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千古一相”，李斯在秦王朝的曆史發展中曾產(chan) 生重大影響。在漢人眼中，其“以閭閻曆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ye) ，斯為(wei) 三公，可謂尊用矣”，堪稱秦漢時代最為(wei) 聲名煊赫的政治人物之一。但隨著秦王朝統治者在政治上倒行逆施，苛法殘民，李斯也最終成為(wei) 自己“督責之術”的犧牲品，未能逃脫具“五刑”，“論腰斬鹹陽市”的悲慘結局，與(yu) 秦王朝同覆滅。漢代思想家對李斯多有關(guan) 注和論及，這在淮南王劉安及其門下賓客所撰著的《淮南子》中就有著突出反映。

　　李斯重爵祿

　　《淮南子》在《人間》中首次論及李斯，指出：“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淮南子》在此不僅(jin) 將“李斯車裂”與(yu) 秦王朝“兼吞天下”的曆史發展相關(guan) 聯，而且將李斯與(yu) 秦王政、智伯與(yu) 商鞅等人一同視為(wei) 反麵的政治典型，批判其尚功利、輕民本的政治實踐。

　　在《淮南子》看來，李斯之所以會(hui) 被“車裂”，有著極為(wei) 深刻的原因。《淮南子》認為(wei) 理想的統治者應如神農(nong) 、堯、舜、禹、湯等“五聖”，成為(wei) 興(xing) 利為(wei) 民的“聖王”明君，而非“無義(yi) 之君”、昏暴之主。秦王朝統治者卻毫無“聖王”之行可言，隻知“務廣地侵壤，並兼無已”。作為(wei) 重要的“輔弼之臣”，李斯在政治上體(ti) 現出的是“諂臣者務廣君之地”。因此，《淮南子》認為(wei) 李斯之被“車裂”，與(yu) 秦王朝之敗亡一樣，其根由就在於(yu) 徹底背離“事起天下利而除萬(wan) 民之害”的政治原則，所以才會(hui) 昧於(yu) 私利，助紂為(wei) 虐，在惡化秦政發展中，將自身推向最終的人生悲劇。

　　同時，任何王朝的長治久安，都與(yu) 統治者具體(ti) 的治國實踐密不可分。隻有統治者力行善政，如禹、契和後稷時期的“三代”之政，“布德施惠”，除民之害，足民之食，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擁護，甚至福蔭其後世子孫。但在《淮南子》看來，秦王朝的發展卻與(yu) 此根本相背，“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而李斯“為(wei) 丞相，治民三十餘(yu) 年矣”，其政治實踐非但沒有促使統治者以“利民為(wei) 本”，行德治，施仁政，相反卻因“重爵祿”而“阿二世意”，力諫秦二世“督責”以治國，致使秦王朝出現“刑者相半於(yu) 道，而死人日成積於(yu) 市”的嚴(yan) 重消極局麵，徹底走向“與(yu) 民為(wei) 仇”的政治歧途，最終土崩瓦解，灰飛煙滅。

　　秦王不任賢

　　在《修務》中，《淮南子》再次論及李斯，指出：“文王舉(ju) 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ju) 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ju) 所與(yu) 同。故觀其所舉(ju) 而治亂(luan) 可見也，察其黨(dang) 與(yu) 而賢不肖可論也”。與(yu) 《人間》不同，《修務》篇著眼於(yu) 王朝“治亂(luan) ”的高度，從(cong) 統治者“任賢”為(wei) 治的視角出發，對“李斯”進行反思，批判其對秦政發展所起到的消極作用與(yu) 影響。

　　首先，統治者是否用人唯賢，這關(guan) 乎王朝的興(xing) 衰治亂(luan) ，因此統治者必須能慧眼識賢，知人善任，選用那些能佐助自己興(xing) 利除害，“布德施惠”於(yu) 民眾(zhong) 的賢人為(wei) 相。李斯雖然頗有才幹，輔佐秦王政統一天下，建立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專(zhuan) 製王朝，但其根本而言，卻難以稱為(wei) “賢”。《淮南子》認為(wei) 李斯缺少仁義(yi) 之資，無法導君為(wei) 善，其尊君賤民、尚利忘義(yi) 的政治實踐既無益於(yu) 民眾(zhong) 的生存發展，也不利於(yu) 王朝的長治久安。

