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鍵詞]十九大報告;數字時代;信息化;國家治理;行政體(ti) 製改革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明確全麵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黨(dang) 中央站在新時代、新征程的起點上做出的重大戰略抉擇，是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與(yu)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核心思想一脈相承，也是我們(men) 黨(dang) 和國家需要始終貫徹如一的曆史使命。

　　當前，經濟全球化、社會(hui) 信息化深入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ti) 經濟深度融合，國家治理所關(guan) 注的整個(ge) 經濟社會(hui) 正處於(yu) 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轉型中，國家治理新手段、新途徑和新模式不斷湧現，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全國人民有效治國理政麵臨(lin) 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健全黨(dang) 領導人民管理國家事務的製度體(ti) 係，如何實現全麵依法治國，如何深化機構和行政體(ti) 製改革，如何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信息化必將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準確理解國家治理的中國本質與(yu) 內(nei) 涵

　　國家治理作為(wei) 一個(ge) 理論話題，有來自東(dong) 西方不同的曆史源流。對西方學者而言，“治理(governance)”一詞來源於(yu) 拉丁語“gubernare”，意味著“掌舵”。拉丁語又翻譯自希臘語 “kybernetes”, 後者經常被類比為(wei) “政府的藝術”。在當代西方政治學和行政管理理論中，“治理”是指由包括政府在內(nei) 的多種利益主體(ti) 按照法律規定相互製約、形成社會(hui) 秩序的過程。 [1]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家治理理論研究日益興(xing) 起，各國學者的理解和表達呈多元化，並隨著時代的演進持續更新其內(nei) 涵，其核心是強調非國家主體(ti) (nonstate actors)在治理中的角色、消解國家(state)或政府在國家治理體(ti) 係中的核心作用。在新的治理框架下，治理指的是治理模式的發展，其中在公共部門與(yu) 私人部門之間以及其內(nei) 部的邊界已經模糊了。一度占主流地位的治理理論認為(wei) ，治理本質在於(yu) 關(guan) 注治理機製，這一機製並不依賴、求助於(yu) 政府的權力和製裁。 [2] 但對各國現代化和國家治理演進的曆程分析表明，在有效的國家治理體(ti) 係中，國家或國家機器一直處於(yu) 中心地位;很多國家治理的失敗，根本原因是國家的失敗(state failure)。[3] [4]

　　基於(yu) 我國的“治理”史觀，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大學》謂之“治國平天下”，《管子》則以“牧民”表達國君對政事的管理，《國語》還專(zhuan) 門描繪了“天子聽政”的盛景。從(cong) 我們(men) 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來看，“國家治理”中的治理就是指統治者“治國理政”，國家和政府是唯一主體(ti) 。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中國的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不是西方現代國家治理的簡單翻版，也不是中國傳(chuan) 統的簡單延續，而是立足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借鑒古今中外曆史經驗而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5] 特別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近年來關(guan) 於(yu) 治國理政的一係列重要論述，具有寬廣的曆史視野、宏大的理論格局和獨有的創新特質，創設了中國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yi) 和現實意義(yi) 的理論話題和政策議程，為(wei) 我們(men) 創新國家治理理論體(ti) 係和話語體(ti) 係指明了方向。[6]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明確指出，一個(ge) 國家選擇什麽(me) 樣的治理體(ti) 係,是由這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決(jue) 定的,是由這個(ge) 國家的人民決(jue) 定的。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是一個(ge) 國家製度和製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ti) 現;國家治理體(ti) 係是在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管理國家的製度體(ti) 係，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製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製度管理社會(hui) 各方麵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nei) 政外交國防、治黨(dang) 治國治軍(jun) 等各個(ge) 方麵。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人民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人民共和國，推進了現代化建設事業(ye)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怎樣治理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這樣全新的社會(hui) ，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ye) ，沒有先例可循。馬克思、恩格斯未能進行這方麵的實踐，其他國家也沒能很好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國家獨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hui) 和諧，開創了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事業(ye) 的良好局麵，這說明我國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建設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的國家治理體(ti) 係總體(ti) 上適應了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同時，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距離人民群眾(zhong) 所期待的，真正實現現代化，實現社會(hui) 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需進一步完善國家治理體(ti) 係、提高國家治理能力。

