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開啟我國的改革進程以來，彈指一揮間，中國的改革事業(ye) 已經走過了40年的光輝歲月。40年來，我們(men) 曆經從(cong) 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探索，我們(men) 從(cong) 無到有構建了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係並不斷進行完善，我們(men) 扭轉了文革的動蕩混亂(luan) 走向依法治國並不斷提高國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說，中國的改革事業(ye) 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中國的改革事業(ye) 當然也並非一帆風順,改革的航程曆經千難萬(wan) 險，改革的開拓卻從(cong) 未停歇。

　　黨(dang) 的十八大的召開，標誌著中國的改革事業(ye) 邁入了新的時期，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ge) 目標的能力和信心。”雖然前進的道路上仍然充滿挑戰，但是“踏平坎坷成大道，鬥罷艱險又出發。

　　kaiyun官方地址開放40周年之際，正是我們(men) 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guan) 鍵節點。在這個(ge) 新的曆史起點上，我們(men) 有必要回顧和梳理kaiyun官方地址40年的成就、經驗和教訓，為(wei) 我們(men) 即將開啟的新的改革探索積累更多的可供借鑒的經驗。

　　一、中國40年改革的基本曆程

　　總的來看，中國的經濟體(ti) 製改革是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從(cong) 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ge) 領域新全麵展開的，到目前為(wei) 止，這一曆程大致可以劃分為(wei) “目標探索”，“框架構建”、“體(ti) 製完善”和“新的探索”四個(ge) 階段。

　　1、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自1978年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直到黨(dang) 的十四大確立我國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市坊經濟體(ti) 製，這一時期是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

　　改革首先從(cong) 農(nong) 村開始，逐步向城市推進;從(cong) 開展改革試點，積累經驗，再逐步推廣;對外開放從(cong) 興(xing) 辦經濟特區向開放沿海、沿江乃至內(nei) 地推進。在農(nong) 村改革方麵，安徽等一些地區率先進行了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改革試驗，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眾(zhong) 的普遍支持，隨後推廣到全國。在企業(ye) 改革方麵，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國有企業(ye) 擴大自主權試點，集體(ti) 經濟和個(ge) 體(ti) 經濟逐步恢複和發展。在財稅體(ti) 製方麵，推行兩(liang) 步“利改稅”，逐步推進“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財政體(ti) 製改革。在流通體(ti) 製方麵，廢除了農(nong) 副產(chan) 品的統購統銷製度，逐步培育農(nong) 產(chan) 品市場。1980年，決(jue) 定興(xing) 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ge) 經濟特區。

　　隨著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們(men) 對推進改革的共識逐步形成，1984年10月，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確定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的重點逐漸從(cong) 農(nong) 村轉向城市，以搞活國有企業(ye) 為(wei) 中心環節全麵展開。對國有企業(ye) 實施了承包製、租賃製等改革措施，積極進行以廠長負責製、工效掛鉤、勞動合同製為(wei) 內(nei) 容的企業(ye) 領導、分配、用工等管理製度的改革，增強企業(ye) 的內(nei) 在活力。宏觀管理體(ti) 製方麵，以宏觀間接管理為(wei) 目標，對價(jia) 格、財稅、金融、計劃以及流通體(ti) 製等進行改革。采取“調、放、管”相結合的方針，理順商品和服務的比價(jia) 關(guan) 係;大幅度縮小指令性計劃;改革銀行組織體(ti) 製;實行各種形式的財政包幹製。同時，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開放沿海14個(ge) 港口城市，開辟了一批經濟開放區。

　　2、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框架初步建立階段。以黨(dang) 的“十四大”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目標，黨(dang) 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為(wei) 標誌，我國正式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內(nei) 容。

　　到2002年，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內(nei) 容包括：宏觀管理體(ti) 製方麵，1994年提出對財政、稅收、金融、外匯、計劃和投融資體(ti) 製進行係統改革的方案，確立以分稅製為(wei) 核心的新的財政體(ti) 製框架和以增值稅為(wei) 主的流轉稅體(ti) 係，中央銀行的調控職能得到加強。國有企業(ye) 改革方麵，黨(dang) 的“十五大”確立了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按照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的方向，實施“抓大放小”，積極推進國有企業(ye) 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的結構調整。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ye) 改製為(wei) 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許多全國性的行業(ye) 總公司改組為(wei) 控股公司;通過改組、聯合、兼並、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製、出售等形式，對中小型國有企業(ye) 進行了改革。市場體(ti) 係得到較大發展，取消了生產(chan) 資料價(jia) 格雙軌製，進一步放開了競爭(zheng) 性商品和服務的價(jia) 格，要素市場逐步形成。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建設方麵，逐步建立起社會(hui) 統籌和個(ge) 人賬戶相結合的養(yang) 老、醫療保險製度，建立了失業(ye) 保險、社會(hui) 救濟製度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

　　3、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初步完善階段。黨(dang) 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目標，黨(dang) 的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對建設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做出全麵部署。與(yu) 此同時，黨(dang) 中央總結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和諧社會(hui) 的重大戰略構想，作為(wei) 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自此，我國改革進入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新階段。

　　這一階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農(nong) 業(ye) 稅、牧業(ye) 稅、特產(chan) 稅。清理和修訂限製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放寬非公有製經濟的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ye) 和領域，為(wei) 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提供製度保障。公共財政體(ti) 製不斷健全。國有商業(ye) 銀行股份製改革加快推進。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度。改革了投資體(ti) 製，政府投資的範圍進一步縮小，企業(ye) 投資自主權逐步擴大。土地、勞動力、技術、產(chan) 權、資本等要素市場進一步發展，水、電、石油和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價(jia) 格的市場化步伐加快。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不斷完善，社會(hui) 保障覆蓋麵不斷擴大。

