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轉向高質量發展“三談”
發稿時間:2018-02-08 12:55:45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蔡昉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重大判斷:“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you) 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guan) 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是跨越關(guan) 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那麽(me) ,發展階段轉換意味著什麽(me) ?如何以新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究竟要怎麽(me) 幹?取其勢,明其道,精其術,充分認識理解這些問題,深刻把握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yi) 、科學內(nei) 涵,有利於(yu) 我們(men) 更好確定和把握今後一個(ge) 時期的發展思路、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引領經濟發展新時代。
一談
發展階段轉換意味著什麽(me) ?
■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 新發展階段中,經濟的“好”與(yu) “快”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遵循經濟規律的客觀結果,也是為(wei) 實現“兩(liang) 個(ge) 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必然選擇。
怎麽(me) 理解發展階段轉換呢?觀察世界銀行數據可見,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經濟增速越慢。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其實非常好理解,正如一個(ge) 孩子成長一樣,在長身體(ti) 階段,一定是長得很快的,但到十七八歲成熟了之後,身體(ti) 方麵就不可能再長了,而需要“橫著長”或在內(nei) 涵上成長,長智力、智慧、經驗。經濟發展也是這個(ge) 道理。從(cong) 總體(ti) 上說,我國已經告別了人口紅利時代,二元經濟發展特征弱化,進入到一個(ge) 新的發展階段,傳(chuan) 統增長動力弱化,經濟發展速度必然會(hui) 下降,實現持續發展必須尋找新的動能。而這個(ge) 新動能的核心要義(yi) 就在於(yu) 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進一步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是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必然要求。經濟發展新常態,用我的研究框架來注解,就是人口紅利迅速消失,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減小,資本報酬開始遞減,推動經濟增長的傳(chuan) 統動力逐步消失,結果必然是潛在增長能力降低。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上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認識新常態,意味著我們(men) 需要認識到,經濟增長從(cong) 高速轉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衝(chong) 擊所致,而是由結構性因素造成的長期趨勢,是我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必然結果;適應新常態,意味著要接受一個(ge) 減慢的速度,在政策層麵作出正確反應,不能速度一下來就受不了,非要使用“興(xing) 奮劑”刺激經濟;引領新常態,意味著要通過加快培育增長新動能,保持合理區間的中高速增長。推動高質量發展就是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特別注意處理好速度和質量的關(guan) 係。過去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依靠人口紅利,經濟發展強調“快”,越快越好,而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hui) 下降。在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的“好”與(yu) “快”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關(guan) 於(yu) 速度和質量,我們(men) 曾有一個(ge) 判斷,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速度肯定是逐漸降下去的。按照目前的趨勢,到2050年我國經濟增速仍能保持在3%以上是很好很合理的。當然,目前我國還麵臨(lin) 諸多體(ti) 製性因素,妨礙要素積累和資源配置,不利於(yu) 挖掘生產(chan) 要素供給和生產(chan) 率提高的潛力。如果把這些製度障礙清除了,還能贏得一些增長動能。這個(ge) 增長並不是要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而是讓我們(men) 的潛在增長率下降得慢一點,回歸到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的時間晚一點。這樣更有利於(yu) 推動中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總之,從(cong) 工業(ye) 化和經濟增長的曆史看,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符合追趕型經濟體(ti) 發展規律。國際經驗表明,追趕型經濟體(ti) 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後,增長率明顯下降,並轉入一個(ge) 速度較低的增長平台。這種增長率下台階的現象在戰後高度增長的日本、韓國、德國等經濟體(ti) 表現得較為(wei) 典型,100多個(ge) 國家中,換擋成功的隻有10%左右。可以說,從(cong) 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過渡中,發展的難度明顯增大。對於(yu) 我國來說,要實現這一跨越,就要按照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那樣,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wei) 黨(dang) 執政興(xing) 國的第一要務,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談
如何以新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
