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蘊含大量治國理政思想的一部先秦著作，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對《荀子》的引用之多在曆代古籍中名列前茅。2015年9月22日在美國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ti) 聯合歡迎宴會(hui) 上的演講中，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nei) 瓦總部的演講中，習(xi) 近平主席都引用了《荀子·君道》中的“法者，治之端也”，分別強調中國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以及聯合國憲章和一係列國際法對於(yu) 國際秩序的意義(yi) 。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dang) 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hui) 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引用《荀子·大略》中的“學者非必為(wei) 仕，而仕者必為(wei) 學”，說明領導幹部不斷學習(xi) 是關(guan) 乎黨(dang) 和國家事業(ye) 發展的大事。此外，“民齊者強”“萬(wan) 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ang) 以成”“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wei) 不成”“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國將興(xing) ，必貴師而重傅”“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等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引用的古語，都出自《荀子》。

　　《荀子》是戰國末期最重要的儒學著作。雖然是儒家著作，但因對道、法等家都有涉及和影響，《荀子》被譽為(wei) 先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生於(yu) 戰國末期的荀子批判地吸收和總結了孔孟思想，重新分析了儒家的人性論、天人論，並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豐(feng) 富的治國理政思想。他的說理氣勢渾厚、鞭辟入裏，思想前後一致、自成體(ti) 係。在性惡論的前提假設下，荀子高度認識到了隆禮重法、教化為(wei) 先的重要性。他提出，君子是法治之本，君子們(men) 要在向善的道路上“學不可以已”，一刻不停歇地學習(xi) 。

　　“隆禮重法”是荀子治國之道的第一要點。從(cong) 自己的實踐經驗出發，荀子指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zheng) ;爭(zheng) 則亂(luan) ，亂(luan) 則窮。先王惡其亂(luan) 也，故製禮義(yi) 以分之，以養(yang) 人之欲，給人之求。”這樣就把“禮”和人的基本欲望緊密聯係起來，對“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做了最好的說明。隻有運用好“禮”，對人的欲望加以規範，人的欲望才能更好地得到滿足，而且大家都能得到公正的對待，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便是荀子所說的“隆禮貴義(yi) 者其國治，簡禮漸義(yi) 者其國亂(luan) ”。通過“禮”來節製和引導人的欲望，荀子最終希望人們(men) 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使欲必不窮於(yu) 物，物必不屈於(yu) 欲。兩(liang) 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在尊崇禮製的同時，也高度重視法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認為(wei) ，法的作用發揮需要以君子為(wei) 條件。“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他提出，君子和法製的結合是良法善治的保障。所以《荀子·君道》裏說：“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luan) 矣。”荀子隆禮並崇尚君子法治，有其獨特的實踐價(jia) 值。

　　而培養(yang) 君子的途徑，就是勸學和修身，所以《荀子》第一篇就是《勸學》。梁啟超說讀《荀子》應該先讀《勸學》，以觀其大概。可見《勸學》在《荀子》一書(shu) 中的重要地位。《荀子》在開篇兩(liang) 章《勸學》和《修身》中提出“君子曰：學不可以已”“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等觀點。在他看來，學行實踐是進步的動力，存善與(yu) 自省是完善自我的方法。通過學習(xi) 和修身，人們(men) 可以成為(wei) 德行完善的君子。

　　相對於(yu) 孔子所說的“學而優(you) 則仕，仕而優(you) 則學”，荀子提出“學者非必為(wei) 仕，而仕者必為(wei) 學”的觀點，強調官員不斷加強學習(xi) 的重要性，這是很有見地的。在日新月異、知識爆炸的今天，各級官員尤其是相當於(yu) “政務官”角色的各級主官，尤其需要不斷學習(xi) ，不斷充實自己，不斷跟上時代變化，“才能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才能使領導和決(jue) 策體(ti) 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yu) 創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無知而亂(luan) 的困境，才能克服本領不足、本領恐慌、本領落後的問題”。從(cong) 這一點來看，荀子的勸學、修身等思想，是“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jia) 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