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及其助手曆時19年編寫(xie) 而成的一部編年體(ti) 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書(shu) “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yu) 事”，據《詩經》“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之資於(yu) 治道之意，特命名為(wei)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來至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個(ge) 王朝共1362年的曆史。作為(wei) 一部通史，《資治通鑒》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後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史學巨著，被譽為(wei) 資政第一書(shu) 。

　　《資治通鑒》是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及其助手曆時19年編寫(xie) 而成的一部編年體(ti) 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書(shu) “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yu) 事”，據《詩經》“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之資於(yu) 治道之意，特命名為(wei)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來至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個(ge) 王朝共1362年的曆史。作為(wei) 一部通史，《資治通鑒》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後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史學巨著，被譽為(wei) 資政第一書(shu) 。

　　司馬光寫(xie) 作《資治通鑒》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xing) 衰，考當今之得失”，他寫(xie) 史的視角聚焦於(yu) “專(zhuan) 取關(guan) 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wei) 法，惡可為(wei) 戒者”，一部《資治通鑒》，處處以“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為(wei) 歸依指向，因而對後人參政為(wei) 官甚至為(wei) 人處世都極其重要。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對《資治通鑒》深研細讀，其從(cong) 政治角度的評價(jia) 最為(wei) 詳細而又中肯，他說：“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wei) 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wei) 之斟酌，而今之興(xing) 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四庫全書(shu) 》甚至給了《資治通鑒》“網羅宏富，體(ti) 大思精”八個(ge) 字的高度評價(jia) 。

　　《資治通鑒》是承載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必讀書(shu) 。然而由於(yu) 編寫(xie) 體(ti) 例的緣故，《資治通鑒》自古以來“號為(wei) 難讀”。在其問世的頭十七年裏，隻有一個(ge) 叫王勝之的人通讀了一遍。盡管難讀，曆代政治家和學者對其都精研細讀。一代名臣曾國藩一生深受《資治通鑒》的影響，他曾以過來人的口吻對後學談讀通鑒的體(ti) 會(hui) ：竊以先哲經世之書(shu) ，莫善於(yu)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xing) 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shu) ，而參稽三通、兩(liang) 衍義(yi) 請書(shu) ，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八字可謂深得《資治通鑒》個(ge) 中三昧。曾國藩認為(wei) “六經之外有七書(shu) ，能通其一者七，即為(wei) 成學”，通鑒即為(wei) 此七中之一。

　　閱讀並研究《資治通鑒》不僅(jin) 是我個(ge) 人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二十多年來，在黨(dang) 校工作的三尺講壇上，我講授了無數次有關(guan) 《資治通鑒》的專(zhuan) 題課。怎麽(me) 講授才能讓更多的人容易理解《資治通鑒》中蘊含的政治文化理念?從(cong) 什麽(me) 角度講授可以讓更多的受眾(zhong) 從(cong) 《資治通鑒》中有所受益?這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古人對這個(ge) 問題也有同感，並且還提出了相應的解決(jue) 方案。南宋的袁樞通過改變記述曆史的方式，把編年體(ti) 的《資治通鑒》改編為(wei) 以紀事為(wei) 中心，把書(shu) 中記載的十六個(ge) 王朝1362年的曆史歸納為(wei) 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書(shu) ”，由此開創了紀事本末體(ti) 這種史書(shu) 體(ti) 裁。受《資治通鑒》的影響與(yu) 啟發，南宋的儒家亞(ya) 聖朱熹對《資治通鑒》等書(shu) 進一步簡化內(nei) 容，編為(wei) 綱目，開創了綱目體(ti) 史書(shu) 的寫(xie) 作方式。所謂“綱”就是記述一條史實，有如我們(men) 常說的提綱一樣;所謂“目”，就是在每一條綱後，用非常簡練概括的話闡述綱中的曆史事件。《通鑒綱目》既是初級的曆史教科書(shu) ，也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思想政治教科書(shu) 。清代學者吳乘權等人還編寫(xie) 出綱目體(ti) 的集大成之作《綱鑒易知錄》，這部書(shu) 上起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時代，下迄明王朝滅亡，洋洋灑灑180多萬(wan) 字。這部書(shu) 年經事緯，紀事簡明，有一編在手，諸史盡收於(yu) 胸之效。《綱鑒易知錄》是開國領袖毛澤東(dong) 的曆史啟蒙讀物，深得毛澤東(dong) 一生的推重。

　　唐代詩人張若虛有詩雲(yun)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時移世易，不變的是人心人性。知人論世、否臧人物、嘉善矜惡，這是史學的重要職能。基於(yu) 這樣的思路，我決(jue) 定以人為(wei) 主線評說《資治通鑒》，竊以為(wei) ，這種方式是今人閱讀《資治通鑒》的相對捷徑。

　　至於(yu) 怎麽(me) 評說，個(ge) 人以為(wei) 要特別注意三個(ge) 維度：曆史意識，學者眼光，現代視角。

　　什麽(me) 叫曆史意識?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說：“曆史是一麵鏡子。以史為(wei) 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對曆史，我們(men) 要心懷敬畏、心懷良知。曆史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塑造。”學習(xi) 曆史是為(wei) 了培養(yang) 曆史文化素養(yang) ，而曆史文化素養(yang) 中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曆史意識和文化自覺，即想問題、作決(jue) 策要有曆史眼光，能夠從(cong) 以往的曆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自覺按照曆史規律和曆史發展的辯證法辦事。

　　為(wei) 什麽(me) 要強調學者眼光?《資治通鑒》畢竟是九百多年前問世的史學專(zhuan) 著，隨著後世學者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不斷發現，司馬光時代的很多定論已經不成立了，這就需要重新解讀。例如關(guan) 於(yu) 蘇秦的曆史。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基本沿襲司馬遷的觀點，但是隨著長沙馬王堆漢墓戰國縱橫家書(shu) 帛書(shu) 的出土，現代學者的主流觀點已經完全顛覆了這段曆史，但普通大眾(zhong) 可能並不了解，這就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審視評說。

　　至於(yu) 現代視角，竊以為(wei) 關(guan) 鍵要強調兩(liang) 點：一要實事求是，就是要盡可能地還原曆史真相，做到“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論衡·藝增》);二要知人論世，就是要對他的功過得失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進而要有鮮明的超越曆史局限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善惡褒貶，用司馬光的話來說就是“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評說曆史不是為(wei) 了評說而評說，而是要鑒古察今，鑒往知來，進而對我們(men) 的民族價(jia) 值觀和民族信仰乃至對人類基本價(jia) 值準則、曆史公正與(yu) 社會(hui) 公正加以維護。這才是我們(men) 讀史的初衷。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hui) 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men) 黨(dang) 曆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wei) 關(guan) 係黨(dang) 和人民事業(ye) 的關(guan) 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說的：‘尚賢者，政之本也。’‘為(wei) 政之要，莫先於(yu) 用人。’”所以，為(wei) 政者的人格修養(yang) 依然是為(wei) 政的主導方麵，並且是克服諸多政治弊端必不可少的解決(jue) 之道。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鑒借前人的成敗得失依然有其現實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