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是近年來中國高層的重要政策議程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扶貧成就一直是中國的驕傲。在短短數十年裏，中國已經使得近7億(yi) 人口脫離絕對貧困，為(wei) 世界反貧困史上的奇跡。不過，新的反貧困運動仍然必須，因為(wei) 全球化已經在全球範圍內(nei) 導致收入分化和社會(hui) 不公平，社會(hui) 矛盾激化，出現不穩定。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精準扶貧是中國政府保護社會(hui) 的最基本手段。也就是說，扶貧的基本目標是實現基本社會(hui) 公平和正義(yi) 。任何社會(hui) 都需要尋找有效的手段去實現社會(hui) 公平與(yu) 正義(yi) ，但世界上並不存在一種普遍有效的手段。

　　就中國來說，扶貧這個(ge) “抓手”極其重要，也經常被視為(wei) 是中國製度的強項。盡管這麽(me) 多年來，中國在扶貧方麵取得了很大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但每一個(ge) 新階段，當出現新貧困情況的時候，就要尋找新的方法。

　　不過，任何一種特定的扶貧方法，在執行過程中也會(hui) 出現問題，需要隨時加以糾正。近年來的精準扶貧方法也不例外。

　　一個(ge) 顯著的問題就是，精準扶貧能否實現原來所設想的基本社會(hui) 正義(yi) 呢?從(cong) 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這些問題甚為(wei) 嚴(yan) 重，如果不糾正，不僅(jin) 難以實現基本社會(hui) 公平和正義(yi) ，反而會(hui) 惡化形勢。

　　精準扶貧過程出現的問題

　　在“精準扶貧”中，最重要的就是對“貧困”的鑒定。有幾個(ge) 因素表明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第一，信息問題，如何收集、鑒定、處理信息。在農(nong) 村並不存在精確的信息，例如有關(guan) 資產(chan) (房屋)、牲口、土地、家庭成員、健康、教育等等方麵的信息即使存在，但鑒定者具有很大的主觀性。

　　第二，基層政府和社會(hui) 往往脫節，沒有足夠的能力掌握精確的信息。因為(wei) 精準扶貧是自上而下，官員最終需要依靠地方“強人”來掌握、鑒定和處理信息。這種情況就非常有利於(yu) 地方強人。近來，有關(guan) 部門也引入外來人員對實際貧困進行調查。不過，這裏出現的問題更多。

　　一方麵，因為(wei) 並不存在對這麽(me) 大規模的扶貧進行科學調查的人才，實際上往往派毫無實際經驗的大學生入村調查。另一方麵，因為(wei) 問卷調查的設計者完全脫離中國農(nong) 村的現實(尤其是農(nong) 民的理解水平)，導致農(nong) 民無法回答表中的問題，從(cong) 而變成調查者自行填表。因此，有人戲稱，精準扶貧已經演變成為(wei) 了“精準填表”。

　　第三，正因為(wei) 農(nong) 村存在“強人”(甚至“村霸”)因素，扶貧往往演變成扶“富”，即扶貧的大部分好處流向了地方“強人”(幹部、幹部家庭成員或者親(qin) 戚朋友、村霸等)。在基層，“黑白兩(liang) 道”經常競爭(zheng) 分配來自上麵的利益，甚至導致衝(chong) 突。“扶貧”演變成“扶富”的另一個(ge) 因素，是對脫離貧困時間上的限製。

　　扶貧追求效率，就是要促成貧困者盡快脫貧。在執行過程中，扶貧者對那些真正需要幫助但很難脫離貧困的家庭或者個(ge) 人並不感興(xing) 趣，而隻對那些很快就可以脫離貧困、甚至並不是那麽(me) 貧困的家庭和個(ge) 人感興(xing) 趣。

　　第四，扶貧繁瑣的手續。在一般情況下，在中國社會(hui) ，貧困並非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但鑒定貧困則有做不完的手續。因為(wei) 得到的好處並不多，即使是貧困戶對此也不那麽(me) 感興(xing) 趣。在基層，老百姓普遍相信，真正大的利益不會(hui) 通過這種正常方式來分配。

　　所有這些因素無疑會(hui) 影響社會(hui) 公平的實現。此外，精準扶貧也產(chan) 生著新的問題。因為(wei) 精準扶貧基本上是一種財富再分配，就存在著一個(ge) 分配給誰的問題。因為(wei) 是通過分配方式進行，經常會(hui) 導致村民“階級”的再分化，產(chan) 生新一類型的社會(hui) “不公平”，表現在不同宗族之間、家族之間、村民群體(ti) 之間。

