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收入差異、社會(hui) 分化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同時，無休止的黨(dang) 爭(zheng) 、無效政府等既是政治問題，又會(hui) 反過來影響經濟。在經濟和政治複雜的互動過程中，有一個(ge) 轉型構成了今天西方社會(hui) 所麵臨(lin) 的問題的製度根源，那就是，從(cong) “無代表、不納稅”到“不納稅、有代表”的轉型。

　　“無代表、不納稅”對西方政治經濟製度演變的重要性怎麽(me) 強調都不會(hui) 過分。簡單地說，“無代表、不納稅”是西方近現代民主製度的起源、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它更是美國獨立革命的口號。在西方曆史上，很難想象還有其他口號比這個(ge) 口號更響亮，更具有號召力了。

　　為(wei) 什麽(me) 要有政府?政府為(wei) 什麽(me) 有權利向老百姓收稅?收稅的合法性基礎在哪裏?很簡單，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其提供公共服務的功能。盡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內(nei) 容一直在變化，但總體(ti) 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務內(nei) 容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複雜。

　　這種變化和西方民主的演進有關(guan) 。民主具有多方麵的含義(yi) ，但普選權的擴展無疑是一直被視為(wei) 最具有本質性的。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時間僅(jin) 僅(jin) 隻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數人的民主。在早期，隻有有財產(chan) 者和納稅者具有選舉(ju) 權，後來才逐漸擴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選舉(ju) 權。

　　在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著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人們(men) 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民主化也是一個(ge) 漫長的曆史過程，直到1970年代才演變成今天人們(men) 所看到的大眾(zhong) 民主，即“一人一票”的選舉(ju) 製度。

　　隨著選舉(ju) 權的擴張，政府服務範圍也隨著擴張。這便是民主的邏輯。從(cong) 為(wei) 少數人服務的政府轉型到為(wei) 大眾(zhong) 服務的政府，政府服務必然擴張。這也反映在西方經濟學的變遷方麵，從(cong) 亞(ya) 當·斯密、馬克思到凱恩斯主義(yi) 、各種福利經濟學派可見一斑。經濟學家們(men) 的理論並非抽象存在，而是對現實的反映。

　　進入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從(cong) 馬克思所批評的原始資本主義(yi) 轉型演變成具有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福利國家。很顯然，從(cong) 原始資本主義(yi) 到福利資本主義(yi) 不是資本邏輯，而是政治邏輯，是社會(hui) 改革的結果，而社會(hui) 改革又以政治民主化為(wei) 前提。

　　當經濟發展不能滿足快速發展的福利製度的時候，又催生了其他的經濟學，試圖消減福利，提高經濟效益。1980年代開始盛行到今天仍然主導西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就是對西方社會(hui) 過度福利的反應。

　　1. “一人一票”製度帶來的改變

　　福利社會(hui) 是典型的“不納稅、有代表”的製度。不管一個(ge) 人是否納稅，其手中的“一票”都保障了其利益是可以被代表的。人們(men) 對這個(ge) 製度可以大書(shu) 特書(shu) ，因為(wei) 它的確是人類進步的一個(ge) 裏程碑式的標杆。此前，人類從(cong) 來就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傾(qing) 向於(yu) 窮人的體(ti) 製。福利國家更是發展中國家所向往發展的模式。很多人到了北歐一些國家，似乎就看到了從(cong) 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到馬克思共產(chan) 主義(yi) 所描述的美好社會(hui) 。

　　但問題在於(yu) ，這麽(me) 美好的製度是可以持續發展的嗎?物極就會(hui) 必反嗎?在原始資本主義(yi) 時代，馬克思批評資產(chan) 階級民主，認為(wei) 國家政權(政府)隻是資本的代理。馬克思是對的，因為(wei) 那個(ge) 時代從(cong) 政的大多是商人和企業(ye) 主。除了原來的貴族，國(議)會(hui) 裏麵盡是資本家。

