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隨著1953年中國經濟成功地從(cong) 長期戰爭(zheng) 的創傷(shang) 中恢複過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dong) 發動了向社會(hui) 主義(yi) 過渡的社會(hui) 運動，並於(yu) 1956年完成了“對農(nong) 業(ye) 、手工業(ye) 和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的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建立了以蘇聯體(ti) 製為(wei) 原型的集中計劃經濟(命令經濟)體(ti) 製。1958年，進一步將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改造為(wei) “政社合一”、“工農(nong) 商學兵五位一體(ti) ”的人民公社。在這種全麵國有化的製度基礎上，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這直接導致了1960—1962年的經濟災難和大饑荒。在1966—1976年曆時十年的“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億(yi) 的官員和平民受到政治迫害[2]。這些極端做法，使中國社會(hui) 瀕臨(lin) 崩潰。

　　1976 年9 月毛澤東(dong) 去世後，繼任領導人迅速逮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激進領導人，果斷地終止了“文化大革命”。隨後在全國範圍內(nei) 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啟蒙運動。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放棄了“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路線，宣布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cong) 那時起，kaiyun官方地址逐步展開。

　　本文將對30 多年來kaiyun官方地址的進程、成就和不足做出分析：第一節討論1978—1983 年命令經濟仍占優(you) 勢條件下的局部改革和1984—1988 年對全麵改革道路的探索;第二節討論1992—2002年市場經濟改革的整體(ti) 推進;第三節討論近10年來半統製經濟和半市場經濟格局的衝(chong) 突;最後一節對kaiyun官方地址的前景做簡要分析。

　　第一節 20 世紀80年代初期的局部改革

　　和80年代後半期對全麵改革道路的探索

　　改革初期，中國采取了擴大國有企業(ye) 自主權的局部改革措施。在這項改革受挫後，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戰略和變通性的製度安排，促進了非國有經濟部門的成長。到80 年代中後期，中國試圖超越局部改革，進行全麵改革的探索。

　　一“摸著石頭過河”和變通性製度安排

　　20 世紀70 年代末中國從(cong)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中脫身出來後，人們(men) 急切地盼望通過改革來挽救危亡和恢複經濟，但是對改革的目標和改革的方法都沒有明確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派出大量代表團出訪東(dong) 西方各國，尋求可以汲取的經驗。僅(jin) 在1978年，中國就派出了12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多個(ge) 國家。1978年鄧小平訪問朝鮮時對金日成說：“最近我們(men) 的同誌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men) 落後。什麽(me) 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ge) 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3]

　　首先映入kaiyun官方地址者眼中的，是和中國情況相近，但是在20世紀中期就開始改革的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相當一部分黨(dang) 政領導人、國有企業(ye) 領導幹部和學者專(zhuan) 家以蘇聯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4]體(ti) 製為(wei) 自己學習(xi) 的榜樣，把擴大國有企業(ye) 經營自主權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20世紀70年代末，四川省率先選擇了6個(ge) 國有企業(ye) 按照這種思想進行“擴大企業(ye) 自主權試點”。隨後國務院決(jue) 定將這一改革試點進一步擴大到全國範圍。1980年試點企業(ye) 達到6600個(ge) ，產(chan) 值占全國預算內(nei) 工業(ye) 產(chan) 值的60%，利潤占全國工業(ye) 企業(ye) 利潤的70%。

　　“擴大企業(ye) 自主權”改革的內(nei) 容與(yu) 1965年蘇聯總理柯西金領導的“完全經濟核算製”改革大體(ti) 類似：一是簡化計劃指標，放鬆計劃控製;二是擴大資金數額，強化對企業(ye) 和職工的物質刺激。

　　在開始的幾個(ge) 月內(nei) ，“擴權”顯著提高了企業(ye) 職工增產(chan) 增收的積極性。但是，問題也很快表現出來：嚴(yan) 重扭曲的行政性定價(jia) 體(ti) 係經常將企業(ye) 的“積極性”引導到與(yu) 社會(hui) 資源有效配置相反的方向;軟預算約束導致企業(ye) 開支增加，財政赤字劇增，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使改革陷於(yu) 困境，並引起了80 年代初期計劃經濟思想的回潮。

　　在那以後，“擴大(國有)企業(ye) 自主權”仍然不時作為(wei) 改革的一項措施被提出，但已不再有人把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作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的體(ti) 製目標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提出了被稱為(wei) “摸著石頭過河”[5]的局部改革策略，進行各種改革的試驗。試驗的要點，是在保持命令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大格局下，做出一些變通性的製度安排，以便“調動”民間的積極性，使滿目瘡痍的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其中最重要的變通性製度安排是以下幾項：

　　1. 在農(nong) 村土地仍舊屬於(yu) 集體(ti) 所有的條件下，采用“包產(chan) 到戶”的方式恢複農(nong) 民的家庭農(nong) 場。

　　70 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剛一結束，由具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擔任領導的安徽、四川等地就順應農(nong) 民的要求實行“包產(chan) 到戶”。1980 年鄧小平掌握中共的實際領導權以後，在全國允許農(nong) 民根據自願實行家庭承包製。僅(jin) 僅(jin) 兩(liang) 年時間，家庭承包製就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取代了人民公社製度，農(nong) 戶在“包”(即租)來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農(nong) 場。從(cong) 此，中國農(nong) 村經濟氣象一新。1985 年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較1980 年增長61%[6];農(nong)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cong) 1980年的191 元增加到1985年的398元[7]。

　　2. 在國有經濟繼續保持控製地位的條件下，允許非國有企業(ye) 存在和發展。

　　中國的命令經濟體(ti) 製與(yu) 蘇聯相比更為(wei) 嚴(yan) 酷，是不允許任何私有製經濟，包括農(nong) 民副業(ye) 存在的。“四人幫”被粉碎後，由於(yu) 要為(wei) 城鎮積累的幾千萬(wan) 失業(ye) 人員開辟就業(ye) 門路，在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下，中國政府從(cong) 1980年開始允許個(ge) 體(ti) 勞動者私人創業(ye) 。接著在1981年，個(ge) 體(ti) 企業(ye) 雇工不超過8人也得到了官方政策的允許。當年7月《國務院關(guan) 於(yu) 城鎮非農(nong) 業(ye) 個(ge) 體(ti) 經濟若幹政策性規定》指出：個(ge) 體(ti) 經營戶必要時“可以請一至兩(liang) 個(ge) 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兩(liang) 三個(ge) 最多不超過五個(ge) 學徒”。1983年初，許多地方私營企業(ye) 的雇工人數都大大超過8人，於(yu) 是爭(zheng) 論又起。一些支持舊路線、舊體(ti) 製的政治家、理論家驚呼，資本主義(yi) 已經在中國到處發生，要求加以製止和打擊。他們(men) 從(cong) 鄧小平那裏得到的回答是：“不爭(zheng) 論”，“放兩(liang) 年再看”。這樣，私營企業(ye) 就在“不爭(zheng) 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8]的庇護下發展起來。直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才第一次正式承認私營經濟的合法存在。

