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事件，標誌著全球化的大潮遭遇了“逆全球化”的險灘。在此背景下，重新調整全球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生產(chan) 力，打造全球化的升級版，推動實現“新全球化”勢在必行。

　　本期對話的兩(liang) 位嘉賓長期從(cong) 事全球治理的研究與(yu) 實踐，對“逆全球化”浪潮走向以及中國的角色擔當有著各自的深刻洞悉。作為(wei) 全球知名的環境與(yu) 可持續發展研究機構——世界資源研究所的執行副主席，馬尼希·巴布納一直活躍在環境治理的前沿，在他的帶領下，世界資源研究所先後在中國、印度和巴西建立了辦公室，啟動了可持續及宜居城市等項目，以尋求實現人類共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胡鞍鋼是中國國情研究領域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兼任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委員、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等社會(hui) 職務，他撰寫(xie) 的國情報告具有重要影響，曾出版專(zhuan) 著、合著、編著等各類著作80餘(yu) 部。

　　那麽(me) ，如何看待當前的“逆全球化”浪潮本質及其發展態勢?如何看待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及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影響?中國將為(wei) “新全球化”提出何種理念與(yu) 方案?……圍繞相關(guan) 問題，記者分別對二位學者進行了采訪。

　　“逆全球化”的出現絕非偶然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有學者將2016年稱作“逆全球化元年”，也有學者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看作是全球化逆轉的分界線，您認為(wei) “逆全球化”是否存在明顯的時間起點?

　　巴布納：我不認為(wei) 某個(ge) 事件標誌著“逆全球化”浪潮的開端。但毫無疑問，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大選表明，民眾(zhong) 在經濟上沒有安全感，對政府失去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他們(men) 更加緊密地融入全球經濟，卻感覺越來越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不確定感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發達國家尤其如此，隻是過去幾年變得愈發明顯。

　　我們(men) 現在正麵臨(lin) 著一個(ge) 非常複雜的局麵，可以說，2016年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政治年份，在這一年我們(men) 注意到的是若幹方麵的倒退。越來越多的民粹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的抬頭，證明了民眾(zhong) 非常強烈地感覺到自己被置於(yu) 機會(hui) 之外，他們(men) 並沒有從(cong) 貿易投資和其他一體(ti) 化中受益，包括發達國家的民眾(zhong) ，比如說中產(chan) 階級在過去三四十年裏收入水平基本上處於(yu) 一種停滯的狀態，這種情況也適用於(yu) 很多歐洲國家。

　　長期以來，經濟全球化是在逐步演變的。起初，人們(men) 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如何減少壁壘以改善貿易，認為(wei) 貿易越多發展越好。但經驗表明，雖然貿易整體(ti) 來說帶來很多益處，我們(men) 仍要警惕其負麵影響。事實上，某些國家、行業(ye) 、社區可能獲益，而對其他人則並非如此。因此，目前全球經濟體(ti) 係正經受著考驗，如何應對這一考驗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下一階段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我們(men) 必須思考能否通過貿易投資協定及移民政策，來取得更好的發展成果，使原本未能獲益的人群獲得公平、順利轉型的機遇。

　　胡鞍鋼：1870年以來的前三次全球化，西方國家是主導者，其最大的本質特征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而且也不可持續，這是毫無疑問的。而新的全球化誕生在南方國家興(xing) 起的時代，最重要的是中國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特別是杭州G20峰會(hui) ，是中國拿出方案最多的一次，這些方案都不是中國另搞一套，而是基於(yu) 國際公認的指標體(ti) 係拿出自己的方案。可以說，“新全球化”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問題，而是要什麽(me) 樣的全球化。

　　我們(men) 的研究也是將2008年作為(wei) 全球化逆轉的分界線。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冷戰”結束以來，全球貿易占GDP比重不斷提高，世界貨物進出口貿易占GDP比重從(cong) 1990年的31%上升至2008年的51.59%，中國這一時期的比重也從(cong) 32.99%上升至55.75%(最高點為(wei) 2006年的63.97%)。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成為(wei) 全球化逆轉的分界線，世界進出口貿易額占GDP比重從(cong) 2008年的51.59%下降至2016年的50%(2015年為(wei) 44.32%);中國商品貿易占GDP比重從(cong) 2008年的55.75%下降至2016年的32.91%，降幅明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相當於(yu) 1999年的比重(33.1%)。由此可見，2008年是逆全球化的一個(ge) 分界線，隻不過2016年更加凸顯，由於(yu) 英國“脫歐”等事件更引起大家關(guan) 注而已。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逆全球化”的出現，是偶然現象還是本質結構性變動?