　　一旦涉及利益分配，這些傳(chuan) 統的因素和新產(chan) 生的因素都會(hui) 卷入進來。這樣很容易產(chan) 生新的“認同”政治。在很多地方，社會(hui) 對基層官員的信任度本來就不高，“精準扶貧”是一種新的政治，搞不好造成新的隔離和新的對立。

　　這種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更會(hui) 造成新的民族對立。新疆、雲(yun) 南、四川等少數民族密集的地方，精準扶貧很難逃避民族矛盾。實際上，對民族幹部是一個(ge) 很大的考驗。不難理解，這些幹部必須麵臨(lin) “照顧哪一個(ge) 民族?”的問題。即使民族幹部在分配扶貧資源上不偏不倚，做到盡量公正，但不同民族成員總會(hui) 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民族成員會(hui) 問，為(wei) 什麽(me) 這個(ge) 民族得到多而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得到少?他們(men) 總是相信民族幹部把大量的好處分給了自己所屬的民族，而自己受到“歧視”。實際上，這種看法在基層很普遍。因為(wei) 幹群關(guan) 係的緊張和互不信任，很多人都會(hui) 認為(wei) ，隻要和“上麵”(指政府和政府官員)有關(guan) 係，就會(hui) 得到好處;否則就沒有。

　　也必須注意到的是，精準扶貧很難覆蓋到另外一個(ge) 龐大的群體(ti) ，即農(nong) 民工。中國農(nong) 民工的數量，比較有共識的估計是有2億(yi) 7000萬(wan) 。這個(ge) 群體(ti) 也很難說都是貧困人口，實際上他們(men) 因為(wei) 外出務工，經濟情況比留在農(nong) 村的人口會(hui) 好一些，因為(wei) 有能力的人才出去打工。不過，也不能否認他們(men) 之中很多人已經淪落為(wei) 城市新貧困人口。因為(wei) 他們(men) 生活在城市，在農(nong) 村推行的精準扶貧不會(hui) 考慮到他們(men) ;同時，他們(men) 也沒有城市戶口，在城市推行的精準扶貧也不會(hui) 考慮到他們(men) 。

　　今天，第一代農(nong) 民工逐漸老去，在城市裏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農(nong) 民工，他們(men) 在城市出生、長大和生活，沒有農(nong) 村生活經驗，沒有任何回到農(nong) 村的意願;即使回去了也做不了農(nong) 活。也就是說，不管怎樣，他們(men) 中的大部分都將長期生活在城市，而沒有城市戶口。在很大程度上，這個(ge) 群體(ti) 甚至較之農(nong) 村的貧困人口和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人口更為(wei) 重要。一旦他們(men) 淪落為(wei) 城市貧困人口，他們(men) 便有了很強的政治意義(yi) 。

　　此外，精準扶貧的實施機製也需要改進。因為(wei) 是國家動員型的反貧困運動，可持續性往往成為(wei) 一個(ge) 重大問題。這裏有幾個(ge) 問題需要考量。第一、基層幹部考核問題。基層幹部是實施精準扶貧的主力，為(wei) 了有效推進精準扶貧，在很多地方，脫貧成為(wei) 考核幹部的最重要的指標。經常的情況是，在貧困現狀不能改變的情況下，幹部就不能被提拔，不能換崗。這導致了至少兩(liang) 個(ge) 合乎邏輯的結果。

　　首先，這種巨大的壓力為(wei) 幹部造假提供了有效的動力機製。一些幹部抱著“趕緊脫貧和趕緊走人”的態度，在扶貧方麵造假。盡管現在也在實行扶貧的責任製，幹部在提拔時上級部門可以回溯到他們(men) 以前的成績，不過很多幹部隻看眼前的利益，而不會(hui) 考慮長遠的利益。其次，與(yu) 之相關(guan) 的是，幹部往往采用“用盡現有所有資源”的辦法來體(ti) 現自己的政績。因為(wei) 要盡快脫貧，幹部往往千方百計動員一切盡可能的資源，而這種動員是否可持續不是他們(men) 所要考慮的。這樣，他們(men) 往往把“債(zhai) 務”和問題留給後來者。