　　4、全麵深化改革的新階段。2012年，黨(dang) 的“十八大”召開，選舉(ju) 產(chan) 生了黨(dang) 的新一屆領導核心。十八大以來，在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總書(shu) 記的黨(dang) 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不僅(jin) 有效應對了複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風雲(yun) 變幻，更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取得了經濟的中高速平穩增長。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所作出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決(jue) 定》非常明確地表明，第一，改革不再拘泥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領域，而是涵蓋社會(hui) 、政治、文化以及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ti) 的全麵的改革。與(yu) 此同時，為(wei) 落實這些改革內(nei) 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為(wei) 此成立了7個(ge) 專(zhuan) 項小組。，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hui) 議，就將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規定的改革任務分解為(wei) 336項重要舉(ju) 措，逐一確定協調單位、牽頭單位和參加單位，為(wei) 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截止目前，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召開了三十八次會(hui) 議，會(hui) 議內(nei) 容就囊括了農(nong) 村集體(ti) 土地製度改革、司法體(ti) 製改革、財稅體(ti) 製改革等過去的改革當中一直難以解決(jue) 甚至回避的諸多議題，並出台了《關(guan) 於(yu) 農(nong) 村土地征收、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製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設立跨行政區劃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試點方案》、《關(guan) 於(yu) 進一步推進戶籍製度改革的意見》、《深化財稅體(ti) 製改革總體(ti) 方案》等等一係列方案，彰顯了新的領導集體(ti) 直麵改革難點的勇氣。

　　二、中國四十年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

　　習(xi) 近平同誌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dang) 和人民事業(ye) 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40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體(ti) 現在它推動我國實現或正在實現的五個(ge) 方麵的重大轉變。

　　第一，改革開放推動了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向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轉變。

　　十年“文革”結束後，我國雖然進行了初步的撥亂(luan) 反正，恢複並穩定了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響依舊強大。“兩(liang) 個(ge) 凡是”和“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仍然占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國家的發展進步仍然受到禁錮。1978年5月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從(cong) 思想理論上否定了“兩(liang) 個(ge) 凡是”，號召人們(men) 徹底打破思想枷鎖，把實踐作為(wei)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禁錮，恢複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yi) 思想路線，成為(wei) 開辟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上，1978年12月，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拋棄了“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把黨(dang) 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正是由於(yu) 有了這個(ge) 轉變，才可能改變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改變封閉半封閉的狀況，進而迎來整個(ge) 國家的發展進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wei) 改革開放的思想內(nei) 核，為(wei) 我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論活力源泉。

　　第二，改革開放推動了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今天，我們(men) 已經徹底告別了由國家計劃統配社會(hui) 資源的時代，市場繁榮、產(chan) 品豐(feng) 富。絕大多數人認為(wei) ，遵循價(jia) 值規律、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實際上，從(cong) 計劃經濟到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轉變極為(wei) 不易，是改革開放曾經走過的最艱難的曆程，也是到目前為(wei) 止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之後，改革就在農(nong) 村和局部地區鋪開，農(nong) 村生產(chan) 力迅速得到解放，農(nong) 產(chan) 品日漸豐(feng) 富，但城市經濟因延續計劃管理體(ti) 製未見大的起色。1984年10月，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是公有製為(wei) 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後，經過不懈探索，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目標。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為(wei) 我國經濟發展構建了最為(wei) 重要的製度基礎，使價(jia) 值規律深入到社會(hui) 經濟的每一個(ge) 微觀單元發揮作用，極大地激發了人們(men) 的創造活力、發展熱情。1993年黨(dang) 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提出了構成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基本框架的5個(ge) 主要環節：建立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ye) 製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ti) 係;建立以間接手段為(wei) 主的宏觀調控體(ti) 係;建立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的收入分配製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同時，要求圍繞這些主要環節，建立相應的法律體(ti) 係。其後1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以這5項工作為(wei) 中心，推動了我國的發展進步。2003年黨(dang) 的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了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戰略任務，要求以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為(wei) 目標，堅持以人為(wei) 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hui) 和人的全麵發展。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後，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曆史性地明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這是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的認可，也是使市場經濟規律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服務的起點。無疑，從(cong) 計劃經濟轉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是我們(men) 黨(dang) 的偉(wei) 大創舉(ju) ，為(wei)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奠定了經濟基礎。

　　第三，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從(cong) 閉關(guan) 鎖國轉向全方位開放。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各項工作中長期存在一種“左”的偏見，盲目自信，唯我獨尊，排斥國外好的做法和經驗，使我國經濟管理、技術進步、產(chan) 業(ye) 發展等很多方麵嚴(yan) 重落後於(yu) 發達國家。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曆史新時期。1979年初，國務院決(jue) 定設立蛇口工業(ye) 區。同年7月，中央批準廣東(dong) 、福建兩(liang) 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按照市場取向進行改革探索。1984年，國務院決(jue) 定大連等14個(ge) 沿海港口城市進一步對外開放。1985年，中央決(jue) 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海南成為(wei) 經濟特區。1990年中央推進形成了以上海浦東(dong) 為(wei) 龍頭的長江流域開放帶。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引進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使國內(nei) 商品市場豐(feng) 富和繁榮起來，使市場因素在整個(ge) 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衝(chong) 擊了計劃經濟的樊籬，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之後，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由沿海地區迅速向內(nei) 陸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進入一個(ge) 新階段。黨(dang) 的十六大以後，我國吸收利用外資從(cong) 彌補“雙缺口”為(wei) 主轉向優(you) 化資本配置、促進技術進步和推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完善轉變，利用外資實現新發展，規模和質量全麵提升。在2011年度全球排名就上升至第二位，並連續20餘(yu) 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不僅(jin) 僅(jin) 在局限於(yu) 引進來，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亞(ya) 投行的設立、G20峰會(hui) 的召開都表明，中國在國際經貿體(ti) 係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在全球經濟衰退，各國貿易保護主義(yi) 抬頭的情況下，中國已經逐漸成為(wei) 全球化的領軍(jun) 者、推動者，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推動了開放，開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wei) 例，為(wei) 使國內(nei) 經濟製度與(yu) 國際貿易規則接軌，中央政府部門清理各種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wan) 多件，使涉外經濟法律法規與(yu) 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相一致。一些長期難以突破的頑疾在這個(ge) 過程中被順利克服，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因而得到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hui) 迸發出更大活力。