　　胡鞍鋼：我認為(wei) 是後者，本質上是資本主義(yi) 主導的體(ti) 係已經不適應21世紀的問題，特別是不適應像中國、印度等南方國家的崛起。就好像一個(ge) 人原來個(ge) 子小，穿的衣服尺碼也小，現在是龐大的經濟體(ti) ，還讓穿小衣服，就會(hui) 產(chan) 生不適應。我們(men) 可以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過去我們(men) 用它來分析中國國內(nei) 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生產(chan) 力適應問題，現在看來是全球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生產(chan) 力完全不匹配，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匹配，這就需要考慮該如何重新適應的問題，具體(ti) 來講就是全球治理，包括全球治理模式和擴大參與(yu) 的程度。所以說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的國際秩序、國際民主、國際協商等，是解決(jue) 世界性的不平等、不可持續等問題的重要理念。

　　可以說，資本主義(yi) 已經變成了一個(ge) 老人，老人最大的特點是身體(ti) 機能老化，缺乏創新，製度幾十年不變。比如一個(ge) 國外城市多年不變，太老化而沒辦法進行改革。從(cong) 全球層次來看表現為(wei) 不適應新的全球化，地方層麵比如底特律大規模失業(ye) 增加。現在是西方一些國家沒有重新認識中國的改革開放，而中國最大的經驗就是改革開放。改革不是革命，不會(hui) 使受損者再受損，而且通過國家的轉移支付等方式，可以對受損者進行不同程度的補償(chang) ，會(hui) 產(chan) 生一些新的受益者。最主要的還是觀念的轉變，從(cong) 中國之前提出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到現在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中國構建了欣欣向榮的創新生態，而其他一些國家的觀念卻始終未變。

　　我們(men) 提出的“共享發展”，大家都是參與(yu) 者、分享者和共同推動者，這是典型的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現了對受損者進行補償(chang) 的政策。比如我國對5000萬(wan) 到6000萬(wan) 國企下崗職工的逐漸消化，通過下崗分流實現再就業(ye) ，並沒有造成汙名化。應對這股伴隨“逆全球化”而來的失業(ye) 潮，外國也可以學習(xi) 中國這方麵的經驗。民生之本也是“逆全球化”必須解決(jue) 的問題。

　　中國要當“新全球化”的先行者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歐美的“逆全球化”浪潮將會(hui) 如何發展?

　　巴布納：當前許多國家麵臨(lin) 民粹主義(yi) 抬頭、民眾(zhong) 對經濟一體(ti) 化的信心在退潮甚至引起廣泛挫折感等種種考驗。下一步的趨勢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如何應對這些考驗。歐盟和美國尤為(wei) 明顯，一些歐美工人認為(wei) 貿易協定不公平，為(wei) 此心懷不滿。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在於(yu) ，政治和商業(ye) 領袖如何應對新型貿易和投資協定，我們(men) 能否設計出對所有民眾(zhong) 更為(wei) 有利的經濟係統。

　　胡鞍鋼：歐美“逆全球化”浪潮的發展態勢還無法預期，但是新興(xing) 國家都願意參與(yu) 到全球治理過程之中，比如它們(men) 主動和中國一起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很好的例子。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特別像1929—1933年經濟危機，那次危機的終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本世紀跟之前完全不一樣，因為(wei) 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情況下，我們(men) 找到了自己的機遇。比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僅(jin) 提出供給側(ce) 改革，而且還提出了適度擴大內(nei) 需，主要是涉及消費、基礎設施和增加民間投資這三方麵。可以說中國國內(nei) 的需求，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既是投資，又是需求。比如實物需求向服務業(ye) 需求轉換，包括養(yang) 老業(ye) 和健身業(ye) 等行業(ye) 的發展，這些都是我們(men) 所麵臨(lin) 的機遇。

　　“逆全球化”暴露了發達國家主導下傳(chuan) 統全球化的諸多弊端。中國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逆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作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第一大貿易體(ti) ，中國應繼續為(wei) 世界作出理念貢獻、機會(hui) 貢獻、製度貢獻，成為(wei) 推動實現“新全球化”的先行者、實踐者和引領者。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及西方等全球化的原倡導者反而帶頭實行貿易保護主義(yi) ，全球治理包括氣候治理麵臨(lin) “領導力赤字”，那麽(me) ，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將麵臨(lin) 何種機遇、需扮演何種角色?

