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是這兩(liang) 年最引人關(guan) 注的國際事件之一，它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走向具有深遠影響。然而，英國脫歐目前麵臨(lin) 較嚴(yan) 重困局。英國政府不僅(jin) 要麵臨(lin) 與(yu) 歐盟的艱苦談判，承擔高昂的“分手”代價(jia) ，還要正視國民意願的反複反轉。

　　一定意義(yi) 上，英國目前的困境，使人們(men) 更加審視西方民主的預設前提——“理性人”假設的恰切性。越來越多的實踐證明，西式民主在“理性人”假設的前提方麵具有“基因缺陷”。

　　“理性選民”神話破滅

　　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爐，52%的投票人同意脫歐，48%的投票人不同意。然而公投結束後，馬上就有大量要求第二次公投的請願和呼聲。尤其是經過媒體(ti) 對英歐關(guan) 係的報道等，一些曾經支持脫歐的民眾(zhong) ，開始後悔自己在公投中投錯票。

　　2017年裏，改變脫歐立場的英國民眾(zhong) 為(wei) 數眾(zhong) 多。據英國《獨立報》的最新民意調查，支持留歐的英國民眾(zhong) 已達60%。這樣的民意反轉，不得不讓人質疑“選民是理性的”這一命題。

　　類似這樣的民主悖論、民主失靈正在不斷發生。

　　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經濟學家一般堅持“理性人”的假設，早在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ya) 學者傑弗瑞·布倫(lun) 南和美國學者洛倫(lun) ·洛馬斯基在合著《民主與(yu) 決(jue) 策》中就提出了“表達性投票”的觀點，即選民之所以參與(yu) 投票，並不因為(wei) 預期自己能改變選舉(ju) 結果，而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證明自己的存在或表達情緒等。同時，由於(yu) 深知自己的投票對選舉(ju) 結果的影響接近於(yu) 零，選民並不關(guan) 心不良公共政策對自己造成的實際後果。

　　美國經濟學家布賴恩·卡普蘭(lan) 在傑弗瑞·布倫(lun) 南和洛倫(lun) ·洛馬斯基研究的基礎上獨辟蹊徑，在其所著的《理性選民的神話》中對民主失靈的原因提供了一個(ge) 全新的解釋。其核心觀點是，多數選民的狀況比無知更糟糕，他們(men) 是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時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無論是傑弗瑞·布倫(lun) 南和洛倫(lun) ·洛馬斯基，還是布賴恩·卡普蘭(lan) ，他們(men) 都嚴(yan) 重質疑“選民是理性”的假設。英國脫歐後的公眾(zhong) 輿論和民意反轉，也側(ce) 麵證明了“理性選民”或許隻是一個(ge) 神話。

　　事實上，英國民眾(zhong) 在脫歐公投前，或者對英國與(yu) 歐盟關(guan) 係不夠了解，甚至處於(yu) “無知”狀態;或者政治冷漠地認為(wei) 自己一票無足輕重，非理性地隨意投票。其最終結果是，很多隻是為(wei) 了表達不滿而非真正的脫歐支持者，開始後悔，不願意接受脫歐的事實。

　　不少政治學學者指出，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都應重新審視“理性選民”這一現代民主製的核心命題。可喜的是，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研究“有限理性”的“反叛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這是一個(ge) 積極信號。在塞勒看來，經濟主體(ti) 是人，而人並不是嚴(yan) 格按照理性作出決(jue) 策，外界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實際上，這同樣也適應於(yu) 政治領域。

　　“理性胡鬧”與(yu) 民粹主義(yi)

　　在民主投票中，很多人潛意識裏認為(wei) 一張選票根本沒有任何作用，不能改變結果。因此，選民政治非理性的代價(jia) 是零。布賴恩·卡普蘭(lan) 認為(wei) ，正是這個(ge) 零成本使“理性胡鬧”成為(wei) 一個(ge) 在政治上意義(yi) 深遠的概念。與(yu) “理性無知”假定人們(men) 懶得去追究真相相比，“理性胡鬧”則強調人們(men) 主動回避真相。

