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Legal)一詞常被用來描述某種行為(wei) 符合法律的要求，而“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概念，並非簡單指“合法律”性，而是更多地包含對政治統治權威性來源的討論，故也有漢譯為(wei) “正當性”。馬克斯·韋伯從(cong) 經驗分析的視角出發，認為(wei) “合法性”就是促使人們(men) 服從(cong) 某種命令的動機，故任何群體(ti) 服從(cong) 統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據統治係統的合法化程度。他還根據合法性基礎的不同，將統治分為(wei) 三種類型：合法型的統治、傳(chuan) 統型的統治和魅力型的統治。[[1]]這三種類型的政治統治“合法性”劃分都是理論上，而且遠沒有窮盡可能的其他類型劃分。至於(yu) 曆史上特定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複合的，隻是構成的比重不同。各種類型的“合法性”基礎之間也不存在時間上的演變次序，或者價(jia) 值上的等級優(you) 劣，隻是反映了民眾(zhong) 對特定政治統治是否心悅誠服程度的依據條件。

　　美國學者戴維·伊斯頓對韋伯的“合法性”基礎類型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把“合法性”的來源歸於(yu) 意識形態、結構和個(ge) 人品質三方麵。而哈貝馬斯結合曆史上提出的經驗主義(yi) 和規範主義(yi) 的合法性概念，從(cong) 價(jia) 值判斷的角度對合法性的概念作了界定，形成了自己的“合法性”概念。他認為(wei) “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jia) 值——這個(ge) 定義(yi) 強調了合法性乃是某種可爭(zheng) 論的有效性要求，統治秩序的穩定性也依賴於(yu) 自身(至少)在事實上被承認。”[[2]]哈貝馬斯提出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論”是經驗性和規範性的統一，強調的是在符合價(jia) 值規範基礎上對政治秩序的認可。

　　縱觀西方學者對“合法性”的理解，總是離不開“被認可的秩序”。從(cong) 本質而言，“合法性”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guan) 係反映，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統治權威的認可。對於(yu) 政黨(dang) 而言，某個(ge) 執政黨(dang) 的執政合法性就本質而言是其權力的來源或基礎，是其執政安全的重要保證。是否具有充足的“合法性”，關(guan) 係到某個(ge) 政黨(dang) 能否有效執掌政權。哈貝馬斯曾說：“任何一種政治係統，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麽(me) ，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眾(zhong) 對它所持有的忠誠心。這也就是說，就無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員們(men) 緊緊地跟隨它前進。”[[3]]本文試圖以政治意義(yi) 上的“合法性”概念來解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dang) 半個(ge) 世紀成功執政的經驗。

　　一、審時度勢鞏固和開發“曆史合法性”資源，遏製長期執政可能導致的“合法性”資源流失。

　　所謂曆史合法性一般是指在特定曆史時期或背景下，民眾(zhong) 對特定政權統治的曆史正當性的認可，以及在特定曆史境況下所形成的共同價(jia) 值觀念。這種觀念既包括被統治群體(ti) 在特定曆史時期對統治者的信任與(yu) 服從(cong) ，又包括統治者統治方式的曆史認受性，是一體(ti) 兩(liang) 麵的關(guan) 係評價(jia) 。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dang) 的曆史合法性植根於(yu) 去殖民化的鬥爭(zheng) 過程,以及在獨立建國後對混亂(luan) 局麵的有效領導。人民行動黨(dang)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引領當地人民擺脫殖民統治、推翻殖民製度，在去殖民化進程中代表當地人民的意誌和要求，逐漸獲得了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政治認受性，贏得了當時大多數人民的信任和認可。1954年10月，人民行動黨(dang) 成立。次年大選，該黨(dang) 以進一步祛除英國殖民化殘餘(yu) 勢力為(wei) 旗號參加大選。大選結果出爐，人民行動黨(dang) 派出的五名候選人中有四名當選。李光耀在自己的競選宣言中指出“英國在馬來亞(ya) 的殖民統治，是這個(ge) 地方許多社會(hui) 和經濟弊病的根源。”[[4]]在之後三年，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動黨(dang) 參加憲製會(hui) 談，逐步粉碎英國無限期保留新加坡為(wei) 殖民地的陰謀，為(wei) 新加坡實質性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贏得當時大多數新加坡民眾(zhong) 的支持，樹立了人民行動黨(dang) 的統治權威。