　　其次，在政治上對李斯的錯誤信用，與(yu) 秦王朝統治者自身的局限有關(guan) 。《淮南子》指出，如若統治者自身賢明，在政治上“貴正而尚忠”，善用賢臣，便能實現“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奸邪無由進矣”的良好政治生態。因此，《淮南子》將用人得失的政治關(guan) 鍵及責任明確界定在統治者身上，而非其他。可見，《淮南子》對秦王朝統治者的政治主體(ti) 局限有著更為(wei) 深入的曆史反思。

　　最後，《淮南子》還認為(wei) ，對秦王朝而言，任用李斯為(wei) 相，不僅(jin) 影響其具體(ti) 的發展現實，也深刻反映其內(nei) 在的政治趨勢。秦王朝統治者對李斯的信用，既在於(yu) 不明後者仁賢與(yu) 否，也在於(yu) 自身對王朝“治亂(luan) 之機”的愚昧無知，以致奉行法家錯誤的治國方略，選用並非能真正有利於(yu) 王朝發展的賢相良臣。如李斯這樣的功利之臣，隻會(hui) 逢迎君欲，將法家治術推向極端，以法殘民，以戰兼國，其政治實踐雖能佐秦逞一時之欲，滅六國而一天下，但最終隻會(hui) 讓秦王朝喪(sang) 盡人心，為(wei) 農(nong) 民起義(yi) 所覆滅。

　　黃老之中重德治

　　作為(wei) 漢初黃老學的理論總結，《淮南子》在思想上對百家之學的接納是相當廣泛的。基於(yu) 儒家的“德治”“尚賢”思想，《淮南子》對李斯展開了嚴(yan) 厲的政治批判，認為(wei) 像商鞅、李斯這樣的重臣，應以“德”治國，崇尚“禮義(yi) ”，追求實現孔子所主張的“三代之道”，行仁政於(yu) 民眾(zhong) 。《淮南子》這種“德治”思想是深入承繼先秦儒家而來。在其看來，李斯及秦王朝的敗亡，根本原因就在於(yu) 蔑棄儒家“德治”，而行法家“力治”，走上一條窮兵黷武、極欲虐民的暴政歧途，以至於(yu) “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由此，《淮南子》從(cong) 儒家立場出發，明確主張：“故仁義(yi) 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淮南子》還從(cong) 儒家“尚賢”思想出發，著重批判秦王朝的用人之失，認為(wei) 如李斯、趙高者，皆為(wei) 重法殘民的功利之臣，而非仁義(yi) 之道的賢能之人，這也成為(wei) 促使秦王朝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淮南子》論及李斯時，對“尚賢”思想的重視，除主要受儒家熏陶外，也受到黃老、墨家的一定影響。雖然《淮南子》有時也主張“賢不足以為(wei) 治”，對先秦老莊道家的“非賢”之說有所認同，但作為(wei) 西漢前期的黃老之作，《淮南子》更多地體(ti) 現出“尚賢”求治的政治傾(qing) 向，強調“得賢”與(yu) 否對王朝發展的重要性，表現出理性務實的政治認識。此外，“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對“古者聖王之為(wei) 政，列德而尚賢”的墨家理念，也有著內(nei) 在的接受。

　　要言之，《淮南子》雖然僅(jin) 在《人間》《修務》中兩(liang) 次論及“李斯”，但其政治思想蘊含豐(feng) 富深刻，在秦漢時期“李斯”論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淮南子》論李斯，並不像司馬遷一樣，過多言其具體(ti) 的曆史實踐，而是與(yu) 陸賈、賈誼相近，主要著眼於(yu) “鑒秦之失”，力求以儒家政治觀念為(wei) 本，反思李斯及秦政發展的深刻教訓，探明治道，以此推動西漢統治者堅持一條重仁義(yi) 、興(xing) 德治、舉(ju) 賢才、行善政、得民心的治國之路。從(cong) 思想上看，作為(wei) 黃老之作，盡管《淮南子》整體(ti) 上表現出“持以道德，輔以仁義(yi) ”的著述旨趣，但在論及李斯時，卻是以儒家政治觀念為(wei) 主。在某種程度上，這既體(ti) 現出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複雜存在與(yu) 特殊影響，也反映出《淮南子》是秦漢思想史上儒道兩(liang) 家融合較早、較成功的重要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