：經濟結構失衡(需求、產(chan) 業(ye) 、市場結構、虛實經濟失衡，轉型驅動發展滯後)，體(ti) 製結構失衡(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發展邏輯錯位)，治理結構失衡(貧富差距過大，改革共識減弱，治理粗暴簡單，社會(hui) 矛盾增加，生態環境惡化，中央決(jue) 議、決(jue) 策和地方/部門執行落差大，治理邏輯失靈，等等)。

　　這三個(ge) 結構性失衡導致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成就巨大和問題特多的兩(liang) 頭冒尖情況，使得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全要素/潛在生產(chan) 率也無法得到提升。麵對經濟增長的製度性障礙，短期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及選擇性的硬性產(chan) 業(ye) 政策不是完全無效，也不是不需要，但作用有限，刺激政策僅(jin) 能治標不能治本。以上問題如不能得到解決(jue) ，誤區得不到糾正，那麽(me) 中國的經濟隻能是一如既往地隨著政策鬆緊而上下波動起伏，陷入過去幾十年的“一放就亂(luan) 、一亂(luan) 就收、一收就死”的反複循環中。

　　解決(jue) 結構性不平衡的根本出路，在於(yu) 按照十九大的精神，貫徹五大新發展理念，建立現代經濟體(ti) 係，以此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細節決(jue) 定成敗，改革方式極其重要，需要以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五位一體(ti) 的綜合改革方式進行治理，既要有短中期應對的政策及過渡性製度安排，也要有長期治理的深化改革，最終建立有能、有為(wei) 、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所以，新時代全麵深化改革的關(guan) 鍵任務是提供製度基礎的改革。由此，十九大報告對於(yu) 製度性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要“著力構建市場機製有效、微觀主體(ti) 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ti) 製”。

　　新時代全麵深化改革的三大重點目標任務

　　基於(yu) 以上認知，筆者認為(wei) ，新時代全麵深化改革的關(guan) 鍵任務是提供製度基礎的綜合性改革，應統一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以完善產(chan) 權製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wei) 重點，實現產(chan) 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jia) 格反應靈活、競爭(zheng) 公平有序、企業(ye) 優(you) 勝劣汰”和“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上來。這兩(liang) 段話正好對應經濟包容性、國家依法治國能力和政府執行力、社會(hui) 的包容性和諧性的提升。

　　因此，深層次製度改革有三大重點目標任務：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現代化經濟體(ti) 係;二是提升國家依法治國能力和政府執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會(hui) 規範和秩序及和諧有效的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阿西莫格魯和哈佛大學羅賓遜兩(liang) 位教授在《國家為(wei) 什麽(me) 會(hui) 失敗》一書(shu) 中有一個(ge) 觀點，就是強調包容性經濟製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筆者同意這個(ge) 觀點。包容性經濟製度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任何一個(ge) 國家如果不實施包容性的市場機製，在經濟發展方麵如果是汲取性的，肯定不行，不具有可持續性。中國曆史上的文景之治、開元盛世、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時期，都是在經濟方麵實行了具有包容性的輕徭薄賦政策，從(cong) 而促進了經濟增長。

　　但兩(liang) 位教授的另外一種觀點筆者不能完全同意。他們(men) 認為(wei) ，政治製度一定是民主的、自由的國家才行，僅(jin) 僅(jin) 看經濟發展就可推斷這一觀點並不見得準確。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hui) 曆史，絕大部分時期，直到1840年，中國無論是總產(chan) 值還是GDP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但是封建王朝絕對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法治的，他們(men) 靠的是政府的權威性和執行能力，封建王朝也有很大的執行力。當今世界，無論是美國的資本主義(yi) 製度還是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盡管政治製度不同，但政府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這兩(liang) 個(ge) 國家都有很強的執行力，再加上經濟上實行比較包容性的製度。正是政治和經濟方麵的剛柔相濟，使中美兩(liang) 個(ge) 國家都成為(wei) 世界上政治經濟屬一屬二的大國。

　　由此可見，中國之所以在過去十幾年來取得很大的成就，正應了小平同誌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當然，中國的封建王朝，由於(yu) 沒有解決(jue) 長治久安的穩定問題，朝代反複更迭，每一次變更都導致了中華民族財產(chan) 和人口的巨大損失，因此並不能說這樣的封建製度是成功的。