　　從(cong) 理論回到實踐中，“理性胡鬧”的最嚴(yan) 重後果之一，是民粹主義(yi) 大行其道。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實施了一係列民粹主義(yi) 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證。某種意義(yi) 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本身就是民粹主義(yi) 的一場勝利。然而，基於(yu) “反政治正確”等選民偏好以及“理性胡鬧”，導致他們(men) 的選票被貿易保護主義(yi) 者、反國際競爭(zheng) 的特殊利益集團所利用，使美國一步步走向保守主義(yi) 、孤立主義(yi) 、逆全球化的倒退之路。目前已有跡象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zhong) 開始懷疑自己國家的發展走向，後悔當初的投票選擇。

　　如果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憑借成熟製度的韌性與(yu) 社會(hui) 彈性，還可以減輕民粹主義(yi) 造成的傷(shang) 害，製度尚不夠成熟穩定的發展中國家就沒這麽(me) 幸運了。

　　最典型的是拉美國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美國家紛紛輸入西式民主，結果導致拉美社會(hui) 普遍被民粹主義(yi) 所充斥。這也是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之一。在經濟轉型、政治發展不成熟階段，一個(ge) 國家盲目推進西式民主化，結果往往導致選民“理性胡鬧”，民粹主義(yi) 橫行，意見分歧嚴(yan) 重，很難達成共識。同時，由於(yu) 選票壓力，政黨(dang) 和政府一味迎合選民，進行過度承諾、空頭承諾，造成許多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形成福利國家的“路徑依賴”，最終導致增長停滯、通貨膨脹、貧富懸殊，乃至社會(hui) 動蕩等等。

　　現實是最具說服力的。西式選舉(ju) 政治中的非理性越來越清晰可見。正如理查德·塞勒尖銳地問道：“你願意優(you) 雅而精確地做錯一件事，還是笨拙而粗糙地做對一件事?”在這裏，“優(you) 雅而精確”指那些漂亮的民主程式，“做錯一件事”則指作出一項不良甚至錯誤的決(jue) 策。

　　國家自主性與(yu) 現代化途徑

　　近些年，中東(dong) 一些國家動蕩不安，民不聊生，走向“失敗國家”行列。出現這種局麵的最關(guan) 鍵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輸入西式民主。在這些國家中，存在大量影響製約國家決(jue) 策的利益團體(ti) 和機構，西式民主不僅(jin) 治理無效，無力提供充足公共產(chan) 品，而且導致國家急劇衰退。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的“民主試驗”已宣告失敗。

　　比較這些民主試驗失敗國家，發現有一個(ge) 共同特征，即它們(men) 普遍缺乏“國家自主性”，是“弱國家”的範疇。美國政治學家西達·斯考克波在《找回國家》中提出了“國家自主性”的概念，即國家通過自身的能力和行為(wei) 確立並追求超越各種利益集團訴求的目標，真正實現對公共利益的維護。“曆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wei) ，秩序良好社會(hui) 的第一要素是“強國家”。“強國家”要求必須有較強的“國家自主性”。

　　縱觀中東(dong) 動蕩國家，要麽(me) 被國內(nei) 外強大勢力綁架，要麽(me) 被非理性的選民牽著走，嚴(yan) 重缺乏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以致政治局勢不安、社會(hui) 治理艱難、人民幸福更無從(cong) 談起。

　　也正是因為(wei) 這些“輸入民主”的失敗，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反思西式民主的缺陷，把目光投向了東(dong) 方——作為(wei) 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以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為(wei) 發展中國家拓展了現代化途徑。堅定政治定力，發展適合自身曆史、社會(hui) 、文化條件的中國式民主，保持強大的國家自主性，推崇協商民主和基層民主，不被任何國內(nei) 外利益團體(ti) 羈絆……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成功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