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接受《中國經濟報告》采訪時表示，中共十九大報告把鄉(xiang) 村振興(xing) 提到戰略的高度，既是對當下鄉(xiang) 村嚴(yan) 峻現實的正視，也抓住了未來鄉(xiang) 村現代化的主軸。

　　施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是對過去不夠重視村莊的彌補

　　中國經濟報告：為(wei) 什麽(me) 要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目標?

　　劉守英：中國的農(nong) 民、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問題可謂三位一體(ti) ，缺一不可。回溯我們(men) 過去的農(nong) 村政策，總體(ti) 來講，對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民問題比較重視，重視農(nong) 業(ye) 是為(wei) 了糧食增產(chan) ，重視農(nong) 民是為(wei) 了增收和農(nong) 村穩定，但是對於(yu) 村莊問題相對忽視。當下的嚴(yan) 峻現實是村莊的衰而未亡。村莊凋敝從(cong) 農(nong) 民工跨地區流動以後開始顯現，隨著農(nong) 二代成為(wei) 流動主力，這個(ge) 群體(ti) 呈現出離土、出村、不回村的特征，人走、資本不回，村莊的衰敗加劇。

　　21世紀以來，村莊問題開始引起中央重視，經過新農(nong) 村建設和美麗(li) 鄉(xiang) 村建設，加上城鄉(xiang) 互動帶來的機會(hui) ，部分村莊開始複活，但是大部分村莊的頹勢未改。在實現兩(liang) 個(ge) 百年目標期間，農(nong) 二代的離村、不回村趨勢還會(hui) 加劇，農(nong) 三代由於(yu) 與(yu) 鄉(xiang) 村的連結斷裂，將呈現比農(nong) 一代、農(nong) 二代更加不可逆的不回村的特征。鄉(xiang) 村問題將成為(wei) 農(nong) 民、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的首要問題。大部分鄉(xiang) 村的衰亡與(yu) 少部分村莊的活化是我們(men) 不得不理性麵對的真實局麵。

　　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中，一是要正視和應對大部分鄉(xiang) 村的體(ti) 麵消失。我們(men) 既要認識到其趨勢性和不可避免性，也要承認其自然性和長期性，企圖人為(wei) 加速這一進程，會(hui) 造成適得其反的社會(hui) 經濟後果。二是要把著力點放在那些能夠活化的村莊如何複活，尤其是可持續地存活，重點研究村莊複活的條件、麵臨(lin) 的製約和改變的可能性。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重點應該放在後麵這類村莊，切忌在“振興(xing) 鄉(xiang) 村戰略”的旗號下，不分情況、不講條件地大規模推進村莊振興(xing) 運動。

　　在我看來，施行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是對過去不夠重視村莊的彌補，體(ti) 現了中共中央對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定位的再思考。這個(ge) 定位不再是，農(nong) 村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服務於(yu) 城市而存在，農(nong) 業(ye) 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服務於(yu) 工業(ye) 而發展。

　　城鄉(xiang) 融合是實現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根本

　　中國經濟報告：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城鄉(xiang) 融合發展體(ti) 製機製和政策體(ti) 係，加快推進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如何理解城鄉(xiang) 融合這種提法?

　　劉守英：建立城鄉(xiang) 融合的體(ti) 製機製是實現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根本，因為(wei) 鄉(xiang) 村問題不單是鄉(xiang) 村自身造成的，必須放在城鄉(xiang) 格局下來看，鄉(xiang) 村振興(xing) 不可能單兵突進。城鄉(xiang) 關(guan) 係是一道長期未解決(jue) 好的難題，我們(men) 在計劃經濟和國家工業(ye) 化階段未解決(jue) 好，在改革開放後也沒有得到解決(jue) 。隨著工業(ye) 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城鄉(xiang) 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自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實施城鄉(xiang) 統籌戰略，推進城鄉(xiang) 發展一體(ti) 化，城鄉(xiang) 統籌政策體(ti) 係的建立在公共政策上實現了城市有、農(nong) 村沒有的問題。但是城鄉(xiang) 發展兩(liang) 張皮的局麵沒有改變，城市繁榮、鄉(xiang) 村落後的反差沒有改觀。

　　中共十九大報告沒有繼續沿用城鄉(xiang) 統籌或城鄉(xiang) 一體(ti) 化的概念，而是提出城鄉(xiang) 融合的新理念，這是對城鄉(xiang) 格局現狀和未來趨勢做出判斷後的結論。一是旨在對已有的城鄉(xiang) 關(guan) 係不協調狀況進行矯正。城鄉(xiang) 統籌的教訓是政府力量過強、市場力量不足，加上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性障礙繼續存在，導致用城市統籌農(nong) 村的局麵。實現城鄉(xiang) 融合，其本質是要實現城鄉(xiang) 兩(liang) 個(ge) 空間的發展權平等，首要的前提是必須改革現行的導致鄉(xiang) 村失去發展機會(hui) 的體(ti) 製機製。

