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是世紀之交的重大曆史事件之一，至可以從(cong) 以下三個(ge) 方麵來理解研究中國轉型的重要意義(yi) ：一是作為(wei) 有著輝煌過去的文明古國，中國的近代史卻充滿了血淚和屈辱，正是改革開放使中國一改過去積貧積弱的麵貌，重新煥發出了生機和活力。因此，對中國轉型的研究，有助於(yu) 更深入地理解國富國窮的原因，從(cong) 而找到達至長期經濟繁榮的路徑。二是中國轉型是在沒有足夠的理論準備前提下，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在實踐中摸索進行的。中國轉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不但沒有係統的理論作為(wei) 指導，而且在實踐中還出現了一些已有的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因此，對中國轉型的研究，有助於(yu) 在實踐中檢驗已有的經濟學理論，並發展出更具解釋力的新的經濟學理論。三是中國轉型是在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進行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革命的興(xing) 起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1997年東(dong) 南亞(ya) 金融危機和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則大大動搖了冷戰之後所形成的以美國為(wei) 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因此，中國轉型正逢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變化的契機，對中國轉型的研究以及對中國模式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於(yu) 改變原有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

　　對中國轉型的研究，采用比較的方法有助於(yu) 揭示其背後所蘊含的一般規律，從(cong) 而對轉型的方向、路徑和績效做出更加符合實際的分析。由於(yu) 現有的經濟學理論並不能提供一個(ge) 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對中國轉型的研究並不是一個(ge) 簡單地應用理論解釋現實的過程。而在中國轉型過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所發生的經濟現象，也曾經在俄羅斯等其他國家出現過。甚至直到現在，俄羅斯和中國還在相互參照著對方的轉型實踐來製定今後的發展規劃。因此，將中國和與(yu) 之有著相同的起點、相似的經曆甚至麵對相同問題的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相比較，有助於(yu) 排除掉那些僅(jin) 在中國成立而被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實踐所推翻的佯謬，發現真正影響中國轉型的主要因素，從(cong) 而找到有利於(yu) 推動轉型國家經濟發展的指導性規律。

　　當然，采用比較研究方法的一個(ge) 重要前提就是要解決(jue) 研究對象的可比性問題。事實上，國內(nei) 有學者在這一問題上持懷疑態度，認為(wei) 由於(yu) 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轉型放棄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因此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已經不具備可比性了。但應當看到的是，轉型不隻包括意識形態一個(ge) 方麵，而是一個(ge) 涉及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在內(nei) 的複雜的社會(hui) 過程，在這些方麵，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經曆依然對中國有借鑒意義(yi) 。況且，雖然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麵存在著差別，但他們(men) 對社會(hui) 進步、經濟發展的追求是共同的，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包括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在內(nei) 的人類一切文明的優(you) 秀成果都值得中國借鑒。因此，如果將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發展經驗當作人類社會(hui) 追求社會(hui) 進步、經濟發展的一種探索，那麽(me) 就可以將之與(yu) 中國轉型加以比較，來分析有著相同起點的國家是怎樣出現了轉型路徑的分化、其背後的決(jue) 定因素是什麽(me) 、能夠保障一個(ge) 國家長期經濟繁榮的製度是什麽(me) 、如何建構這樣一種製度，等等。

　　在此，在認同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有著共同的起點，以及追求社會(hui) 經濟進步這一共同的目標這兩(liang) 個(ge) 共性特征的基礎上來比較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差異，從(cong) 而從(cong) 體(ti) 製轉變與(yu) 經濟發展的互動中來理解轉型的內(nei) 涵及其階段性發展規律。以此為(wei) 標準，把1978年以來的中國製度變遷分為(wei) 轉型的準備階段(1978～1992年)、轉型的啟動和正式推進階段(1992～2002年)以及轉型的深化與(yu) 完善階段(2002年至今)，並分別就轉型的準備階段、啟動和正式推進階段中國與(yu) 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不同表現以及所產(chan) 生的相關(guan) 爭(zheng) 論作針對性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在轉型的深化與(yu) 完善階段所應解決(jue) 的核心問題和應對策略。

　　轉型的準備階段：改革對轉型的意義(yi)