　　第四，改革開放推動國家從(cong) 人治走向法治。

　　我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曆史傳(chuan) 統。堅定走依法治國道路、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這是巨大的曆史進步。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開啟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同誌就在總結曆史教訓的基礎上指出：“為(wei) 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製。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黨(dang) 的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目標後，依法治國的要求更加迫切，因為(wei) 市場經濟必須是法治經濟。正是順應這一曆史發展潮流，黨(dang) 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作為(wei) 黨(dang) 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鄭重地提了出來，並把過去“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製國家”的提法改為(wei)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極其鮮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1999年3月，全國人大對憲法進行了修改，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2012年黨(dang) 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依法治國是黨(dang) 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管理中的作用，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hui) 一體(ti) 建設。”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能夠從(cong) 根本上杜絕“文革”那樣的政治混亂(luan) ，進而保障經濟社會(hui) 在穩定的環境下順利發展。法治還是現代市場經濟有機體(ti) 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主體(ti) 的微觀交易行為(wei) ，比如商業(ye) 談判、簽訂契約、解決(jue) 糾紛等，無不需要法治的規範。市場交易遵循成熟的法律製度，糾紛能在良善的司法體(ti) 係中獲得合理解決(jue) ，市場主體(ti) 就會(hui) 產(chan) 生穩定的預期，就會(hui) 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市場經濟的活力就會(hui) 進一步釋放。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全麵走向法治社會(hui) ，必將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我們(men) 應清醒地看到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的任務非常繁重而艱巨，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對全麵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重大部署，強調把法治作為(wei) 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體(ti) 現了黨(dang) 和國家對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視和推動。

　　第五，改革開放推動我國人民生活從(cong) 貧窮落後轉向小康。

　　改革開放改變了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生產(chan) 力不相適應的狀況，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得到極大解放，社會(hui) 財富迅速增長，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改革40年，我國城鄉(xiang) 居民收入水平呈現出大幅度增長態勢。從(cong) 1978年到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農(nong) 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費結構從(cong) 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變，城鄉(xiang) 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分別從(cong) 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6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從(cong) 滿足於(yu) 吃飽穿暖轉變到更加注重個(ge) 性和享受的多層次消費。居民預期壽命從(cong) 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4年的75歲。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出，到2030年，“人民身體(ti) 素質明顯增強，2030年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9.0歲，人均健康預期壽命顯著提高。”;文盲率從(cong) 1982年的22.8%下降到目前的4.1%，每年有數百萬(wan) 高等院校畢業(ye) 生成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事業(ye) 的接班人。改革開放給人民生活帶來巨大改善，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奮鬥目標將一步步變為(wei) 現實，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zhong) 投身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積極性、創造性，為(wei) 我國的發展進步帶來了無窮的活力。

　　中國的改革雖然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單邊突進的改革遺留的問題越來越成為(wei) 拖累經濟社會(hui) 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而且經過40年的改革發展，隨著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轉變，我國需求結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新的需求和舊的體(ti) 製的矛盾也日益凸顯，新老問題同時並存，影響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yu) 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當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補”為(wei) 例，雖然整體(ti) 戰略上極為(wei) 重要，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出現了行政手段一刀切，專(zhuan) 去民營企業(ye) 的傳(chuan) 言。“三去一降一補”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過應盡量以市場的優(you) 勝劣汰為(wei) 主要手段，讓行政要求成為(wei) 市場資源配置的砝碼，這樣雖然見效慢一些，但長期看會(hui) 更加的健康。

　　二是稅費過重與(yu) 公共產(chan) 品供給短缺並存的矛盾。 我國已開始從(cong) 私人產(chan) 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chan) 品短缺時代，但相應的社會(hui) 體(ti) 製改革還不適應這個(ge) 時代變化的趨勢。公共產(chan) 品短缺成為(wei) 阻礙擴大內(nei) 需、製約發展方式轉型的一個(ge) 重要因素。公共產(chan) 品短缺使我國消費率不斷下降，消費率水平不僅(jin) 低於(yu) 發達國家，而且也低於(yu) “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但是，作為(wei) 公共產(chan) 品供應源泉的我國老百姓的稅賦水平並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國企業(ye) 稅賦同比美國高出相當於(yu) 營業(ye) 額的11.6% ，這在世界上明顯屬於(yu) 較高稅賦的國家。同一些宏觀稅負超過30%的國家相比，在社會(hui) 福利支出(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麵)法國的社會(hui) 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為(wei) 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麥是37%，澳大利亞(ya) 是23%，美國是21%，我國還有很大差距。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wei) 政府作為(wei) 了投資的主體(ti) 而沒有成為(wei) 創造環境的主體(ti) ，財政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比重還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張上。

　　三是依法治國的理念在實際行動中仍然有待落實。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早已提出，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更是以中央全會(hui) 決(jue) 定的方式將這一理念提升至治國理政的最高層次，中央深改辦也專(zhuan) 門出台了各項推進法治建設的意見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門職能缺位、錯位、越位，行政審批門檻多、公共服務不到位、權力行使不規範等問題仍然時有發生，阻滯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麵，《憲法》明確的法院、檢察院獨立司法也受到意識形態領域反對“司法獨立”的影響，律師尤其是刑事辯護律師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敵我矛盾予以處理，嚴(yan) 重違背依法治國的理念。凡此種種，彰顯法治狀況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建設的不相適應。市場經濟當中利益主體(ti) 各不相同，市場經濟的運行實際也是各個(ge) 市場主體(ti) 之間利益交換、協調的過程，是不斷產(chan) 生矛盾又不斷解決(jue) 矛盾的過程，司法承載著保障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決(jue) ，維護不同市場主體(ti) 利益交換、協調通暢運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國的理念必須貫徹到實處。