　　但是，政黨(dang) 在特定曆史時期所獲得的統治正當性會(hui) 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式微，往往難以成為(wei) 長期、穩定的合法性資源。因為(wei) 執政地位不是與(yu) 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曆史合法性不是長期的持續合法性資源，它是與(yu) 特定曆史事件或曆史背景相結合的。由於(yu) 被統治者因年齡產(chan) 生的代際更替，新生代往往缺乏傳(chuan) 統的曆史記憶，對執政黨(dang) 曾經所做出的曆史功績缺乏切身感受，其對執政黨(dang) 的政治認同往往需要新的合法性資源支撐。如在2011新加坡大選中共有205.77萬(wan) 人參與(yu) 投票，投票率高達93.06%，其中就包含了60萬(wan) 21-34歲之間的年青人首次參與(yu) 投票，他們(men) 擅長利用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現代信息網絡工具表達政見，大部分成為(wei) 反對黨(dang) 的鐵杆支持者。執政的人民行動黨(dang) 在本次選舉(ju) 中遭遇重大挑戰，得票率創建國以來十一次國會(hui) 選舉(ju) 的新低，僅(jin) 為(wei) 60.14%，比最高點1968年的86.72%低了近27個(ge) 百分點，不僅(jin) 丟(diu) 失了6個(ge) 國會(hui) 議席，還首次輸掉了一個(ge) 集選區(阿裕尼集選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曆史合法性資源的日漸流失。

　　在此背景下，人民行動黨(dang) 深刻反思、審時度勢，采取一係列有效舉(ju) 措鞏固和開發“曆史合法性”資源，較好地喚醒了人們(men) 對該黨(dang) 在去殖民化和國家建設階段所創造的豐(feng) 功偉(wei) 績的曆史記憶。其一，精心選擇大選時間。人民行動黨(dang) 巧妙地將此次大選時間確定在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以及新加坡50周年大慶之後。在這一恰如其分的時機，新加坡國民係統重溫了李光耀及其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dang) 做出的巨大曆史貢獻，選民對國父的哀悼轉化為(wei) 對人民行動黨(dang) 執政曆史功績的追憶和認可。另外，大選日期恰巧定在9月11日，使得民眾(zhong) 難免會(hui) 回想起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及當今風雲(yun) 變幻的國際環境，再對比當下新加坡總體(ti) 和諧穩定的國內(nei) 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經意地使得人們(men) 將新加坡的獨立與(yu) 穩定與(yu) 人民行動黨(dang) 的曆史貢獻結合起來。

　　其二，舉(ju) 國緬懷國父李光耀的豐(feng) 功偉(wei) 績。作為(wei) 開國元首的李光耀克服各種艱難險阻領導新加坡人民實現了國家獨立，結束了該國長期以來被殖民的曆史，贏得了老一輩新加坡人的普遍讚譽和認可。習(xi) 近平曾評價(jia) 李光耀為(wei) “尊敬的長者”、“廣受國際社會(hui) 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尼克鬆曾在《領導人》一書(shu) 中稱讚他是“小國大政治家”，奧巴馬也曾評價(jia) 其為(wei) “20世紀、21世紀亞(ya) 洲的傳(chuan) 奇人物”、“曆史真正的巨人”。李光耀逝世之後，人民行動黨(dang) 在全國舉(ju) 辦了一些列活動，借助民眾(zhong) 對國父李光耀辭世的懷念拉感情票，“李光耀效應”在一定程度上給執政黨(dang) 加分不少，舉(ju) 國懷念國父李光耀實則上是將其在特定曆史階段的“克裏斯瑪型”合法性遺產(chan) 發揮餘(yu) 熱。

　　其三，借助國慶大典重溫國家輝煌。回顧新加坡共和國50多年的快速發展，人們(men) 總是有意或無意地把新加坡的成就與(yu)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dang) 聯係在一起。為(wei) 慶祝建國50周年，新加坡在2015年舉(ju) 辦了十五大精彩活動，係統重溫了新加坡來之不易的輝煌，激發了人們(men) 對於(yu) 祖國的期望和熱愛之情，表明“新加坡奇跡”絕非偶然或幸運，而是通過千千萬(wan) 萬(wan) 老一輩“你死我活”的打拚和血汗換來的，精心安排的係列活動實則上是愛國主義(yi) 教育的一種方式，使得民眾(zhong) 在國慶大典中加強了對國家和執政黨(dang) 的認同感，鞏固和開發了人民行動黨(dang) 執政正當性的“曆史合法性”資源。