　　1978年是新中國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yi) 的一個(ge) 分界線，正是在此之後一係列體(ti) 製轉變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把1978年作為(wei) 中國轉型的起始之年。分析表明，這種劃分方法會(hui) 產(chan) 生一係列的問題，不利於(yu) 揭示中國轉型的內(nei) 在規律。一種可替代的劃分方法是以1992年為(wei) 界，在此之前的製度變革可以稱之為(wei) “改革”，在此之後的製度變革則應稱之為(wei) “轉型”。

　　(一)為(wei) 什麽(me) 要區分“改革”與(yu) “轉型”？

　　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在20世紀後期所進行的體(ti) 製轉變，其核心內(nei) 容就在於(yu) 放棄傳(chuan) 統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從(cong) 而讓市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更大的驅動作用。一般認為(wei) ，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采取了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進行體(ti) 製轉變的，即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體(ti) 製轉變是通過采取激進的方式實現的，它試圖在短期內(nei) 快速、徹底地摧毀計劃經濟體(ti) 製的各項製度安排，迅速建立起市場經濟的製度框架，從(cong) 而完成從(cong) 計劃到市場的一步跨越；中國的體(ti) 製轉變則是通過采取漸進的方式實現的，它不認為(wei) 體(ti) 製轉變是一次性的和全麵的，而是強調應當采取從(cong) 局部到整體(ti) 、從(cong) 增量到存量、從(cong) 體(ti) 製外到體(ti) 製內(nei) 的分階段推進方式，通過培植新體(ti) 製因素來逐漸實現體(ti) 製的轉變。這種激進與(yu) 漸進的區分是研究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轉型的一個(ge) 重要理論範式，由此所展開的一係列研究和爭(zheng) 論直至今日依然在轉型經濟學的研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1]而支撐這種劃分的一個(ge) 重要依據，就是與(yu) 蘇東(dong) 劇變之後的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采取大爆炸式的方式在體(ti) 製內(nei) 推行經濟自由化、產(chan) 權私有化。不同的是，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體(ti) 製轉變並沒有一開始就把重點放在處於(yu) 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核心地位的國有企業(ye) 上，而是選擇處於(yu) 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邊緣的農(nong) 業(ye) 部門作為(wei) 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允許其在國有經濟之外發展非國有經濟，直到鄉(xiang) 鎮企業(ye) 等非國有部門成長到一定規模之後，才將改革的重點從(cong) 農(nong) 村轉移到城市，尤其是國有企業(ye) 。

　　但是應當看到的是，這種激進與(yu) 漸進的區分實際上是通過將中國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與(yu) 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1990年以來所實行的“休克療法”相比較而得出的結果。回顧曆史發現，世界範圍內(nei)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改革序幕遠在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正式啟動以前就早已拉開，對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弊端的討論以及改革呼聲從(cong) 未停止。根據夏旺斯的觀點，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共經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約發生在1950～1960年，這次改革浪潮發端於(yu) 前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並開始嚐試改革本國的計劃經濟體(ti) 製；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約發生在1960～1970年，前蘇聯和東(dong) 歐的許多國家都參與(yu) 其中，但一些國家的改革發生了部分退卻(如波蘭(lan) )或受到了遏製(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國家的改革則堅持下來(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經濟體(ti) 製”)；在經曆了20世紀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義(yi) 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後，20世紀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蘭(lan) 、匈牙利和前蘇聯(戈爾巴喬(qiao) 夫執政後)采取了更為(wei) 激進的政治經濟改革，中國也從(cong) 1978年開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2]事實上在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經濟改革過程中所形成的東(dong) 歐改革經濟學理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東(dong) 歐的經濟學家如布魯斯、錫克、科爾奈等，他們(men) 的學術思想影響了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後的整整一代經濟學家。這說明，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所進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鑒或沿用了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對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進行調整的許多做法。而采取大爆炸式的激進方式來實現體(ti) 製轉變也並不是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最初選擇，隻能將其看作是漸進式改革失敗後的無奈之舉(ju) 。因此，體(ti) 製轉型的激進與(yu) 漸進方式的區分並不符合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現實。要想更為(wei) 深入地理解前蘇聯、東(dong) 歐和中國的經濟轉型，必須將其與(yu) 這些國家計劃經濟體(ti) 製的沿革聯係起來，從(cong) 而從(cong) 更長的時間跨度來研究體(ti) 製的變遷。鄧宏圖、李亞(ya) (2005)認為(wei) ，不能把始自1978年的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看作是“開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曆史演化過程中的“曆史資源”或“前在的製度條件”。他們(men) 認為(wei) ，自從(cong) 1956年完全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後，中國就進入了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過渡期。應當把始自1978年的改革開放看作是對毛澤東(dong) 《論十大關(guan) 係》的基本思想和黨(dang) 的八大確立的政治路線的繼承和超越。在這種思路下所進行的一係列文獻強調製度變遷的內(nei) 生性，認為(wei) 不同的初始條件、不同的演化道路所帶來的“路徑依賴”是形成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多樣化製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這就是“初始條件論”，相關(guan) 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兩(liang) 方麵：