　　三、中國40年改革的經驗和啟示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曾經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men) 黨(dang) 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必由之路”。在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的前提下，立足基本國情，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借鑒有益經驗，不斷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進行調整和完善，不斷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有效途徑和方式，我們(men) 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實踐充分證明，社會(hui) 主義(yi) 和市場經濟是可以結合的，改革開放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jue) 定性作用”與(yu) “正確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機結合。

　　在40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men) 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突出的有：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推進理論創新。科學的理論是改革順利推進的思想保證。改革的進程，就是思想解放的過程，就是理論創新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黨(dang)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yu) 時俱進，將實踐作為(wei)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思想創新和體(ti) 製創新，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政策體(ti) 係。典型的如，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改革開放，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明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十五大、十六大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國有資產(chan) 管理體(ti) 製改革、非公有製經濟的地位和理順收入分配關(guan) 係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進一步做出創造性的理論貢獻。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進一步明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並作出了全麵深化改革的決(jue) 定，把改革的理論推進到新的廣度和深度。

　　二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動搖。改革開放40年的曆程，也是市場作為(wei) 資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斷提升的曆程。從(cong) 完全的“一大二公”和“割資本主義(yi) 尾巴”到“計劃為(wei) 主、市場為(wei) 輔”的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的提出，再到從(cong) 指令性計劃到指導性計劃的轉變，進一步到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提出，最終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中國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我們(men) 回顧中國40年改革的經驗，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為(wei) 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眾(zhong) 的勞動積極性才得以最大的發揮，改革之前，人們(men) 吃不飽穿不暖，幾乎所有的生活物資都要票供，推廣家庭聯產(chan) 承包製後，短短幾年農(nong) 村就實現了大豐(feng) 收，並倒逼城市經濟體(ti) 製進行改革，市場化帶來的勞動積極性、人們(men) 群眾(zhong) 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不可估量。正是因為(wei) 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國家的創新創業(ye) 的活力無限換發，kaiyun官方地址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體(ti) 量以幾何級數增加，尤其是民營企業(ye) ，從(cong) 無到有，為(wei) 國家貢獻了國民生產(chan) 總值(GDP)的一半以上。在創新方麵，民營企業(ye) 的專(zhuan) 利申請量近乎國有和集體(ti) 企業(ye) 的一倍，這都是市場經濟的成果。另外需要著重指出的是，互聯網大數據時代，仍然要頭腦清醒地堅持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yu) 市場經濟區別，本質上並不在與(yu) 有無計劃或者說製定的計劃是否科學，即便在完全市場化的社會(hui) 裏，企業(ye) 也會(hui) 製定諸多的生產(chan) 計劃、推廣計劃，計劃得好的企業(ye) 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zheng) 中勝出。計劃與(yu) 市場兩(liang) 者區別的本質是由行政權力來配置資源還是在價(jia) 值規律的支配下由市場主體(ti) 的自主選擇判斷來配置資源。互聯網大數據可以使計劃的製定更加科學，但是，它無法解決(jue) 這個(ge) 時代最重要的人的創造性、積極性的問題。隻有自由選擇的市場，才能產(chan) 生這種積極性和創造性?也隻有自由選擇的市場，它所形成的數據和聯網才有意義(yi) ，否則何以持續的發展繁榮?互聯網和大數據隻有與(yu) 市場相結合，才能迸發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不動搖。

　　三是靈活運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試、先易後難，又統籌兼顧、協調推進。

　　我國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試點、總結推廣的方式。立足於(yu) 把解決(jue) 本地實際問題與(yu) 攻克麵上共性難題有機結合起來，選擇一定地區或改革領域開展試點，在對試點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成功經驗和做法再行推廣。這種由點而麵、先易後難的改革推進方式，既控製了風險，又通過有效的推廣機製使成功經驗能夠迅速普及，成為(wei) 我國漸進式改革戰略的重要經驗，也是新時期推進改革開放、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體(ti) 製模式的重要途徑。改革又是一項係統工程，必須不斷完善改革的推進方式，統籌兼顧，加強總體(ti) 協調。我們(men) 注重把握“破舊”和“立新’’的關(guan) 係，立足於(yu) 立新，適時、大膽地破舊，從(cong) 而不斷消除深層次的體(ti) 製機製障礙，建立健全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需要的新體(ti) 製新機製。堅持整體(ti) 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在統籌規劃的基礎上注重協調配合，不失時機地實現改革的重點突破。開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在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新階段，我們(men) 麵臨(lin) 的主要是一些觸及深層利益關(guan) 係、配套性強、風險比較大的改革，而且經濟體(ti) 製改革與(yu) 政治體(ti) 製、文化體(ti) 製、社會(hui) 體(ti) 製方麵的改革日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使得改革的統籌協調和整體(ti) 推進的要求更加凸顯，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後設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專(zhuan) 門就經濟體(ti) 製、民主法治、文化體(ti) 製、社會(hui) 體(ti) 製等設立了專(zhuan) 門的改革小組，為(wei) 改革的統籌協調創造了條件。

　　四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guan) 係。改革是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強大動力，有效的體(ti) 製是實現經濟社會(hui) 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保證，從(cong) 長遠來看，也是確保社會(hui) 穩定的根本保障，同時，發展和穩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環境和基本條件。要正確處理好改革與(yu) 發展、穩定的關(guan) 係，適時有序推進改革開放，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hui) 的承受能力有機結合起來，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改革和發展，通過改革和發展促進社會(hui) 穩定。

　　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進程給我帶來的不僅(jin) 僅(jin) 是改革方法論上的經驗，也在價(jia) 值觀方麵給我們(men) 以啟示。

　　啟示一：改革為(wei) 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標是人民的福祉，習(xi) 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men) 奮鬥的目標。”不是為(wei) 改革而改革，更不是為(wei) 了權力的鞏固而改革。改革是促進社會(hui) 和諧的強大動力，是社會(hui) 和諧體(ti) 製機製的構建和完善過程。維護好、實現好和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根本利益是社會(hui) 和諧的基礎，有效的體(ti) 製機製是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和社會(hui) 和諧的根本保證。