　　與(yu) 此同時，在農(nong) 業(ye) 的家庭承包製基礎上，農(nong) 村的鄉(xiang) 鎮企業(ye) 也迅速發展起來。這類企業(ye) 在中國官方統計中屬於(yu) 集體(ti) 所有製經濟，實際上非常複雜。有些鄉(xiang) 鎮企業(ye) 確實是基層政府創辦的公有製企業(ye) ，有些隻是私營企業(ye) 為(wei) 獲得政治保護而設法得到的“紅帽子”，還有一些是產(chan) 權模糊的社區所有製企業(ye) 。

　　3. 在全國統一市場(integrated market)尚未形成的條件下，營造“經濟特區”的“小氣候”，實現與(yu) 國際市場的對接。

　　自1978 年12 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正式宣布“對外開放”後，1979 年中國政府確定對廣東(dong) 、福建兩(liang) 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1980 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ge) 經濟特區;1985 年又決(jue) 定開放沿海14 個(ge) 港口城市，在沿海、沿江、沿邊地區逐步形成有一定縱深的開放地帶。

　　以上這類變通性的製度安排都指向了同一個(ge) 方向，即在保持公有製經濟的統治地位的同時，給予市場取向的非公有製經濟生存和成長的空間。由此形成了中國早期的“增量改革”(incrementalreform)。這與(yu) 東(dong) 歐國家改革國有企業(ye) 的戰略有所不同。

　　二雙重體(ti) 製下的市場開拓

　　實施增量改革戰略最重要的成果，是非國有經濟(包括集體(ti) 和私營企業(ye) )從(cong) 下而上成長起來。到80 年代中期，非國有經濟無論在工業(ye) 生產(chan) 中還是在整個(ge) 國民經濟中，都占據了舉(ju) 足輕重的地位，在工業(ye) 中產(chan) 出份額達到三分之一以上;在零售商業(ye) ，非國有成分的份額增長更快。到80 年代中期，民營經濟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已經占有約三分之一的份額。於(yu) 是形成了命令經濟與(yu) 市場經濟雙重體(ti) 製並存的態勢。

　　三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定

　　在各項變通性的改革政策取得一定成功以後，以鄧小平為(wei) 首的中國領導人很快就發現，還需要有更明確的體(ti) 製目標。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把kaiyun官方地址的目標確定為(wei) “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9]，表明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有一個(ge) 原則性的認定，即市場取向。但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基本架構和運行方式，並沒有給出清晰界定[10]。

　　1985 年，進一步明確改革的目標模式和基本路徑。這一年中發生了四個(ge) 重要的事件。

　　1. 第一次由中外合作進行的對中國經濟的全麵考察。

　　1984 年，根據鄧小平本人的提議，世界銀行組織了龐大的國際專(zhuan) 家團隊，在中方工作小組的支持下對中國經濟進行了全麵的考察，並在1985 年寫(xie) 出了題為(wei) 《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11]的長篇考察報告。這份考察報告不但全麵分析了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而且根據對各國經驗的比較研究，提出了解決(jue) 問題的可選方案。

　　2. 第一份《經濟體(ti) 製改革總體(ti) 規劃》的產(chan) 生。

　　1985 年5 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郭樹清等三位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研究生上書(shu)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要求製定全麵改革的總體(ti) 規劃。在趙的支持下，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組織了由9 位年輕經濟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包括樓繼偉(wei) 、郭樹清、許美征、王芹、劉吉瑞、李弘、邱樹芳、宮著銘、賈和亭)，並為(wei) 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製定了《經濟體(ti) 製改革總體(ti) 規劃構思(初稿)》。按照這一“總體(ti) 規劃”設想，改革可以分兩(liang) 個(ge) 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實現商品市場的價(jia) 格改革為(wei) 中心，配套進行企業(ye) 改革、財稅體(ti) 製改革、金融體(ti) 製改革和建立中央銀行製度;第二階段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場，取消指令性計劃，完成從(cong) 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的轉型。

　　3.“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hui) ”對於(yu) kaiyun官方地址的兩(liang) 個(ge) 重大問題提出建議。

　　1985年9月由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hui) ”(也稱“巴山輪會(hui) 議”)，對於(yu) kaiyun官方地址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yi) 。參加這次討論會(hui) 的國際知名專(zhuan) 家有凱恩斯主義(yi) 的貨幣問題大師托賓(James Tobin)、曾任英國政府經濟事務部部長的牛津大學教授凱恩克勞斯爵士(Sir 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ánosKornai)、波蘭(lan) 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Brus)、原聯邦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埃明格爾(OtmarEmminger)，中方的參加者有薛暮橋、安誌文、馬洪、廖季立、項懷誠、高尚全、楊啟先等經濟官員，劉國光、戴園晨、周叔蓮、吳敬璉、張卓元、趙人偉(wei) 、陳吉元、樓繼偉(wei) 、郭樹清、田源等經濟學家。

　　第一，會(hui) 議對kaiyun官方地址宜於(yu) 采取的體(ti) 製目標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對世界各國經濟體(ti) 製的分類成為(wei) 議論的中心。科爾奈把各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ti) 製分為(wei) 行政控製(Ⅰ)和市場協調(Ⅱ)兩(liang) 個(ge) 大類，前者又可以分為(wei) 直接的行政控製(ⅠA)和間接的行政控製(ⅠB)兩(liang) 個(ge) 子類，後者可以分為(wei) 完全自由的市場協調(Ⅱ A)和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Ⅱ B)兩(liang) 個(ge) 子類。他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經濟改革可以選擇間接的行政控製(ⅠB)，也可以選擇宏觀控製下的市場協調(Ⅱ B)。匈牙利改革之所以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主要就是長期停留在間接行政控製(ⅠB)的階段，使企業(ye) 繼續處於(yu) 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狀態，受到國家的行政保護。他認為(wei) ，其中的ⅡB是一種優(you) 勢明顯的經濟體(ti) 製模式。[12]不但外國經濟學家擴展了科爾奈對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優(you) 點所做的分析，具備現代經濟學素養(yang) 的中國經濟學家也都認同科爾奈的分析和選擇，把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協調(ⅡB)看作中國經濟改革的首選目標。

　　第二，會(hui) 議對於(yu) 轉型期間應當采取什麽(me) 樣的宏觀經濟政策，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中國80 年代早期的討論中，據稱代表“主流經濟學”觀點的“通貨膨脹有益論”曾經占有優(you) 勢地位。“巴山輪會(hui) 議”解決(jue) 了這些爭(zheng) 論(並糾正了中國學者對於(yu) 西方主流經濟學思想的理解)，參加會(hui) 議的大多數中國學者和屬於(yu) 不同學派的外國專(zhuan) 家一致認為(wei) ，中國在轉軌期間應當采取緊縮性的財政、貨幣和收入政策，應對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