　　資本是政權的主要依靠者，或者說是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任何政策都要考慮到資本的需要。馬克思所說的“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就是對這種客觀情況的描述。但是在大眾(zhong) 民主社會(hui) ，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政府的基礎已經從(cong) 資本轉移到選票，即民眾(zhong) 。

　　盡管很多政治人物仍然來自資本背景，但政權和資本的關(guan) 係大大不如從(cong) 前那麽(me) 緊密了。當資本和政權脫節的時候，政府的政策不用像從(cong) 前那樣考慮資本的需求了。因此，在精英民主時代，當資本和政權趨於(yu) 合一的時候，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預算還是節製的;但當選票和政權趨於(yu) 合一的時候，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預算就失去了控製。今天大多西方社會(hui) 預算失控主要是由於(yu) 過度的社會(hui) 費用。誠如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生前所觀察到的，西方民主已經演變成為(wei) 福利拍賣會(hui) ，誰出價(jia) 高，票就投給誰。

　　問題出在什麽(me) 地方呢?盡管因素很多很複雜，但“一人一票”製度顯然是其中一個(ge) 主要因素。首先，這一製度實現了人的政治權利;再者，政治權利又通過選票演變成了社會(hui) 經濟權利。並且，無論是政治權利，還是社會(hui) 經濟權力，都是被視為(wei) “與(yu) 生俱來”的權利，即天生就有的，和後天的作為(wei) 沒有任何關(guan) 係。

　　就社會(hui) 經濟來說，“一人一票”的結果就是“一人一份”，即一人獲取一份福利。這份福利權利是得到了製度保障的，因為(wei) 有選票，也就是“有代表”。不過，“一人一票”能夠保障每一人得一份，但沒有任何機製來保證每一個(ge) 人貢獻一份，也就是“納稅”。在沒有任何機製保障“一人貢獻一份”的情況下，福利社會(hui) 就必然麵臨(lin) 可持續發展危機。

　　進而，福利社會(hui) 也造就了大政府。窮人永遠是存在著的。在福利社會(hui) 產(chan) 生之前，西方的窮人問題主要是由社會(hui) 組織來負責的，尤其是教會(hui) 。教會(hui) 在很長曆史時間裏提供了今天稱之為(wei) “社會(hui) 政策”的功能，向窮人發放救濟和各種幫助。

　　直到今天，非政府組織和教會(hui) 仍然在這個(ge) 領域起著不小的作用，不過社會(hui) 組織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已經不能相提並論了。隨著大眾(zhong) 民主的推進，政府取代社會(hui) 組織具有必然性。包括教會(hui) 在內(nei) 的非政府組織的錢並非來自納稅，而是來自富人的捐款或者其他途徑，來自這些途徑的經費經常不能得到保障;同時，經費的使用也沒有普適性，因為(wei) 有很多人照顧不到。

　　再者，如果政府隻是在災難的時候提供一定的保障，也不足以保障全體(ti) 國民的體(ti) 麵生活。因此，隻有政府製定的社會(hui) 政策才能覆蓋全體(ti) 公民，才能體(ti) 現現代社會(hui) 的“公民權”。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福利製度的發展的確造就了巨大的進步社會(hui) ，它促成了社會(hui) 服務的國家化。

　　但嚴(yan) 峻的問題也隨之而來。福利社會(hui) 首先導致了政府規模的大擴張。大政府不僅(jin) 消耗了納稅人過多的錢，而且也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這就是1980年代英國撒切爾革命和美國裏根革命的大背景。這場革命實際上是資本對福利的不滿。不僅(jin) 如此，福利社會(hui) 有效改變了人們(men) 的工作動機。