　　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ti) 係現代化，涵蓋了執政黨(dang) 管理國家的所有製度體(ti) 係，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生態文明和黨(dang) 的建設等各領域體(ti) 製機製、法律法規。在我國的現階段國情和基本政治製度下，中國國家治理體(ti) 係和國家能力現代化，核心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代表和領導人民更加有效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中國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強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總攬全局、統籌各方的格局下，立足於(yu) 黨(dang) 和國家事業(ye) 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社會(hui) 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黨(dang) 和國家機關(guan) 、企事業(ye) 單位、人民團體(ti) 、社會(hui) 組織等各方主體(ti) 共同發揮作用，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hui) 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dang) 、國家、社會(hui) 各項事務治理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

　　二、深化行政體(ti) 製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客觀要求

　　國家治理體(ti) 係是一個(ge) 整體(ti) 概念，行政機構是構成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最重要的子係統、最核心的單元。改革開放以來，行政體(ti) 製改革一直是我國政治體(ti) 製改革的重要內(nei) 容，貫穿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黨(dang) 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行政體(ti) 製改革。1992年確立建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以來，黨(dang) 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先後提出“要下決(jue) 心進行行政管理體(ti) 製和機構改革”“深化行政體(ti) 製改革”“深化行政管理體(ti) 製改革”“要抓緊製定行政管理體(ti) 製改革總體(ti) 方案”等改革要求和目標。黨(dang) 的十七屆二中全會(hui) 審議並印發了《關(guan) 於(yu) 深化行政管理體(ti) 製改革的意見》，繪製了我國行政管理體(ti) 製改革的總方略。

　　黨(dang) 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行政體(ti) 製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you) 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邁出堅實步伐，科學立法、嚴(yan) 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hui) 建設相互促進，國家監察體(ti) 製改革試點取得成效，行政體(ti) 製改革、司法體(ti) 製改革、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ti) 係建設有效實施。

　　當前，我國正處於(yu) 決(jue) 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作的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就深化機構和行政體(ti) 製改革做出重要部署，賦予新時代行政體(ti) 製改革新思想和新使命。未來一段時期，深化機構和行政體(ti) 製改革，必須立足於(yu) 堅持和加強黨(dang) 的全麵領導、加強黨(dang) 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兼顧更好適應我國發展的新的曆史方位與(yu) 更好適應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變化，必須瞄準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在頂層設計上，要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科學配置黨(dang) 政部門及內(nei) 設機構權力，明確職責。在轉變職能上，要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要堅持放管結合放管並舉(ju) ，創新監管方式，優(you) 化辦事流程，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在事權分配上，要優(you) 化地方各級權力配置，賦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權，在省市縣對職能相近的黨(dang) 政機關(guan) 探索合並辦公或合署辦公。 [7]

　　三、從(cong) 政府工具視角審視國家治理現代化麵臨(lin) 的機遇與(yu) 挑戰

　　國家治理與(yu) 公共政策一樣，屬於(yu) 公共行政研究的範疇。關(guan) 於(yu) 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發展的最新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表明，現代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核心，是一種現代國家製度(state)作為(wei) 一種“建製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在治理體(ti) 係中居於(yu) 主導地位，也就是國家通過構建一係列製度而使國家的權力能夠穿透性地、常規化地作用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8] [9]而以科層化組織結構、任人唯賢的用人程序為(wei) 基礎管理政府機構，構成現代國家最顯著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治理體(ti)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管理體(ti) 係的能力和效率，反映的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效率。針對國家治理體(ti) 係中的政府角色和作用，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可以從(cong) 政府工具的觀點來審視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對治理能力的探索具有較強的普適意義(yi) ，因為(wei) 在威權政體(ti) 中可能存在很好的良治時代，而民主政體(ti) 國家往往也會(hui) 遭受不少糟糕透頂的治理實踐。 [10]

　　討論政府如何有效運作，一直是現代政治學和公共行政研究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內(nei) 容。在信息通信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英國公共管理研究著名學者克裏斯托弗?胡德(Chtistopher Hood)提出並不斷完善的政府工具理論，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數字時代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問題提供了一個(ge) 非常有效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視角。胡德認為(wei) ，國家、政府能夠有效地履職是建立在四大類重要的政府工具上的，這四類工具由信息節點(Nodality)、政府權威(Authority)、公共財富(Treasure)、政府組織(Organization)構成(簡稱為(wei) NATO分析框架)。利用這個(ge) 工具主義(yi) 的分析框架，我們(men) 可以研究政府如何有效運作，從(cong) 而審視國家治理的成效。 [11]