　　在經濟學家、經濟官員取得共識的基礎上，中國在1985 年製定的“七五”(1986—1990年)計劃中確立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以便為(wei) 經濟改革的順利推進創造有利環境的方針。

　　4. 中共中央全會(hui) 接受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ti) 目標。

　　1985 年9 月末，中共中央在《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七個(ge) 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接受了經濟學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第七個(ge) 五年計劃期間圍繞(1)將國有企業(ye) 改造為(wei)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kui) 的“商品生產(chan) 者和經營者”，(2)發展由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組成的市場體(ti) 係和(3)將國家對經濟的調控逐步由直接調控為(wei) 主轉向以間接調控為(wei) 主等三個(ge) 方麵的改革，配套地搞好整個(ge) 經濟體(ti) 係的改革，在“七五”計劃期間或更長一段時間內(nei) ，奠定新經濟體(ti) 製的基礎。

　　四對改革路線圖的爭(zheng) 論和政府政策的變化

　　改革目標明確以後，對於(yu) 達到目標的途徑和策略，卻有很不相同的意見。爭(zheng) 論的焦點在於(yu) 如何對待雙重體(ti) 製以及價(jia) 格的雙軌製。

　　在計劃經濟時代，原材料、設備等生產(chan) 資料都是按計劃調撥的，價(jia) 格由國家計劃規定。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始以後，部分國有企業(ye) 獲得了按市場價(jia) 格出售超計劃產(chan) 品的自主權，新產(chan) 生的非國有企業(ye) 也需要從(cong) 市場購買(mai) 生產(chan) 資料，於(yu) 是形成了產(chan) 品價(jia) 格的雙軌製。[13]

　　價(jia) 格雙軌製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利弊兼有[14]。一方麵，雙重定價(jia) 體(ti) 製，特別是民營企業(ye) 和國有企業(ye) 之間的價(jia) 格雙軌製，意味著原有的命令經濟體(ti) 製及其僵化的計劃價(jia) 格製度之旁出現了一片市場的新天地，從(cong) 而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新的活力。但是，雙軌製的存在，又使企業(ye) 間開展平等競爭(zheng) 的機製難以形成，同時會(hui) 造成行政權力幹預經濟交易的尋租環境，導致腐敗蔓延。利用權力通過轉手倒賣計劃調撥物資發財的“官倒”[15]腐敗，毒化了市場氣氛，招致了大眾(zhong) 的嚴(yan) 重不滿[16]。這樣，在80年代中後期，如何規劃雙重體(ti) 製的進一步發展，就成為(wei) 爭(zheng) 論的焦點。

　　大致說來，當時有兩(liang) 種很不相同的意見：一種是盡快放開價(jia) 格、形成各種競爭(zheng) 性市場，為(wei) 此，不惜放慢短期經濟增長速度，為(wei) 推進價(jia) 格改革創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另一種是長期保持雙重體(ti) 製並存的格局，而把國有企業(ye) 改革放在優(you) 先地位，同時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支持經濟的短期高速增長，以便為(wei) 企業(ye) 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17]。

　　在80 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傾(qing) 向於(yu) 采取第一種策略。

　　1986 年初，時任國務院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趙紫陽宣布當年的經濟工作方針是：“在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控製的條件下改善宏觀管理，在抑製需求的條件下改善供應，同時做好準備，使改革能在1987 年邁出來決(jue) 定性的步伐。”[18]接著，他於(yu) 3 月13 日和15 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hui) 議和國務院常務會(hui) 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當時麵臨(lin) 的種種問題，都是來自“新舊兩(liang) 種體(ti) 製膠著對峙、相互摩擦、衝(chong) 突較多”的狀況。他認為(wei) ，“這種局麵不宜久拖，而應當在1987 年和1988 年采取比較重大的步驟。要在市場體(ti) 係和宏觀經濟的間接調控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上步子邁大一點，為(wei) 企業(ye) 能夠真正自負盈虧(kui) ，並在大體(ti) 平等的條件下展開競爭(zheng) 創造條件，促使新的經濟體(ti) 製能夠起主導作用”。“具體(ti) 說來，明年的改革可以從(cong) 以下三個(ge) 方麵去設計、去研究：第一是價(jia) 格，第二是稅收，第三是財政。這三個(ge) 方麵的改革是互相聯係的。……明後年應當把價(jia) 格體(ti) 係的改革擺在第一位。”[19]

　　根據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決(jue) 定，中國政府在宣布1986年將做好準備，使改革在1987年邁出決(jue) 定性步伐的同時，成立了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yun) 為(wei) 首的“經濟體(ti) 製改革方案研討小組”。這個(ge) 負責領導經濟改革方案設計的小組下設由來自國務院各部門官員和經濟學家組成的“方案辦”，按照趙紫陽3月講話中指出的價(jia) 格、稅收、財政三個(ge) 方麵設計“七五”前期的經濟改革方案。“方案辦”在8月向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交了以價(jia) 格、稅收、財政、金融、貿易為(wei) 重點的配套改革方案。這一方案得到中國政府的批準和鄧小平本人的支持。

　　然而，由於(yu) 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政府的人事變化，改革的整體(ti) 推進方案並沒有付諸實施，在1986年秋天它被中止執行。從(cong) 1987年開始，代之以全麵推行國有企業(ye) 的承包製，同時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來維持GDP的高速增長。

　　這時，第二種觀點逐漸占了上風。持這種觀點的人強調雙軌製的積極作用。他們(men) 說，“雙軌製”是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偉(wei) 大創造，它提供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價(jia) 格改革乃至整個(ge) 改革的道路[20];“雙軌製”增加供給、搞活市場的積極作用正在發揮，沒有必要過早地加以改變[21]。

　　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則主張放慢增長速度，在創造比較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下，較快地進行價(jia) 格改革和形成競爭(zheng) 性市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資深經濟學家薛暮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千家駒和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

　　千家駒在1988年的全國政協全體(ti) 會(hui) 議上批評“物價(jia) 上漲幅度超過了工資增長的幅度，引起了部分群眾(zhong) 的不滿”;而價(jia) 格雙軌製，“不反映市場供求關(guan) 係”，並造成“賄賂成風”。他建議改革價(jia) 格體(ti) 係，放開價(jia) 格。放開價(jia) 格是否會(hui) 造成通貨膨脹呢?他指出基建規模投資過大，導致了赤字財政和貨幣超量發行，“大量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便可以避免通貨膨脹”[22]。

　　弗裏德曼1988 年9 月訪問中國時，向中國領導人直截了當地提出，價(jia) 格雙軌製“對原材料實行人為(wei) 的低價(jia) 不可避免地導致短缺、憑關(guan) 係配給和賄賂”，是“對腐敗和浪費發出的公開邀請”。他建議一方麵通過控製貨幣增長率來製止通貨膨脹，另一方麵通過快速地全麵放開物價(jia) 和工資控製改變價(jia) 格雙軌製。他還建議，盡快實施匯率自由化，以及用分散的私人控製取代政府的集中控製[23]。

