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嚐雲(yun)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yu) 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文學革命”百年來，“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經曆了由當下而曆史，逐漸經典化、知識化、學科化的曆程，並帶來關(guan) 於(yu) 其範圍和內(nei) 涵的多樣理解。

　　與(yu) 近代西方“語音中心主義(yi) ”趨向相比，漢民族乃至整個(ge) 東(dong) 亞(ya) 漢字圈的語文傳(chuan) 統更注重書(shu) 寫(xie) ，在書(shu) 寫(xie) 文字統一性(“書(shu) 同文”)的同時保持口語多元。時至晚清，這一格局在“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等外來觀念影響下遭遇挑戰。“文學革命”也伴隨著“書(shu) 寫(xie) 語言”的變革，這一進程綿延至今。所謂“書(shu) 寫(xie) ”，包括了文學語言、文法、文類、文體(ti) 、語體(ti) 、音韻、詞匯、文字、段落、標點等諸多方麵。文匯報擇選2017年9月在北京大學舉(ju) 辦“現代文學與(yu) 書(shu) 寫(xie) 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上部分論文，及相關(guan) 文章，試圖在此返回“書(shu) 寫(xie) ”，從(cong) 語言形式的角度呈現“文學革命”的內(nei) 在肌理。

　　現代漢語詞匯中的“國語”、“國文”，實際來源於(yu) “和製漢語”。曆史上“國語”一詞，一般是北方遊牧狩獵民族，進入中原並取得統治權後，指稱本民族語言的專(zhuan) 稱。早到北魏，晚至金、元，都將被漢人視為(wei) “夷語”、“胡語”的本族語，稱為(wei) “國語”。而製作文字，如元朝，則稱“國書(shu) ”。有清一代，滿語、滿文亦稱為(wei) “國語”、“國書(shu) ”。相對的，漢人使用的語言文字則稱“漢語”、“漢文”。這些詞匯的分別是統治權合法性的一種宣示。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教育體(ti) 製經曆了極為(wei) 劇烈的變化。實行1300年的科舉(ju) 製難以為(wei) 繼，主要以日本學製為(wei) 藍本，西方教育製度被介紹到中國，“和製漢語”的課程名稱，像“國語”、“國文學”、“國文”等等，在翻譯文本裏開始出現。不過在最初，漢語語境中的禁忌，還是得到嚴(yan) 格的遵守。比如梁啟超介紹日本師範課程時，特地在“國語”之下，注明“謂倭文倭語”[《論學校四(變法通議三之四)》，《時務報》第十五冊(ce) ]。而到庚子事變以後，各官方文件，涉及“國文”、“國語”，都被改寫(xie) 為(wei) “詞章”、“官話”、“中國文學”、“中國文辭”等等。

　　到宣統年間，在立憲運動中新成立的資政院裏，涉及漢語拚音化問題的各種文件，不斷出現“國語”一詞，指的則是漢語而非滿語。晚清拚音化運動延續到民國二年(1913)，則由“讀音統一會(hui) ”製定了國音字母，“國音”的出現，使得“國語”首先在語音層麵上獲得了統一。

　　而當時的“國文”，則與(yu) “國語”並無關(guan) 聯。民國初年教育部雖然強調首先教授“近世文”，但基本還是延續晚清以來，桐城派“古文”的旨趣占主導地位的局麵，外加一些詩賦。即便“近世文”，大體(ti) 也是當時的“報章文字”，以今天的眼光看仍屬淺近文言(陳爾傑：《“古文”怎樣成為(wei) “國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cong) 刊》2012年第2期)。古典白話雖有上千年的曆史，也並未納入教授範疇。

　　1916至1917年，“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幾乎同時展開。“國語運動”的中心在當時北洋政府教育部，意在推動“國語”全麵進入中小學教育。“文學革命”則以北京大學的《新青年》為(wei) 陣營，首先著眼於(yu) 文學寫(xie) 作中以白話替代文言。這兩(liang) 個(ge) 運動一開始並無交集，隨後通過蔡元培取得聯係。以胡適、魯迅、周作人為(wei) 代表的作家，很快創作出一批前所未有的白話作品。並以“人的文學”為(wei) 價(jia) 值核心，開始建立“新文學”的傳(chuan) 統。而黎錦熙等所推動的“國語運動”，也在幾年後獲得成功，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國：“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wei) 語體(ti) 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月，教育部又發出通告，規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改編的教科書(shu) 一律廢止。

　　政令迅速帶來市場效應，也就在這一年，商務印書(shu) 館印行《新體(ti) 國語教科書(shu) 》(八冊(ce) )，以“國語”為(wei) 旗幟。緊接著，效應延續到中學，商務印書(shu) 館同年又出版了《中等學校用白話文範》(四冊(ce) )。隨後的中學教材，文言作品之外，白話作品也獲得或多或少的篇幅。而這些白話作品中，文學作家剛創作不久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中學教材中，占據越來越重的分量。

