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作為(wei) 確證的真信念，有賴於(yu) 證據的支持。曆史知識，因其對象(曆史)不可直接觀察，其確證問題長期處於(yu) 史學理論基本議程中，證據概念也隨之居於(yu) 本領域核心位置。在西方，大體(ti) 上，人們(men) 或者認為(wei) 證據天然地與(yu) 外部實在相聯係，尤其指向材料或事實，或者認為(wei) 證據在很大程度上是曆史學家心靈反思的結果，最新的看法則把證據視作語言的產(chan) 物。這三種對證據的不同理解，分別造就了曆史重構、建構與(yu) 虛構的曆史知識確證路徑。

　　首先，證據指向材料或事實，是最古老也是影響力最持久的觀點，在當代西方史家那裏大有市場。材料或事實通常被認為(wei) 是確定性的，相應地，曆史也就被認為(wei) 是依據材料或事實進行的推理，而推理所得通常被認為(wei) 符合那不可直接觀察的過去實在。英國斯坦福郡大學曆史學榮休教授艾倫(lun) ·蒙斯洛把這種證據觀念視作經驗主義(yi) 的，並稱這種史學的擁護者為(wei) 重構論者。

　　但是這一路徑自20世紀伊始，其內(nei) 部就不斷提出質疑。牛津大學的H.B.喬(qiao) 治在1909年出版的《曆史的證據》一書(shu) 中，把證據與(yu) 獲取知識結合在一起來考慮，認為(wei) “任何傳(chuan) 遞信息的事物都是證據”。這一觀點極具實用性，但同時他也注意到了證據的限定性，即同一個(ge) 材料或事實，對於(yu) 不同的人來說，不一定都會(hui) 被認可為(wei) 證據。

　　美國曆史哲學家亞(ya) 瑟·丹托在1965年發表了《分析的曆史哲學》後，人們(men) 已經認識到曆史作為(wei) 一種經驗知識，有著特定的整體(ti) 組織框架，盡管過去的存在對他們(men) 不言而喻，但“離開組織框架我們(men) 沒法認知曆史，而曆史地形成的組織框架也不是脫離特有的人類旨趣的”。證據指向材料，在曆史編纂中以陳述句的形式出現，其實是在特定的時間視角下去看待事物。這就否定了證據的獨立性與(yu) 客觀性，從(cong) 而“曆史學家該追求的不是再造曆史，而是對過去的一種組織”，釜底抽薪地批判了材料重構曆史的路徑。

　　其次，與(yu) 之相伴的另一路徑是把證據視作內(nei) 心反思的產(chan) 物，由這種觀念形態的證據參與(yu) 建構曆史，就是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中長期居於(yu) 主流地位的證據“心靈說”與(yu) 曆史建構論。

　　克羅齊、柯林武德細致地闡釋了這一路徑。克羅齊在他的精神哲學總綱下，區分了曆史與(yu) 編年史後，認為(wei) 隻有曆史學家的主動探究才能揭示出材料的意義(yi) ，而這種意義(yi) 在動機上卻又是源自曆史學家的時代與(yu) 興(xing) 趣。在這種認識之下，他承認證據載體(ti) 是材料，但認為(wei) 即使材料經過批判核實了，也不可被認為(wei) 是真的，因為(wei) 通過這種批判性證據所建立的“曆史本質上是一種完全外在的曆史，絕非那種當代的和現在的根本性真曆史”。柯林武德承續克羅齊，認為(wei) 隻要是此時此地存在的東(dong) 西都可以被認為(wei) 是證據，曆史學的程序或方法的根本在於(yu) 解釋證據，從(cong) 而“所有的曆史都是對證據或多或少進行批判性和科學性解釋的結果”。

　　柯林武德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這一路徑，後續討論也都以之為(wei) 基礎。荷蘭(lan) 開放大學曆史學教授楊·範·德·杜森在1990年撰寫(xie) 了《曆史學家及其證據》一文，繼續深入探究。他注意到，對於(yu) 曆史編纂學而言，一個(ge) 有著一定重要性的問題是：那些稱職的曆史學家們(men) 怎麽(me) 能夠從(cong) 基本上同樣的證據中得出那麽(me) 千差萬(wan) 別的結論呢?為(wei) 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他引入了美國實用主義(yi) 哲學開創者皮爾士的假設推理或溯因推理，認為(wei) 曆史是根據經驗從(cong) 已知看得見的事物去推論那看不見的過去。假設推理是曆史學的特點，認定證據就意味著做出了假設。不過，這並不能否定曆史作為(wei) 一門科學的地位。