　　胡鞍鋼：“全球領導力赤字”不是在南方國家，而是在北方國家，因此它們(men) 必須讓出空間來——要改革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有些北方國家，既沒有能力，又不讓出來。事實表明，中國不提出方案是不行的。麵對“新全球化”，我們(men) 就要出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北方國家如放棄，中國就需要在這方麵發揮積極作用，比如李克強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中國將繼續推進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就把這個(ge) 大旗扛起來了。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經濟與(yu) 世界經濟的融合度不斷提升，中國不僅(jin) 成為(wei) 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世界經濟增長的推動者，也成為(wei) 世界貿易格局、投資格局和經濟版圖的塑造者，同時也成為(wei) 全球治理的參與(yu) 者，成為(wei) 擔負國際責任的大國。而“十三五”時期，中國參與(yu) 全球化逐步進入了“新常態”，即從(cong) 全球化的積極參與(yu) 者和影響者，成為(wei) 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世界經濟格局的塑造者，並有望在若幹領域成為(wei) 全球治理的塑造者和創新者。

　　中國已經進入世界經濟舞台中心了，因此要推動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到全麵開放、全麵參與(yu) 、全麵合作和全麵提升的新階段，進一步打造對外開放的“升級版”，推動國際治理體(ti) 係的建設，塑造一個(ge) 成熟、負責、有吸引力的大國形象。我們(men) 可以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為(wei) 塑造者、參與(yu) 者、影響者、建設者和改革者。這裏我提出的是改革者，並不是革命者，因為(wei) 我們(men) 要打造的隻是一個(ge) 對外開放的“升級版”，並沒有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依然堅定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這是否會(hui) 破壞全球氣候變化合作，並影響歐盟的氣候變化政策?

　　巴布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向190多個(ge) 宣布支持和已正式簽署協定的國家，向美國乃至全球投資於(yu) 清潔能源的企業(ye) 傳(chuan) 遞出錯誤信號。實際上，美國留在《巴黎協定》之內(nei) ，履行協定承諾，將有利於(yu) 推動企業(ye) 開展投資計劃;而美國的退出將造成監管的不確定性，對投資和就業(ye) 造成不利影響。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將氣候領導角色拱手相讓，不過美國多州、大部分城市和企業(ye) 仍宣布將繼續采取低碳經濟發展戰略。

　　如果“逆全球化”造成國家和企業(ye) 倒退，全球氣候行動領導力將來自何方?達成《巴黎協定》是一個(ge) 非凡時刻，120位領導人和190多個(ge) 國家共同確定了勇敢前進的道路。習(xi) 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創造條件，為(wei) 達成雄心勃勃的氣候協定發揮了關(guan) 鍵作用，但我們(men) 還需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各國的眼光僅(jin) 局限於(yu) 自身，其領導人就會(hui) 在氣候行動上退縮。值得慶幸的是，除國家層麵之外，美國多州、城市和私營部門紛紛大膽展開行動，我們(men) 相信國家領導人最終會(hui) 作出回應，因為(wei) 全球民眾(zhong) 都支持氣候行動。

　　歐洲依然是強大的行動先鋒，因為(wei) 氣候行動在歐洲深得人心。德國總理默克爾一直在積極倡導，一家投資5億(yi) 歐元的電池工廠很快就將在德國破土動工，為(wei) 生產(chan) 更多的電動汽車鋪平道路。法國總統馬克龍承諾將推進實施《巴黎協定》，法國已與(yu) 印度共同倡導成立國際太陽能聯盟(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雖然英國新政府剛上台，依然堅守氣候承諾，英國將繼續領導2050年能源計算(2050 Energy Calculator)開發項目，幫助消費者及各國減少碳排放。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背景下，其他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為(wei) 何還能保持強勁勢頭?