　　二、與(yu) 時俱進挖掘和拓展“績效合法性”資源，廣泛爭(zheng) 取不同世代民眾(zhong) 的認同和支持。

　　所謂“績效合法性”一般是指執政者通過快速的經濟發展、有效的公共服務提供所獲得的統治正當性，以及所贏得的民眾(zhong) 對其統治權力的認受性;政治權威的樹立和政治秩序的維護，建立在民眾(zhong) 對執政者統治績效的認可基礎上之上。

　　縱觀新加坡過去五十多年的國家發展曆程，人民行動黨(dang) 作為(wei) 執政黨(dang) 功不可沒，其將一個(ge) 位於(yu) “南蠻之地”的第三世界國家打造成享譽全球的發達國家。在“新馬分家”、國內(nei) 外形勢形式嚴(yan) 峻的曆史背景下，以李光耀為(wei) 首的人民行動黨(dang) 人帶領全國人民艱苦奮鬥、團結一致、攻堅克難，立足本國國情，利用自身交通、港口優(you) 勢，采取一係列有效措施積極推動經濟改革和發展，成功引領新加坡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內(nei) 成為(wei) 亞(ya) 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躋身“亞(ya) 洲四小龍”，創造了舉(ju) 世矚目的“新加坡奇跡”，其人均GDP從(cong) 1965年建國時的516美元飆升至2015年大選時的56287美元，增長比率高達109倍。在極短時間內(nei) ，新加坡成為(wei) 世界主要電子產(chan) 品出口國，東(dong) 南亞(ya) 重要的金融貿易中心和轉出口樞紐。如今，新加坡已經成為(wei) 新興(xing) 工業(ye) 國、世界第三大港口[[5]]、國際金融中心和旅遊勝地。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國際背景下，新加坡還能保持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2010年新加坡GDP為(wei) 2364.22億(yi) 美元，超越香港地區2286.38億(yi) 美元[[6]]。

　　但是，績效合法性往往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民眾(zhong) 對於(yu) 執政績效的認可程度也有所差別。隨著時代的進步，人的需求層次會(hui) 隨之提升，人們(men) 對於(yu) 執政績效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而不再滿足於(yu) 低層次的溫飽需求，在經濟相對寬裕的新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往往要求執政者提供更高層次的公共服務。在當今新加坡，越來越多的選民開始抱怨政府組屋、公共交通、公共福利、外來移民等各種政策，對生活質量下降和各種民生問題較為(wei) 不滿，甚至有反對黨(dang) 在2011年大選時就公然指出“我們(men) 不是用來成就經濟增長的工具，我們(men) 不是一堆數字”。越來越多的選民將這些民生問題歸咎為(wei) 政府官員高薪、漠視民眾(zhong) 訴求、執政黨(dang) 傲慢等因素，“幹得好是應該的，幹得不好就要承擔責任”、“不是因為(wei) 該黨(dang) 做得不好，而是要做得更好”成為(wei) 選民的普遍心聲。從(cong) 表-1中可以看出，在2011年大選前，新加坡民眾(zhong) 對重要領域的公共服務滿意度均不理想，績效合法性在新時代背景下受到現實挑戰。

　　表-1 2011年大選前人民對政府政策最不滿意的方麵

　　在2011年大選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之後，人民行動黨(dang) 意識到民生問題對績效合法性的負麵影響，開始主動調整公共政策及時和精準地回應不同世代民眾(zhong) 的差異性訴求，從(cong) 注重經濟發展向關(guan) 注民生改善傾(qing) 斜。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表示，“正視你們(men) 關(guan) 心的課題，解決(jue) 住屋、醫療、交通與(yu) 外籍勞工政策方麵的問題。”[[7]]人民行動黨(dang) 在2011年大選中實際上接受了一次量化的民意需求測驗，於(yu) 是開始高度重視采取精準的政策回應來解決(jue) 各種民生問題，繼續完善和豐(feng) 富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體(ti) 係。

　　第一，實施“建國一代”資助計劃。新加坡2014年預算案強調在深化經濟體(ti) 製轉型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讓所有國人都能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尤其是在建國初期艱苦打拚的一代人。政府專(zhuan) 門撥出80億(yi) 新元建設“建國一代”基金，以感謝年長者為(wei) 新加坡早期建設所做的突出貢獻，這些年長者將終身獲得額外的醫療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在566.6億(yi) 新元預算總開支中，社會(hui) 發展開支的預算高達270.3億(yi) 新元，占總開支的47.7%。其中增幅最大的文化、社區及青年部預算開支增加了44.6%。

