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首提“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開啟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行動指南,對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yi) 。

　　1、“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體(ti) 現了馬克思主義(yi) 的根本立場,為(wei)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確立了主線

　　黨(dang) 的十八大召開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時指出,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在2016年7月8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專(zhuan) 家座談會(hui) 上他又強調:“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理論體(ti) 係,推進充分體(ti) 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

　　建設體(ti) 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首先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yi) 立場。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中宣告:“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wei) 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chan) 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wei) 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代表作《資本論》從(cong) 商品的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出發,運用勞動價(jia) 值理論,分析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交換、分配過程,揭示剩餘(yu) 價(jia) 值的秘密,闡明了無產(chan) 階級受剝削、受壓迫的經濟根源。正如列寧所說:“隻有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才闡明了無產(chan) 階級在整個(ge) 資本主義(yi) 製度中的真正地位。”

　　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思想,鮮明地體(ti) 現了“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根本立場。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不斷豐(feng) 富和發展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他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wei) 人民造福。”“我們(men) 要隨時隨刻傾(qing) 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yu) 、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yang) 、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ti) 人民,在經濟社會(hui) 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必須堅持人民主體(ti) 地位,堅持立黨(dang) 為(wei) 公、執政為(wei) 民,踐行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dang) 的群眾(zhong) 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wei) 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曆史偉(wei) 業(ye) ”,並且強調“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ti) 人民”。這一係列論述延續了我們(men) 黨(dang) 一脈相承的政治主張,同時也為(wei)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確定了主線。

　　2、“新發展理念”是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的總引領,為(wei)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框架

　　新發展理念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總結提煉出的規律性成果,是將實踐經驗上升為(wei) 係統化的經濟學說。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講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時,他特別強調要貫徹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理念是一個(ge) 完整的體(ti) 係,其中創新發展是動力;協調發展是原則;綠色發展是方式;開放發展是路徑;共享發展是目的。如果把發展經濟比作做蛋糕,我們(men) 也可以這樣理解:創新發展是解決(jue) 怎樣將蛋糕做大;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是怎樣把蛋糕做好;而共享發展是解決(jue) 怎樣分蛋糕的問題。從(cong) 理論構建的角度看,新發展理念為(wei)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框架。

　　關(guan) 於(yu) 創新發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的戰略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規模大而不強,經濟增速快而不優(you) ,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然而這種傳(chuan) 統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轉向創新發展。如何實施創新發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了科技創新與(yu) 體(ti) 製創新“兩(liang) 個(ge) 輪子一起轉”的思想,既要通過體(ti) 製創新推動科技創新;又要通過科技創新帶動體(ti) 製創新。

　　關(guan) 於(yu) 協調發展。過去很長一個(ge) 時期,我們(men) 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代替資本主義(yi) 以後,經濟就能克服生產(chan) 的盲目狀態,可以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既不會(hui) 出現生產(chan) 過剩,也不會(hui) 出現供給短缺。可是實踐證明,我們(men)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仍然存在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改革開放前,經濟不協調主要表現為(wei) 供給短缺;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又出現新的不協調,主要表現是供給過剩與(yu) 需求不足,而更突出的是結構性問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必須“著力提高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

　　關(guan) 於(yu) 綠色發展。早在150多年前馬克思就曾發出警告,要解決(jue) 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人類要“一天天地學會(hui) 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hui) 認識我們(men) 對自然界的習(xi) 常過程所做的幹預所引起的較近或較遠的後果”。眾(zhong) 所周知,歐美國家曾走過一條“先汙染後治理”的路,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發展中大國,麵臨(lin) 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汙染嚴(yan) 重、生態係統退化的嚴(yan) 峻形勢,走歐美國家的老路肯定行不通。有鑒於(yu) 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並強調“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

　　關(guan) 於(yu) 開放發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這一論斷,是基於(yu) 對我國曆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我國古代對外貿易的繁榮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而到了明末清初,中國開始“閉關(guan) 鎖國”,經濟也就漸漸落後了。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1978 年開始改革開放,到2010年我國就已成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實踐證明,以開放促發展是我們(men) 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