　　二是對已經出現的城鄉(xiang) 互動格局的呼應。中國城鄉(xiang) 關(guan) 係在經曆單向城市化以後，已經轉向城鄉(xiang) 互動階段，人口、土地和資本從(cong) 單向配置到城市轉為(wei) 城鄉(xiang) 兩(liang) 個(ge) 空間的相互流動和配置。這一格局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城裏人產(chan) 生對鄉(xiang) 村的新需求，包括安全、健康、地方化的產(chan) 品，鄉(xiang) 村旅遊與(yu) 休閑，寧靜的環境與(yu) 淳樸的民風等。由此帶來農(nong) 業(ye) 功能的拓展與(yu) 形態變化，資本到鄉(xiang) 村的獲利機會(hui) 增加，鄉(xiang) 村價(jia) 值上升。在城鄉(xiang) 互動階段，人們(men) 對城市和鄉(xiang) 村兩(liang) 種文明的認識發生變化，兩(liang) 者的互補和互需增強，有助於(yu) 城鄉(xiang) 兩(liang) 個(ge) 文明在異質中發揮各自的優(you) 勢，城鄉(xiang) 融合的體(ti) 製機製構建有利於(yu) 促進這種格局的實現。

　　可以說，城鄉(xiang) 融合是一次階段性的轉型，其核心是城市和鄉(xiang) 村文化共存共榮，相互依賴、互有需求。建立健全城鄉(xiang) 融合發展體(ti) 製機製，要解決(jue) 的就是政府在“統”方麵太強，市場作用偏弱的問題，要打破政府單一主體(ti) ，打破城鄉(xiang) 二元體(ti) 製、發展農(nong) 村要素市場。

　　如何實現融合?我認為(wei) ，一方麵，對於(yu) 回流的農(nong) 民，要考慮回流地(城鎮)的產(chan) 業(ye) 集聚發展，以及住房市場的供給等問題，讓他們(men) 能夠安家。另一方麵，由於(yu) 代際差異，很多“農(nong) 二代”已經離土不回村了，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政策要順應這個(ge) 趨勢。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最終體(ti) 現於(yu) 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發展與(yu) 鄉(xiang) 村現代化

　　中國經濟報告：實現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具體(ti) 體(ti) 現在哪些目標上?

　　劉守英：鄉(xiang) 村振興(xing) 最終要體(ti) 現於(yu) 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發展與(yu) 鄉(xiang) 村現代化。在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發展方麵，中共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優(you) 先發展，這一表述具有很強的公共政策含義(yi) 。一是農(nong) 業(ye) 與(yu) 工業(ye) 、農(nong) 村與(yu) 城市相比，由於(yu) 其產(chan) 業(ye) 與(yu) 空間上的特性，在資源配置和效率上處於(yu) 競爭(zheng) 劣勢，需要在公共政策上予以優(you) 先安排。二是在已有的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公共政策中，一直強調農(nong) 業(ye) 的基礎地位，近些年不斷加大財政資金對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的投入。但是隨著農(nong) 業(ye) 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下降，以農(nong) 業(ye) 基礎地位作為(wei) 不斷加大投入的理由越來越受到挑戰，加上這些資金使用的績效和分配存在問題，致使已有的農(nong) 村政策受到質疑。將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優(you) 先發展作為(wei) 一種理念提出來，意味著在公共政策上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是使其成為(wei) 一種有理論支撐的政策安排。

　　在鄉(xiang) 村現代化方麵，中共十九大報告在原來與(yu) 工業(ye) 化、信息化、城鎮化並列的農(nong) 業(ye) 現代化中加了一個(ge) 農(nong) 村現代化。這一表述盡管在字麵上隻是加了“農(nong) 村”二字，但反映了發展理念上的重大進步。一是如果隻有農(nong) 業(ye) 現代化，還是農(nong) 業(ye) 為(wei) 城市服務理念的延續，在城鄉(xiang) 不平等格局下也實現不了農(nong) 業(ye) 現代化。二是鄉(xiang) 村是農(nong) 民、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的有機體(ti) ，農(nong) 村是農(nong) 民和農(nong) 業(ye) 的載體(ti) ，鄉(xiang) 村現代化才是全麵的現代化，它隻有在三者互動和相互影響下才能實現。

　　農(nong) 村製度安排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基石

　　中國經濟報告：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鞏固和完善農(nong) 村基本經營製度，深化農(nong) 村土地製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製度。應該如何理解這一表述?