　　巴布納：因為(wei) 人們(men) 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是有其經濟邏輯和道理的，減排對自身的經濟利益是有好處的，也可以對氣候治理和能源轉型作出貢獻。2016年全球針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是2660億(yi) 美元，這是煤和天然氣投資的兩(liang) 倍。我們(men) 看到巨額的投資已經到了可再生能源領域，而且在世界各地成為(wei) 一種新的趨勢。2016年南非在這方麵的投資增加了3倍，智利增加了1.5倍，印度增加了22%，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注意到太陽能和風能。最近中國政府作出了一個(ge) 了不起的決(jue) 定，那就是在2020年前對可再生能源投資3600億(yi) 美元。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做?因為(wei) 中國政府也意識到這會(hui) 給全世界帶來更強有力、更包容的增長，認為(wei) 這樣的投資能夠在2020年前創造超過1300萬(wan) 個(ge) 新的就業(ye) 崗位。而且我們(men) 可以看到，中國在這方麵比歐美要高出一大截，而10年前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那時歐美如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的投資水平非常高，中國和印度當時的水平非常低。既然特朗普總統在這方麵沒有誠意，那麽(me) 誰會(hui) 扮演領導角色呢?習(xi) 近平主席曾說《巴黎協定》是一個(ge) 來之不易的成果，這被國際社會(hui) 視為(wei) 一個(ge) 強有力的信號。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這些年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在國內(nei) 開展節能減排，在國際上積極參與(yu) 氣候談判，您覺得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可發揮什麽(me) 作用?

　　巴布納：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麵，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過程，成為(wei) 當前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ti) 排放國。但是，中國的人均排放量並非世界第一，中國在曆史上也並非溫室氣體(ti) 排放大國，美國才是最大的曆史排放國。

　　隨著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全球歡迎中國在氣候行動方麵發揮更為(wei) 顯著的作用。中國領導人最近發表的講話非常令人振奮。中國承諾二氧化碳排放盡早實現達峰(有數據表明中國已經實現達峰)，這表明中國非常重視低碳經濟轉型。中國麵臨(lin) 重要機遇，可以通過包括一帶一路、亞(ya) 投行等在內(nei) 的行動倡議，推動更全麵和可持續的全球化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能鼓勵其他國家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是否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推動建立必要的國際架構，促進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采取行動。

　　胡鞍鋼：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是人類迄今為(wei) 止麵臨(lin) 的規模最大、範圍最廣、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挑戰之一，也是影響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的最大約束條件、最大挑戰、最大背景。中國作為(wei)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新興(xing) 工業(ye) 化國家，麵臨(lin) 的已不是要不要搞工業(ye) 化的問題，而是搞什麽(me) 樣的工業(ye) 化的問題。

　　2007年8月，我在《中國如何應對全球變暖挑戰》的國情報告中明確提出：“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ge) 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作為(wei) 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域遼闊的國家是全球氣候變暖的最大受害者。……從(cong) 我們(men) 自身的利益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中國是願意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世界行動中采取更加積極的政治態度和更加主動的實際行動。事實上，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yu) 和行動，發達國家的行動也是不能成功的。”

　　後來的事實表明，正是中美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方麵達成政治共識，進而推動G20達成政治共識，又進一步推動聯合國高峰會(hui) 議達成政治共識，才比較順利地達成《巴黎協定》。2016年成為(wei) 全麵實施《巴黎協定》開局之年、關(guan) 鍵之年。

　　中國應全方位參與(yu) “新全球化”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在“新全球化”時代，該如何解決(jue)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受益不均、環境不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呢?

　　巴布納：全球化麵臨(lin) 許許多多的挑戰，但是有兩(liang) 大挑戰是我們(men) 要亟待解決(jue) 的，第一是全球化是否足夠包容，是否均等惠及所有人;第二是其可持續性，全球化對環境可持續性發展的影響是什麽(me) 。

　　關(guan) 於(yu) 包容，是指人人從(cong) 全球化中受益，但現在還存在不均衡。比如過去20多年，中國外向型製造業(ye) 的發展給其帶來了好處，但是也會(hui) 有一些輸家，也會(hui) 有一些顛覆效應。我們(men) 已經注意到勞動力市場有的時候會(hui) 有一些負麵影響，當產(chan) 業(ye) 轉移的時候，相關(guan) 的勞動力會(hui) 受影響，這些勞動力和所在社區會(hui) 受到怎樣的影響，我們(men) 在幫助他們(men) 平穩過渡方麵做得不是很好，需要在這方麵多花一些時間。因為(wei) 這些人的收入在過去三四十年內(nei) 並沒有持續提升，全球很多國家大部分人口都是如此，他們(men) 如何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受益是一個(ge) 很重要的話題。

