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都需要激勵機製起作用，否則無法推進，更何況難度很高的政府改革。激勵有“正激勵”和“負激勵”。對政府改革，“正激勵”十分重要，卻也需要“負激勵”以相輔相成。我認為(wei) ，減稅，並藉此管住政府的“錢袋子”，能夠形成對政府改革的“負激勵”——“錢袋子”的大小決(jue) 定政府職能的有限性；“錢袋子”的結構決(jue) 定政府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以更大決(jue) 心和勇氣繼續全麵推進經濟體(ti) 製、政治體(ti) 製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政府改革，是重點改革領域之一；在講到“加快推進政府改革”這個(ge) 隻有300多字的段落時，溫總理被掌聲打斷兩(liang) 次，可見代表委員們(men) ，以及他們(men) 所代表的百姓對此的熱切期待。

　　任何改革都需要激勵機製起作用，否則無法推進，更何況難度很高的政府改革。激勵有“正激勵”和“負激勵”。對政府改革，“正激勵”十分重要，卻也需要“負激勵”以相輔相成。我認為(wei) ，減稅，並藉此管住政府的“錢袋子”，能夠形成對政府改革的“負激勵”——“錢袋子”的大小決(jue) 定政府職能的有限性；“錢袋子”的結構決(jue) 定政府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

　　減稅的“正激勵”和“負激勵”

　　在這次的全國“兩(liang) 會(hui) ”上，政協委員李劍閣說，大幅度大範圍減稅當前有空間有必要。他在提案《減稅是體(ti) 製改革、結構轉型和廉政建設的當務之急》中指出，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年增長速度保持在10%左右，而財政稅收的年增長速度始終比GDP高出10-20個(ge) 百分點——這不僅(jin) 在我國曆史上罕見，在世界曆史上也十分罕見。2012年預算報告草案把中央本級財政收入增長確定為(wei) 9%——如果確實能控製在這一幅度，至少可以給全國企業(ye) 和居民減少1萬(wan) 億(yi) 元的負擔，整個(ge) 經濟將出現新的局麵。

　　這裏，“1萬(wan) 億(yi) 元”並不是一個(ge) 精確的數字，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幅度大範圍減稅”後，“整個(ge) 經濟將出現新的局麵”。我認為(wei) ，這個(ge) “新的局麵”既產(chan) 生於(yu) 減稅對企業(ye) 和家庭的“正激勵”，也產(chan) 生於(yu) 減稅對政府的“負激勵”。對於(yu) 企業(ye) 而言，如果是減間接稅，如“營改增”或降低增值稅稅率，企業(ye) 成本將下降；如果是減直接稅即公司所得稅，企業(ye) 淨利潤將增加，企業(ye) 的活力和動力將得到增強。對於(yu) 家庭而言，無論以家庭為(wei) 單位征稅，使個(ge) 稅征收更加合理，還是調減個(ge) 稅的檔次，以減輕中等收入群體(ti) 的稅負，乃至繼續提高起征點，都將增加居民消費或儲(chu) 蓄，使他們(men) 的福利得以提升。這是人們(men) 通常對減稅效應的認知。

　　我們(men) 現在講的以結構性減稅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稅製改革，是讓稅製結構更加合理，即更加符合“廣稅源、低稅率、簡征收”的一般原則，是“有增有減”的動態過程。例如，全麵深化資源稅改革就是一項增稅措施。至於(yu) 對政府改革有“負激勵”作用的減稅，其基本含義(yi) 是：第一，降低稅收收入，乃至政府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提高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nong) 村居民純收入在GDP中的占比；第二，在同一口徑上，保持稅收收入與(yu) GDP和城鄉(xiang) 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長。作為(wei) “有質量增長”的具體(ti) 表現，甚至應該使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增長略高於(yu) 稅收收入和GDP的增長。這就是說，隨著經濟增長，稅收收入的總量亦將不斷擴大，但其擴大的速度和其在GDP中的比重不能高於(yu) 城鄉(xiang) 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以及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否則就無法實現“經濟增長是為(wei) 了不斷提高居民福利”這一基本宗旨。而且，在中國現階段，唯有減稅的幅度和範圍達到了上述“基本含義(yi) ”的要求，其倒逼政府改革的“負激勵”機製才能真正起作用。

　　把稅收最大限度地用於(yu) 公共服務

　　政府改革的一個(ge) 基本內(nei) 容，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責任、法治、廉潔”政府，這意味著政府規模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cong) “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有限政府”的一個(ge) 本質特征，是把有限的稅收最大限度地用於(yu) 提供公共服務。在這個(ge) 轉變過程中，以結構性減稅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稅製改革，將是基本動力之一。事實表明，在市場經濟發育到一定階段後，如果政府仍然承擔大規模經濟建設職能，並且為(wei) 了完成這些職能而過多征稅，不僅(jin) 將在很大程度上抑製民間經濟的活力和動力，而且很可能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滋生嚴(yan) 重的尋租、貪汙等腐敗行為(wei) ，進而影響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公信力。因此，自覺地大規模大範圍減稅，和廉政建設息息相關(guan) 。可以認為(wei) ，隻要在減稅這個(ge) 問題上看到政府的決(jue) 心和勇氣，我們(men) 就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深化包括政府改革在內(nei) 的經濟體(ti) 製、政治體(ti) 製改革是大有希望的。

　　中國目前減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還表現在多個(ge) 方麵。例如，從(cong) 一些地方和部門已是常態的“年底突擊花錢”，足以發現過度預算或不合理預算的嚴(yan) 重存在，削減這部分預算，就是減稅的空間。又如，過度的“三公消費”在無端耗去大量稅收的同時，敗壞了黨(dang) 風和社會(hui) 風氣，遏製“三公消費”將“一石二鳥”，必須加大力度，盡快使其產(chan) 生明顯成效。再如，如果進一步倡導艱苦奮鬥、勤儉(jian) 節約，進一步精兵簡政、提高效率，由此節省的政府支出也是一個(ge) 相當可觀的數字，其對應的也是減稅的空間。

　　當然，減稅隻是從(cong) 流量的角度減少政府占有資源、增加私人占有資源，但根據中國目前的資源占有格局，這是遠遠不夠的。從(cong) 政府占有資源的實際情況看，還必須從(cong) 存量的角度，即國有企業(ye) 改革、國有資產(chan) 管理體(ti) 製改革的角度，通過頂層設計，進一步推進民營經濟、個(ge) 體(ti) 經濟發展，鼓勵創業(ye) 創新和國有資產(chan) 證券化等，以多樣的、具體(ti) 的途徑增強中國經濟社會(hui) 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作者為(wei)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