　　第一，不同的初始經濟結構會(hui) 對體(ti) 製轉變產(chan) 生重要的影響。這種觀點認為(wei) ，中國在轉型之前是一個(ge)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在國有體(ti) 製外存在著大量的富餘(yu) 勞動力，由於(yu) 農(nong) 民生活水平較低並且沒有社會(hui) 保障，這使得大量勞動力願意向非國有部門轉移，因此，中國轉型實際上是一個(ge) 發展問題，而這可以通過勞動力從(cong) 低生產(chan) 率的農(nong) 業(ye) 部門轉移到高生產(chan) 率的工業(ye) 部門較容易地實現，大量的農(nong) 村富餘(yu) 勞動力為(wei)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證；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則普遍城市化水平很高並且存在著過度工業(ye) 化的問題，國有部門幾乎覆蓋了全部人口，並且配有廣泛的社會(hui) 福利體(ti) 係，這使得勞動力不願意向沒有任何補貼的非國有部門轉移。因此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轉型所麵臨(lin) 的是結構調整問題，既要削減效率低下的工業(ye) 部門中的就業(ye) 和補貼，又要在更為(wei) 有效的工業(ye) 和服務業(ye) 部門增加新的工作崗位，這種調整比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部門轉移到工業(ye) 部門更加困難，因而也就難以為(wei) 非國有部門的發展提供勞動力支持。[3]

　　第二，不同的初始組織結構會(hui) 對體(ti) 製轉變產(chan) 生重要的影響。這種觀點認為(wei) ，雖然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在轉型前實行的都是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但是在具體(ti) 的經濟組織形式上卻並不相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經濟組織完全按照功能或分工需要的不同來進行管理，所有部門都隻為(wei) 管理單一事項設立，從(cong) 而中央政府的權力更加集中，類似於(yu) U型等級結構(由計劃職能部門自上而下進行管理的“條條”模式)；而中國的經濟組織則是按照多部門和多地域的形式來設立的，每個(ge) 部門都擁有不同的功能，並有一定的自主性，從(cong) 而中央政府的權力相對分散，類似於(yu) M型等級結構(中央與(yu) 地方分權管理的“塊塊”模式)。在M型經濟組織中，各不同生產(chan) 部門間的相互依賴性比較弱，因而可以通過先試驗後推廣的方式，在沒有立即摧毀現存層級製的情況下造成非國有部門的持續進入和擴張。而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的U型經濟組織由於(yu) 中央政府的計劃控製過於(yu) 嚴(yan) 密，各不同生產(chan) 部門間具有緊密的相互依賴性，因而難以用局部試驗的方式來逐步改變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4]

　　“初始條件論”加深了對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與(yu) 轉型之間關(guan) 聯性的理解，但初始條件不同並不是造成經濟轉型差異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在初始條件方麵的差異早就存在，為(wei) 什麽(me) 直到轉型之後這些初始條件才開始發揮作用？因此，初始條件的不同隻能看作是導致製度變革的潛在條件，而真正使這些潛在條件得以顯現的舉(ju) 措才是決(jue) 定轉型的最重要原因。而事實上，雖然可以把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製度變革看作是一場製度變遷。但正如周冰所說，這一製度變遷是在較短時間內(nei) 進行的較大規模的激烈的製度變遷，這一顯著的特點使得它已經不同於(yu) 一般的製度變遷。[5]以，基於(yu) 這樣的考慮，將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製度變革區分為(wei) “改革”和“轉型”兩(liang) 個(ge) 階段。而兩(liang) 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yu) ，“改革”是計劃經濟體(ti) 製內(nei) 的量變過程，“轉型”則是從(cong) 計劃經濟體(ti) 製走向市場經濟體(ti) 製的質變過程。[6]