　　作為(wei) 明顯的標誌，比如梁啟超，在1920年代的中學教材白話作品中，幾乎是選文最多的作家，與(yu) 胡適、蔡元培、周作人同屬一個(ge) 級別。而到1930年代，他幾乎消失。這個(ge) 時期的教材，白話文作品，周作人、胡適、魯迅、朱自清、葉紹鈞等，成為(wei) 最穩定，也是數量最多的入選作家。新文學作品成為(wei) 占據統治地位的白話“正統”。另一方麵，各個(ge) 作家文學地位的確立、政治傾(qing) 向的變化，也在影響著其作品的被選擇，“1920年代，教科書(shu) 中魯迅作品數量不及周作人、胡適等人的作品多;1930年代，周作人、魯迅作品旗鼓相當，胡適作品大幅下降。1940年代，周作人作品從(cong) 教材中消失，胡適作品除……少量翻譯外，也不再出現，而魯迅卻成為(wei) 教材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作者之一”(李斌：《魯迅作品在民國中學教材中的位置與(yu) 功能》，《中國現代文學論叢(cong) 》第10卷第2期)。胡適作品的下降，在於(yu) 其文學作品的影響力不再顯著。周作人抗戰後的“落水”，顯然是其作品突然消失的原因。而魯迅，其選文其實集中於(yu) 前期，以《呐喊》為(wei) 代表的作品高度經典化，其“左轉”後的後期作品並未被大量選錄。

　　相對於(yu) 中小學“國語”教育分量的不斷加重，民國時期，新文學進入大學講堂則顯得非常艱難。早在1922年，周作人便進入剛創辦不久的燕京大學，主持國文係的現代文學組，開設新文學課程，但那是由於(yu) 校長司徒雷登的個(ge) 人旨趣。其後晚到1929年，朱自清、楊振聲才在清華大學中文係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新文學習(xi) 作”，與(yu) 當時校長羅家倫(lun) 原是新文化運動幹將，楊振聲掌握清華文科實權不無關(guan) 係。而1936年廢名在北京大學開設“現代文藝”，則來自於(yu) 當時文學院院長兼任國文係主任胡適的直接安排。這些課程的開設，大體(ti) 都有很具體(ti) 的人事原因。1930年代其他高校零星開設的新文學課程，以及1940年代如西南聯大沈從(cong) 文開設的包括新文學寫(xie) 作訓練等課程，幾乎沒有被定為(wei) 必修課的。相對於(yu) 古典文學在高等教育體(ti) 係中的位置，新文學是非常邊緣的。

　　這種局麵在1949年後產(chan)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文學與(yu) 文藝學、民間文學一起，成為(wei) 極其重要的核心課程。當然對其性質的解釋，必須受到事先約束。1951年《“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規定，“新文學不是‘白話文學’‘國語文學’‘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等等”，“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yi) 的文學”。由此“新文學”成了《新民主主義(yi) 論》的文學注釋(王風：《為(wei) 什麽(me) 要有近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cong) 刊》2001年第1期)。至於(yu) 文學史中作家的地位，也必須遵循“魯郭茅巴老曹”這樣給定的次序安排，此外則有無產(chan) 階級、小資產(chan) 階級、反革命、漢奸之分。自然，隨著形勢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作家從(cong) 文學史敘述中消失，最後幾乎隻有魯迅。

　　而到“文革”以後，則經曆了一個(ge) 相反的過程。盡管“魯郭茅巴老曹”的格局依然保存，但具體(ti) 評價(jia) 已有差別。鬱達夫、丁玲、沈從(cong) 文、胡風、周作人、錢鍾書(shu) 、張愛玲等等，一個(ge) 一個(ge) 作家回歸到文學史中來。而作為(wei) 被閱讀對象，很可能魯迅、周作人、沈從(cong) 文、張愛玲是最廣泛的。

　　新文學在中小學課本中的存在，自然也經曆了相似但更嚴(yan) 格的過程。1950年，“國語”、“國文”兩(liang) 個(ge) 概念被取消，合並改稱為(wei) “語文”。這個(ge) 課程承擔了語言訓練、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規範等諸多任務，選擇文本成為(wei) 極為(wei) 繁複、謹慎的工作。除魯迅以外，所有入選作品都經過精心刪節、改動。

　　“文革”以後諸多新文學作家重新被選入教材，不過類似周作人、張愛玲這樣的作家，因為(wei) 漢奸的身份或者嫌疑，仍然難以通過。而最牽動社會(hui) 神經的，還是魯迅。從(cong) 1940年代延安時期開始，教材中的魯迅從(cong) 來是僅(jin) 次於(yu) 毛澤東(dong) 的存在，不過對其文本的選擇和解讀，也時時在變動中。這其中也可見半個(ge) 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hui) 的變化。每度魯迅作品數量的增減，都會(hui) 引起全社會(hui) 激烈的爭(zheng) 論。這種敏感性，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體(ti) 現了他巨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