　　遺憾的是，這種改革戰略並未被中國領導人所接受。在改革停頓和貨幣超發的情況下，80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hui) 的矛盾變得相當尖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

　　第一，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投資來支撐高速增長，不可避免地造成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壓力劇增。在發現價(jia) 格改革繞不過去後，1988 年夏又試圖在已經出現零星搶購的情況下進行價(jia) 格改革，結果8 月份價(jia) 格和工資改革剛一宣布，就爆發了全國性的搶購風潮。1988 年和1989 年的居民消費品物價(jia) 指數高達18.8% 和18%。嚴(yan) 重的通貨膨脹和全麵搶購，敗壞了改革的名聲。

　　第二，強大的命令經濟與(yu) 處於(yu) 從(cong) 屬地位的市場經濟“雙軌製”，生產(chan) 資料、利率、匯率“雙軌製”，形成了尋租活動的製度基礎。根據一位經濟學家的估算，1988年，中國普通商品的價(jia) 差總額在1500億(yi) 元以上，國家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yi) 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jia) 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yi) 元以上，三項合計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24]巨額租金使利用支配資源的行政權力謀私利的腐敗行為(wei) 迅速蔓延。

　　通貨膨脹和腐敗滋生引起了大眾(zhong) 的極大不滿，隨後，出現了改革開放“開倒車”的異動。

　　第二節經濟改革的整體(ti) 推進

　　在1988年和1989年之後，kaiyun官方地址完全陷入停頓，主流媒體(ti) 把關(guan) 於(yu) 計劃和市場的爭(zheng) 論提升到“姓社姓資”的政治高度，對“市場取向的改革”(market-oriented reforms)展開了大規模的批判。某些在中國政府擔任重要職務的“政治家”、“理論家”[25]聲稱，“市場化”乃是“資本主義(yi) 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內(nei) 容。說“堅持資產(chan) 階級自由化的人……的經濟體(ti) 製改革，說到底：一個(ge) 是取消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實現私有化;一個(ge) 是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26]。在實際政策方麵，他們(men) 也采取實際步驟，壓製民營經濟，包括鄉(xiang) 鎮企業(ye) 的發展，強化國有大企業(ye) 的壟斷地位。

　　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嚴(yan) 重後果，最突出的就是經濟增長率的大幅下降和就業(ye) 的困難。如1989 年和1990 年，GDP 增長速度隻有4.1%和3.8%。這對於(yu) 一個(ge) 依靠增長速度來支持繁榮甚至正當性(legitimacy)的國家來說，當然是一個(ge) 嚴(yan) 重的問題。正像鄧小平所說，“經濟能不能避免滑坡”，是一個(ge) “使我們(men) 真正睡不著覺”的問題[27]。

　　為(wei) 了避免在經濟和政治上出現新的危機，以鄧小平為(wei) 首的中國領導人做出了決(jue) 定：重啟市場經濟改革。

　　一市場經濟目標的重新確立

　　在1990 年12 月到1992 年1、2 月份，鄧小平先後講話，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要“搞點市場經濟”。在《鄧小平文選》中可以看到，從(cong) 1990 年末到1991 年初，鄧小平兩(liang) 次發表關(guan) 於(yu) 市場經濟的重要談話。一次是1990 年12 月24 日，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hui) 開會(hui) 前夕，他在同中共中央負責人江澤民等談話中說：“我們(men) 必須從(cong) 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區分不在於(yu) 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wei) 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yi) 道路，沒有那麽(me) 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28]另一次是1991 年1 月至2 月間同中共上海市委書(shu) 記朱鎔基的談話，他強調：“不要以為(wei) ，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yi) ，不是那麽(me) 回事，兩(liang) 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服務。”[29]

　　與(yu) 此同時，中共一些支持改革的領導人也開始更加嚴(yan) 肅地研究如何重啟市場化改革問題。1991年10月到12月，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江澤民主持召開了11次座談會(hui) ，和經濟學家一起討論國際和國內(nei) 的重大問題。其中花了一半的時間討論“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問題。在這個(ge) 問題的討論中，專(zhuan) 家們(men) 不約而同地反駁了回歸命令經濟的主流論調，主張改革的市場化方向。[30]

　　1992年1月到2月間，鄧小平采取了更為(wei) 積極的行動，到中國南方幾個(ge) 城市視察，直接麵對基層領導人發表講話，重申“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大膽地試，大膽地闖”。[31]鄧小平的講話得到廣大幹部群眾(zhong) 的熱烈響應。

　　隨後，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dang) 校發表講話，提出把改革要建立的新經濟體(ti) 製定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他批評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場對激勵企業(ye) 競爭(zheng) 、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特別是看不到市場也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對優(you) 化資源配置所起的促進作用”;強調“市場是配置資源和提供激勵的有效方式，它通過競爭(zheng) 和價(jia) 格杠杆把稀缺物資配置到能創造最好效益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ye) 帶來壓力和動力”。[32]江澤民的講話得到與(yu) 會(hui) 高級幹部的熱烈歡迎。

　　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決(jue) 定：“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使市場在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33]這標誌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層形成了市場經濟的體(ti) 製改革目標共識。

　　二實施新的改革戰略：整體(ti) 推進、重點突破

　　中共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以後，改革並沒有全麵展開，各級政府主要熱衷的還是增加投資和上投資項目。1992 年全社會(hui) 固定資產(chan) 投資較上一年增加40%，1993 年進一步增長50%;1993 年的居民消費品物價(jia) 指數(CPI)上漲達14.7%。

　　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政府一方麵擬定一攬子措施抑製經濟過熱，另一方麵組織力量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總體(ti) 方案設計工作。

　　1993 年6 月下旬，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guan) 於(yu) 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16 條”)，整頓金融，強化宏觀經濟調控，成功抑製了過熱的經濟，為(wei) 1994 年全麵改革的出台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

　　為(wei) 了對改革進行總體(ti) 規劃，1993年5 月建立了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文件起草組，負責市場化改革總體(ti) 規劃的起草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還派出有300多人參加的16個(ge) 調查組，到各地方、各部門深入調查，寫(xie) 出背景材料供文件起草組參考。

　　6月中旬，國家經濟體(ti) 製改革委員會(hui) 、財政部和世界銀行在大連召開“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hui) ”。會(hui) 議參加者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迪利亞(ya) 尼(Franco Modigliani)、倫(lun) 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台灣經濟奇跡重要推手”李國鼎(K. T. Lee)等中外著名學者。這次會(hui) 議討論了提高存貸款實際利率至正利率水平、推行信貸額度限製、進行匯率並軌、價(jia) 格改革等多項中央政府擬議中的改革。

