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戰。總體(ti) 來說，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高度讚譽中國奇跡。然而，在理論上對改革開放成就進行解釋，話語權卻常常不在中國經濟學家這裏，國際上存在許多錯誤的解讀，甚至從(cong) 經濟理論上唱衰中國。不認清這些，就不利於(yu) 我們(men) 真正找準中國實踐的國情特色，也不利於(yu) 我們(men) 真正總結出一般性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規律，從(cong) 而更好認識改革麵臨(lin) 的挑戰和指導未來的改革，把中國故事轉化為(wei) 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國外經濟學家對中國奇跡的誤讀，最為(wei) 典型的並流行的觀點有三種

　　過去這些年來，在經濟學這個(ge) 學科裏，在理論上對中國經驗的解說具有影響力的觀點，主要可以歸納為(wei) 三種，這三種都是誤讀，但卻被國內(nei) 外很多經濟學家所引用，或多或少還影響著我們(men) 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第一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的觀點。他指出，有一類社會(hui) 變化實際上“是人類行為(wei) 的意外結果”。其含義(yi) 就是盡管你並沒有朝著某個(ge) 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結果靠瞎碰無意中達到了那個(ge) 目標。說得通俗一點，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種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還在引用，認為(wei) 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國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證，中國取得的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改革結果。

　　第二是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錢納裏的觀點。他認為(wei) ，一個(ge) 國家如果認識到了它的體(ti) 製弊端並進行改革，消除製度弊端，即便不存在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也能實現加速發展。這句話也被一些經濟學家用來描述中國過去實現的高速發展，認為(wei) 中國並不具備發展的必要條件。但這種觀點容易讓人困惑，如果“不具備發展的必要條件”，那這4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又從(cong) 何而來?這就為(wei) 下麵的觀點留下了伏筆。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魯格曼—揚詛咒”。保羅·克魯格曼和埃爾文·揚這兩(liang) 位經濟學家都發表過大量研究成果，唱衰東(dong) 亞(ya) 經濟和中國經濟。兩(liang) 人都是嚴(yan) 肅的學者，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很高，而且兩(liang) 人在這個(ge) 問題上合作得天衣無縫。他們(men) 的出發點和理論邏輯是，當不知道特定經濟體(ti) 和特定時期的經濟源泉是什麽(me) 的時候，經濟學家承認改革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認為(wei) 這僅(jin) 僅(jin) 是因消除製度弊端導致的，隻是經濟增長回歸生產(chan) 可能性邊界的一次性效應，很難有持久的高速經濟增長。

　　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一份報告，稱東(dong) 亞(ya) 經濟模式及其導致的高速增長為(wei) “東(dong) 亞(ya) 奇跡”，引發了“克魯格曼—揚詛咒”。從(cong) 20世紀90年代起，克魯格曼、揚等經濟學家就開始批評東(dong) 亞(ya) 發展模式，認為(wei) 東(dong) 亞(ya) 所謂四小虎隻不過是紙老虎，隻有生產(chan) 要素的投入，沒有技術進步，沒有生產(chan) 率的提高，不是什麽(me) 奇跡，也不可持續。1994年，我和林毅夫、李周寫(xie) 了《中國的奇跡》一書(shu) 。接下來，他們(men) 又轉向批評中國，認為(wei) 中國也會(hui) 像四小虎一樣，不可能有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40年來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充分條件是改革開放，必要條件歸根結底就是人口紅利

　　中國40年來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在我看來，充分條件是改革開放，必要條件歸根結底就是人口紅利。過去占主流的經濟理論，不管聲稱自己屬於(yu) 哪個(ge) 學派，依據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長理論。這個(ge) 理論假設勞動力是短缺的，資本投入必然遭遇報酬遞減。即便有資本積累可以給一個(ge) 國家提供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hui) ，但根據有些人的測算，可能要花一兩(liang) 百年才能實現與(yu) 發達國家的趨同。這個(ge) 觀點其實很悲觀，意味著後起國家找不到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但是回顧中國發展，過去近40年實際GDP總量增長29倍，人均GDP增長20倍，城鄉(xiang) 居民消費水平提高16倍，同時這個(ge) 16倍是由勞動生產(chan) 率增長16.7倍來支撐的。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jin) 時間長，而且非常快，這樣的經濟增長一定是有來源的，我歸結為(wei) 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資源稟賦，因為(wei) 世界上具有潛在人口優(you) 勢的國家不隻是中國，非洲也有人口紅利，印度也有人口紅利。隻有在經濟進行改革和開放，並且在這條路上走對了的時候，才可能把潛在的人口紅利轉化為(wei) 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我想強調的還是改革本身。

　　從(cong) 數據上看，中國形成潛在人口紅利的時期與(yu) 改革開放的時期完美重合。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最快的時期始於(yu)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續到2010年。與(yu) 此同時，非勞動年齡人口(15歲以下和60歲以上的人口)的數量增長幾乎是停滯的，兩(liang) 組人口的增長趨勢在這個(ge) 期間形成剪刀差狀。正好在我們(men) 的人口變得越來越有生產(chan) 性、人口撫養(yang) 比越來越低的期間，改革開放深入推進，這兩(liang) 者之間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長。

　　根據我們(men) 的分析，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貢獻因素主要是：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中國40年的平均增長水平達到9.7%，對這個(ge) 增長做具體(ti) 的構成分析，可以發現最大的貢獻部分是資本積累。很多中國經濟學家也都這麽(me) 認為(wei) ，包括克魯格曼和揚主要看到的也是資本積累的作用。經濟增長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質資本的積累和投入。

　　實際上，資本積累本身也體(ti) 現著人口紅利的因素。在一個(ge) 特定的經濟發展時期，人口結構特征可以成為(wei) 資本積累的重要支撐。為(wei) 什麽(me) ?第一，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人口撫養(yang) 比持續下降，造成一個(ge) 生之者眾(zhong) 、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可以使剩餘(yu) 得到儲(chu) 蓄、積累，進而變成投資。第二，資本投資需要回報率來維持，而中國在這個(ge) 發展階段上，剛好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資本的投資也不會(hui) 因為(wei) 擴大而出現報酬遞減。事實也證明，過去幾十年，中國的資本回報率相當高。有這兩(liang) 點做支撐，資本積累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勞動力供給充足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首先當然是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不僅(jin) 如此，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即數量上不斷有新生勞動力成長且不斷進入勞動力市場，意味著有更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增量，可以不斷改善勞動力存量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也因人口紅利得到了改善。

　　伴隨有效的生產(chan) 要素投入，還有生產(chan) 率的改善，主要表現為(wei) 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在這些年中，隨著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的調整，很大規模的勞動力從(cong) 生產(chan) 率低的(農(nong) 業(ye) )部門轉向生產(chan) 率高的(非農(nong) )部門，資源配置得到改善，生產(chan) 率相應得到提高，無論是勞動生產(chan) 率還是全要素生產(chan) 率，都有明顯的提高。1978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的勞動生產(chan) 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來自於(yu) 一二三產(chan) 業(ye) 自身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還有40%多來自於(yu) 一二三產(chan) 業(ye) 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勞動力等資源按照生產(chan) 率原則發生流動。

　　正是因為(wei) 這些人口紅利，使得生產(chan) 要素供給和生產(chan) 率改善，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缺一不可。而這充要條件的完美結合，絕非什麽(me) “意外結果”，恰恰體(ti) 現了中國智慧。

　　(作者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