　　如果不工作也能過體(ti) 麵的生活，那麽(me) 如何保證不養(yang) 懶人?人們(men) 的工作積極性從(cong) 哪裏來?那些勤奮工作的人的積極性如何不受負麵影響?很顯然，當越來越多人不用納稅而能享受不錯的福利生活時，那些納稅人的工作積極性就受到打擊，從(cong) 而鼓勵更多的人不想工作，越來越少的人納稅。

　　更為(wei) 糟糕的是，資本很快就找到了逃避大眾(zhong) 民主所帶來壓力的有效方式，那就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資本流動，使得主權國家政府失去了經濟主權，今天沒有一個(ge) 西方國家可以宣稱其擁有經濟主權。經濟全球化不僅(jin) 賦權資本，使得資本找到了西方之外的財富源泉，更使得資本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政策。

　　有些觀察者稱經濟全球化是資本為(wei) 了逃避稅收而出現的，這並非沒有任何道理。再者，盡管經濟全球化為(wei) 資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資本的財富不是國家的財富。當資本越來富裕的時候，普羅大眾(zhong) 反而變得貧窮了。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異巨大、社會(hui) 高度分化的現狀。

　　2. 移民潮給福利製度增加負擔

　　同樣重要的是，全球化也導致了全球性移民潮，人們(men) 從(cong) 窮國移民到富國。盡管移民的直接動機是為(wei) 了追求經濟機會(hui) ，但也給當地的福利製度增加了負擔。

　　如何解決(jue) 問題?一句話，這些問題是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權力三者之間失衡的產(chan) 物，解決(jue) 之道就是要使得這三者之間重新獲得平衡。今天的現狀是，資本權力過於(yu) 強大，能夠把經濟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對把財富放在哪裏擁有絕對的主權。

　　因為(wei) 全球化，資本可以把技術和勞動者分離開來，或者說不用高度依賴勞動者了。從(cong) 前，資本必須把技術和勞動者結合起來才能轉化成為(wei) 財富，現在不需要了。這不僅(jin) 因為(wei) 資本總是能夠在海外找到更加廉價(jia) 的勞動力，更因為(wei) 現在的技術本身可以取代勞動力而直接創造財富。

　　另一方麵，在“一人一票”體(ti) 製下，政府的政治主權得到強化，無論是政府還是選民，他們(men) 都是不能“移民”的。因為(wei) 過度的全球化，今天的西方社會(hui) 出現了民粹主義(yi) 和經濟民族主義(yi) ，這些能夠影響到政府行為(wei) ，但基本上影響不到資本行為(wei) 。資本已經為(wei) 自己在全球範圍內(nei) 建構了平台，既能享受到一個(ge) 國家的好處，也能夠逃避這個(ge) 國家所設置的規製。

　　一邊是資本強權，一邊是政治弱化，這使得西方社會(hui) 問題變得更加嚴(yan) 峻。迄今為(wei) 止，還沒有一個(ge) 國家找到有效的解決(jue) 方式。針對技術的進步，有人建議向“機器人”征收稅收，因為(wei) “機器人”正在取代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勞動力。針對資本的高度流動性，也有人建議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共同向富人多征稅。北歐一些國家開始施行向每一個(ge) 人發一份工資，使得工資與(yu) 工作脫離。但是因為(wei) 這些國家的福利已經很高，再增加“一人一份工資”可能承擔不了。

　　不過，所有這些能否解決(jue) 問題仍然是一個(ge) 巨大的問號——除非資本的道德水平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不再那麽(me) 自私和貪婪，能夠和普羅大眾(zhong) “共命運”;除非普羅大眾(zhong) 的道德水平能夠到達一定的水平，不至於(yu) 趨於(yu) 懶惰，濫用福利製度。不過，今天的精英道德普遍低下(本欄已經討論過)，更不用說是普羅大眾(zhong) 了。在沒有根本性製度變動的情況下，任何善意和良好的設想都是沒有任何保證的。

　　如此看來，曆史不僅(jin) 不能被“終結”，而是需要重新向變革開放。世界已經步入一個(ge) 繼續秩序重建的新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