　　在NATO分析框架裏，胡德借助係統論方法將政府工具抽象描述為(wei) 政府與(yu) 行政對象發生聯係時所用的探測器(detector)和矯正器(effector)，強調政府(通過政府組織)是如何作用於(yu) 社會(hui) ，而不討論政府內(nei) 部發生的事物。其中，信息節點是最基礎的一類工具，也是與(yu) 其他三類關(guan) 係最緊密、組合應用最為(wei) 廣泛的治理工具。他認為(wei) ，所謂信息節點是指具有處在信息網絡或社交網絡(不一定是正中間)當中的屬性，政府就是典型的“信息節點”。

　　與(yu) 此同時，政府作為(wei) “信息節點”具備有別於(yu) 其他群體(ti) 的關(guan) 鍵特征，政府信息節點在國家社會(hui) 所處的中心位置，是其他組織和個(ge) 人所無法企及的。首先，政府節點具有法律授予的權威地位，是其他組織和個(ge) 人所無法擁有的。這個(ge) 節點能夠正式頒布命令、令行禁止、保障安全、公正裁決(jue) ，比其他信息節點在獲取和使用信息方麵具有優(you) 勢，其發布信息的影響力也遠遠超過其他組織和個(ge) 人。其次，政府節點擁有強大的資源和財力作為(wei) 支撐，是任何組織和個(ge) 人難以匹敵的。最後，政府信息節點擁有龐大的組織體(ti) 係作為(wei) 後盾，是其他組織所無法抗衡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形成的組織網絡、人員隊伍、機器設備等基礎，決(jue) 定了這個(ge) 信息節點的強大執行能力。此外，如果把社會(hui) 治理視為(wei) 基於(yu) 授權的政府職能向外延伸的過程，政府信息節點的作用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和擴展。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而言，“政府組織”工具可看作是信息節點、政府權威和公共財富的混合物或衍生物，是它們(men) 的一個(ge) 子集，而非同一集合中的一個(ge) 元素。但是在這裏“政府組織”被視作是與(yu) 其他三種資源不一樣的資源，因為(wei) 所有其他工具並不可能完全獨立存在，並且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須依靠具體(ti) 的人、物、機構來實現信息節點、政府權威、公共財富，或者完全可能從(cong) 政府組織中派生出信息節點、政府權威或者公共財富。對於(yu) 信息節點工具而言，比如高速公路上攝像頭自動拍照或者巡回警察使用移動測速儀(yi) ，都需要路政局或者交警支隊作為(wei) 長效機構存在，來保障這些節點功能的日常運行。對於(yu) 政府權威工具而言，比如最常用的行政許可指令，一紙執照或證書(shu) 的背後離不開認證機構的設立和龐大評估人員隊伍的工作，需要這些機構和人員對經營主體(ti) 進行資格審核。對於(yu) 公共財富工具更是如此，國家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稅收，無論是核定稅款還是稅務稽查，沒有龐大的稅務工作人員隊伍，國庫恐怕是顆粒無收。

　　四、數字時代現代國家治理和行政體(ti) 製改革的新機遇

　　新世紀以來，我國政府積極運用數字技術提升執政能力，並把電子政務作為(wei) 解決(jue) 政務公開、廉政勤政、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等問題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信息通信技術日益廣泛應用於(yu) 政府部門，在實現政府監管和公共服務創新、推動行政體(ti) 製改革、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中發揮舉(ju) 足輕重的作用，已經成為(wei) 提升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數字時代成為(wei) 基於(yu) 信息傳(chuan) 遞擴散的多元化治理工具充分發揮效用的舞台。

　　(一)技術賦能：數字技術極大擴展了政府的“耳目”

　　今天，在互聯網普及並廣泛滲透人們(men) 生產(chan) 生活每一個(ge) 角落的同時，政府信息節點工具監測能力也在持續改進，政府機構的外延極大擴展，政府的“耳目”已經無處不在。

　　在交通領域，攝像頭技術已徹底改變了政府監測超速司機的方式。理論上，它的作用還能進一步延伸，成為(wei) 施行廣泛綜合、動態可變、差異化定價(jia) 的道路收費計劃的基礎。新加坡已將此方案在道路擁堵治理中付諸實施。而數十年前要實現這一能力需要配備成本高昂的一大批卡口和收費人員。

