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時期我們(men) 黨(dang)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men) ，建構意識形態話語權要掌握話語議題的設置權，充分發揮領導群體(ti) 、知識分子群體(ti) 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圍繞主流意識形態開展學習(xi) 教育對於(yu)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是不可缺少的，合理借助國際媒體(ti) 也能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建構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黨(dang) 史鉤沉】

　　話語權是指通過話語所包含的符號、概念、價(jia) 值觀、意識形態等要素在國際國內(nei) 所產(chan) 生的影響力、吸引力。話語權的核心是權力關(guan) 係，具體(ti) 表現為(wei) 設置話語議題、賦予話語意義(yi) 、製定相關(guan) 規則的權力。黨(dang) 在延安的13年，通過提出“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任務以設置話語主題，依靠領導集體(ti) 和知識分子群體(ti) 以賦予話語意義(yi) ，借助學習(xi) 整風、學術爭(zheng) 鳴及外國記者進行話語傳(chuan) 播，較為(wei) 成功地建構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彰顯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感染力、解釋力。

　　提出“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任務以設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議題。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hui) ，毛澤東(dong) 在會(hui) 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第一次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命題。他說：“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wei) 全黨(dang) 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jue) 的問題。”“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向全黨(dang) 提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任務。自此，全黨(dang) 圍繞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進行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1940年1月，毛澤東(dong) 發表《新民主主義(yi) 論》，進一步談到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還應該民族化和具體(ti) 化，強調“必須將馬克思主義(yi) 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ti) 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jue) 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這一時期，我們(men) 黨(dang) 其他領導人也從(cong) 不同角度回應“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提法，並進行理論闡釋。1939年7月，劉少奇以是否將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與(yu) 中國具體(ti) 實際相結合為(wei) 標準，把黨(dang) 員劃分為(wei) “真馬克思主義(yi) 者”和“假馬克思主義(yi) 者”。1940年1月，張聞天提出要“使馬列主義(yi) 中國化，創造中國的馬列主義(yi) 作品”。1942年7月，朱德在《紀念黨(dang) 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提出，我們(men) 黨(dang) “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yi) 的理論”。李維漢、陳雲(yun) 、彭真等也圍繞“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命題做了闡釋。這些論述，奠定了延安時期我們(men) 黨(dang) 建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基石，明確了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主題。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報》發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澤東(dong) 思想”的概念，得到黨(dang) 內(nei) 認可。毛澤東(dong) 思想作為(wei) 指導思想寫(xie) 入中共七大通過的黨(dang) 章，標誌著我們(men) 黨(dang) 意識形態話語主題的最終確立。縱觀這一時期，全黨(dang) 圍繞“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命題建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大廈”，彰顯了議題設置對於(yu)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意義(yi) 。

　　依靠領導集體(ti) 和知識分子群體(ti) 賦予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意義(yi) 。話語建構的主體(ti) 是人，延安時期黨(dang) 的領導集體(ti) 、知識分子群體(ti) 特別是黨(dang) 的理論工作者，是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主要責任承擔者。以毛澤東(dong) 、劉少奇、王稼祥等為(wei) 代表的領導集體(ti) 和以艾思奇、張如心等為(wei) 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ti) ，通過撰寫(xie) 文章、成立研究會(hui) 等方式，從(cong) 學理上對馬克思主義(yi) 及“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必要性與(yu) 可行性進行深入探討，賦予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全麵、具體(ti) 的內(nei) 容，使“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這一命題變得鮮活起來。根據領導集體(ti) 和知識分子群體(ti) 的闡釋，“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被賦予民族化、具體(ti) 化、大眾(zhong) 化等意義(yi) 。其一，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內(nei) 核意義(yi) 。20世紀30年代，伴隨新啟蒙運動的發展，學術界興(xing) 起“中國化”思潮，主張重視中華文化的中國特色、民族傳(chuan) 統和民族文化自信。民族性是中華文化的“根”，不可拋棄。“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議題設置後，張聞天、嵇文甫等人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對“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民族性作了一些具體(ti) 闡釋。在他們(men) 看來，要使馬克思主義(yi) 民族化，就是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嵇文甫)，重點突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中國要素、中國韻味，強化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內(nei) 核。其二，具體(ti) 化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重要路徑。中國革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要把馬克思主義(yi) 運用到中國具體(ti) 實踐中，要實現馬克思主義(yi) 的具體(ti) 化。中共領導人和黨(dang) 的理論工作者從(cong) 不同角度闡釋了毛澤東(dong) 所提到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理論應用於(yu) 中國的具體(ti) 的環境”的主張。他們(men) 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的具體(ti) 化，就是要“具體(ti) 的分析中國的曆史的、經濟的、階級的環境”(王稼祥)，“把握中國社會(hui) 的客觀現實”(艾思奇)，“研究毛澤東(dong) 同誌如何運用馬列主義(yi) 的基本原則到中國環境中來”(張如心)。其三，大眾(zhong) 化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指向意義(yi)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和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價(jia) 值取向，大眾(zhong) 化規定了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人民指向意義(yi) 。馬克思主義(yi) 大眾(zhong) 化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yi) 轉化為(wei) “接地氣”的本土話語，在此過程中，應將馬克思主義(yi) 理論轉化為(wei) 中國式語言和中國式表達，即毛澤東(dong) 所講的“為(wei) 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le) 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然後，再以通俗的語言和形式對大眾(zhong) 進行宣傳(chuan) ，如張聞天所言：“要善於(yu) 采用通俗話的形式，群眾(zhong) 所能了解的語言，去進行宣傳(chuan) 鼓動工作。”延安時期黨(dang) 的領導集體(ti) 和知識分子群體(ti) 以民族化、具體(ti) 化、大眾(zhong) 化為(wei) 切入點，思想上接受與(yu) 詮釋黨(dang) 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行動上立足延安，並在全國範圍內(nei) 把握時機不斷“發聲”，為(wei) 闡釋和賦予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意義(yi) 作出了重要貢獻。