　　劉守英：農(nong) 村製度安排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基石。在農(nong) 村所有製度安排中，農(nong) 地權利製度和農(nong) 業(ye) 經營製度一直是最受關(guan) 注的熱點問題。涉及關(guan) 鍵的三項製度安排：農(nong) 民的承包權和經營權、農(nong) 地承包期限、農(nong) 業(ye) 經營製度。在我看來，中共中央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策略，一方麵是進行頂層設計，尋找路徑，另一方麵又非常審慎，防止犯不可逆的冒進性錯誤。

　　在不斷權衡下給出的是一個(ge) 現實的解決(jue) 方案：一是在集體(ti) 所有製下，實現承包權與(yu) 經營權的分置，既保障集體(ti) 成員不喪(sang) 失土地權益，又做出保障經營權的製度安排，兼顧製度穩定性和經營的效率，這一設計既正視和保障了農(nong) 民地權，又為(wei) 農(nong) 地經營製度創新提供了製度空間。二是在承包期限上，一方麵保留原來的農(nong) 民與(yu) 土地關(guan) 係長久不變的表述，又在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明確二輪承包到期後再順延30年，這樣既保持了製度的穩定性，也保證了農(nong) 民的製度預期。三是在農(nong) 業(ye) 經營製度上，在原有的適度規模經營和經營主體(ti) 鬆綁基礎上，明確提出“實現小農(nong) 戶和現代農(nong) 業(ye) 發展有機銜接”，實際上是對中國農(nong) 業(ye) 經營製度的定位，即不歧視小農(nong) 戶，也不固守小農(nong) 不變，而是基於(yu) 小農(nong) 的現實，探尋現代農(nong) 業(ye) 的出路。

　　需要強調的是，農(nong) 地三權分置逐漸明晰化是農(nong) 村深化改革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其意義(yi) 被提到“我國農(nong) 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的高度。農(nong) 地三權分置作為(wei) 一項重要的製度安排，將對中國未來的農(nong) 地製度、農(nong) 業(ye) 經營方式和鄉(xiang) 村轉型產(chan) 生重大影響。

　　穩定預期的核心在於(yu) 防止公權侵犯產(chan) 權

　　中國經濟報告：中共十九大報告還重點提到要保持土地承包關(guan) 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此前第一輪承包期是從(cong) 1978年至2007年，承包期為(wei) 15年，目前的第二輪承包期是從(cong) 1997年到2027年，到期後再延長30年不變。2002年頒布的農(nong) 村土地承包法，則從(cong) 法律上明確了耕地30年承包期。應如何看待這一製度安排?

　　劉守英：我們(men) 一直在研究“長久不變”的實現形式。目的隻有一個(ge) ，怎麽(me) 使農(nong) 民和土地的關(guan) 係更加穩定。這次中共十九大報告是將兩(liang) 句話並列了，原來的提法繼續保留——保持土地承包關(guan) 係穩定並長久不變;同時，對於(yu) 社會(hui) 熱議且爭(zheng) 論極大的期限問題，2028年土地第二輪承包就要到期了，要給一個(ge) 說法。在目前對搞無期或者延期更長時間沒有形成共識的情況下，采取了一種比較現實的處理辦法。

　　需要明確的是，再延長30年，不意味著30年之後要動，“要保證土地承包關(guan) 係長久不變”是前提。對於(yu) 農(nong) 民來講，從(cong) 一開始的承包期15年，加了第二輪30年，再加30年就是75年，又加上長久不變，形成了未來相對穩定的預期，起了定心丸的作用。

　　在我看來，這個(ge) 表述明確了製度的穩定性，穩定預期的核心不在於(yu) 期限，在於(yu) 防止公權侵犯產(chan) 權。

　　權利越完整，製度安排越可信

　　中國經濟報告：我們(men) 都知道，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的關(guan) 鍵點集中在農(nong) 村土地製度問題上。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農(nong) 村集體(ti) 產(chan) 權製度改革，保障農(nong) 民財產(chan) 權益。要指出的是，大力鼓勵農(nong) 地流轉，源於(yu) 經營權流轉後可以增加農(nong) 民收入、提高土地利用率、推進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化進程。但在流轉過程中，應該如何保障農(nong) 民的基本權益?

