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評價(jia) 漢武帝“雄才大略”。漢武帝當朝大臣汲黯卻當麵批評自己的“老板”：“內(nei) 多欲而外飾仁義(yi) !”搞得漢武帝十分尷尬，“默然良久”。退朝後對身邊的近臣說，汲黯這家夥(huo) 太粗暴了!

　　根據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可是，當今的局麵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搞得“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那麽(me)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資治通鑒》卷十七)

　　董仲舒的這個(ge) 建議，有利於(yu) 鞏固大一統王朝，也符合那個(ge) 時代的需要。為(wei) 此，漢武帝采取了一係列提升六經和儒學地位的政策。比如，設立五經博士，建立太學，招收博士弟子員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經明行修”(熟悉六經，修養(yang) 品行)，射策選士，成為(wei) 士人進入官場獲得利祿的最重要途徑。官府的引導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讀書(shu) 人“靡然鄉(xiang) 風矣”。

　　但是，就漢武帝用人實踐來說，絕對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兩(liang) 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他們(men) 都能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上做出成績，建立功業(ye) ，如公孫弘為(wei) 相、倪寬為(wei) 左內(nei) 史及禦史大夫，趙禹、張湯主管法律工作，司馬遷、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張騫、蘇武的外交風采，衛青、霍去病的戰功，霍光、金日磾作為(wei) 顧命大臣的作為(wei) ，等等。可見，是否儒學出身，有多少儒學水平，不是漢武帝用人的絕對標準。相反，就儒學知識素養(yang) 來說，董仲舒(前179-前104)遠遠超過公孫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孫弘年輕21歲。但是，公孫弘心思比較靈活，具有實際政務操作能力，得到漢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對於(yu) 比較迂闊的董仲舒，漢武帝卻是嘉許其說，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這些官員雖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們(men) 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現，不悖於(yu) 儒家的價(jia) 值觀;或者努力向學，向儒家價(jia) 值觀靠攏。前者如石建、石慶為(wei) 人篤實，汲黯、卜式為(wei) 人質直，韓安國、鄭當時為(wei) 人忠厚。後者最典型的是張湯，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從(cong) 知道部下倪寬以經書(shu) 判案獄，得到漢武帝的肯定，張湯“由是鄉(xiang) 學”，重用倪寬幫助自己“以古法義(yi) 決(jue) 疑獄”。

　　總之，漢武帝的所謂“獨尊儒術”，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倡導，統治秩序的構建，社會(hui) 行為(wei) 的規範，即所謂“教化”的功能。為(wei) 了將這種意圖貫徹下去，必須有製度化措施，作為(wei) 保障和驅策工具。於(yu) 是，就有了太學和博士弟子員的設置，有了征辟、察舉(ju) 的入仕途轍。然而，在實際的治國理政操作中，漢武帝是非常務實的：“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裏，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禦之而已。”

　　可以這樣說，就仕進渠道而言，朝廷並不崇尚法家和縱橫家;另外一方麵，在實際人才選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實際幹才。這樣就出現了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這裏並不矛盾。尊崇儒術，是道、是經，悉延百端之學，是術、是權。不變的原則(經或者道)，與(yu) 變化的世界，難免有不完全契合之處。於(yu) 是，就要采取變通的措施和做法，這就是“權變”。

　　可是，外儒內(nei) 法，也不能僅(jin) 僅(jin) 要從(cong) “道”與(yu) “術”、 “經”與(yu) “權”的角度去理解。這還涉及利與(yu) 弊、時與(yu) 勢的關(guan) 係問題。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們(men) 都知道，漢武帝“獨尊儒術”(盡管此“獨尊”兼容並包“百端之學”)，有利於(yu) 糾正漢初陸賈、賈誼提出的道德滑坡、社會(hui) 失序問題，對於(yu) 後來的中國曆史發展也影響深遠。儒學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漢後期，特別是東(dong) 漢，儒學成為(wei) 一種神聖化了的意識形態。於(yu) 是，腐儒、陋儒、偽(wei) 儒、神儒(讖緯化了的儒學)也紛紛出現。漢元帝為(wei) 太子時主張“純用儒生”，已經令漢宣帝憂心忡忡：亂(luan) 漢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讖緯化的儒學，為(wei) 取代西漢王朝造勢。東(dong) 漢儒學的影響深入到社會(hui) 的各個(ge) 角落，同時“舉(ju) 秀才，不知書(shu) ，舉(ju) 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偽(wei) 君子也比比皆是。於(yu) 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風度出現。這就是利而生弊。

　　怎麽(me) 解決(jue) 利中有弊的問題呢?這就涉及“時”與(yu) “勢”的問題。社會(hui) 的發展，時勢的變化，對於(yu) 治國之道、化民之術，也需要與(yu) 時俱進。如何做到張弛有度、剛柔兼濟、禮法合治、德刑並用，考驗著執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謂審“時”度“勢”，就有這個(ge) 意思。如果不懂世異，不知時移，就會(hui) 膠柱鼓瑟，適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產(chan) 生的問題，歸罪於(yu)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十分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