　　在支付寶、微信等移動APP的幫助下，天然氣和電力用戶可以輕鬆解決(jue) 家用能源短缺問題。這些數字化技術基本上能夠用來在資源短缺時代提供差異化限量配給，比如中斷年輕健康人群的供給，而把資源接入留給老弱人群。基於(yu) 各種途徑從(cong) 人們(men) 使用銀行卡和電子賬戶中獲取信息，政府就能夠更具體(ti) 了解人們(men) 的財務情況。通過使用這些數據的相關(guan) 技術分析，政府變得越來越專(zhuan) 業(ye) 而精巧，實時監測人們(men) 在金融領域的一舉(ju) 一動，並達到精準及時征稅的目的。

　　實際上，GPS、北鬥等定位導航技術也給公共安全保障提供了許多新的選擇，今天的電話手表已經成為(wei) 適齡兒(er) 童的手腕標配，孩子的父母可以在手機上實時確認孩子的精確位置，同樣的技術方案也使用在汽車車輛的防盜失上。遍布道路和街巷的數字技術探測器還可以達到矯正器的效用，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機動車司機一旦感覺會(hui) 受攝像頭監控，肯定會(hui) 急踩刹車。監控攝像頭的設置往往會(hui) 有明顯的告示，攝像頭存在的信息會(hui) 對反社會(hui) 行為(wei) 或犯罪活動起到威懾作用。

　　(二)技術使能：政府的精準治理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

　　數字技術增強了政府工具的群體(ti) 定位精準性。如果未來仍然延續這樣的趨勢，或許可以期待政府發送群體(ti) 定位信息朝著更加複雜精巧的方向發展，即傳(chuan) 播理論中的窄播。如果我們(men) 屬於(yu) 政府關(guan) 注的目標群體(ti) ，如吸煙者、肥胖症患者、把廢物放錯垃圾箱的人，政府可以通過我們(men) 的郵件或手機相對容易地發送直接信息，而不是用類似貼海報這樣容易被忽略的方式。

　　數字技術也會(hui) 給特定人群帶來更加精細的電子甄別。這些人群介於(yu) 需要快速跟蹤或有最高通行權的特殊群體(ti) 和會(hui) 被處處阻攔或無須緊密跟蹤的群體(ti) 之間。一些學者則把這一差別化趨勢稱為(wei) “社會(hui) 分層”。 [12]當數字時代的法定權威指令與(yu) 組織機構工具關(guan) 聯起來使用，就能夠期待看到顯著變化。“零接觸”征收方法，這意味著我們(men) 的福利和稅款是用電子支付，如果我們(men) 被納入某些特定的社會(hui) 群體(ti) 或人口範疇，由此觸發了政府的現金征繳機製，我們(men) 的電子銀行賬戶金額將自動減少。

　　在社會(hui) 保障領域，個(ge) 人銀行賬戶信息、房產(chan) 信息、股票和有價(jia) 證券信息的在線連通，已經為(wei) 社會(hui) 救助領域的騙保、騙補等行為(wei) 篩查提供了眾(zhong) 多選擇。在不遠的將來，基於(yu)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就能實現從(cong) 每個(ge) 人在網絡世界的購物、飲食、出行、搜索等行為(wei) 數據進行個(ge) 人精準畫像，基於(yu) 耗時耗力的傳(chuan) 統家計調查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將會(hui) 被更加精準、動態的數字化審查機製所替代。

　　(三)政務再造：互聯網絡成為(wei) 推動簡政放權監督器和優(you) 化公共服務流程催化劑

　　互聯網絡的興(xing) 起和不斷發展，為(wei)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提供了難得的契機，政府機構運用現代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將管理和服務職能轉移到網上完成，向全社會(hui) 提供高效優(you) 質、規範透明和全方位的管理與(yu) 服務，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傳(chuan) 統政府的行為(wei) 方式，使政府運作和管理業(ye) 務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

　　政府各級網站及時公布簡政放權進展，體(ti) 現了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李克強總理上任之初承諾，本屆政府要將國務院各部門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砍掉三分之一。中央機構編製網及時披露簡政放權的各項進展，到2015年隻用兩(liang) 年多時間就實現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公布取消了211項職業(ye) 資格[13]，到2017年9月，多數省份行政審批事項減少50%左右，有的省份達到70%，減少各類“循環證明”“奇葩證明”800餘(yu) 項。[14]

　　網上電子監察係統成為(wei) 行政審批事項優(you) 化服務和公開監督的窗口。湖北省級行政審批電子監察係統有效提高了行政審批的效率和質量，強化了過程監督;將行政審批事項的服務時間縮短了三分之二，增加了行政透明度，提高了政務服務水平。遼寧省網上審批平台建成“一庫四平台”，即行政審批資源庫、基礎支撐平台、審批辦理平台、電子監察與(yu) 法製監督平台、網上服務大廳，年受理申請共40000餘(yu) 件，累計辦結39700餘(yu) 件，對於(yu) 規範權力運行、強化權力監督、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大意義(yi) 。[15]