　　劉守英：期限是整個(ge) 製度有效性的一方麵，更重要的是農(nong) 民手中土地權利的安排，權能的安排。比如收益、轉讓、抵押、繼承等權利，權利越完整，製度安排越可信，製度的功能越彰顯。否則即使再延長30年、100年也沒用。

　　整個(ge) 權利安排設計是大事，現在農(nong) 民承包的土地，可以使用、收益、流轉，另外經營權抵押，要把這些製度設計、權利安排做得更實，這個(ge) 重要性並不比期限問題小。

　　在承包期限內(nei) ，農(nong) 民關(guan) 心的是權利。比如土地流轉，未來進城後，土地能不能轉讓?這些權利需要得到保護，保護到什麽(me) 程度，這是農(nong) 村產(chan) 權的改革方向。

　　在鄉(xiang) 村發展處於(yu) 曆史轉型關(guan) 頭，農(nong) 村土地製度和經營製度仍然是基礎性安排，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央這次重申基本製度長期穩定並長久不變，就是防止在這個(ge) 大變革時期，有人瞎折騰。

　　資本是否下鄉(xiang) 取決(jue) 於(yu) 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產(chan) 權設置

　　中國經濟報告：有觀點指出，解決(jue) 多年未解的“三農(nong) ”難題，不能將農(nong) 村與(yu) 城市化割裂，也不能將農(nong) 業(ye) 與(yu) 工業(ye) 和服務業(ye) 割裂，同樣不能把農(nong) 村的要素市場與(yu) 資本割裂。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如果沒有農(nong) 民的回流並穩定就業(ye) ，沒有社會(hui) 資本流向農(nong) 村，“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可能會(hui) 遇到挑戰。從(cong) 現代中國市場的發展來看，應該如何吸引城市資本進入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和農(nong) 村經濟?

　　劉守英：城市裏老的經濟活動回報在下降，未來的城市發展取決(jue) 於(yu) 創新的經濟活動，老的經濟活動會(hui) 往城鄉(xiang) 交界處遷移，帶來產(chan) 業(ye) 的空間重構。鄉(xiang) 村的經濟活動也在轉型升級，農(nong) 業(ye) 的功能、形態、商業(ye) 模式等正在發生變化，市場在擴大，吸引著資本下鄉(xiang) 。未來資本下鄉(xiang) 的問題取決(jue) 於(yu) 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產(chan) 權設置，包括土地經營權和農(nong) 民土地承包權分離和分別保障，集體(ti) 土地所有權的實現方式等。

　　中國未來很有可能的是，通過城、鎮、鄉(xiang) 村三者功能的分工，來調整城市的形態：城市就是知識密集、產(chan) 業(ye) 升級的地方，而鄉(xiang) 村則是文化的、鄉(xiang) 土的、健康的、休閑的、曆史的;在城鄉(xiang) 之間還會(hui) 有連接城市和鄉(xiang) 村的“驛站”，這個(ge) 地帶會(hui) 產(chan) 生產(chan) 業(ye) 重構的空間，有些會(hui) 成為(wei) 適合人居住的小鎮。

　　在產(chan) 業(ye) 空間重構過程中，土地資源配置對資本在城鄉(xiang) 之間尋求投資的方向、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亟須改革土地製度，資源配置不僅(jin) 要考慮到城市，更要考慮到如何滿足鄉(xiang) 村出現的新業(ye) 態，要調整城鄉(xiang) 土地權利體(ti) 係，來支持城鄉(xiang) 互動。

　　決(jue) 戰脫貧第三波, 前提是把事情做對

　　中國經濟報告：未來的農(nong) 村現代化不是單一產(chan) 業(ye) 的發展，而且還是一個(ge) 有時間期限的發展任務——在2020年必須全麵消除貧困，實現小康目標。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如何與(yu) 脫貧攻堅工作對接起來?

　　劉守英：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在減貧方麵取得的卓越績效舉(ju) 世公認。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1981-2010年間減少的絕對貧困人口數占全球貧困人口減少量的95%。中國政府已經向世人作出鄭重承諾：到2020年全麵實現小康，使剩下的4000多萬(wan) 人口脫貧。

　　以我的親(qin) 身經曆和觀察，中國的減貧是一波波推進的，每一波麵對的貧困群體(ti) 不一，解決(jue) 路徑和方案也都各異。第一波是被傳(chuan) 統體(ti) 製和發展戰略束縛於(yu) 土地的農(nong) 民;第二波是陷入區域性貧困的農(nong) 民。從(cong) 前兩(liang) 波的減貧經驗來看，改變貧困者的約束條件是第一位的。

　　我們(men) 現在決(jue) 戰的是貧困第三波，麵對的是具有很強個(ge) 體(ti) 特征的貧困農(nong) 民。經過前兩(liang) 波的脫貧以後，剩下的貧困群體(ti) 被界定為(wei) “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難中之難、堅中之堅”。