　　比照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現實，把蘇東(dong) 劇變作為(wei) 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從(cong) 改革走向轉型的分界點，而把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作為(wei) 中國從(cong) 改革走向轉型的分界點。需要說明的是，對中國製度變革的這種劃分並不是對1978～1992年間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偉(wei) 大成就的低估，隻是想說明，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所走過的道路、所實行的舉(ju) 措與(yu) 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改革有較強的延續性和關(guan) 聯性，突出地表現在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nei) 對計劃和市場關(guan) 係的認識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從(cong) 1982年黨(dang) 的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經濟為(wei) 輔”，到1984年黨(dang) 的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的“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1987年黨(dang) 的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這一係列的量變過程直到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最終提出“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才真正形成質變。當然，這些並沒有忽視1978年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的重要意義(yi) ，因為(wei) 思想上的解放是在此之後所開展的一係列探索過程的前提。

　　在完成對“改革”和“轉型”的區分後發現，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製度變革的差異並不是體(ti) 現在采取激進與(yu) 漸進的方式，兩(liang) 者在改革階段都表現出漸變性，而在轉型階段則表現出激變的特征，而是體(ti) 現在從(cong) 改革到轉型的不同表現上。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同樣經曆了對計劃和市場之間關(guan) 係的認識上的反複，采取了頗為(wei) 相似的舉(ju) 措，如分權讓利、局部改革，甚至同樣經曆了思想解放的過程，如前蘇聯戈爾巴喬(qiao) 夫時期所提出來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1978年以來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是結果卻截然不同。中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道路，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改革最終帶來的卻是東(dong) 歐劇變、蘇聯解體(ti)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是采取一種突變的方式從(cong) 改革走向轉型，而中國卻采取一種平滑的方式從(cong) 改革走向轉型？[7]換句話說，同樣是對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的改革，甚至采取的也是相似的舉(ju) 措，為(wei) 什麽(me) 在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導致了東(dong) 歐劇變、蘇聯解體(ti) ，卻使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國家經濟體(ti) 製的“自我革命”？可見，為(wei) 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國以及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的製度變革，揭示其內(nei) 在規律性，必須重新思考改革對轉型的意義(yi)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需要重新考量中國在1978～1992年所走過的道路。

　　(二)改革對轉型的意義(yi)

　　毫無疑問，從(cong) 一般意義(yi) 上來說，改革為(wei) 轉型提供了必要的準備。科勒德克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改革為(wei) 後來的轉型留下了寶貴的“遺產(chan) ”，“所有這些安排在後來都促進了市場分配和行為(wei) 變化遵循的邏輯和價(jia) 值觀”。[8]但是隻有能夠說明為(wei) 什麽(me) 頗為(wei) 相似的改革舉(ju) 措會(hui) 給中國和俄羅斯東(dong) 歐國家帶來截然不同的後果，才能更為(wei) 深入地理解改革對轉型的意義(yi) 。

　　在這方麵墨菲、施萊弗和維什尼的研究頗具啟發性。他們(men) 的研究認為(wei) ，前蘇聯戈爾巴喬(qiao) 夫時期實行局部改革之後所出現的GNP下滑、市場上產(chan) 品短缺情況惡化、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的情況，是因為(wei) 在局部改革條件下，由於(yu) 國有部門受價(jia) 格管製，在市場上缺乏議價(jia) 能力，而私有部門可以自由定價(jia) ，這使得投入品將由國有部門流向能夠給出更高報價(jia) 的私有部門，而由於(yu) 達致均衡後投入品的邊際價(jia) 值對於(yu) 國有部門來說更高，因此在局部改革的情況下，資源實際上是從(cong) 高邊際效用部門流向了低邊際效用的部門，這種扭曲的資源配置降低了總福利水平[9]。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yu) ，在前蘇聯戈爾巴喬(qiao) 夫時期的局部改革中，計劃限價(jia) 使得交易價(jia) 格並不能真正反映買(mai) 者和賣者對資源的評價(jia) 。私有部門雖然能夠提出一個(ge) 比國有部門更具競爭(zheng) 力的價(jia) 格來獲得資源，但是由於(yu) 資源的價(jia) 格被普遍低估，私有部門的進入隻是使原本屬於(yu) 國有企業(ye) 的租金被重新分配。因此施萊弗等人認為(wei) ，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全麵改革很可能要優(you) 於(yu) 局部改革。那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改革沒有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施萊弗等人認為(wei) ，這是因為(wei) 與(yu) 前蘇聯相比，中國政府有足夠的國家能力來實行有效的配給製，以計劃配額的形式保證了國有部門仍然可以按計劃價(jia) 格來得到投入品供給，並隻允許投入品供應商將超過國家計劃配額以外的那部分產(chan) 出賣給非國有部門，這樣就控製住投入品從(cong) 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的流失，從(cong) 而避免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前蘇聯雖然在名義(yi) 上保留了對國有部門的調整配額，但由於(yu) 國家能力的嚴(yan) 重削弱，中央政府喪(sang) 失了製約國有部門履行計劃配額的能力，這使得前蘇聯沒能控製住投入品的供給流失，陷入到“局部改革的陷阱”之中。