　　關(guan) 於(yu) 共享發展。我們(men) 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共享發展既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要求,也是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最終體(ti) 現。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誌曾經講:“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wei) 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就是要堅持發展為(wei) 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體(ti) 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3、“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確了政府與(yu) 市場的作用邊界,為(wei) 研究資源配置確立了基本範式

　　關(guan) 於(yu) 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亞(ya) 當·斯密曾形象地將其比喻為(wei) “兩(liang) 隻手”。他認為(wei) 增加國民財富的關(guan) 鍵是發揮市場機製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而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隻能履行“守夜人”的職責,主要是維護市場自由競爭(zheng) 。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雖然指出市場有可能在某一時間偏離均衡狀態,但同時又說價(jia) 格機製會(hui) 讓經濟恢複均衡,無需政府幹預。到了20世紀30年代,國際上圍繞計劃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展開了一場大論戰。1908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巴羅內(nei) 論證了全部經濟資源歸公共所有、整個(ge) 經濟由國家生產(chan) 部集中管理的合理性。俄國十月革命後,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於(yu) 1920年發表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指出中央計劃無法確定某種產(chan) 品最終是否符合需求,也無法計算某種產(chan) 品在生產(chan) 過程中所耗費的勞動和原材料,因此企業(ye) 的經營活動不可能合乎經濟原則。米塞斯的觀點,得到了哈耶克和羅賓斯等學者的極力推崇。

　　1936年,波蘭(lan) 經濟學家蘭(lan) 格撰文論證,通過“模擬市場”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同一時期,凱恩斯針對1929—1933年西方經濟大蕭條,出版了《就業(ye) 、利息與(yu) 貨幣通論》,指出單靠市場無法解決(jue) 失業(ye) 問題,主張國家幹預經濟。1949年,薩繆爾森對新古典和凱恩斯理論進行了綜合,得出的結論是:若一國經濟未實現充分就業(ye) ,就適用凱恩斯理論;若已實現充分就業(ye) ,國家不應對經濟進行幹預。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後,又產(chan) 生了新凱恩斯主義(yi) ,認為(wei) 靠價(jia) 格機製不能實現市場出清,政府應通過經濟政策修複市場機製。

　　從(cong) 中國的實踐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men) 學習(xi) 蘇聯模式,長期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ti) 製。改革開放以後,我們(men) 黨(dang) 開始對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進行探索。黨(dang) 的十二大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這個(ge) 提法是對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的一次重大突破。伴隨農(nong) 村改革的初步成功,黨(dang) 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ti) 製應該是計劃與(yu) 市場內(nei) 在統一的體(ti) 製”。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報告又提出“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說明關(guan) 於(yu) 市場的地位與(yu) 作用,我們(men) 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黨(dang) 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dang) 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dang) 的十七大提出“從(cong) 製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到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cong) “基礎性作用”到“決(jue) 定性作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解釋說,這一改動“雖然隻有兩(liang) 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ge) 全新的定位”。並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市場與(yu) 政府關(guan) 係的重要思想,對我們(men) 研究資源配置有三點啟示:

　　第一,計劃與(yu) 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機製,與(yu) 社會(hui) 製度無關(guan) 。鄧小平同誌曾經說過,計劃與(yu) 市場都是手段,計劃經濟不等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資本主義(yi) 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也強調:“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第二,市場並非萬(wan) 能,在有些領域市場可能失靈。正是由於(yu) 市場會(hui) 失靈,我們(men) 不僅(jin) 要研究市場運行的一般規律,也要研究市場失靈。我們(men) 知道,西方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失靈,但認為(wei) 隻在三種情況下才會(hui) 失靈: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二是經濟活動有外部性;三是在公共品與(yu) 公共服務領域。除了以上三種情況,市場其實還有一種失靈,那就是市場分配容易導致收入差距過大,形成兩(liang) 極分化,對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政府應該加以調控。

　　第三,政府也並非萬(wan) 能,政府管理經濟也可能失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並強調“發揮政府作用,不是簡單下達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範市場行為(we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的這些思想,實際上明確了政府作用的原則與(yu) 方法。