　　經濟上的包容性和國家依法治國能力都說明了國家的執行力(implementability)。經濟上就是人性化的激勵相容性，機製設計理論就是用implementability來等價(jia) 表達激勵相容意思的，這是一種柔性的執行力，而依法治國能力卻是一種剛性執行力。綜合采用這種剛柔並濟再加上包容性和諧社會(hui) 理念，曉之以理、待之以利和動之以情，差不多是將一件事情辦成——如國家成功的充分條件。

　　因此，具有激勵相容的包容性經濟製度和具有依法治國能力的權威政府製度是良性發展和一個(ge) 國家成功的必要條件，這一概括基本解釋了古今中外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朝代為(wei) 什麽(me) 成功的原因，幾乎所有國家，缺乏這兩(liang) 個(ge) 必要條件中的任何一個(ge) ，想在曆史上取得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從(cong) 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隻關(guan) 注經濟和政治、市場和政府，還遠遠不夠，還要考慮社會(hui) 的維度。也就是，今後一個(ge) 時期，中國要建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作用的現代經濟體(ti) 係，推進中國經濟從(cong) 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轉變，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同時政府要有執行力，需要以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五位一體(ti) 的綜合改革方式進行治理，建立有能、有為(wei) 、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有能主要是講政府執行力的問題，有為(wei) 就是政府在應該作為(wei) 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問題，這三個(ge) 主要是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問題，以促進有效市場形成為(wei) 導向，而有愛則是講處理好政府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問題。

　　為(wei) 什麽(me) 有限政府的導向至關(guan) 重要?

　　有限政府，即凡是現有市場能做好的，讓市場去做，市場不能做好的，政府才需要去發揮作用。這樣，它的治理邊界一定是有限的。如果像不少人那樣反對有限政府的說法，那就必然認為(wei) 政府的治理邊界是無限的，由此就會(hui) 造成更大、更嚴(yan) 重的人為(wei) 市場失靈，使其無法發揮好的作用，但許多過度強調政府作用的人沒有充分認識到政府過位的危害性。有限政府的基本含義(yi) 就是，隻要市場能有效發揮作用時，就應該讓市場發揮決(jue) 定性的作用，隻要市場失靈(由政府的缺位或過位造成)，政府就應該有為(wei) 去補位或去位。所以，有限政府的治理邊界應該基本限定在維護和服務上，起到維護和服務的補位作用。當然，發展階段不同，其維護和服務的內(nei) 容會(hui) 有很大的差異。

　　人們(men) 對有限政府的作用有許多誤讀、誤解，以為(wei) 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起到哈耶克描述的“守夜人”的作用。為(wei) 了消除和避免這樣的誤讀、誤解，筆者在這裏特別強調的是，對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體(ti) 製，作為(wei) 有限政府，其維護和服務的具體(ti) 作用、內(nei) 涵和程度會(hui) 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對理想極限狀態，有限政府的邊界是最小的，基本就是哈耶克描述的“守夜人”的作用。然而，對現實中的經濟體(ti) ，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型經濟體(ti) ，市場還不是一個(ge) 有效市場，這歸因於(yu) 兩(liang) 方麵的失靈。如前所述，一方麵是標準經濟學教科書(shu) 中所界定的市場本身的失靈，而政府卻沒有去補位，另一方麵是由於(yu) 政府的過位、錯位所造成的人為(wei) 市場失靈，而政府卻沒有從(cong) 中抽身。這兩(liang) 方麵原因中的任何一個(ge) 存在，都會(hui) 造成無法形成有效市場的後果。

　　這時，政府就比“守夜人”要發揮更大、更好、更有執行力的作用，比如政府啟動和主導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於(yu) 經濟發展、創業(ye) 創新的現代市場製度，提供提升市場功能的產(chan) 業(ye) 政策(稱之為(wei) 功能性或軟性產(chan) 業(ye) 政策)以及提供對新興(xing) 行業(ye) 和基礎行業(ye) 等政策(包括適度選擇性的硬性產(chan) 業(ye) 政策)方麵的支持，等等。這是由於(yu) 發展過程或轉軌過程中的經濟體(ti) 還沒有形成有效市場，因此政府應該在這方麵發揮更多的維護和服務作用，當然是通過製度的建立來解決(jue) 這方麵的問題，而不是直接幹預經濟。