■ 以五大發展理念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新發展理念的引領
作為(wei) 一個(ge) 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的大國,中國未來發展如何,能否轉向高質量發展,再創經濟奇跡,舉(ju) 世關(guan) 注。回顧曆史,中國在較短時間裏從(cong) 低收入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在世界上有今天這樣的地位,歸根結底在於(yu) 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麵向未來,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最終實現,需要再創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成功轉變的經濟奇跡。
實現偉(wei) 大夢想,需要信心,更需要努力。可以明確的是,中國已經從(cong) 改革、開放、發展的經驗中確定了嶄新的發展理念,提出了改革、開放、發展的新要求,正在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這一嶄新的理念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嶄新的發展要求就是高質量發展。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強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促進經濟社會(hui) 持續健康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對發展的目的、方式、路徑、著力點、衡量和共享等方麵問題作出了全麵回應,有助於(yu) 破解我國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回應了廣大人民群眾(zhong) 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對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yi) 。
第一,創新發展著眼於(yu) 培養(yang) 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發生根本性變化,支撐高速增長的傳(chuan) 統動力相應式微。從(cong) 國際經驗和教訓看,許多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上,傳(chuan) 統增長源泉逐漸消失,又未能培養(yang) 出必要的創新能力,由此陷入經濟停滯狀態。因此,把創新作為(wei) 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形成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動力,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第二,協調發展著眼於(yu) 發展的健康性。我國發展長期存在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國際經驗和我國現實都表明,在從(cong) 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階段,各種社會(hui) 矛盾和社會(hui) 風險,往往因城市和鄉(xiang) 村、沿海和內(nei) 地、經濟和社會(hui)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與(yu) 國防建設等方麵不協調而產(chan) 生並加深。一些國家也正是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促進發展的協調性,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
第三,綠色發展著眼於(yu) 發展的永續性。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民對優(you) 美環境和良好生態的追求,體(ti) 現了發展的目的本身。資源一旦枯竭,環境和生態一經破壞,要麽(me) 不可修複,要麽(me) 需要付出極高的代價(jia) 。特別是環境惡化對人的生活環境和人體(ti) 健康造成的傷(shang) 害,代價(jia) 尤其昂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要讓人民從(cong) 發展中獲得幸福感,絕對不能以資源環境和生態為(wei) 代價(jia) 。
第四,開放發展著眼於(yu) 用好國際國內(nei) 兩(liang) 個(ge) 市場、兩(liang) 種資源,實現內(nei) 外發展聯動。我國以往的經濟發展,受益於(yu) 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與(yu) 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現在我們(men) 不僅(jin) 要不斷提高利用國際市場、在全球範圍配置產(chan) 能和應對國際經貿摩擦的能力,還要努力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提高國際經貿等方麵的製度性話語權,通過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國際公共產(chan) 品和打造廣泛的利益共同體(ti) ,主動利用、擴大和引領經濟全球化。
第五,共享發展著眼於(yu) 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體(ti) 現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本質要求和發展目的。我國發展中的不協調問題表現為(wei) 城鄉(xiang) 之間、區域之間和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必須以全體(ti) 人民共同進入為(wei) 根本標誌。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最終要落腳於(yu) 共享發展理念和舉(ju) 措,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堅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方向,從(cong) 解決(jue) 人民最關(guan) 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務。
總之,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新發展理念的引領。通過一係列重大戰略、政策和舉(ju) 措的實施,把五大發展理念轉化為(wei) 人民群眾(zhong) 看得見、摸得著、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的發展成果,才能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我們(men) 的戰略目標。
三談
推動高質量發展怎麽(me) 幹?