　　施萊弗等人的研究用中國和前蘇聯之間在控製投入品流失上，國家能力的差別來解釋為(wei) 什麽(me) 相似的改革舉(ju) 措會(hui) 帶來不同的結果，他們(men) 認為(wei) 是否有足夠的國家能力來實行有效的配給製是規避“局部改革的陷阱”的關(guan) 鍵，在沒有足夠國家能力的情況下，全麵改革可能要優(you) 於(yu) 局部改革。但是應當看到的是，一方麵，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都建立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ti) 製，因而在曆史上，無論是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還是中國都具有較強的國家能力。從(cong) 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對國家能力的追求導致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ti) 製的建立，而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ti) 製又因為(wei) 缺乏有效的製約機製而造成了國家能力的過度膨脹。[10]而另一方麵，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曾經在20世紀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改革浪潮。這說明，局部改革在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早已有之，並不是戈爾巴喬(qiao) 夫時期的前蘇聯的首創。既然在曆史上，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都具有較強的國家能力，又進行了幾次局部改革，那麽(me) 為(wei) 何這幾次改革都沒有取得成功，最終導致改革的方向發生根本性變化？可見，在國家能力的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導致了“局部改革的陷阱”的產(chan) 生。

　　可以從(cong) 國家能力與(yu) 經濟效率之間的對立來理解中國和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ti) 製雖然能夠在組織結構上保證中央政府擁有足夠能力來保證國家權力的實施，但由此帶來的另一個(ge) 問題是，地方政府乃至國有企業(ye) 都是中央的下屬機構，其作用僅(jin) 限於(yu) 從(cong) 基層收集信息和貫徹上級的計劃，缺乏自主權。這無疑會(hui) 對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ti) 製的效率造成妨礙，不利於(yu) 其社會(hui) 經濟產(chan) 出的持續提高。而社會(hui) 產(chan) 出的下降同樣會(hui) 對其國家能力造成削弱。這就決(jue) 定了對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的改革必然要以分權為(wei) 主要內(nei) 容，通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ye) 分權調動其生產(chan) 積極性。分權改革雖然可以創造一種促進地方政府間競爭(zheng) 的激勵機製，從(cong) 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產(chan) 效率，但是由此帶來的另一個(ge) 問題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zheng) 往往會(hui) 帶來地方保護主義(yi) 和重複建設。①事實上無論是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所進行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改革，還是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所進行的兩(liang) 次分權改革，都出現了地方保護主義(yi) 情結，地方政府之間不願意進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經濟發展戰略，這必然會(hui) 在全國範圍內(nei) 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複建設，造成對國家能力的削弱。顯然，在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的框架下，這種現象隻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權，通過國家計劃協調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才能得到遏製。因此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早期的經濟改革一直呈現出“一放就亂(luan) 、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動狀況。這種“治—亂(luan) ”循環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分權改革中表現得較為(wei) 明顯。