　　要想戰勝貧困，現在是一次難得的曆史性時期。頂層真正高度重視，作出如此大範圍的動員與(yu) 參與(yu) ，如此有力的各方麵的保證措施。但好事想要辦好，前提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對，而從(cong) 各地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實是可以把好事辦得更好的。

　　第一，既要全情投入，又要認識脫貧的艱巨性。容易脫貧的在上兩(liang) 波就脫掉了，剩下來的都是硬骨頭，麵對他們(men) 的貧困問題，需要認識到長期性、持久性，定任務、下指標不僅(jin) 不能真正解決(jue) 貧困問題，甚至還會(hui) 將扶貧的重心從(cong) 貧者轉向幹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賽。

　　第二，增強貧者的發展能力。一方麵，隨著生態環境的改善，農(nong) 業(ye) 的功能和形態發生變化，新技術變革和新商業(ye) 模式使這些地區的土特產(chan) 市場範圍擴大，農(nong) 產(chan) 品附加值提高，如果下功夫好好琢磨和培育區域性特色農(nong) 業(ye) ，加上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組織創新和對貧困農(nong) 民的培訓，完全可以走出一條特色農(nong) 業(ye) 現代化的路子，讓相當一部分貧困農(nong) 民從(cong) 中受益。另一方麵，隨著山變青、水變綠，加上城鄉(xiang) 互動，一產(chan) 服務業(ye) 化、一產(chan) 旅遊業(ye) 化，可以延伸農(nong) 業(ye) 鏈條，讓貧困農(nong) 民從(cong) 中增加收入。另外一塊是通過技能培訓提升人力資本，增加貧困農(nong) 民的工資收入。對於(yu) 這一波的貧困者來說，阻斷代際貧困刻不容緩。

　　第三，通過製度創新提高扶貧資金的績效。實行精準扶貧以後，各類資金向貧困地區的傾(qing) 斜還在增加，但是資金使用效率卻不夠高。部分地區還存在著資金閑置的問題，2016年扶貧審計發現的問題中有三分之一是資金閑置問題。

　　第四，改造貧困思維。我在地方調研中感到，無論是貧困戶還是貧困地區幹部，脫貧的最大障礙是貧困思維的根植，導致內(nei) 生發展動力的不足。如果不根本改造這種思維，這些貧困戶靠外力短期可以提高福利水平，但過不了多久還是會(hui) 回到原點，這些地區僅(jin) 靠外來的資金、項目支撐，發展不起具有地方特色的產(chan) 業(ye) ，即使“摘帽了”也還是會(hui) 返貧。

　　謀劃中國下一程土地製度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與(yu) 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的發展相對滯後，未能與(yu) 整體(ti) 的經濟升級相匹配。你對於(yu) 中國今後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激活農(nong) 村發展活力有何建議?

　　劉守英：過去40年，土地製度的獨特安排與(yu) 變革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yu) 結構變革的發動機。但是，中國經濟已經和正在發生一些重要的趨勢性變化，經濟增速下行並已進入新增長平台，新的經濟發展動能正在累積，工業(ye) 化進入轉型升級階段，城市化進入質量提升階段，城鄉(xiang) 關(guan) 係從(cong) 單向城市化轉向城鄉(xiang) 互動，鄉(xiang) 村經濟活動日趨活躍和多元，這些變化將決(jue) 定中國經濟下一程的走勢，也勢必帶來土地與(yu) 國民經濟的關(guan) 係發生重大轉變。必須在此基礎上對土地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精心謀劃中國下一程的土地製度改革。比如改變土地作為(wei) 增長發動機的功能，告別以地謀發展模式;以用地結構優(you) 化促進結構改革;推進適應城鄉(xiang) 互動的土地改革;推進以集體(ti) 地權製度和宅基地製度為(wei) 核心的農(nong) 村土地改革。

　　在政策製定方麵，需要全社會(hui) 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一是重新思考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的關(guan) 係，未來中國在很長時期，鄉(xiang) 村與(yu) 城市文明都要追求平等發展。二是需要思考由代際隔離引發的鄉(xiang) 村現代化。三是鄉(xiang) 村轉型必須由宅基地改革作為(wei) 牽引。四是鄉(xiang) 村的變化跟農(nong) 業(ye) 製度改革極為(wei) 相關(guan) ，因此農(nong) 地權利的設計、經營製度的設計最後會(hui) 帶來整個(ge) 農(nong) 業(ye) 的轉型，這應是下一步改革需要考慮的重要內(nei)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