　　第二，推行關(guan) 心老年人的“樂(le) 齡補貼計劃”。2015年名為(wei) “共創美好未來，加強社會(hui) 保障”的預算案強調要保障民眾(zhong) 的退休生活，並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援助。在退休保障方麵，如雇主聘用年齡在65歲或以上的員工，政府將為(wei) 雇主提供相當於(yu) 年長員工3%薪酬的特別就業(ye) 補貼。另外，政府還推出樂(le) 齡補貼計劃(Silver Support)，為(wei) 符合條件的約百分之二十五的年長公民提供退休補貼。

　　第三，放寬“政府組屋”的申請條件。2015年新加坡放寬了公民申購組屋的收入限製，將購買(mai) 新組屋者的家庭月收入上限從(cong) 8000新元提高到1萬(wan) 新元，這就使得更多的人有資格申請到價(jia) 格遠低於(yu) 市場房價(jia) 的新組屋;並規定公民在購買(mai) 二手組屋時可以享受3至4萬(wan) 新元的購房補助。除放鬆組屋申請政策之外，新加坡建屋局還專(zhuan) 門推出了8200多個(ge) 單元的組屋銷售，活動規模之大和受惠麵之廣史無前例。

　　第四，適度提高移民門檻。針對一些選民在2011年大選中對新加坡外來移民政策的不滿，抱怨新移民擠占了就業(ye) 機會(hui) 和公共福利，新加坡政府在2014年專(zhuan) 門調整了移民政策，將申請費用從(cong) 之前的5650新元提高至7000新元，總體(ti) 提高了移民要求，增加了移民難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新加坡國民優(you) 先享受公共福利的權利，保障了年輕人的就業(ye) 機會(hui) 。

　　四年間，人民行動黨(dang) 將績效合法性資源拓展至社會(hui) 民生領域，極力挖掘和提升公共服務方麵的新績效，妥善處理各種民生福利保障問題，改變過去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實行經濟發展與(yu) 民生改善相並重的國家戰略，在“推行各項政策的同時，均衡照顧不同階層人民的利益”[[8]]，消費者物價(jia) 指數(CPI)從(cong) 2011年的5.2下降到2015年上半年的0.4，失業(ye) 率從(cong) 2011年的3.0%下降至2015年上半年的1.9%，政府醫療開支增長率從(cong) 2011年的1.2%增長至2014年的1.9%[[9]]。人民行動黨(dang) 精準的政策回應使得民眾(zhong) 逐漸感受到其對於(yu) 民生問題態度的轉變，不同世代的選民切身體(ti) 驗到了政策帶來的實在福利，受益群體(ti) 逐漸擴大，老年人和年輕人對民生政策的滿意度得到了提升，進而增加了人民行動黨(dang) 在2015年大選中的得票率。

　　三、循序漸進完善競爭(zheng) 性政黨(dang) 製度，不斷提升駕馭“程序合法性”的能力。

　　馬克斯·韋伯指出，統治的合理性質是“建立在相信統治者的章程所規定的製度和指令權利的合法性之上”[[10]]。在哈貝馬斯看來，統治的合法性“①必須從(cong) 正麵建立規範秩序;②在法律共同體(ti) 中，人們(men) 必須相信法秩序的正當性，即必須相信立法形式和執法形式的正確程序。”[[11]]因此，所謂“程序合法性”一般是指統治者的正當性是在憲政法律框架下依據法定程序而獲得的，國家權力必須遵循和依賴特定的製度規範得以運用，人們(men) 對其統治的認受性是建立對國家民主法製的普遍認可基礎之上的。

　　從(cong) 政黨(dang) 結構上來看，新加坡雖然屬於(yu) 一黨(dang) 獨大製，但從(cong) 國家法律製度的層麵而言，新加坡事實上實行議會(hui) 共和製和多黨(dang) 並存的政黨(dang) 製度，各政黨(dang) 必須通過競選獲得特定的“程序合法性”，才能進入國會(hui) 參政，由議會(hui) 中占據多數席位的政黨(dang) 組織政府，成為(wei) 合法的執政黨(dang) 。