　　目前理論界一種流行的解釋中國奇跡的理論認為(wei) ，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中國能夠創造出舉(ju) 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地方政府的製度創新行為(wei)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於(yu) 放權讓利改革戰略和“分灶吃飯”財政體(ti) 製的實施，提高了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意願，從(cong) 而推動了中國的製度變革。錢穎一和溫加斯特進一步提出了“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製”，從(cong) 更一般的層麵上分析分權化與(yu) 經濟表現之間的關(guan) 係，認為(wei) 中國的分權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zheng) ，地方政府對改革的要求、主張和堅持，有助於(yu) 克服對改革的抵製及約束，也有助於(yu) 改革政策的連續性，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尤其是非國有部門增長的關(guan) 鍵原因。[11]這帶動了後來的一係列關(guan) 於(yu) 分權改革、地方政府激勵和經濟轉型、增長之間關(guan) 係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相應地，分權理論也成為(wei) 轉型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ge) 熱門話題。[12]分權改革所引發的“治—亂(luan) ”循環說明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內(nei) 的改革具有過渡性和不穩定性，正是這種過渡性和不穩定性決(jue) 定了從(cong) 改革走向轉型的必要性。事實上前蘇聯、東(dong) 歐國家的社會(hui) 民眾(zhong) 正是在一次次的“分權—集權”循環之中喪(sang) 失了對執政黨(dang) 和政府的信任，從(cong) 而從(cong) 根本上造成了對其國家能力的破壞，最終以東(dong) 歐劇變、蘇聯解體(ti) 的方式從(cong) 改革走向了轉型。事實上在當前對中國轉型的研究中，也有文獻指出分權改革在中國產(chan) 生了較大的負麵影響(王永欽等，2007)，還有文獻對“保護市場的聯邦主義(yi) ”的理論框架的內(nei) 在缺陷進行了係統的剖析(楊其靜等，2008)。

　　當然，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為(wei) 什麽(me) 分權改革沒有對中國造成這麽(me) 大的破壞作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的分權發生了一個(ge) 顯著變化，那就是伴隨著改革的重點從(cong) 工業(ye) 領域轉移到農(nong) 業(ye) 領域，分權的範圍也從(cong) 傳(chuan) 統體(ti) 製的核心擴大到體(ti) 製的邊緣。由於(yu) 在農(nong) 業(ye) 領域政府幹預的作用範圍和力度都有限，這樣權力下放有利於(yu) 形成具有自主行動能力的市場交易主體(ti) 。另外，中國農(nong) 村主體(ti) 活動範圍較小，它們(men) 之間的長期博弈形成了穩定的關(guan) 係型合約，與(yu) 通過第三方來實施的正式合約相比，這種關(guan) 係型合約具有較好的自我實施特性，而權力下放所帶來的政府作用範圍的收縮為(wei) 關(guan) 係型合約創造了作用空間，這使得社會(hui) 分工和市場交易變得活躍起來。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分權改革，促進了市場主體(ti) 和分工交易的形成，從(cong) 而促進了市場的生成。這也正是中國鄉(xiang) 鎮企業(ye) 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雖然鄉(xiang) 鎮企業(ye) 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權改革的破壞作用，但並沒有從(cong) 根本上改變中國“一放就亂(luan) 、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麵，也不能夠有效地使這種自然發育形成的市場走向強大。這也就決(jue) 定了中國從(cong) 改革走向轉型的必然性。

　　改革，拉近金融與(yu) 百姓的距離

　　過去存取錢要拿存折，如今，人們(men) 的錢包裏都會(hui) 有幾張銀行卡。一張卡片，一個(ge) 簽名就能輕鬆完成一筆消費。

　　過去辦業(ye) 務要到銀行排隊，如今多數問題都能在網上銀行解決(jue) 。今天，我國銀行卡發行量累計超過18億(yi) 張，銀行卡已成為(wei) 居民個(ge) 人使用最廣泛、最頻繁的非現金支付工具。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金融與(yu) 大眾(zhong) 聯係越來越緊密。去年8月，山東(dong) 省滕州魯班天工木藝公司創辦人李浩向銀行提交了貸款申請。一周後，他如願從(cong) 當地農(nong) 村信用社拿到了30萬(wan) 元無抵押貸款——這要得益於(yu) 人民銀行棗莊市中心支行聯合當地有關(guan) 部門，在2011年5月推動成立的“大學生村官創業(ye) 信用聯盟”。身為(wei) 該聯盟首批會(hui) 員的李浩，依托會(hui) 員之間的信用互助，成功獲得了信用貸款。

　　截至2011年6月末，全國已組建新型農(nong) 村金融機構615家，其中369家設在中西部省份。新型農(nong) 村金融組織的不斷湧現，提高了我國農(nong) 村金融市場競爭(zheng) 程度和運行效率，填補了農(nong) 村金融服務空白，增強了農(nong) 村金融的供給能力和創新能力，讓更多的農(nong) 民從(cong) 中受益。