　　經過150多天的努力，八易其稿，文件起草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推進改革的總體(ti) 方案，即《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草案)》。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既是中共十四大“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具體(ti) 展開，也是全麵改革的行動綱領。《決(jue) 定》提出“整體(ti) 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的改革戰略，要求在市場體(ti) 係、企業(ye) 製度、財政稅收體(ti) 係、銀行體(ti) 係、社會(hui) 保障製度和宏觀經濟管理等方麵進行係統性的改革，以期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按照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製定的路線圖，全麵改革迅速展開。其中，改革進度和實際效果最為(wei) 突出的，是匯率製度改革。

　　1993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1994年1月1日開始取消雙重匯率製，實行以市場供求為(wei) 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供求決(jue) 定，中央銀行隻在匯率波動超過一定幅度時通過入市買(mai) 賣外匯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1994年1月1日的匯率為(wei) 1 美元兌(dui) 8.72 元人民幣，低於(yu) 匯改前調劑市場的低端匯率，比高端的官定匯率1∶5.76 貶值51%。從(cong) 那時起直到1997 年10 月亞(ya) 洲金融危機爆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有所升值，達到1∶8.28 的水平。亞(ya) 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照顧到亞(ya) 洲鄰國穩定人民幣匯率的要求，保持人民幣匯率不變。但自此之後，人民幣匯率機製實際上變成了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直到2005 年7 月21 日進行匯率改革、人民幣匯率開始緩慢升值以前，一直維持在1∶8.27 上下。

　　隨著匯率改革的成功推進，1994年後中國進出口貿易持續快速擴張，貿易收支也改變了過去逆差年份多於(yu) 順差的狀況，出現持續順差的局麵(見圖1)。特別是2001 年11 月中國正式獲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曆時15 年的談判過程中，中國大幅度降低了關(guan) 稅壁壘，廢止了進口配額，貿易保護程度大為(wei) 降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按照協議，從(cong) 2002年1月1日起降低了5300多個(ge) 稅號商品的進口關(guan) 稅，平均關(guan) 稅由15.3%降低至11.3%，中國經濟全麵融入國際市場。出口導向政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除了匯率改革，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規定的其他領域改革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經過這一輪改革，統一的(integrated)商品、信貸、外匯等市場初步建立起來了。

　　三世紀之交的所有製結構變革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是整體(ti) 改革的又一次突破。這次大會(hui) 在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和所有製結構重組上取得了重要進展。

　　隨著90年代改革的推進，民營企業(ye) 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顯重要，而國有經濟的比重下降。這引起了堅持改革前舊體(ti) 製和舊路線的“政治家”、“理論家”的極大不滿。他們(men) 強調，“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把全民所有製(即國有製)作為(wei) 公有製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尖銳地批評市場化改革使“私有經濟的比重超過了一定的度”，背離了社會(hui) 主義(yi) 。[34]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支持者給予了正麵回應。他們(men) 建議，進一步明確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是實現共同富裕，而不在於(yu) 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公有製有多重形式，不應把國有製作為(wei) “公有製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而且，從(cong) 現實情況來看，“有限的國有資本支撐不住過於(yu) 龐大的國有經濟的‘盤子’”;因此，“國有經濟要收縮範圍……從(cong) 一般的競爭(zheng) 性部門向國家必須掌握的戰略部門集中”。[35]

　　1997 年9 月的中共十五大對爭(zheng) 論給出了收縮國有經濟範圍的結論[36]。它將“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wei) 中國的“基本經濟製度”;“非公有製經濟”則被確定為(wei) “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五大《報告》還要求按照“三個(ge) 有利於(yu) ”[37]的判斷標準，對中國經濟的所有製結構進行調整，國有資本逐步收縮到“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e) 和關(guan) 鍵領域”。1999 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hui) 進一步把所謂“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e) 和關(guan) 鍵領域”限製在以下範圍內(nei) ，這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ye) ，自然壟斷的行業(ye) ，提供重要公共產(chan) 品和服務的行業(ye) ，以及支柱產(chan) 業(ye) 和高新技術產(chan) 業(ye) 中的重要骨幹企業(ye) ”[38]。

　　1999 年，中共十五大的以上決(jue) 定被寫(xie) 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國家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個(ge) 體(ti) 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ge) 體(ti) 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根據以上規定，世紀之交中國實施了大規模的所有製結構調整。除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ye) 轉製外，絕大多數原來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的數以百萬(wan) 計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幾乎悉數轉製成私有企業(ye) 。這樣，中國經濟從(cong) 國有經濟一家獨大的結構轉變為(we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除少數壟斷行業(ye) 外，民營經濟一般居於(yu) 主要地位;在就業(ye) 方麵，民營企業(ye) 成為(wei) 吸納就業(ye) 的主體(ti) (見表3)。

　　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製度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為(wei) 僵化的命令經濟製度所約束的生產(chan) 力：

　　第一，平民創業(ye) 獲得了一定的空間。隨著改革的推進，私營經濟獲得了活動空間，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ye) 家精神和創業(ye) 積極性噴薄而出。到20世紀末，中國已經湧現了3000多萬(wan) 戶私營企業(ye) ，成為(wei) 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推動力量。

　　第二，大量原來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隨著市場經濟製度的建立和民間創業(ye) 活動的活躍，生產(chan) 要素從(cong) 效率較低的產(chan) 業(ye) 向效率較高的產(chan) 業(ye) 流動。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全國有高達2.5 億(yi) 左右的低就業(ye) 狀態的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從(cong) 事工商業(ye) ;同時，也有相當於(yu) 愛爾蘭(lan) 國土麵積的約7 萬(wan) 平方公裏的農(nong) 用土地轉為(wei) 城市用地。

　　第三，20 世紀90 年代，隨著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實施，利用發達國家儲(chu) 蓄率偏低造成的機會(hui) ，中國擴大出口，用淨出口(netexport)的需求彌補國內(nei) 需求的不足，從(cong) 需求方麵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四，對外開放的另一個(ge) 重要作用，是通過引進外國的先進裝備和先進技術，迅速縮小了中國與(yu) 先進國家之間在過去200 多年間積累起來的巨大技術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長得到了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撐。

　　在上述力量的推動下，90 年代下半期，中國經濟開始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見圖2)：

　　第三節三岔路口上的中國經濟

　　20世紀末，中國宣布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基本框架。但是，改革並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命令經濟的遺產(chan) 在經濟體(ti) 係中仍然嚴(yan) 重存在，國家部門(state sector)在國民經濟中仍然占據主導作用。事實上形成的，是一種“半統製、半市場”的製度格局。在這種體(ti) 製下，經濟和社會(hui) 矛盾日益積累，中國再次麵臨(lin) “向何處去”的曆史抉擇問題。