　　但是，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dang) 實際上是選舉(ju) 製度的製定者，擁有議會(hui) 的絕對主導權，在一些選舉(ju) 規則的設定方麵有選擇性和決(jue) 定權。這雖然為(wei) 該黨(dang) 獲取程序合法性提供了先天的體(ti) 製優(you) 勢，掌握著反對黨(dang) 難以比擬的執政資源，但是這一獨特的體(ti) 製安排長期以來也飽受詬病。因此，在2011年大選中，最大的反對黨(dang) 工人黨(dang) 直接打出了“第一世界國會(hui) ”的競選口號，即宣稱新加坡僅(jin) 僅(jin) 有廉潔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要建設民主公平的“第一世界國會(hui) ”。一些反對黨(dang) 迫切期待成為(wei) 國會(hui) 中的“平衡性”和“製約性”政黨(dang) ，以逐漸改變人民行動黨(dang) “一黨(dang) 獨大”的現狀。

　　正是在直麵上述選舉(ju) 政治壓力和應對諸多現實挑戰的境況下，人民行動黨(dang) 理性順應現代民主政治規則要求，循序漸進地完善和發展具有一定競爭(zheng) 性的政黨(dang) 製度，適當開放政治參與(yu) 空間;同時又巧妙地利用執政資源掌握選舉(ju) 主導權，通過提高駕馭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的能力來不斷獲取“程序合法性”，進而謀求其在新時代背景下的長期執政地位。

　　其一，主動培育“建設性反對黨(dang) ”。上世紀60年代，新加坡專(zhuan) 門出台了《內(nei) 安法令》，有意限製一些政治異見人士，反對黨(dang) 的政治活動空間極為(wei) 有限。但是，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人民行動黨(dang) 逐漸意識到，反對黨(dang) 的適度存在對於(yu) 人民行動黨(dang) 的執政、新加坡的社會(hui) 穩定和人民行動黨(dang) 政府在國際社會(hui) 的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也就在對反對黨(dang) 的態度中多了些許容忍的成分。”[[12]]尤其對於(yu) 那些有建設性意義(yi) 的反對黨(dang) ，人民行動黨(dang) 一直在尋求與(yu) 其合作的力量，主動暢通與(yu) 一些反對黨(dang) 的溝通渠道，通過適度增加“官委議員”數量增添國會(hui) 中的競爭(zheng) 因素，為(wei) 民眾(zhong) 和反對黨(dang) 監督政府創造了一定條件。如最大的反對黨(dang) 工人黨(dang) 坦言“認同人民行動黨(dang) 政府的基本原則”，在一些重大政策取向上與(yu) 執政黨(dang) 保持一致，正是在此意義(yi) 上，該黨(dang) 被其他反對黨(dang) 視為(wei) 執政黨(dang) 有意扶持的“建設性反對黨(dang) ”，甚至認為(wei) “工人黨(dang) 比人民行動黨(dang) 還行動黨(dang) ”。

　　其二，精心調整和劃分選區。人民行動黨(dang) 對反對黨(dang) 態度的轉變並不意味著放棄執政優(you) 勢，其在循序漸進發展競爭(zheng) 性政黨(dang) 製度的同時，又巧妙地利用執政資源精心調整和劃分選區，通過掌握選舉(ju) 規則製訂的主導權來限製和削弱反對黨(dang) 在某些特定區域的優(you) 勢。在大選之前的2015年7月24日，國會(hui) 發布了新加坡《全國選區範圍檢討報告》，對選區的劃分做出了大幅度的調整。例如，鑒於(yu) 人民行動黨(dang) 在“如切單選區”中勝算不高，將該選區撤銷無疑是消除了反對黨(dang) 的威脅，因為(wei) 在上屆大選中，反對黨(dang) 工人黨(dang) 候選人餘(yu) 振忠得票率高達48.99%。又如，將上次大選中競爭(zheng) 激烈的東(dong) 海岸集選區(人民行動黨(dang) 和反對黨(dang) 得票率分別為(wei) 54.83%和45.17%)的議員名額由5人降為(wei) 4人;並在經過選區大小調整後，東(dong) 海岸集選區的選舉(ju) 結果明顯倒向人民行動黨(dang) ，其得票率高達60.73%，工人黨(dang) 得票率僅(jin) 為(wei) 39.27%。人民行動黨(dang) 通過精確的選區分析，增加各集選區的保障係數，將支持度最大化，也是此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dang) 大獲全勝的奧妙之一，正是通過量化的民意為(wei) 指導來製訂選舉(ju) 規則，增強了贏取程序合法性的可能。