　　因此，有限政府，特別在轉型過程中的有限政府和作為(wei) 守夜人的有限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樣的，盡管它們(men) 都起到維護和服務的作用，但是內(nei) 涵、目標、任務及其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差別。

　　從(cong) 經濟、社會(hui) 、政府三方麵切入，推動平衡充分發展

　　十九大報告強調的是根本性改革、製度建設，新發展理念和思想、產(chan) 權製度改革、要素市場流動，沒有任何地方論及到產(chan) 業(ye) 政策。更加強調的是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市場化、法治化的結構性改革來同步解決(jue) 做什麽(me) 、誰去做、怎麽(me) 做的問題，堅定不移地繼續推行鬆綁放權、讓市場化製度化和有限政府職能的改革才是關(guan) 鍵。同時，改革還需要社會(hui) 自治理的加強。深化改革必須是綜合性的，全麵性的，因此需從(cong) 經濟、社會(hui) 和政府三方麵綜合治理。

　　首先，提升經濟包容性是中國經濟發展驅動轉型的需要。要素驅動已經無法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效率驅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型，但創新驅動還做得遠遠不夠。創新主要靠誰，靠民營企業(ye) ，靠企業(ye) 家精神。中國新四大發明中，除了高鐵之外，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都是民營企業(ye) 的創新成果。事實上，上世紀20、30年代國內(nei) 曾經湧現一大批享譽全國的知名企業(ye) 家，如火柴大王劉鴻生、麵粉大王榮宗敬、棉紡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吳蘊初、永安百貨的郭氏兄弟，等等，無不是行業(ye) 裏的翹楚，無論是在技術還是管理方麵都有很大的創新，在全國具有旗幟性、標杆性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都是民營企業(ye) 的企業(ye) 家，在國有企業(ye) 中很少出現具有冒險和創新精神的企業(ye) 家。

　　十九大報告首次引入民營企業(ye) 概念，指出“要支持民營企業(ye) 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ti) 活力，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那麽(me) ，財政如何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建議從(cong) 以下幾方麵著手：(1)降低民企過重的稅費負擔(放水養(yang) 魚)，這一點在美國大規模減稅方案即將通過的當前顯得尤為(wei) 重要;(2)提供公共基礎設施與(yu) 服務(包括基礎研究、交通設施、網絡設施)，這比製定傾(qing) 斜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更加重要，影響更長遠;(3)支持民企創新平台建設(科技是第一生產(chan) 力);(4)降低個(ge) 人所得稅稅率(有利於(yu) 吸引高薪人才回國服務);(5)支持人才引進(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積極鼓勵和支持引進高層次人才)。

　　在助力民企發展的同時，要深化國有企業(ye) 改革。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chan) 管理體(ti) 製，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ti) 製，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you) 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chan) 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you) 、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chan) 流失。深化國有企業(ye) 改革，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zheng) 力的世界一流企業(ye) 。在提法上，這裏有一個(ge) 很大的轉變，以前談要做強、做優(you) 、做大國有企業(ye) ，現在轉變為(wei) 做強、做優(you) 、做大國有資本。這體(ti) 現了從(cong) 管企業(ye) 到管資本的思路轉變，無疑是正確的。