　　4、“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為(wei) 經濟學理論創新貢獻了中國智慧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經過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後,我們(men) 要將速度從(cong) 高速轉為(wei) 中高速;結構從(cong) 中低端轉為(wei) 中高端;動力要從(cong) 投資、出口拉動轉為(wei) 創新驅動。怎樣成功地完成這種轉型?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ti) 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作為(wei) 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you) 勢”。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豐(feng) 富和發展,為(wei) 未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其核心要義(yi) 是,中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應從(cong) 需求側(ce) 轉向供給側(ce) ,要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

　　過去很長一個(ge) 時期,我們(men) 政府管理經濟的著力點是在需求側(ce) 。1998年應對亞(ya) 洲金融危機,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主要措施都是擴大內(nei) 需。可是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問題不僅(jin) 是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生產(chan) 體(ti) 係與(yu) 需求結構不匹配。一方麵,生產(chan) 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土地、能源等要素價(jia) 格上漲,生態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麵,產(chan) 業(ye) 升級緩慢,過剩產(chan) 能累積,需求外溢較為(wei) 嚴(yan) 重,企業(ye) 效益下降。麵對這些問題,僅(jin) 擴大內(nei) 需雖能實現總量平衡,但卻解決(jue) 不了結構性問題。問題變了,解決(jue) 問題的思路當然要變。

　　從(cong) 經濟學說史追溯,早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重視供給管理的。薩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就提出“供給可以自動創造需求”的觀點,這一觀點被後人稱為(wei) “薩伊定律”。可是1929—1933年西方國家發生了“經濟大蕭條”後,“薩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凱恩斯在《通論》中用所謂“邊際消費傾(qing) 向遞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論證了經濟大蕭條的原因是由於(yu) 社會(hui) 有效需求不足,於(yu) 是提出政府要幹預經濟,主張通過刺激投資和消費擴大需求。從(cong) 此,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就從(cong) 供給側(ce) 轉向了需求側(ce) 。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思想,顯然不同於(yu) 凱恩斯理論,也不同於(yu) 西方供給學派,更不是對“薩伊定律”的回歸,而是基於(yu) 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綜合研判全球經濟大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符合中國國情、可以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中國方案。這一方案,對世界上其他國家解決(jue) 結構性問題也有借鑒價(jia) 值。

　　全麵領會(hu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思想,要抓住三個(ge) 關(guan) 鍵詞:第一個(ge) 關(guan) 鍵詞是“改革”。黨(dang) 的十八大召開後,在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hui) 議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明確講:“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這裏講的改革,強調的是改革資源配置的體(ti) 製機製。具體(ti) 講:就是要通過改革要素市場體(ti) 製化解產(chan) 能過剩;改革要素價(jia) 格形成機製引導資源優(you) 化配置;改革行政審批體(ti) 製與(yu) 財稅體(ti) 製降低企業(ye) 製度性成本;改革金融體(ti) 製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改革投融資體(ti) 製擴大有效投資補短板。

　　第二個(ge) 關(guan) 鍵詞是“供給側(ce)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wei)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顯然,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是在供給側(ce) ,所以改革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首先要從(cong) 生產(chan) 端優(you) 化生產(chan) 要素的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不斷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從(cong) 體(ti) 製機製上解決(jue) 供需錯位問題。同時,還要優(you) 化現有產(chan) 品和服務功能,提升供給質量,並通過培育發展新產(chan) 業(ye) 、新業(ye) 態,提供新的產(chan) 品和服務,創造新的供給,以此創造和引導新的需求。

　　第三個(ge) 關(guan) 鍵詞是“結構”。解決(jue) 結構失衡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結構性改革的近期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chan) 能、去庫存不僅(jin) 是為(wei) 了調整供求關(guan) 係、緩解工業(ye) 品價(jia) 格下行壓力,而且也是為(wei) 了去杠杆、防範金融風險。而降成本、補短板,則是為(wei) 了提高企業(ye) 競爭(zheng) 力、改善企業(ye) 發展的外部條件、增強經濟增長能力。結構性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建立供給結構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體(ti) 製機製。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穩定經濟增長的治本良藥,因此“現階段推出的短期調控手段,也要注意同改革目標一致起來,推動形成完善的體(ti) 製機製”。

　　(作者:王東(dong) 京,係中央黨(dang) 校副校長、中央黨(dang) 校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