　　作為(wei) 蘇州一家科技創新型小企業(ye) 的老板，林先生從(cong) 未因為(wei) 貸款進過銀行的門，企業(ye) 資金缺口大多通過自籌。去年8月，公司所在地區的建行主動聯係他，表示已從(cong) 工商局的公開信息上得知他企業(ye) 經營有道，並願意為(wei) 其提供資金上的支持。雙方見麵溝通後很快達成合作意向。兩(liang) 天後，首筆200萬(wan) 元的銀行貸款到打到林先生賬上。僅(jin) 最近一年多時間，建行就推出了30多項金融產(chan) 品化解小微企業(ye) 融資難。商業(ye) 銀行眼光下移的小動作，展開了中國銀行業(ye) 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新篇章。

　　近年來，社會(hui) 大眾(zhong) 個(ge) 人金融服務需求呈“爆炸式”增長。個(ge) 人投資、創業(ye) 、理財、買(mai) 房、買(mai) 車、子女教育、醫療保健、文化消費、出國旅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井噴”。各金融機構認真研究客戶關(guan) 切，在努力讓群眾(zhong) 更多享受便捷高效金融服務的過程中，完善金融服務體(ti) 係，加快了金融服務的創新。

　　改革，正在探步深水區

　　日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廣西等地調研時表示，中央已經統一思想要打破銀行壟斷。消息背後傳(chuan) 達的不僅(jin) 是中國金融業(ye) 進一步放寬準入、打破壟斷架構的信號，更是金融改革致力於(yu) “以人為(wei) 本”，集中力量解決(jue) 人民群眾(zhong) 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體(ti) 現。

　　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經營方式總體(ti) 粗放，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仍存在不少問題，農(nong) 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相對滯後，金融監管能力有待提升，信貸政策與(yu) 產(chan) 業(ye) 政策結合得還不夠緊密，對實體(ti) 經濟的支持還不夠及時有力——金融體(ti) 製改革步入深水區，改革更為(wei) 艱難，也更為(wei) 迫切。

　　與(yu) “十一五”規劃建議中的“加快金融體(ti) 製改革”表述有所不同，“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深化金融體(ti) 製改革”，“深化”二字意味深長。

　　發展經驗告訴我們(men) ，在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完善相關(guan) 製度，讓市場力量而非行政力量發揮基礎性作用，始終是貫穿中國金融業(ye) 改革的一條清晰主線。金融改革要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明確政府作用的領域和邊界，做到該放的堅決(jue) 放開、該管的切實管好，切實激發各類金融市場主體(ti) 的活力。要堅持創新與(yu) 監管協調發展理念，既要支持金融機構積極開展各種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又要堅持把防範化解風險作為(wei) 金融工作生命線，確保金融安全，維護金融穩定。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還未結束，我國正處於(yu)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guan) 鍵時期，需要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力充分發揮經濟杠杆作用，而金融體(ti) 製改革一旦滯後，將嚴(yan) 重影響這一進程。

　　在改革中，金融業(ye) 正在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自身的職責和改革方向。

　　——服務於(yu) 實體(ti) 經濟，服務於(yu)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服務於(yu) 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自主創新，服務於(yu) 經濟發展的薄弱領域是金融業(ye) 的服務重心所在。

　　——要深化農(nong) 村金融改革，構建多層次、多樣化、適度競爭(zheng) 的農(nong) 村金融服務體(ti) 係，引導、帶動更多資金真正惠及“三農(nong) ”。

　　——要著力解決(jue) 小微企業(ye) 融資困難，積極開展適合小型微型企業(ye) 需求的金融產(chan) 品和信貸模式創新，切實減輕企業(ye) 實際融資成本負擔。

　　——金融事項涉及人民的日常生活，金融體(ti) 製改革更要把消費者權益保護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要下決(jue) 心清理和規範各類收費項目，建立科學合理、公開透明的收費製度。

　　在奮戰改革深水區的過程中，我國金融發展已站在一個(ge) 新的曆史起點上。

　　在新起點上展望未來，我們(men) 比以往更清晰地看到：隻有深化金融體(ti) 製改革，才能激發我國經濟發展新潛能，開拓新空間，創造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