　　一“半統製、半市場”經濟體(ti) 製和兩(liang) 種可能的發展前途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官、產(chan) 、學各界人士共同認可的中期改革目標，是建立類似日本等東(dong) 亞(ya) 國家“二戰”後建立的所謂“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ti) 製，其中政府承擔較之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更為(wei) 重要的作用。在新舊世紀之交，中國大體(ti) 上實現了這一目標。

　　不過，和東(dong) 亞(ya) 其他國家與(yu) 地區不同，中國經濟體(ti) 製從(cong) 列寧所說的“國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或東(dong) 歐學者所說的“黨(dang) 國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演變而來。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國家和國有經濟掌控國民經濟命脈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征。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和控製較之日本、新加坡等國當年的“威權發展主義(yi)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要嚴(yan) 密得多：

　　第一，雖然到21世紀初期全國中小型國有企業(ye) 和包括基層政府擁有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已全麵轉製，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chan) 總值中也並不占優(you) 勢，但國民經濟的“命脈”(commanding heights)[39]仍然由國家牢牢地控製著。在電力、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ye) ，國有企業(ye) 繼續處於(yu) 壟斷地位，而且這些企業(ye) 的治理結構也保留著命令經濟時代的某些基本特征。

　　第二，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它們(men) 運用手中的巨額資源，通過自己選中的企業(ye) 營造GDP 短期高速增長的政績。

　　第三，現代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對權力運用缺乏有效的約束。各級政府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men) 通過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製價(jia) 格等手段，對企業(ye) 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的行政幹預。

　　這種“半統製、半市場”經濟體(ti) 製有兩(liang) 種可能的發展前途：一種前途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並加強自己在提供公共產(chan) 品和進行市場監管等方麵的職能，使在規則基礎上運營的現代市場經濟逐漸成長起來。另一種前途是政府對市場的控製和幹預不斷強化，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不斷擴大，“半統製、半市場”經濟蛻變為(wei) 政府掌控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yi) 經濟。而在中國的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yi) 難免不進一步蛻變為(wei) 權貴資本主義(yi) 。

　　中國的改革者對於(yu) 體(ti) 製缺陷及其對經濟運行造成的消極影響知道得十分清楚。正像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指出的，現有體(ti) 製在許多重大方麵“還不完善”，經濟發展仍然麵臨(lin) “諸多體(ti) 製性障礙”。為(wei) 了掃除這些障礙，這次中央全會(hui) 通過決(jue) 議，要求進一步推進改革來完善市場經濟體(ti) 製[40]。然而，在經濟似乎日趨繁榮的情況下，處於(yu) 掌權地位的人們(men) 很難割舍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很難下決(jue) 心切實推進改革。2003年的中共中央決(jue) 議並沒有真正執行。

　　改革放慢的另一個(ge) 原因，是意識形態方麵的。反市場的思潮在中國社會(hui) 始終有著深刻的影響。20世紀後期腐敗的蔓延和貧富差別的拉大，使早已被大多數中國人拋棄的“極左”思潮在部分人中重新獲得影響力。一些舊路線、舊體(ti) 製的支持者全麵批判1978年以來的改革路線，宣稱許多社會(hui) 問題都是來源於(yu) 市場化改革，要求重新回到集體(ti) 化、國有化和毛澤東(dong) “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繼續革命”的老路上去，希望用“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jue) 當前的中國社會(hui) 問題。[41]

　　於(yu) 是，新舊世紀之交建立的經濟體(ti) 製並沒有向進一步完善的方向發展，反而出現了向國家資本主義(yi) 蛻化的趨向。這突出表現為(wei) 以“強勢政府”為(wei) 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在中國的興(xing) 起。

　　二以“強勢政府”為(wei) 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的興(xing) 起

　　國家主義(yi) 的強化與(yu) 進入新世紀後城市化進程加速直接聯係在一起。在農(nong) 村土地屬於(yu) 集體(ti) 而城市土地屬於(yu) 國家的現行法律規定下，政府可以用極低的價(jia) 格征購土地。運用這種辦法，各級政府取得了數以十萬(wan) 億(yi) 元人民幣計的資源，大大增強了政府的權力和國有經濟的實力。

　　不僅(jin) 如此，由於(yu) 新舊世紀之交的國有企業(ye) 轉製過程缺乏透明的法治框架而是由行政力量主導，這就給了某些有權力背景的人鯨吞公共財產(chan) 的機會(hui) 。公眾(zhong) 對權貴私有化的不滿，本來應當是推動市場化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但是在錯誤的輿論導向下，反倒為(wei) 鼓動大眾(zhong) 反對改革和加強國家控製增添了理由。

　　2006 年12 月，國務院國有資產(chan) 監督管理委員會(hui) 宣布加強中央國企控製力的新部署[42]，隨後，國資委負責人提出，國有經濟要在包括軍(jun) 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用航空、航運等“關(guan) 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e) 和關(guan) 鍵領域保持絕對控製力”;對包括裝備製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ye) 在內(nei) 的“基礎性和支柱產(chan) 業(ye) 領域的重要骨幹企業(ye) 保持較強控製力”。隨後在一些產(chan) 業(ye) 和地區中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國有控股或國有獨資企業(ye) 對民營中小企業(ye) 展開了收購兼並，其地位進一步強化。

　　隨著國有經濟和國家幹預的強化，與(yu) 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相反的一種替代方案開始在中國流行。一些支持者把這種替代方案稱為(wei) “中國模式”。“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強勢政府“駕馭”市場、國有經濟主導國民經濟。他們(men) 說，“中國模式”的優(you) 點，在於(yu) 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正確製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和政策，因而創造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2010年的“高鐵”開通、重慶市連年高達15%左右的GDP年增長率等“奇跡”，而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充當世界各國的楷模。

　　2009—2011年，“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一直在上升，“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尖銳地擺到了中國的領導和大眾(zhong) 麵前。

　　從(cong) 實際情況看，國家資本主義(yi) 和威權發展模式雖然取得了某些短期經濟績效，卻並沒有使中國的經濟社會(hui) 狀況有所改善，相反，大大加劇了經濟和社會(hui) 矛盾。

　　從(cong) 經濟層麵上說，最突出的就是靠強勢政府和海量投資支撐的威權發展主義(yi) 所造成的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惡果日益累積。

　　2003年以後，各個(ge) 地方都大規模向資本密集型的產(chan) 業(ye) 投資，要求實現產(chan) 業(ye) 的“重型化”，希望用這種方法來支撐GDP的高速度增長。依靠政府強製動員和大量投入社會(hui) 資源，加上從(cong) 國外引進技術，確實短期能夠維持高速增長，但長期來看這種增長不可持續。近年來這種增長模式造成的資源枯竭、能源短缺、環境破壞等問題愈演愈烈。僅(jin) 就能源來說，1990—2010年，中國的年均能源消費增幅為(wei) 6.6%，其中2001—2010年能源消費年增長率高達11.6%[43]。2009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更是超過美國，成為(wei) 世界能源消費第一大國。