　　最後，隨著當代西方史學理論迎來語言學轉向，曆史建構論發展出了當前最為(wei) 流行的第三種曆史知識確證路徑：證據的“話語產(chan) 物說”與(yu) 曆史虛構論。

　　海登·懷特作為(wei) 後現代主義(yi) 史學理論的旗手，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學》中挑明了曆史詩學性質，即曆史是人工語言製品。澳大利亞(ya) 拉籌伯大學哲學係高級講師麥庫拉、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斯中心研究員塔克爾等學者，進一步闡述了後現代主義(yi) 的曆史知識確證路徑。他們(men) 的看法幾乎是當今後現代主義(yi) 史學理論家的普遍認識。麥庫拉認為(wei) 曆史學家需要通過證據來證明他們(men) 對過去的描述是可靠的，但是把物質材料叫作證據嚴(yan) 格說來是不恰當的。因為(wei) 曆史學家挑選材料時，總是尋找那些他們(men) 認為(wei) “可以對其希望揭示的曆史事實有所助益的證據”，所以解釋證據所帶來的推論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可錯性。

　　值得注意的是，塔克爾把貝葉斯主義(yi) 引入到史學理論中來，他認為(wei) 貝葉斯主義(yi) 是對曆史學家實際行為(wei) 的最好解釋。貝葉斯主義(yi) 是一種主觀概率推理，即人們(men) 對某事情發生可能性的一個(ge) 估計。麵對浩如煙海的曆史數據，曆史學家在研究中總是先根據已有知識和經驗提出假說，然後不斷按照新發現的證據來修正假說。

　　然而，曆史學以求真為(wei) 旨趣，自成為(wei) 一門現代學科以來，總是致力於(yu) 申張其科學性。後現代主義(yi) 的曆史確證路徑自提出以來，爭(zheng) 議不斷。曆史存在不容置疑，但曆史學區分為(wei) 研究與(yu) 書(shu) 寫(xie) 兩(liang) 個(ge) 階段。重構論與(yu) 建構論側(ce) 重於(yu) 研究，而“虛構”論著力於(yu) 書(shu) 寫(xie) 。海登·懷特等人本意隻是說曆史書(shu) 寫(xie) 會(hui) 有虛構成分，並非認為(wei) 曆史本身是虛構的。但他的後學們(men) 很多錯誤理解虛構適用範圍，認為(wei) 我們(men) 在研究中也在進行虛構，這等於(yu) 直接否定了曆史真理的存在，徹底走向曆史虛無主義(yi) 。曆史虛無主義(yi) 是西方現代性發展的一個(ge) 惡果，它在史學理論界否定曆史真理，濫用虛構，把虛構變成虛無，這是一切嚴(yan) 肅的史學理論家們(men) 所反對的。後現代主義(yi) 雖有部分合理成分，但自身需要避免極端化，廣泛吸納以往一切研究成果，推陳出新。這也是當前超越後現代主義(yi) ，維護曆史真理性的必由之路。

　　2009年，在塔克爾主編的《曆史哲學與(yu) 曆史編纂學指南》中，作者們(men) 通過撰述“曆史證據”詞條，力圖融合以往三種確證路徑，開辟新的曆史知識確證路徑，消除曆史虛無主義(yi) 隱患。作者們(men) 在詞條中認為(wei) 證據總是用來證明真理的，維護曆史真理必須對證據有更好的理解。貝葉斯主義(yi) 隻是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部分曆史學推理，確證某個(ge) 信念的成立，並不能解決(jue) 曆史真理的產(chan) 生。這樣就鮮明地把邏輯演繹(曆史書(shu) 寫(xie) )與(yu) 經驗發現(曆史研究)兩(liang) 個(ge) 層麵區分開來，從(cong) 而在一種溫和的後現代主義(yi) 思想中，為(wei) 作為(wei) 材料的曆史證據和曆史知識的可能性留下空間，肯定了曆史具有客觀真理性。

　　繼而，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家們(men) 把研究與(yu) 書(shu) 寫(xie) 結合起來，提出以解釋主義(yi) 補充貝葉斯主義(yi) 。解釋主義(yi) 是指在研究中提出某些假設來深化對證據的解釋，繼而在實踐中逐步修正所給出的解釋，最終提出最好的解釋。在曆史真理問題上，應該不斷提升曆史認識的真理性程度，確保最好的解釋與(yu) 最有可能的解釋一致。

　　最終，他們(men) 提出史學理論需要發展一種解釋主義(yi) 的貝葉斯主義(yi) ，這表明當代西方在後現代主義(yi) 衝(chong) 擊後，再度確認曆史的科學性，力圖維護曆史真理，其進一步發展值得關(guan)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