■ 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重在消除生產(chan) 要素流動的製度性障礙
■ 設立外部性指標調整經濟發展指揮棒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確定發展思路、製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這為(wei) 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徑。可以說,主要從(cong) 供給側(ce) 那些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著眼,從(cong) 妨礙生產(chan) 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提高的體(ti) 製性障礙入手,在關(guan) 鍵領域通過結構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長動能,提高潛在增長率,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guan) 鍵。
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是一國經濟增長、社會(hui) 進步的根本。那麽(me) ,如何理解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呢?一般來說,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主要有三種提高方式,每一種方式的可持續性都不一樣,效果也不一樣。
第一,資本勞動比的提高。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資本替代勞動或機器替代人必然發生。但是,這種替代受到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製約,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勞動力素質不能適應操控機器的要求,那麽(me) 資本替代勞動則得不償(chang) 失。當機器增加時,投入的資本回報率會(hui) 下降。所以,不能無限製地靠提高資本勞動比來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
第二,人力資本的改善。操作工人素質的提升以及工程師比重的提高,是較少數量的勞動者操作更多機器設備的必要條件,因此,如果缺乏具備更高技能、技能更新能力和創造力更高的勞動者,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就難以達到預期效果。但人力資本這個(ge) 指標並非可以加把勁就得以提高的東(dong) 西。所謂“百年樹人”,經驗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長期積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
第三,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在超越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之後,經濟增長的唯一可持續源泉是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和技術進步實現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分析起來,全要素生產(chan) 率提高主要來自兩(liang) 個(ge) 方麵:
一方麵,由於(yu) 各產(chan) 業(ye) 和各行業(ye) 之間的生產(chan) 率存在差異,生產(chan) 要素會(hui) 向生產(chan) 率更高的領域流動,可以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過去我們(men) 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主要是產(chan) 業(ye) 之間的資源配置,勞動力從(cong) 生產(chan) 率較低的農(nong) 業(ye) 部門轉向生產(chan) 率較高的非農(nong) 業(ye) 部門,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未來這方麵仍然還有潛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城鎮化過程中潛在和實際存在著的“逆庫茲(zi) 涅茨化”現象。由於(yu) 戶籍製度改革沒有完成,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ye) 和生活的農(nong) 民工,由於(yu) 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不能享受基本社會(hui) 養(yang) 老保險、失業(ye) 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會(hui) 保障,往往會(hui) 在具有很強就業(ye) 能力時退出城鎮勞動力市場,農(nong) 民工一般在40歲以後就會(hui) 考慮返鄉(xiang) 。雖然返鄉(xiang) 後,他們(men) 仍然處於(yu) 就業(ye) 狀態,但是從(cong) 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回歸到務農(nong) 狀態、從(cong) 工資性就業(ye) 回歸到自我雇傭(yong) 、從(cong) 沿海地區的城市經濟就業(ye) 回到中西部地區的農(nong) 村經濟就業(ye) ,必然意味著生產(chan) 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這種“逆庫茲(zi) 涅茨化”現象,不僅(jin) 減少了勞動力供給,加劇勞動力短缺現象,更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不利於(yu) 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這一現象值得我們(men) 高度重視。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我們(men) 要破除妨礙勞動力和人才流動的體(ti) 製機製弊端,深化戶籍製度改革,促進社會(hui) 性流動,挖掘人口潛力以釋放紅利,切實保持這個(ge) 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源泉。
另一方麵,由於(yu) 行業(ye) 內(nei) 部的企業(ye) 之間生產(chan) 率存在差異,允許更有效率的企業(ye) 生存、擴大和發展,淘汰那些長期沒有效率提升的企業(ye) ,就可以提高行業(ye) 以及整體(ti) 經濟的生產(chan) 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國,通過部門內(nei) 企業(ye) 的進入、退出、生存、消亡這種創造性破壞機製,對全要素生產(chan) 率提高的貢獻率為(wei) 30%至50%。對於(yu) 我國來說,就要進行相應的改革,拆除行業(ye) 進入和退出壁壘,消除生產(chan) 要素流動的製度性障礙,創造一個(ge) 能進能退、能生能死的政策環境,通過競爭(zheng) 機製實現優(you) 勝劣汰。這是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根本來源。
需要特別重視的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顯然不能再用傳(chuan) 統的方法評價(jia) 經濟增長成效,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ti) 係、政策體(ti) 係、標準體(ti) 係、統計體(ti) 係、績效評價(jia) 、政績考核。對於(yu) 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再以GDP論英雄了,那指揮棒應該怎樣來調整呢?我覺得,可以圍繞外部性因素來設定指標。從(cong) 正外部性來看,可以用改革的相關(guan) 指標,比如農(nong) 民工市民化率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等;從(cong) 負外部性來看,則可以采用包括金融和債(zhai) 務風險水平、環保指標、減貧指標等在內(nei) 的相關(guan) 指標,以此在發展目標上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在這一過程中,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當前,我們(men) 要按照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那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you) 勢都充分發揮出來。
(主講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副院長 蔡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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