　　在改革的初始動機上，小平同誌首先考慮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後延伸出社會(hui) 主義(yi) 的優(you) 越性和本質問題。1978年3月10日，鄧小平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ti) 會(hui) 議時說：“什麽(me) 叫社會(hui) 主義(yi) ?它比資本主義(yi) 好在哪裏?每個(ge) 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隻搞了2300萬(wan) 噸鋼，能叫社會(hui) 主義(yi) 優(you) 越性嗎?”1978年9月，在東(dong) 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men) 要注意這個(ge) 話。我們(men) 要想一想，我們(men) 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men) 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hui) 主義(yi) 要表現出它的優(you) 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麽(me) 窮，那要社會(hui) 主義(yi) 幹什麽(me) ?”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是中央為(wei) 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進改革的強有力的信號。在地方上，中央定調前“包產(chan) 到戶”這樣的改革舉(ju) 措在初始階段都麵臨(lin) 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但像萬(wan) 裏等當時的地方領導人，都以無畏的膽魄和對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這些改革措施背書(shu) 的抉擇。

　　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進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wei) 本，民生為(wei) 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hui) 公平結合起來，通過提高效率來促進發展，同時注重從(cong) 解決(jue) 關(guan) 乎人民群眾(zhong) 切身利益的問題入手，努力兼顧好各方麵的利益，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hui) 公平。通過妥善處理好改革過程中的各種利益關(guan) 係，使廣大人民群眾(zhong) 能夠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達到以製度建設促進社會(hui) 和諧、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改革為(wei) 了人民，人民就有了無限的動力和創造力，改革就能夠依靠人民。事實證明，以人民福祉為(wei) 目標的改革就能夠充分發揮群眾(zhong) 的首創精神，能夠調動各方麵參與(yu) 和推動改革的積極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級黨(dang) 委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又要充分擴大社會(hui) 參與(yu) 度。改革的曆史也表明，一係列影響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層單位的人民群眾(zhong) 創造的具體(ti) 改革經驗和做法為(wei) 基礎和依據的。我們(men) 的改革始終注重充分尊重群眾(zhong) 的首創精神，不斷擴大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參與(yu) 度，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zhong) 參與(yu) 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導、積極推動與(yu) 充分發揮群眾(zhong) 改革創新的自主性、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

　　啟示二：堅守市場經濟主體(ti) 平等的理念。什麽(me) 是市場?最通俗地講，市場就是人與(yu) 人交換的一個(ge) 平台，在這個(ge) 平台上，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guan) 係。因此，拋開市場經濟的價(jia) 值規律的運動軌跡，市場靜態的基礎就是不同產(chan) 權的主體(ti) 和不同產(chan) 權主體(ti) 之間的平等關(guan) 係。因為(wei) 分屬不同產(chan) 權，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為(wei) 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交易越活躍，則市場越繁榮。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產(chan) 權的主體(ti) 之間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則強取豪奪，輕則打擊生產(chan) 和交易的積極性，都將造成生產(chan) 的破壞，交易關(guan) 係就難以持續。正是由於(yu) 有了這樣正確的認識，所以黨(dang) 的十八大提出：“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chan) 要素、公平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誰來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市場要素、公平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理所當然要靠政府保證。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政府職能轉變是關(guan) 鍵，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優(you) 質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政府要營造各種所有製經濟公平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因為(wei) 如果各種所有製經濟不能平等使用生產(chan) 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參與(yu) 競爭(zheng) ，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就是不能參與(yu) 公平競爭(zheng) 。市場經濟作為(wei) 法治經濟，就應當保障各類所有製市場主體(ti) 公平受到法律保護。從(cong) 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民營企業(ye) 尤其是民營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權利的法律保障程度還難以達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各類交易主體(ti) 之間難免發生各種糾紛，而依據法律可預見的、公正的司法處理結果能夠消除矛盾，恢複正常的市場秩序。我國司法實踐當中企業(ye) 之間的糾紛處理的幹擾因素過多，導致市場主體(ti) 的合法權利往往難以受到保障，這種現象在民營企業(ye) 當中尤其顯著。更有甚者，民營非上市公司各種財產(chan) 權力還受到各種腐敗勢力的壓榨，並難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護，其結果是企業(ye) 創新積極性不足，資本大量外逃。要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就必須保障各類所有製市場主體(ti) 的合法權利。因此，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作出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的決(jue) 定，不僅(jin) 僅(jin) 是治國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時也是對十八大提出的“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chan) 要素、公平參與(yu) 市場競爭(zheng) 、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要求的具體(ti) 落實。

　　四、新時代的全麵深化改革

　　自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在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不僅(jin) 有效應對了複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風雲(yun) 變幻，更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取得了經濟的中高速平穩增長。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所作出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問題的決(jue) 議》，《決(jue) 議》製定了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全麵推進改革開放事業(ye) 的宏偉(wei) 藍圖，提出了到2020年全麵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ti) 思路、主要任務、重大舉(ju) 措。以這份全麵推進改革的《決(jue) 議》為(wei) 基礎，kaiyun官方地址事業(ye) 在戰略布局、改革難點以及市場的地位上都獲得了一些重大的進展乃至突破。這些進展和突破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國家政治體(ti) 製頂層設計適應了新的要求、獲得新的突破。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長期以經濟體(ti) 製改革為(wei) 核心的製度背景下，要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對過去領導改革的行政部門本身進行改革，這就改革領導者的決(jue) 策效能和執行力提出了重大考驗。為(wei) 了推進改革，中央先是設立了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有力提升了改革的決(jue) 策效能，使過去總是被回避的改革議題，比如戶籍問題、農(nong) 村土地製度問題等等，能夠被集中力量突破各種利益羈絆獲得正麵突破。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提高還體(ti) 現在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的進步上。堅持黨(dang) 的領導，是我國實現持續發展繁榮的根本保證，而人民當家作主，是中華名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力量之源。全麵深化改革對加強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製度建設提出了通過各項製度建設，豐(feng) 富民主形式，從(cong) 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yu) ，充分發揮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製度優(you) 越性的總目標。2014年，黨(dang) 中央審議通過了《關(guan) 於(yu) 改進完善專(zhuan) 題詢問工作的若幹意見》，明確要求每年安排國務院領導同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作專(zhuan) 項工作報告，到會(hui) 聽取審議意見、回答詢問。專(zhuan) 題詢問更加規範化、機製化和常態化。2015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轉發了《關(guan) 於(yu) 加強縣鄉(xiang) 人大工作和建設的若幹意見》提出了“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zhong) 的聯係、探索建立代表履職激勵機製”等具體(ti) 措施為(wei) 各地積極開展縣鄉(xiang) 人大建設指明了方向。在創新與(yu) 實踐中，人民代表大會(hui) 製度不斷與(yu) 時俱進。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協商民主也獲得極大進步。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關(guan) 於(yu) 加強社會(hui) 主義(yi) 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政黨(dang) 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ti) 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hui) 組織協商，七種協商民主渠道，從(cong) 頂層設計的高度，係統謀劃了協商民主的發展路徑。通過以上種種製度的構建和完善，我國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日新月異。