　　公共服務線上線下相結合，優(you) 化並構建了全新公共服務體(ti) 係。國家稅務總局積極探索“互聯網+稅務服務”新模式，圍繞便民辦稅，拓展資源共享，突出智慧應用，初步形成了“網上辦稅為(wei) 主，上門辦稅為(wei) 輔，自助辦稅終端補充”的多元化納稅服務體(ti) 係，90%以上的省份初步實現納稅人“足不出戶”辦理各項涉稅事宜，配備了大量自助辦稅終端係統，實現了申報、繳稅、發票認證、驗舊等業(ye) 務的自助辦理。[16]

　　(四)協同政府：“互聯網+政務”促成了基層協調機構與(yu) 政府服務的逐步健全

　　近年來,公共服務的提供已經不再強調逐級放權、分解職能或建設具有單一目標的組織,而是強調采取更為(wei) 綜合的方案,向協同政府、整體(ti) 政府方向發展。公共行政中的孤立個(ge) 體(ti) 不斷向正式和非正式的聯合網絡轉變,這已經成為(wei) 一種全球的趨勢。公共服務由單一渠道服務向多渠道一體(ti) 化服務轉變，並向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個(ge) 性化服務方式轉變。

　　“一號一網一窗”等政務服務新模式不斷湧現，成為(wei) 基層政府機構整合、資源集中、服務協同的新範式。南京市在推進“行政權力網上公開透明運行”的基礎上，圍繞“互聯網+政務服務”，建設網上辦事大廳，與(yu) 實體(ti) 大廳融合，為(wei) 群眾(zhong) 提供“線上線下、虛實一體(ti) ”的政務服務。廣東(dong) 省建設全省行政審批、社會(hui) 化服務項目統一申辦受理平台，省直30多個(ge) 部門的300多個(ge) 事項納入同一平台，辦事人隻需登錄一次就可以辦理31個(ge) 省直部門的業(ye) 務。內(nei) 蒙古紮蘭(lan) 屯市利用互聯網建立連接鄉(xiang) 村三級的“農(nong) 民辦事網絡服務平台”，村民可查詢涉農(nong) 政策、谘詢農(nong) 技難題和辦理業(ye) 務。[17]

　　“政務APP”打造了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隨時隨需隨地隨享”的公共服務平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發布在線服務APP，方便群眾(zhong) 通過手機獲取政府信息和服務。北京市推出“北京服務您”移動APP，集承了10大類、130項公共服務。[18]廣州市交通委聯合廣州移動推出的移動APP“行訊通”，向市民提供路況、實時公交、停車場、的士、鐵路、航班等各類交通信息服務。

　　(五)數據治國：大數據推動政府監管方式的持續創新

　　大數據是數字時代的重要戰略資源和核心創新要素，已日益廣泛滲透經濟社會(hui) 各領域，有力促進了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特別是將不斷強化政府信息節點的作用，提升政府收集海量數據、分析提取、形成有效決(jue) 策的能力，成為(wei) 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理念和新手段。

　　政府核心業(ye) 務數據庫建設穩步推進，信息節點作用不斷增強。根據對中央40個(ge) 部門的電子政務調查顯示，目前絕大多數部門的核心業(ye) 務都有數據庫支撐,核心業(ye) 務數據庫覆蓋率總體(ti) 在80%以上。國家建成了一批重要基礎信息庫，公安部利用金盾工程建成了覆蓋超過13.5億(yi) 人口的國家人口數據庫;國家統計局實現共計160餘(yu) 萬(wan) 家企業(ye) 及個(ge) 體(ti) 戶通過統計數據聯網直報平台係統報送數據;國家工商總局已經建成了完整的企業(ye) 法人數據庫;民政部和中編辦建設了社團和事業(ye) 單位信息庫;國家發改委牽頭的國家自然資源和空間地理基礎信息庫已建成並投入運行。此外，金融、稅收、質檢、社保、教育等關(guan) 鍵領域也都建成了一大批信息庫。