　　其三，充分重視爭(zheng) 取新生代選民的支持。2015年新加坡大選的選民人數高達230.43萬(wan) 人，比上屆大選多出24.66萬(wan) [[13]]。數據顯示，這次國會(hui) 選舉(ju) ，是新加坡首次出現獨立後出生選民人數占總選民數過半的大選。中老年選民由於(yu) 親(qin) 身經曆了新加坡從(cong) 第三世界進入第一世界的艱辛時期，見證了人民行動黨(dang) 的曆史功績，大都會(hui) 對其在過去五十年裏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心存感激。而沒有經曆過“你死我活”時代的年輕一代，往往會(hui) 將新加坡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視為(wei) 理所當然，難以對執政黨(dang) 的曆史功績產(chan) 生共鳴。

　　因此，在剛剛經曆了2011年大選挑戰之後，李顯龍就特別強調要“更加注重贏取年輕選民的支持，行動黨(dang) 必須與(yu) 新一代選民建立同樣牢固的情感聯係，才可以繼續為(wei) 人民服務。……行動黨(dang) 不隻能跟老一代選民聯係，更要與(yu) 新一代選民聯係，必須往前看，與(yu) 年輕選民緊密合作，共同塑造一個(ge) 有利於(yu) 他們(men) 實現理想和改善生活的條件。”[[14]]李顯龍還專(zhuan) 門在Facebook上與(yu) 年輕選民互動，討論他們(men) 關(guan) 心的各種公共政策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人民行動黨(dang) 重點關(guan) 注改善民生問題，特別針對住房、交通、物價(jia) 、就業(ye) 等問題出台了一係列具體(ti) 措施，切實解決(jue) 了年輕人最關(guan) 心的一些民生福利保障問題，積極推出與(yu) 不同世代民眾(zhong) 切身利益攸關(guan) 的利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爭(zheng) 取到了一些年輕選民的選票。

　　四、結語

　　政黨(dang) 的執政地位不是與(yu) 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執政合法性資源會(hui) 在不同曆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和側(ce) 重，甚至會(hui) 不可避免地流失，因此需要不斷地發掘、開發、加強、鞏固和拓展。新加坡人民行動黨(dang) 能夠在錯綜複雜的國際背景和日益變化的國內(nei) 條件下，曆經半個(ge) 世紀風雲(yun) 變幻，始終保持執政地位，在2015年大選中，再次贏得69.86%選民的信任，重返民意支持率的曆史高位，其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值得深入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動黨(dang) 在係統總結曆次大選中的教訓和經驗，對量化民意精準把握的基礎之上，運用一係列的策略鞏固和加強了曆史合法性和績效合法性，避免傳(chuan) 統合法性資源的流失，並理性順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趨勢，又嫻熟運用執政資源循序漸進地完善和發展競爭(zheng) 性選舉(ju) 製度，通過提高駕馭程序合法性的能力，有效夯實了其在現代社會(hui) 中的執政基礎。

　　作者簡介：黃衛平(1954—)，男，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教授;陳文(1979—)，男，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中央編譯局博士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袁進業(ye) (1992—)，男，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1]]馬克斯·韋伯.經濟與(yu) 社會(hui) [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7.241

　　[[2]] 哈貝馬斯.交往與(yu) 社會(hui) 進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184

　　[[3]] J·哈貝馬斯.重建曆史唯物主義(yi) [M].郭官義(yi) ,譯.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64

　　[[4]] 李光耀.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199

　　[[5]] 數據來源：全球港口貨物吞吐量排名, 中港網(chineseport.cn)

　　[[6]]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page=1

　　[[7]] 《聯合早報》9月13日，李顯龍致選民書(shu) ：《給你留了位子》

　　[[8]] 聯合早報9月13日，《李總理：大選結果表明人民拒絕分裂的政治》。

　　[[9]] 數據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s://www.singstat.gov.sg/

　　[[10]]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yu) 社會(hui) [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7.241

　　[[11]]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劉北城、曹衛東(dong)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7

　　[[12]] 孫景峰.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dang) 與(yu) 反對黨(dang) [J]. 學術界,2006,02:289-293.

　　[[13]]數據來源：《聯合早報》，2015年9月12日https://www.zaobao.com/zpolitics/news/story20150912-525985

　　[[14]]《李總理：沒有包贏的選區 所有黨(dang) 員要有“打死不走”精神》，《聯合早報》，201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