　　其次，反腐倡廉效果顯著，依法治國有效推進。進一步推進改革創建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需要廉潔奉公高效的黨(dang) 員和公務員隊伍。十八大以來黨(dang) 中央對腐敗行為(wei) 的堅決(jue) 查處，破除了過去一段時間黨(dang) 紀國法鬆懈滋生的各種潛規則，掃滅了貪腐猖獗的不良風氣，黨(dang) 紀國法為(wei) 之肅然而振!中央對於(yu) 濫權瀆職的腐敗分子，上至中央常委，下至鄉(xiang) 村幹部，不管是軍(jun) 方大將，還是地方大員，但凡觸犯黨(dang) 紀國法，均依法予以嚴(yan) 懲。這樣大規模的反腐浪潮，激濁揚清，民心得以振奮，黨(dang) 風得以清正，使全體(ti) 黨(dang) 員幹部受到深刻的教育，掌握權力行使權力的全體(ti) 黨(dang) 員幹部自覺地規範行使權力、自覺避免濫權瀆職行為(wei) ，這為(wei) 規範政府權力的行使、保障市場主體(ti) 的合法權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肅清腐敗的基礎上，中央通過確立依法治國的方略，希望從(cong) 製度建設來從(cong) 根本上國家的長治久安。2014年10月底召開的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這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曆史上，第一次專(zhuan) 門研究法治建設的中央全會(hui) 。黨(dang) 通過把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wei) 國家意誌，成為(wei) 全國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規範，實現黨(dang) 的主張和人民意誌的有機統一。依法治國的莊嚴(yan) 承諾和有效推進，體(ti) 現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已經從(cong) 一個(ge) 革命黨(dang) 真正成長成為(wei) 一個(ge) 執政黨(dang) 。

　　在新一輪改革的起點上，如何處理改革和立法的複雜關(guan) 係，尤顯重要。一旦樹立依法治國的目標，改革就不能再向以往那樣，可以隨便突破現有法律的框架，而是必須尊重法律的權威，如何帶著鐐銬跳舞，成為(wei) 改革者麵前的重大挑戰。為(wei) 此，在2014年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二次會(hui) 議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重大改革於(yu) 法有據”的要求。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實現立法和改革決(jue) 策相銜接，立法主動適應改革，成為(wei) 全麵深化改革的鮮明品格。從(cong) 摸著石頭過河到先立後破，在法治的軌道上來推進改革，最大限度地節約了改革的成本，同時也分擔改革的風險。

　　在司法層麵，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hui) 議審議通過的《關(guan) 於(yu) 司法體(ti) 製改革試點若幹問題的框架意見》明確提出了改革路徑: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檢察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製。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製。這些改革，有效促進了司法公正，為(wei) 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啃下這塊硬骨頭，這也是十八大以來改革的重大突破。

　　最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獲得重大突破，供給側(ce) 改革積極推進成效顯著。kaiyun官方地址開放30多年來的進程，實際就是從(cong) 計劃作為(wei) 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逐漸變革成為(wei) 市場成為(wei) 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市場經濟逐步確立，並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個(ge) 進程當中，市場的力量從(cong) 無到有、從(cong) 弱小到壯大，直至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jue) 定性的作用，這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曆史中，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yi) 。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麵臨(lin) 著全新的環境和挑戰。世界經濟嚴(yan) 重衰退，貿易保護主義(yi) 抬頭，世界經濟格局麵臨(lin) 新的洗牌。與(yu) 此同時，國內(nei) 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jia) 格越來越高，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緊，我國傳(chuan) 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結構繼續調整。中國經濟麵臨(lin) 著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和調結構的兩(liang) 難困境。在這種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中央及時作出了供給側(ce) 改革的決(jue) 定和布局，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帶領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決(jue) 心，開啟了一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向更高形態發展的結構之變。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chan) 能，讓絕對過剩的產(chan) 能退燒去熱;去杠杆，消除瘀堵虛腫，讓資金血脈暢行;去庫存，消除困擾發展的炎症病痛;降成本，減稅降費，為(wei) 企業(ye) 休養(yang) 生息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補短板，提升基礎設施、加強公共服務、培育發展新產(chan) 業(ye) ，讓經濟社會(hui) 發展強身健體(ti) 。2016年，化解煤炭產(chan) 能超過2.9億(yi) 噸，壓減粗鋼產(chan) 能超過6500萬(wan) 噸。中國經濟，以壯士斷腕的決(jue) 絕，向舊的發展方式告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深層次著力點，就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這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結構之變的關(guan) 鍵。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十八大以來，國務院破除了大量行政審批事項，從(cong) 根本上破除權力尋租的土壤。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各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事項283項。中央政府層麵核準的企業(ye) 投資項目削減比例累計接近90%。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中的87%，改為(wei) 後置審批或取消。在市場體(ti) 係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zheng) 審查製度。“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ou) 化服務”的改革得到了有效落實。十八大以來如此大力度的對不必要的行政審批的程序破除，極大地提升了市場經濟的活力，毫無疑問是改革的重大突破。