　　同時，國民經濟的投資率居高不下，達到接近50%的程度(見圖3)，勞動者收入提高緩慢，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明顯下降(圖4)。為(wei) 了創造更多的外部需求，政府在2005年前采取了抑製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政策;2005年7月開始了爬行式升值。為(wei) 了控製人民幣升值速度，中央銀行買(mai) 入了大量的外匯，同時釋放出巨額流動性，M2/GDP數值迅速攀升(見圖5)，造成了以房地產(chan) 為(wei) 代表的資產(chan) 泡沫。

　　此外，隨著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無限供應的逐步消失，以及隨著中國製造業(ye) 的技術水平向發達國家接近，為(wei) 了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中國愈來愈需要依靠自主創新和實現增長模式從(cong) 投資驅動到效率驅動的轉變。如果不能盡快打破體(ti) 製性的障礙，提高效率和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中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減速。

　　從(cong) 社會(hui) 政治層麵上說，強勢政府推動下的增長引發了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由於(yu) 政府手裏掌握愈來愈多的資源配置權力，官員利用權力對經濟的直接幹預和對價(jia) 格的管控造成了權力尋租的龐大基礎，腐敗就以製度化的方式迅速蔓延開來，甚至一些地區和部門買(mai) 官賣官(買(mai) 賣尋租權力)成為(wei) 常規。在錯誤的輿論導向下，黨(dang) 政機關(guan) 希望通過加強權力來遏製腐敗，結果造成了尋租活動加劇。根據一位經濟學家的估計，與(yu) 2005 年比，2008 年中國的“灰色收入”[44]擴大近一倍，占GDP 的比重高達15% 左右。這些灰色收入主要來源於(yu) 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分配產(chan) 生的腐敗、尋租、侵占公共資金和他人收入等行為(wei) ，其分布高度集中，嚴(yan) 重惡化了收入分配。[45]

　　第二，由於(yu) 投資占GDP 的比重愈來愈高，與(yu) 之相適應的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長期下降，各類勞動者收入提高緩慢。這進一步加大了中國居民的貧富差距。根據李實的估計，2003 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wei) 0.45，2007 年則提高到0.48，校正抽樣誤差(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後，這一數字高達0.52[46]。即使按照國家統計局2013年公布的數字，中國2003年以來的居民收入基尼係數也始終高於(yu) 0.47，民間則廣泛認為(wei) 其數字存在低估的傾(qing) 向(見表4)。

　　於(yu) 是，由於(yu) 強勢政府幹預拉動增長帶來的嚴(yan) 重經濟和社會(hui) 問題，近些年來中國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著社會(hui) 動蕩。如果沒有步伐較大的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阻斷這一過程，中國可能會(hui) 鎖定在從(cong) 國家資本主義(yi) 到權貴資本主義(yi) 的路徑中。

　　第四節2013年：中國新一輪改革的開始

　　2011年以後，中國政治和社會(hui) 態勢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一方麵，隨著“中國向何處去”爭(zheng) 論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倒退沒有出路。另一方麵，前幾年被掩蓋的問題逐漸顯露。例如，建設高速鐵路造成的巨額貪汙和浪費震驚了全國人民。2012年重慶的事件也警示了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的危險。這樣，2012年春季以來，kaiyun官方地址氣候開始“回暖”，出現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性。愈來愈多的人要求重啟改革議程，而且許多人認為(wei) ，下一輪改革不應局限於(yu) 經濟改革，而應當通過市場化的經濟體(ti) 製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體(ti) 製改革，建立起包容性的經濟體(ti) 製和政治體(ti) 製。

　　與(yu) 此同時，從(cong) 中央到地方都出現了一些試驗性的改革探索。例如，中國人民銀行采取靈活措施，逐步走向存貸利率的市場化。中國證監會(hui) 正在采取措施改變實質性審批為(wei) 主的監管方式，走向以強製性信息披露為(wei) 主的合規性監管。上海市正在執行國有資本退出幾十個(ge) 競爭(zheng) 性行業(ye) 的計劃。廣東(dong) 省的一些體(ti) 製創新也很值得注意，其中包括：(1)從(cong) 深圳市開始的民間組織無主管設立改革，已經在廣東(dong) 省全省實施。這為(wei) 激發社會(hui) 組織的活力、改進社會(hui) 治理方式走出了最初的然而十分重要的一步。(2)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允許下，廣東(dong) 從(cong) 今年開始進行寬鬆商務登記試點。這可能成為(wei) “法無禁止即自由”取代“普遍的行政準入製”的開端。

　　2012 年11 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在經濟改革方麵，要“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麵，要“加快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製度化”，“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這可能意味著重啟kaiyun官方地址走出了第一步。同年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要求，在2013 年“深入研究全麵深化體(ti) 製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ti) 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ti) 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目前，各界人士正在對新一輪改革的總體(ti) 規劃和改革思路進行熱烈的討論。雖然由於(yu) “左”的意識形態傳(chuan) 統和近些年來憑借權力致富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腐敗行為(wei) 日益猖獗，下一步的改革肯定還會(hui) 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礙，但是踏上新的改革征程，逐步邁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的前景也值得期待。

　　(節選自吳敬璉《改革大道行思錄》，2017年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

　　[1]本文為(wei) 作者與(yu) 範世濤合作，收入Gregory C. Chow(鄒至莊)和 Dwight H. Perkins主編的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Chinese Economy(《中國經濟指南》，London：Routledge，2015)一書(shu) 中。

　　[2]中共領導人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的中央工作會(hui) 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指出：“(‘文化大革命’時期)包括受牽連的在內(nei) ，受害的有上億(yi) 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參見葉劍英[1978]：《在中共中央委員會(hui) 中央工作會(hui) 議閉幕式上的講話》，載《葉劍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6—601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77頁。

　　[4]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源於(yu) 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並對蘇聯東(dong) 歐國家改革有重大影響。根據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的一位主要倡導者W. 布魯斯的定義(yi) ，它是這樣一種經濟體(ti) 製的理論模式，即生產(chan) 資料歸國家或集體(ti) 所有，而資源配置遵循市場規則。參見W. Brus. Market Socialism(“市場社會(hui) 主義(yi) ”)，in JohnEatwell et al. eds. The New Palgrave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Ⅲ，Macmillan Press，1987，p.337。

　　[5]在1980 年12 月16 日的中央工作會(hui) 議上，中共領導人陳雲(yun) 在報告《經濟形勢與(yu) 經驗教訓》中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針(參見《陳雲(yun) 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 頁)。

　　[6]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 年，第228 頁。

　　[7]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1)》(中國統計出版社，1981年)和《中國統計年鑒(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計算。

　　[8]鄧小平在1984年10月回憶說：“前些時候那個(ge) 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liang) 年再看。”(見鄧小平[1984]：《在中央顧問委員會(hui) 第三次全體(ti) 會(hui) 議上的講話》，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頁)1992年，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說：“不搞爭(zheng) 論，是我的一個(ge) 發明。不爭(zheng) 論，是為(wei) 了爭(zheng) 取時間幹。一爭(zheng) 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zheng) 掉了，什麽(me) 也幹不成。不爭(zheng) 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見鄧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9]“商品經濟”是俄語中對市場經濟的稱呼。

