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是一位經濟學大伽，他不僅(jin) 是一個(ge) 知名的理論經濟學家，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也是一名重要的政策製定參與(yu) 者——1993年至1997年，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hui) 主席;1997年至1999年，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這個(ge) 經曆使他同時具有豐(feng) 富的學術研究與(yu) 政策研究及製定的經驗。學術研究的範式和政策製定的範式，在斯蒂格利茨身上得到了有機的交融——政策需求對規範研究提出了現實而迫切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規範研究為(wei) 政策製定提供了基礎。

　　擺在讀者麵前的，由斯蒂格利茨與(yu) 拉吉合著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農(nong) 民和城市居民：稅負和經濟發展的負擔》一書(shu) (以下簡稱該書(shu) )，就是以問題為(wei) 導向的具有濃厚規範研究色彩的一本著作。該書(shu) 早在1992年就出版了，最近由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yu) 管理學院副教授黃少卿同誌組織團隊翻譯。

　　不同的發展，共同的難題

　　《農(nong) 民和城市居民：稅負和經濟發展的負擔》要回答的問題很現實，問題邊界的界定也很清晰，即：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發展的成本如何在城鄉(xiang) 居民間分攤。這個(ge) 問題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不僅(jin) 僅(jin) 是在理論上有其重要性，更為(wei) 重要的是，它是每個(ge) 國家在發展進程中一個(ge) 繞不過去的問題：誰來為(wei) 發展付費?尤其是為(wei) 經濟起飛付費?

　　發展是好事，人們(men) 都希望分享到發展的紅利。這方麵的研究應當說汗牛充棟。然而，發展不是無成本的，至少在一定的期限內(nei) 隻能由一代人來承擔。放在這個(ge) 特定背景下，就能夠切身感受到該書(shu) 提出的問題，具有曆史的張力。回顧經濟發展史，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城市和鄉(xiang) 村之間常常存在嚴(yan) 重的利益衝(chong) 突。英國的《穀物法》大爭(zheng) 論、美國內(nei) 戰前北方和南方的經濟衝(chong) 突、蘇聯的工業(ye) 化討論、kaiyun官方地址開放進程中三農(nong) 問題的研究，都是這個(ge) 理論張力的現實反映。即便在當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麵臨(lin) 著城鄉(xiang) 關(guan) 係的緊張，突出反映在誰應該繳納多少稅，誰應該得到多少補貼，以及稅和補貼應采取什麽(me) 形式等方麵。回顧中國40年來的發展，一個(ge) 異常寶貴的經驗就是解決(jue) 好了發展的成本預支問題。通過改變計劃經濟下不合理的“剪刀差”這種主要由農(nong) 村承擔發展成本的方式，激發了農(nong) 村市場的潛力和發展活力，由此釋放出來的發展紅利又成為(wei) 支付下一階段改革發展的成本的根本來源。

　　斯蒂格利茨在20餘(yu) 年前就關(guan) 注到這一問題，並且就相關(guan) 思考形成了該書(shu) ，確實表明他關(guan) 注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時隔20餘(yu) 年再看此書(shu) 的問題及分析，完全沒有時空的隔閡感，因為(wei) 這個(ge) 真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jue) 。由是觀之，似乎可以提出一個(ge) 經濟學的“斯蒂格利茨之問”。從(cong) 這個(ge) 角度出發，研讀該書(shu) ，追溯“斯蒂格利茨之問”的本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與(yu) 現實意義(yi) 。當然，這也是一個(ge) 緊張的思路探索之旅。

　　手起刀落的框架

　　為(wei) 了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斯蒂格利茨在該書(shu) 排章布局時，手起刀落，幹脆利落，全書(shu) 結構清晰明了。

　　第一篇主要介紹了政策分析的方法論，闡述了斯蒂格利茨本人對政策研究的基本立場。他傾(qing) 向於(yu) 采取一般均衡經濟模型，但強調特定政策的合意性依賴於(yu) 所處的經濟結構和政府能夠采用的政策工具箱。從(cong) 行文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是力圖把規範研究與(yu) 政策主張有機地結合起來。