　　從(cong) 共享效果上看,信息共享和業(ye) 務協同初步取得成效。中央各部委圍繞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hui) 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需要,積極推進信息共享和業(ye) 務協同，不斷擴大應用領域,特別是在綜合治稅、人口管理、公共服務、應急管理等方麵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例如，稅務總局繼續會(hui) 同人民銀行和財政部，進一步總結稅銀橫向聯網電子繳稅係統應用試點經驗，擴大應用推行範圍。公安部和人民銀行2007年共同建設了人口信息聯網核查係統，為(wei) 全國銀行各網點機構提供聯網核查，利用假名開設賬戶進行詐騙的案件得到有效遏製。

　　五、數字時代行政體(ti) 製改革的思考

　　我國國家治理還麵臨(lin)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要立足於(yu) 當前經濟全球化、社會(hui) 信息化深入發展的大背景，發揮政府信息節點作用，加快健全和完善電子政府建設，以信息化促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機構和行政體(ti) 製改革。

　　一是結合新一輪機構改革，把政府部門管理創新與(yu) 電子政務建設一體(ti) 推進。通過信息化倒逼行政審批製度改革，真正把這場“自我革命”進行到底，推動政府部門轉變職能方式，實現信息共享、流程再造和無紙化辦公，切實把簡政放權推出的權力清單、負麵清單和責任清單落實到網上政務大廳的在線便民服務，全麵提高行政效能，進一步優(you) 化政務環境。

　　二是充分運用雲(yun) 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持續推進政府信息節點的能力建設。統籌國家基礎數據資源建設，全麵建成人口、法人、自然資源和地理空間、法律法規、宏觀經濟、金融、信用、文化、統計、科技等基礎信息數據庫。整合各類政府信息平台、信息係統和數據中心資源，依托現有平台資源，集中構建統一的互聯網政務數據服務平台和信息惠民服務平台。

　　三是加強基於(yu) 信息共享的業(ye) 務流程再造和優(you) 化，提高信息化條件下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完善政務基礎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應用機製，按照國家政務信息資源相關(guan) 標準進行政務信息資源的采集、存儲(chu) 、交換和共享工作，堅持“一數一源”、多元校核，統籌建設政務信息資源目錄體(ti) 係和共享交換體(ti) 係。依托政府數據統一共享交換平台，加快推進跨部門、跨層級數據資源共享共用。穩步推進公共數據資源向社會(hui) 開放。

　　四是以信息化手段持續提升國家和各級政府能力建設水平。推動“互聯網+黨(dang) 建”，支持統籌建設全國黨(dang) 員信息庫和黨(dang) 員管理信息係統、黨(dang) 員教育信息化平台，提高黨(dang) 組織建設、黨(dang) 員教育管理服務工作網絡化、智能化水平，推動整合基層黨(dang) 建信息化工作平台和網上民生服務，支持建設監督執紀問責信息化平台，助力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統籌共建電子政務公共基礎設施，加快推進國家電子政務內(nei) 網建設和應用，支持黨(dang) 的執政能力現代化工程實施，推進國家電子政務內(nei) 網綜合支撐能力提升工程。完善政務外網，支撐社會(hui) 管理和公共服務應用。

　　參考文獻

　　[1] Bevir, Mark (2012). Governa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Stoker, Gerry (1998).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ume 50,Issue 155,March 1998, Pages 17-28.

　　[3] [8]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與(yu) 政治衰敗：從(cong) 工業(ye) 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4] Bell,Stephen and Andrew Hindmoor (2009) Rethinking governance: the centrality of 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 高世楫.創新國家治理理論體(ti) 係與(yu) 話語體(ti) 係[J].中國發展觀察， 2017(4).

　　[7] 張紀南.深化機構和行政體(ti) 製改革[A].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299-305.

　　[9] Mann，Michael (1993).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Volume2,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Fukuyama，Francis(2013).What Is Governance?[J].Governance:Volume26,Issue3,July 2013,Pages 347-368.

　　[11] Hood, C.& Margetts, H. (2007)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in the Digital Age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2] Bowker, G. C. & Star, S. L. (1999)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M].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3] [15][16][17]中央網信辦信息化發展局編.國家電子政務發展報告(2015-2016)[C] .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14]羅爭(zheng) 光.2017年.全國行政審批改革已減少各類“奇葩證明”800餘(yu) 項[EB/OL].新華網，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26/c_129775371.htm . 2017-11-9.

　　[18]鄧琦.2016年“北京服務您”又添新功能APP可查公積金繳罰款[EB/OL].https://news.163.com/16/0512/17/BMSOJ0HM00014SEH.html . 2017-11-9.

　　責任編輯;謝 慶

　　[作者簡介] 高世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yu) 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廖毅敏，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信息化發展局技術產(chan) 業(ye) 處副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