　　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傳(chuan) 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延安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充分發揮自身思想工作優(you) 勢，克服被國民黨(dang) 封鎖包圍和肆意詆毀的劣勢，利用在黨(dang) 內(nei) 進行學習(xi) 整風，黨(dang) 外進行學術爭(zheng) 鳴，爭(zheng) 取外國記者在國外宣傳(chuan) 等方式，傳(chuan) 播、宣傳(chuan)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首先，陸續開展學習(xi) 運動、整風運動，在黨(dang) 內(nei) 統一主流意識形態認識，傳(chuan) 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學習(xi) 運動自1938年10月始至1945年4月延安整風運動結束止，是一場聲勢浩大、曆時長久、範圍廣泛的思想政治教育運動。1939年2月17日，為(wei) 加強對學習(xi) 運動的組織領導，專(zhuan) 門成立幹部教育部，張聞天、李維漢為(wei) 正、副部長。5月20日，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在陝北公學禮堂舉(ju) 行學習(xi) 動員大會(hui) ，毛澤東(dong) 到會(hui) 並發表講話，號召大家都要學到底，把全黨(dang) 辦成一個(ge) 大學校。1942年2月1日，毛澤東(dong) 作《整頓黨(dang) 的作風》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yi) 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yi) 以整頓黨(dang) 風，反對黨(dang) 八股以整頓文風”。通過學習(xi) 運動、整風運動，構建了對全黨(dang) 和全社會(hui) 進行理論教育的框架。這些理論教育有助於(yu) 統一全黨(dang) 和全社會(hui) 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識，起到大規模、深層次傳(chuan) 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作用。其次，利用學術爭(zheng) 鳴在黨(dang) 外傳(chuan) 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命題剛提出時，受到國民黨(dang) 的反對和抵製，國民黨(dang) 文人企圖用“中國本位文化”代替“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之後，艾思奇等延安知識分子同葉青等國民黨(dang) 文人展開了一場論爭(zheng) 。艾思奇通過撰寫(xie) 《論中國的特殊性》《關(guan) 於(yu) 三民主義(yi) 的認識》等文，批判國民黨(dang) 文人對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否定，強調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場學術論爭(zheng) 具有學理性和政治性融合的特點，延安知識分子群體(ti) 既從(cong) 學理上駁斥了國民黨(dang) 文人對“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命題的否定和質疑，又在政治層麵捍衛了延安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此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借助外國記者、參觀團到延安參觀訪問的契機，真實地呈現黨(dang) 、革命根據地、革命群眾(zhong) 民主團結的形象和生機蓬勃的精神風貌，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向國外民眾(zhong) 展示了延安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1944年7月14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斯坦因單獨采訪毛澤東(dong) 。會(hui) 談中，毛澤東(dong) 特別提到馬克思主義(yi) 思想，認為(wei) “各國共產(chan) 黨(dang) 隻有一件共同的東(dong) 西，那就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政治思想方法”，沒有共產(chan) 主義(yi) 的思想方法，我們(men) 就無法指導目前我們(men) 社會(hui) 革命的民主階段。

　　延安時期我們(men) 黨(dang)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men) ，建構意識形態話語權要掌握話語議題的設置權，充分發揮領導群體(ti) 、知識分子群體(ti) 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圍繞主流意識形態開展學習(xi) 教育對於(yu)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是不可缺少的，合理借助國際媒體(ti) 也能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建構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