　　第二篇提供了城鄉(xiang) 發展成本分擔的一個(ge) 基本模型。斯蒂格利茨假設，政府可以對在城市銷售的商品征收不同於(yu) 農(nong) 村的稅率，即政府可以在兩(liang) 個(ge) 部門間引入一條稅負邊界，在此基礎上分別探討了開放和封閉不同條件下的定價(jia) 和稅收政策，為(wei) 分析核心問題提供了一個(ge) Benchmark。這一篇是全書(shu) 研究的核心。

　　第三篇分析了農(nong) 村部門內(nei) 不同福利政策的分配效應。除了考慮農(nong) 村部門內(nei) 部個(ge) 體(ti) 性存在差異的情形外，斯蒂格利茨還討論了農(nong) 村組織不同形式以及農(nong) 村失業(ye) 等不同的情形。

　　第四篇重點分析城市部門的稅負政策變化對城市工資和就業(ye) 引資效應的影響。由於(yu) 城市的變動因素更多，包括農(nong) 村人口遷移、城市工資、失業(ye) 等，這篇討論的模型更多，也更複雜。但斯蒂格利茨還是把所有的分析成功地納入到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中。用他的話來說，幾乎所有現存在關(guan) 於(yu) 勞動力社會(hui) 成本的結論都是這個(ge) 分析框架的特例。

　　因此，從(cong) 框架布局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希望通過這本書(shu) ，提供一個(ge) 具有普適性的分析框架，這個(ge) 框架既強調經濟發展本身的特征，也強調了在政策決(jue) 策時處於(yu) 核心地位的價(jia) 值判斷。斯蒂格利茨引以為(wei) 豪的是，他所提供的這個(ge) 一般性分析工具，包容了很多差別，對不同情景隻要做些細微調整就可以用來分析。比如，在城市部門中可以分析工會(hui) 是否重要重要時的稅負政策;在農(nong) 村部門中，可以分析不同的家庭組織方式和收入分成方式下的稅負政策。基於(yu) 基準模型分析的一致性，斯蒂格利茨認為(wei) ，雖然許多政策建議因國家不同而不同，但也存在重要的共同成分。而這些共同成分，構成了政策建議的一個(ge) 有效參考。

　　政策決(jue) 策需要有規範分析的支撐

　　提出真問題不難，難的是用政策決(jue) 策者能看懂的語言把問題分析、問題建議清晰地表述出來。對於(yu) 這本書(shu) 所討論的具體(ti) 問題，筆者在此不做詳細的剖析，因為(wei) 這不僅(jin) 涉及到對斯蒂格利茨分析假設的認可(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他的假設)，而且涉及到如何用自己的經曆來裁量分析結論。筆者認為(wei) ，這本書(shu) 最大特點在於(yu) ，力圖融合規範研究與(yu) 政策研究，並且形成了一本具有一定藝術美感的著作。

　　這本書(shu) 潛在的雄心之一是為(wei)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出具體(ti) 建議，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這是一份內(nei) 心以服務政策研究為(wei) 導向的研究。然而，難得可貴的是，這份政策導向的研究是建立在紮實的規範分析基礎上的。

　　不少人對政策研究的科學性持懷疑態度。在他們(men) 的心目中，政策研究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研究，委實談不上多少科學性。但如果他們(men) 看了這本書(shu) ，我相信會(hui) 有很大概率轉變這種想法。

　　斯蒂格利茨在方法論部分，用了大篇幅來論述政策研究中理論的重要性。他調侃到，政治家與(yu) 那些處在政策決(jue) 策地位的官僚們(men) ，和經濟理論家的關(guan) 係總是難處：前者往往無視後者的勸告，後者往往指責前者的政策反複多變。斯蒂格利茨認為(wei) ，兩(liang) 者的差距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麽(me) 大。分歧的本質在於(yu) ，決(jue) 定政策在以往實踐中成功或失敗與(yu) 否的核心因素、特征，當前是否已經發生變化?這不僅(jin) 是理論研究者需要考慮的，也是政策決(jue) 策者需要考慮的。好的理論總是試圖清楚地界定符合一定現實特征的基本假設，並從(cong) 一套表達清晰的分析中得出對政策的相關(guan) 建議。當然，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價(jia) ，用模型來模型經濟現實也有代價(jia) ：理論假設常常代表著一種對現實的高度提煉。這對政策製定者而言代價(jia) 更高，或者更不解渴——他們(men) 需要對明天就推出執行的政策做出決(jue) 策，而不是對抽象的假設做出判斷。由於(yu) 對理論模型中的那些看起來不恰當的假設無法做出判斷，政策製定者們(men) 往往舉(ju) 棋不定，最終不得不憑借自己關(guan) 於(yu) 世界的半吊子“理論”來做出政策判斷。