　　十八大以來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沒有完成時，隻有進行時，在改革40周年之際，中國的改革事業(ye) 仍然需要在諸多議題上深入推進。

　　第一，國有企業(ye) 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國的國有企業(ye) 改革幾乎伴隨著改革的全程，從(cong) 放權讓利到利改稅再到承包製，最終到股份製改革、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國有企業(ye) 改革曆經長時間的摸索。但是國有企業(ye) 改革不能就事論事，必須同整個(ge) 改革密切聯係起來。因此，以下幾點是非常重要的：

　　堅持基本經濟製度，充分發揮各種所有製企業(ye) 的積極作用。

　　黨(dang) 的十八大重申了“兩(liang) 個(ge) 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以公有製為(wei) 主題，各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中，探索和創造的重要經驗。但是最近還有人認為(wei) ，按照共產(chan) 黨(dang) 宣：“消滅私有製”的要求，改革以來不僅(jin) 沒有消滅私有製而是搞了私有化，出現了兩(liang) 極分化，“處於(yu) 資本主義(yi) 原始積累時期的野蠻的資本主義(yi) 國家。”並號召：“私企的共產(chan) 黨(dang) 員站在工人階級一邊與(yu) 資本家作鬥爭(zheng) ，奪回勞動成果，推翻剝削製度。”企圖要全麵否定改革開放以來黨(dang) 的路線和方針政策。

　　鄧小平同誌指出，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不是靠什麽(me) 本本，而是靠實踐，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ye) 為(wei) 推動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綜合實力作出了重大貢獻。目前國資企業(ye) 資產(chan) 總額達到144萬(wan) 億(yi) ，上繳稅款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增加值約占全國總量的七分之一。

　　二是，堅持現代企業(ye) 製度的方向。公有製與(yu) 市場經濟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意努力探索的重大課題。“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企業(ye) 改革方向不能動搖。產(chan) 權清晰，就是企業(ye) 擁有的包括國家在內(nei) 的出資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chan) 權，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ti) 。企業(ye) 及其全部法人財產(chan) 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kui) ;出資者按投入企業(ye) 的資本額度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對企業(ye) 債(zhai) 務承擔有限責任;按照市場需要，組織生產(chan) 經營，政府不直接幹預，長期資不抵債(zhai) 的依法破產(chan) ，建立科學的企業(ye) 領導體(ti) 質和組織合理製度。

　　要在國有企業(ye) 的製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實行“三大”轉變：要從(cong) 企業(ye) 法調節轉向公司法調節轉變，從(cong) 管企為(wei) 主轉向管資本為(wei) 主，從(cong) 行政隸屬關(guan) 係轉向為(wei) 股權關(guan) 係。切實做到政企分開，政黨(dang) 分開，所有權與(yu) 經營權分開，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luan) ”的怪圈。

　　三是，堅持和加強國有企業(ye) 黨(dang) 的建設。加強黨(dang) 對國有企業(ye) 的領導是搞好國有企業(ye) 的重要保證。但如何正確、全麵理解和執行加強黨(dang) 的領導?

　　加強黨(dang) 對國有企業(ye) 的領導並不是企業(ye) 事無巨細都要管，而是黨(dang) 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問題抓住不放。加強黨(dang) 對國有企業(ye) 的領導就是要在黨(dang) 的領導下充分發揮股東(dong) 會(hui) 、董事會(hui) 、職工代表大會(hui) 和經管班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隻有企業(ye) 的經濟效益提高了，產(chan) 品質量提高了，創新能力和競爭(zheng) 力提高了，才能真正體(ti) 現黨(dang) 的領導的成果。

　　馬克思主義(yi) 從(cong) 來強調的是物質決(jue) 定意識，生產(chan) 關(guan) 係決(jue) 定上層建築。改革本身就是為(wei) 了不斷適應生產(chan) 力的發展。改革40年，我國的生產(chan) 力狀況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事實證明，這40年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變化調整適應並促進了生產(chan) 力的發展，才有了我們(men) 今時今日豐(feng) 富的物質基礎。整體(ti) 上，國有企業(ye) 當然仍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如前所述，代表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再僅(jin) 僅(jin) 是國有企業(ye) ，民營企業(ye) 創造的GDP占我國GDP總值的一半以上;民營企業(ye) 貢獻的稅收超過國有企業(ye) 占國家稅收收入的一半以上，部分省份甚至超過70%;民營企業(ye) 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ye) 崗位，吸納了70%以上的農(nong) 村轉移勞動力，容納了90%的新增就業(ye) 。根據2016年11月發布的《2015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民營企業(ye) 成為(wei) 捐贈主力軍(jun) ，其捐贈額占企業(ye) 年度捐贈總的的52.24%，較國有企業(ye) 高出19.47個(ge) 百分點。[1]因此，在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都發生巨大變革的情況下，我們(men) 在這樣新的曆史時期，考量國有企業(ye) 的改革問題，不能還是處於(yu) 80年代、90年代初的思維定勢下去考慮去下定論。新時期的改革決(jue) 策者更需要站在經濟全局的高度去認識和處理國企問題。國企的改革方向必須要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市場決(jue) 定，必須要符合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的依法治國、法治社會(hui) 的要求，必須要從(cong) 降低整個(ge) 社會(hui) 、整個(ge) 經濟體(ti) 的運行成本、製度成本繼而促進整個(ge) 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國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譬如反對行政壟斷、提高提供能源交通通訊服務的國企的效率，降低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chan) 品和服務價(jia) 格，整個(ge) 經濟體(ti) 的成本就會(hui) 降低，我國的產(chan) 品和服務在國際上就會(hui) 有更強的競爭(zheng) 力，我國經濟的發展後勁就更足。與(yu) 此相比，如果不顧市場和法治，以行政手段去強化提高這些國企的“盈利水平”，這些國企確有可能表明上實現做大做強的目標，但顯然與(yu) 整個(ge) 國家的發展目標背道而馳。因此，新時期的國企改革，必須認清新時代的特征和需求，作出科學的決(jue) 策和判斷。