　　[10]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對於(yu) 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給出了兩(liang) 項基本內(nei) 容：第一，擴大國有企業(ye) 的自主權，使之成為(wei) “相對獨立的”“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生產(chan) 者和經營者”，“增強企業(ye) 活力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的中心環節”;第二，“逐步縮小國家統一定價(jia) 的範圍，適當擴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價(jia) 格和自由價(jia) 格的範圍”，“價(jia) 格體(ti) 係的改革是整個(ge) 經濟體(ti) 製改革成敗的關(guan) 鍵”。

　　[11]世界銀行1984 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 年。

　　[12]參見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發展室：《中國的經濟體(ti) 製改革——巴山輪“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hui) ”文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7 年，第1—4 頁。

　　[13]1984年5月，國務院對國有企業(ye) 自銷的生產(chan) 資料價(jia) 格有過不應高於(yu) 或低於(yu) 國家定價(jia) 20%的規定。實際上，這種規定並沒有得到嚴(yan) 格遵守。從(cong) 1985年1月1日起，政府正式取消了這一限製。

　　[14]吳敬璉、趙人偉(wei) (1986)：《中國工業(ye) 中的雙重價(jia) 格體(ti) 係問題》，載《吳敬璉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79—494頁。

　　[15]有權力背景的人將其用低價(jia) 購買(mai) 調撥物資的權力賣出，獲得高額收益。這種人被民眾(zhong) 稱為(wei) “官倒”。

　　[16]《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比較》編輯部：《腐敗：貨幣與(yu) 權力的交換》，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

　　[17]關(guan) 於(yu) 經濟學界對兩(liang) 種不同改革策略的論證，可參看吳敬璉(2010)：《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2016 年，第80—81 頁。

　　[18]《在全國經濟工作會(hui) 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86 年1 月13 日。

　　[19]見趙紫陽1986 年3 月13 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hui) 議上的講話和3 月15日在國務院常務會(hui) 議上的講話(打印稿)。

　　[20]華生等：《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價(jia) 格改革道路》，《經濟研究》1985年第2期。

　　[21]華生等：《經濟運行模式的轉換—試論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經濟研究》1986年第2期。

　　[22]千家駒(1988)：《關(guan) 於(yu) 物價(jia) 、教育、社會(hui) 風氣的幾點意見》，載《海外遊子聲》，香港：天地圖書(shu) 有限公司，1992 年。

　　[23]Milton Friedman(1988). Memorandum from Milton Friedman to Zhao Ziyang.Reprinted in Miltonand Rose 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607-609;中譯文見米爾頓•弗裏德曼：《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幾點意見》，《改革》雜誌1988 年第6期。

　　[24]胡和立：《1988年我國租金價(jia) 值的估算》，《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比較》1989年第5期。

　　[25]這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中的用語，指支持毛澤東(dong) 時代舊體(ti) 製和舊路線的某些領導人。見鄧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5頁。

　　[26]王忍之：《關(guan) 於(yu) 反對資產(chan) 階級自由化—1989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黨(dang) 校黨(dang) 建理論研究班的講話》，《人民日報》1990年2月22日及《求是》1990年第4期。

　　[27]鄧小平(1990)：《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5、356 頁。

　　[28]鄧小平(1990)：《善於(yu) 利用時機解決(jue) 發展問題》，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 頁。

　　[29]鄧小平(1991)：《視察上海時的談話》，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7頁。

　　[30]陳君、洪南編：《江澤民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20年回顧》，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

　　[31]鄧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頁。

　　[32]江澤民(1992)：《關(guan) 於(yu) 在我國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載《江澤民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98—205 頁。

　　[33]江澤民(1992)：《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載江澤民：《論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第10—11 頁。

　　[34]《當代思潮》特約評論員：《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的基本標誌及怎樣才能堅持公有製的主體(ti) 地位》，《當代思潮》1996年第4期。

　　[35]吳敬璉、張軍(jun) 擴、呂薇、隆國強、張春霖：《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國有企業(ye) 改革的一種思路》，《改革》雜誌1997 年第5 期。

　　[36]江澤民：《高舉(ju) 鄧小平理論偉(wei) 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全麵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上的報告》(1997年9 月12 日)。

　　[37]鄧小平在1992 年的“南方談話”中提出判斷是非的標準，不在於(yu) 是社會(hui) 主義(yi) 還是資本主義(yi) ，而在於(yu) “是否有利於(yu)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力，是否有利於(yu) 增強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yu)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2 頁)。

　　[38]《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1999 年9月22 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

　　[39]無產(chan) 階級國家在一切條件下都要掌握國民經濟“命脈”(Commanding Heights，即能夠左右國民經濟的關(guan) 鍵領域)是列寧主義(yi) 的一條基本原則。1921 年初，在戰時共產(chan) 主義(yi) 造成的艱難形勢下，俄共不得不開始執行國家資本主義(yi) 的“新經濟政策”，恢複私人貿易，向市場經濟退卻。俄共內(nei) 部有一部分人認為(wei) 這將危及俄國社會(hui) 主義(yi) 的前途和俄共的統治地位。列寧在1922年11 月的共產(chan) 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hui) 上對這種質疑做出了回答。他說，俄國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yi) 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yi) ”，即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yi) 。由於(yu) 無產(chan) 階級國家掌握了一切“製高點”，掌握了土地和一切最重要的工業(ye) 部門，就完全可以保證經濟活動僅(jin) 僅(jin) 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nei) 展開，而且國家還可以隨時對政策做出改變。因此，這種國家資本主義(yi) 對俄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前途和俄共的統治地位是毫無危險的。《列寧全集》和《列寧選集》中文版將德文Komandohohen譯為(wei) “命脈”。

　　[40]《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

　　[41]2003—2010年，“烏(wu) 有之鄉(xiang) ”等“左派”網站發表了大量批判市場化改革和要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言論，並得到一些人的響應。

　　[42]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有資產(chan) 監督管理委員會(hui) 文件《關(guan) 於(yu) 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ye) 重組的指導意見》(2006 年12 月5 日)。

　　[43]BP(英國石油)：《BP 2030年世界能源展望》(BP Energy Outlook 2030)，倫(lun) 敦：英國石油，2012年，第47頁。

　　[44]灰色收入主要指兩(liang) 類收入：一是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二是實際上非法，但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非法的收入。

　　[45]王小魯：《灰色收入與(yu) 國民收入分配》，《比較》輯刊2010 年第3 輯。

　　[46]李實、嶽希明：《中國城鄉(xiang) 收入差距調查》，《財經》2004 年第3 期、第4 期;李實、羅楚亮：《中國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經濟研究》2011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