　　斯蒂格利茨認為(wei) ，政策建議應當而且需要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他為(wei) 此做出相應的努力，並對這一努力感到自豪：我們(men) 所建立的理論框架及基本的定性結論適用於(yu) 各種各樣的製度安排。讀者在閱讀此書(shu) 時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如下特征：他對每一個(ge) 問題的傾(qing) 向性政策，都是建立在模型分析的基礎上。這些模型的參數，都是根據實際經濟運行抽象出來的，而且對不同的情況具有相對應的敏感性，從(cong) 而使政策建議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這本書(shu) 確實值得做政策研究的同誌細細品味——倒不是品味如何做模型，而是品味如何在政策研究中更多地注重一些規範研究，對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更多地考慮假設性、敏感性等分析，雖然不寫(xie) 出來但至少有這些研究作為(wei) 基礎。

　　規範分析要以理性的謙遜為(wei) 基礎

　　當然，斯蒂格利茨並非在賣弄他的數學專(zhuan) 長。他自己深知從(cong) 模型到現實有著巨大的鴻溝，模型即使再完善，也需要有理性的謙遜。他在本書(shu) 的結尾提出了一個(ge) 政策困境，這是所有參與(yu) 政策分析和政策對比的經濟學家都要麵臨(lin) 的困境。即：關(guan) 於(yu) 政府行為(wei) ，經濟學家們(men) 應當做什麽(me) 樣的假設?

　　斯蒂格利茨首先提出了兩(liang) 種極端的看法。一種極端的經濟學家認為(wei) ，所有對合意的政策和改革的分析都是不恰當的，因為(wei) 和企業(ye) 和個(ge) 人一樣，政府也隻是個(ge) 行動者。經濟學家隻能描述政府如何行動，試圖預言一下政府會(hui) 做什麽(me) 。但是，建議或者詢問政府應當做什麽(me) 是沒有意義(yi) 的，好比去外人建議一個(ge) 消費者把一美元用於(yu) 消費食品上還是服裝上一樣。另一種極端經濟學家則開出一些政策處方(缺乏規範研究的基礎)，希望政府按他們(men) 的政策建議行事。

　　對於(yu) 這兩(liang) 種極端的看法，斯蒂格利茨都不讚同。一方麵，他指出，一個(ge) 國家所實施的一係列政策的決(jue) 定因素是當前存在的知識儲(chu) 備，這些知識被用來檢驗各種政策的後果，以及確定合意政策的性質。有這樣的知識儲(chu) 備，很難保證選擇好的政策，但沒有這些則很可能選擇壞的政策。另一方麵，他認為(wei) ，對模型在政策研究中作用要有足夠的謙遜。比如，他反複強調，對於(yu) 各種經濟變數，像非外貿商品的價(jia) 格、人口遷移、城市工資和就業(ye) ，稅收政策都會(hui) 產(chan) 生非常重要的後果。為(wei) 了分析任何一種稅收政策所產(chan) 生的後果，人們(men) 必須考慮它的各種變種，考慮稅收政策的全部歸宿。這種全部歸宿的分析需要理論來說工資和就業(ye) 是如何決(jue) 定的，以及什麽(me) 決(jue) 定了從(cong) 農(nong) 村部門到城市部門的人口遷移。也就是說，好的經濟理論應用到實踐時，要格外小心。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之學，既要提出真問題做規範化的深入研究，也要針對決(jue) 策者的需要做有效的政策研究。從(cong) 斯蒂格利茨這本著作看，規範研究與(yu) 政策研究的差距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麽(me) 大，兩(liang) 者之間是可以通過融煉達到一體(ti) 的。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受眾(zhong) 可能需要不同的配方。當前我國廣大智庫正處於(yu) 發展的曆史機遇期。19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我國各類智庫，大都以服務黨(dang) 和政府的政策決(jue) 策為(wei) 基本導向，在研究的過程中，勢必麵臨(lin) 規範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融合問題。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這本書(shu) 除了對發展成本城鄉(xiang) 分擔問題有重要啟示外，對於(yu) 智庫研究方法也有重要的啟示，值得智庫研究人員精讀。

　　(作者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