　　第二，財稅體(ti) 製改革仍有待突破。當前我國的改革發展當中麵臨(lin) 諸多挑戰，其中地方債(zhai) 高企就對我國的金融安全造成潛在的威脅，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目前地方債(zhai) 尚未構成直接現實的危險，但是我國財稅體(ti) 製事權和財權不匹配、歸屬於(yu) 地方的直接稅少而間接稅多的這種情況使得這種危險沒有明確的地方財政解決(jue) 之路。類似房地產(chan) 稅這樣的直接稅的缺失，使得房價(jia) 飆漲，嚴(yan) 重扭曲經濟發展的正常路徑，嚴(yan) 重透支居民消費能力，繼而造成係統性的風險。要破除這一風險，就必須對財稅體(ti) 製進行改革，並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財稅體(ti) 製突破的必要性還體(ti) 現在如下幾個(ge) 方麵：首先，財稅體(ti) 製改革關(guan) 係著納稅人尤其是納稅企業(ye) 的負擔。據一些學者統計，2015年中國GDP是67.6萬(wan) 億(yi) 元，財政收入為(wei) 26.67萬(wan) 億(yi) ，宏觀稅負為(wei) 39.4%，超過發達國家10個(ge) 百分點。與(yu) 國際比較，我國是宏觀稅負較重的國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費多，增加了企業(ye) 的負擔，影響了企業(ye) 的發展。其次，財稅體(ti) 製改革又緊密連接著行政體(ti) 製改革。我國政府的優(you) 越性首先應當體(ti) 現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國家。作同樣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樣的公共服務，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繳納的稅費)應當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現實情況並不如人意，這固然是因為(wei) 我國政府還承擔了大量投資的職能，但政府直接成為(wei) 市場主體(ti) ，其效能是讓人懷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讓市場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的要求。這意味著我國行政體(ti) 製還有很大改革空間。如何在《憲法》基礎上，真正通過人大來約束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讓廣大人民群眾(zhong) 能夠有效監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時，科學分配中央與(yu) 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理順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這是行政體(ti) 製改革的重大內(nei) 容。最後，財稅體(ti) 製改革還密切聯係著民生。十八大以來，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強調民生工程。取之於(yu) 民、用之於(yu) 民，人民得到的實惠不斷提高。但前文已述，同一些宏觀稅負超過30%的國家相比，在社會(hui) 福利支出(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麵，我國還有很大差距。這都需要以財稅體(ti) 製改革為(wei) 切入點，落實簡政放權，倒逼行政體(ti) 製改革，壓縮行政支出，真正讓稅收取之於(yu) 民、用之於(yu) 民，讓人民有改革的獲得感。如此，改革就能取得八十年代那樣人民群眾(zhong) 的廣泛支持。

　　第三，準確把握互聯網時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hui) 發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據統計，截至2016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7.10億(yi) ，其中移動互聯網用戶達到6.56億(yi) 。信息交流的便捷和覆蓋麵的廣大對經濟社會(hui) 乃至經濟理論都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和衝(chong) 擊。從(cong)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結合正在發生的智能工業(ye) 革命，世界各國都力爭(zheng) 在這一潮流中把握先機，取得優(you) 勢。作為(wei) 上一個(ge) 變局中因為(wei) 閉關(guan) 鎖國而導致落後挨打的國家，中國人民在這方麵尤有痛感。因此，在這個(ge) 全新的互聯網時代，中國人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行動力和創造力，在互聯網應用的諸多方麵，甚至取得了世界領先的優(you) 勢。當然，由於(yu) 科技研發體(ti) 製仍有待進一步的優(you) 化，我國的互聯網應用大多以服務業(ye) 為(wei) 主，包括金融服務業(ye) 。但是，僅(jin) 僅(jin) 是服務業(ye) 的互聯網化，就已經給當下的經濟社會(hui) 狀況帶來了巨大的衝(chong) 擊。其中包括阿裏、京東(dong) 這樣的電商平台和快遞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裝、小商品市場門店的式微;互聯網金融的勃發和動蕩;互聯網社交帶來的信息流轉的加速度等等。這些互聯網帶來的新業(ye) 態有許多方麵遊離於(yu) 我們(men) 過去的監管體(ti) 製之外，這些監管機製，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資的金融監管措施，有些則是本來就應當被淘汰的，還有一些則是在新經濟背景下不合時宜的。這種情況對政府部門的監管理念、監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如果監管抱殘守缺，則有可能因噎廢食而使我國互聯網新業(ye) 態的發展被競爭(zheng) 對手所超越，而如果監管缺位，類似非法集資監管套利就會(hui) 影響正常的經濟秩序。對互聯網新業(ye) 態的適度監管程度的拿捏，是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對政府管理部門的重要考驗。另外，政府部門除了直接的監管功能之外，還擔負著與(yu) 監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壟斷。一方麵，互聯網時代的一個(ge) 副作用是壟斷變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聯網產(chan) 業(ye) 往往號稱有第一就沒有第二的生產(chan) 空間，互聯網的跨界搏殺能力更使得能夠使壟斷涵蓋諸多領域;另一方麵，這個(ge) 互聯網的大時代也是智能製造的時代，各種創新創意層出不窮，經濟持續發展有賴於(yu) 源源不斷的創新創意，要保護人們(men) 創新創意的積極性，就必須加強專(zhuan) 利和非專(zhuan) 利知識產(chan) 權的保護並反擊壟斷對創新的傷(shang) 害。綜合以上兩(liang) 點，在互聯網時代，就要特別注重加強反壟斷的力度，加強對知識產(chan) 權和各類創新創意的保護。

　　注釋：

　　[1]相關(guan) 數據均來源於(yu) 統戰部網站https://www.zytzb.gov.cn/tzb2010/S1818/201705/5b671e39e3e544e28a694520dd38e9dc.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