　　其次，增強社會(hui) 自治理是中國社會(hui) 和諧有效治理的需要。在社會(hui) 治理方麵，中國要朝著法治化、智能化、精細化的路子上走。所謂法治化，就是要著力構建法治社會(hui) ，善於(yu) 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來解決(jue) 城市社會(hui) 治理頑疾;智能化，就是要著力推進智能社會(hui) 建設，善於(yu) 運用大數據、雲(yun) 計算等信息技術手段來提高社會(hui) 治理水平;精細化，就是要在破解街道、社區的“最後一公裏”難題方麵，善於(yu) 更精細的製度設計與(yu) 執行。當然，筆者更想強調的一點是，政府不應也不能把所有社會(hui) 治理的職能都攬於(yu) 一身。十九大也明確提出，要“推動社會(hui) 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hui) 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hui) 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國際經驗表明，社會(hui) 可以作為(wei) 平衡和控製政府與(yu) 市場之間張力的關(guan) 鍵要素，社會(hui) 組織在協調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資源、促進公平正義(yi) 等方麵可以對政府形成很好的補充和替代作用，這就要求政府從(cong) 具體(ti) 的、微觀的社會(hui) 管理環節中抽身出來，將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領域交給社會(hui) 組織來自我管理，同時也要求政府轉向社會(hui) 治理，更多地依靠製定明確的規則、采取一定的措施讓公眾(zhong) 參與(yu) 社會(hui) 公共政策的討論，充分反映自身的意願和訴求，確保政府決(jue) 策的科學、民主、公正和激勵相容，夯實公正的公共利益基礎，使之成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潤滑劑和催化劑，減少社會(hui) 摩擦，降低發展成本。

　　第三，提升政府執行力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政府如果沒有執行力，再美好的願景、再前瞻的規劃、再詳盡的方案，都隻能是停留在腦海和紙麵，無法真正得到落實。許多國家之所以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或“塔西佗”陷阱，與(yu) 國家強製力的闕如有很大的關(guan) 係。十九大提出了具有重大曆史性意義(yi) 的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的論斷，以及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麵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新“三部曲”宏偉(wei) 戰略安排和一係列基本戰略方針，這一切的實現，都需要政府的執行力，而不隻是停留在文件中和口頭上。當然，執行力與(yu) 權力的合理配置也是緊密相關(guan) 的，國家治理需要在權力下放方麵有所考慮，沒有權力匹配的執行是機械的。與(yu) 此同時，政府的執行力又是建立在政府職能得到準確定位基礎上的，以有能、有為(wei) 、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定位來考察，國家強製力的提升離不開三要素：法治、執行力、民主監督。

　　其一，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對政府行為(wei) 的規範和約束，其次才是對市場經濟個(ge) 體(ti) 的規範和約束。一個(ge) 好的法治環境，可以支持和增進市場，真正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jue) 定性作用，而政府隻是起到維護和服務的作用，隻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壓縮權力尋租腐敗的空間。

　　其二，要增強改革的執行力和發展的驅動力，則必須從(cong) 法治、激勵和理念三個(ge) 維度推進綜合治理，特別是要發現和培養(yang) 改革發展的開拓良將，將那些不唯上、不唯書(shu) 、隻唯實，敢闖、敢試、敢為(wei) 人先的人放在重要崗位上或一把手的位置上，使之成為(wei) 一個(ge) 個(ge) 改革發動機。

　　其三，沒有民主監督問責，沒有責任邊界的劃定，沒有社會(hui) 和媒體(ti) 的監督，這樣的政府治理體(ti) 係將是渙散失效的。中國還需要高質量的量化指標作為(wei) 目標，否則就沒了努力方向，也無法對官員加以問責，從(cong) 而官員也就沒有動力關(guan) 注發展，推動改革，也不再勇於(yu) 創新。

　　The 19th CPC Congress and the New Mission and Task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Tian Guoqiang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made the direction, mode and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times. To address them correctly, we need to have more new knowledge, new theories, new ideas and new program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form measures must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order to move towards a good market economy and good social norm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promoting balanced and sound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strong modern nation. As a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a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lagging behind in terms of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unbalanced, which is the major institutional root cause of the actual economic growth being lower than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The way of address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imbalanc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the governance structural imbalance lies in implementing the fiv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ing spirit of the 19th CPC Congress and forming an inclusiv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an effectiv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quality, efficiency, and driving force, and improv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improve the national capacity and the executiv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ule of law, executive power and democratic oversight so as to turn the beautiful blueprint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to reality.

　　Keywords: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modern economic system

　　田國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導，美國德州A&M大學終身正教授，教育部首批人文社會(hui) 科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中組部首批“千人計劃”入選者及評審專(zhuan) 家。研究方向為(wei) 經濟理論、數理經濟、機製設計、轉型經濟。主要著作有《高級微觀經濟學》《Advanced Microeconomic》《China's Reform: History, Logic and Future》《China's Education Reform: Philosophy, Strategy and Practic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