　　關(guan) 於(yu) 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企業(ye) 都願意去那些環境標準最低的國家投資，因為(wei) 運營成本低。所以不少行業(ye) 都有一些環境不友好型企業(ye) ，它們(men) 的環保標準都是非常低的。我們(men) 要做的就是考慮如何去統一和改善環保標準，而不是把它降到最低。而且我想很多國家、企業(ye) 也越來越意識到要追求可持續發展，因為(wei) 在環境方麵進行投入也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回報。

　　還有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問題是消費，我們(men) 如何從(cong) 產(chan) 品轉向由服務推動的經濟。比如說不是以汽車銷售量來評判交通的水平，而是把如何幫助人更好地從(cong) A點到B點作為(wei) 標準。而且對於(yu) 年輕人，他們(men) 不應該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於(yu) 擁有一輛車，而應該關(guan) 注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出行，比如共享單車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等。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為(wei) 抵禦“逆全球化”浪潮、打造更好的全球治理體(ti) 係，中國該為(wei) “新全球化”提供哪些理念和方案?

　　胡鞍鋼：我曾提出，到了2030年，人類將會(hui) 進入千年未有的“大同世界”，突出表現為(wei) 大發展、大趨同、大逆轉和大變革相互作用的四大趨勢，這主要是指南方國家大發展、南北大趨同、南北格局大逆轉，以及全球經濟發展方式、能源結構、就業(ye) 結構等的大變革。為(wei) 實現這個(ge) 目標，要破除“精英中心論”、“北方中心論”和“人定勝天論”三大中心論，倡導“共同富裕”、“共同繁榮”和“共生共榮”三大共同論。

　　21世紀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世紀，也就是說，中國將成為(wei) 世界大發展的最大引擎、最大發展援助貢獻國和大變革的引領國。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中國理念和方案。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在具體(ti) 的操作層麵上，中國該如何更好地參與(yu) “新全球化”?

　　胡鞍鋼：這涉及很多方麵，因為(wei) 全球化是要素的流動，不僅(jin) 涉及經濟、貿易和服務，還涉及科技、文化、人才等各個(ge) 方麵。

　　首先要完善出口退稅機製，進一步大幅度降低我國的關(guan) 稅水平，擴大進口貿易，為(wei) 世界提供更巨大、更開放的中國市場。降低關(guan) 稅的意義(yi) 是從(cong) 生產(chan) 者主權論到消費者主權論，不僅(jin) 僅(jin) 要保護生產(chan) 者，還應該保護消費者。通過降低關(guan) 稅、進一步開放市場，不僅(jin) 能給本國居民帶來消費剩餘(yu) ，還給國際上帶來生產(chan) 者剩餘(yu) 。中國政策的調整比如對個(ge) 人消費品實行零關(guan) 稅，對出口服務貿易影響巨大。

　　其次中國應為(wei) 世界創新技術。全球化既包括經濟全球化，更包括科技全球化。歐美經過這一輪金融危機，受打擊最大的是研發和專(zhuan) 利，沒有能力增加研發的國家，現在紛紛找中國研發，這是之前想象不到的。因此從(cong) 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研發都是國際化的，中國產(chan) 品變成全球化產(chan) 品，這是中國對全球技術的貢獻。另外，從(cong) 專(zhuan) 利數來看，中國遠超過美國和歐盟，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5年中國本國居民申請的專(zhuan) 利數是968252項，而美國是288335項，歐盟是99418項。走向市場不是一張紙，下一步我們(men) 要研究如何把中國的專(zhuan) 利轉化成真金白銀。

　　再次是旅遊和服務等方麵的全球化，中國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貢獻。比如在全球旅遊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為(wei) 全球旅遊市場雪中送炭。中國已與(yu) 100多個(ge) 國家或地區簽署互免簽證或簡化簽證手續協定，簽證便利化也推動了旅遊的全球化。另外，很多中國產(chan) 品已經走出國門，遍布世界各地，中國企業(ye) 確實也到了“走出去”的階段，但服務卻沒跟上，這個(ge) 問題需要解決(jue) 。我們(men) 要讓外國人通過中國產(chan) 品、中國品牌和中國服務來認識中國，讓我們(men) 的東(dong) 西從(cong) 中國標準變成國際標準，從(cong) 中國品牌變成全球品牌，從(cong) 中國服務變成全球服務。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都會(hui) 經曆這一階段。

　　記者 李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