　　第二、幹部任期過短，也造成短期行為(wei) ，不利於(yu) 扶貧的可持續性。近年來，幹部加速輪換，往往是兩(liang) 年左右的時間就被調離。一些幹部赴任的時候，帶去很多項目(往往通過政商關(guan) 係，例如帶去一些商人搞當地建設)，但都還沒有做完就被調離。這種因為(wei) 頻繁人事變動所造成的浪費和腐敗是驚人的。

　　如果讓他們(men) 在一個(ge) 地方繼續下去，他們(men) 的確也有做好的可能。因為(wei) 是短期，一些幹部就變得好大喜功，不講市場規律，一會(hui) 兒(er) 叫農(nong) 民種植這種經濟作物，一會(hui) 兒(er) 叫農(nong) 民種植那種經濟作物，造成了農(nong) 民和國家雙方的損失。因為(wei) 不講市場規律，所生產(chan) 產(chan) 品往往賣不出去。由幹部推動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項目全國到處開花，但並沒有很多比較成功的例子，更多的例子是失敗的。

　　扶貧的可持續性

　　對任何國家來說，扶貧都是一個(ge) 永恒的事業(ye) ，因此扶貧的可持續性非常關(guan) 鍵。在基層，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擔心，這樣大規模的扶貧，盡管可以出現正麵的短期效應，但在資源耗盡之後又會(hui) 出現什麽(me) 樣的情況呢?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源來繼續扶貧，返貧情況會(hui) 變得很嚴(yan) 重。這種情況在全世界各國扶貧曆史上都發生過。也同樣需要注意的是，扶貧引發的基層政治有可能導致基層政權的進一步弱化。

　　可以預見，在接下去的一段時間裏，隨著“拍蒼蠅”運動即基層反腐敗運動的推展，基層扶貧幹部會(hui) 麵臨(lin) 更大的壓力。如果基層反腐敗也是通過基層幹部之間互相揭發和告發，或者號召民眾(zhong) 來揭發和告發，基層幹部之間的互相怨恨和民眾(zhong) 對基層幹部的怨恨，也必然會(hui) 利用這次機會(hui) 爆發出來。如果這樣，一場“四清”式社會(hui) 運動也是會(hui) 爆發出來的。

　　精準扶貧需要很多條件，如果可以順利實施，也會(hui) 是一個(ge) 扶貧曆史上的奇跡。新加坡是一個(ge) 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扶貧”以選區為(wei) 單位，選區議員的一項任務是找出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窮人)。新加坡沒有實行西方那樣的具有普世性的福利製度，因為(wei) 從(cong) 西方的經驗看，普世性的福利製度往往導致濫用。但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後是有很多條件的，其中幾個(ge) 條件非常重要。

　　第一，基本的社會(hui) 福利政策的到位，包括住房、醫療和教育。在新加坡，80%多的公民居住在政府組屋。第二，健全的財務製度，政府知曉每家每戶的經濟狀況。第三，透明的製度，在每一個(ge) 選區內(nei) 大家都互相了解。第四，不腐敗的官員隊伍。

　　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wei) 其城市國家的性質所致。相比之下，中國至少到現在為(wei) 止，所有這些製度盡管在發展，但仍然處於(yu) 早期階段。不過，隨著技術條件的改進，中國也可以完善這些製度，隻是需要很長時間。

　　實際上，中國也需要在總結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扶貧經驗基礎之上，考慮其他更符合國情和社情的方法。扶貧需要考量到很多的大發展趨勢，包括政府責任、社會(hui) 流動、基本人權的實現等等。簡單地說，政府有責任促成所有其管轄下的居民(無論是流動人口還是固定人口)基本公民權的實現。

　　如果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中國可能需要實行更具普惠性質的社會(hui) 政策。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會(hui) 政策的統籌級別。到現在為(wei) 止，中國的統籌隻是市一級，連省一級統籌都還沒有實現，更不用說國家一級了。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中國隻有“市民”，而沒有“公民”。發達國家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基本社會(hui) 政策都是國家統籌的。中國的國家統籌不是不能實現，而是一個(ge) 思想意識問題。早期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不高，低級別的地方化統籌不可避免。

　　但經過數十年的快速經濟發展，現在已經具備了足夠條件來提高統籌的級別。這需要通過頂層設計來達成，逐步地從(cong) 市一級提升到省一級，最終實現國家層麵的統籌。統籌製度建設對扶貧所帶來的效果，會(hui) 遠遠超越80年代以來到現在為(wei) 止的各種扶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