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人們(men) 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有三大誤解：一是將供給側(ce) 改革等同於(yu) 西方供給學派;二是認為(wei) 供給側(ce) 改革就是政府調結構;三是認為(wei) 供給側(ce) 改革的目標僅(jin) 是“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ce) 改革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的重要經濟思想，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方案，切不可望文生義(yi) 。我寫(xie) 這篇文章，希望能對上麵的誤解作澄清。

　　經濟學說：一國經濟要保持穩定增長，總供給與(yu) 總需求必須平衡。對此學界似乎並無分歧。分歧在於(yu) ，當總供給與(yu) 總需求不平衡時怎麽(me) 辦?迄今為(wei) 止學界有兩(liang) 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凱恩斯的主張，是立足需求管理，重點擴需求;而供給學派卻主張供給管理，重點促供給。這是說，以需求管理為(wei) 主還是以供給管理為(wei) 主，是凱恩斯學派與(yu) 供給學派的分界所在。

　　往前追溯，經濟學家大多是重視供給管理的。鼎鼎大名的薩伊定律說：“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薩伊的意思是，一個(ge) 國家隻要管理好供給，就不會(hui) 出現普遍生產(chan) 過剩和失業(ye) 。上世紀30年代之前，薩伊定律一直被奉為(wei) 經濟學的信條，從(cong) 未動搖過。然而1929—1933年發生了經濟大危機，西方國家失業(ye) 率達到25%以上。凱恩斯1936年出版《通論》發起了對薩伊定律的“革命”，政府管理的重心從(cong) 供給側(ce) 轉到了需求側(ce) 。

　　對凱恩斯理論我在本專(zhuan) 欄作過分析，這裏不重複。隻指出一點，凱恩斯對戰後西方經濟繁榮居功至偉(wei) ，他也因此被譽為(wei) “戰後經濟繁榮之父”。遺憾的是好景不長，到上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就陷入了滯脹。麵對滯脹，人們(men) 不得不對凱恩斯理論產(chan) 生懷疑。時勢造英雄，供給學派於(yu) 是應運而生，這樣政府管理經濟的重心又從(cong) 需求側(ce) 回到了供給側(ce) 。其實從(cong) 政策主張看，供給學派與(yu) 凱恩斯並無大異。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張政府直接擴投資，而供給學派則主張通過減稅擴投資。

　　毋庸諱言，凱恩斯學派和供給學派的理論我們(men) 都曾借鑒過。1998年應對亞(ya) 洲金融危機，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辦法皆是擴內(nei) 需;早在2009年初，國務院就推出了結構性減稅，今天中央強調“降成本”，內(nei) 容之一也是降稅費。不過我要指出的是，我們(men) 的供給側(ce) 改革卻不同於(yu) 西方供給學派。前者重在調結構，後者重在減稅擴投資。事實證明，當年裏根推行減稅不僅(jin) 未解決(jue) 美國的結構問題，反而加深了結構性矛盾。

　　是的，供給側(ce) 改革不同於(yu) 供給學派，那麽(me) 供給側(ce) 改革是否是由政府調結構?當然不是。要知道，供給側(ce) 改革有三個(ge) 關(guan) 鍵詞，其中第一個(ge) 關(guan) 鍵詞就是“改革”，這裏的“改革”，是改革過去那種主要靠政府計劃配置資源的體(ti) 製機製，讓市場起決(jue) 定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換言之，供給側(ce) 改革強調的是從(cong) 供給端發力，主要通過市場機製調結構而不是由政府調結構。

　　我曾說過，政府調結構有三個(ge) 前提：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合理的結構;第二，政府官員要比企業(ye) 家更懂市場;第三，行政手段要比市場手段更有效。可事實上這三個(ge) 前提並不存在。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市場變化莫測，政府怎可能知道未來10年、20年怎樣的結構是合理結構呢?而且企業(ye) 家整天在市場摸爬滾打，政府官員也不可能比企業(ye) 家更懂市場。再有，行政手段在公共品領域有效，但在一般競爭(zheng) 性領域，市場手段卻比行政手段更有效。

　　最近聽到一種議論，說某資源產(chan) 業(ye) 去產(chan) 能後，現在又出現供給短缺、價(jia) 格上漲，證明當初就不該推行供給側(ce) 改革。我不否認存在這種現象，但卻不能因此否定供給側(ce) 改革。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是有些地方官員沒有領會(hui) 供給側(ce) 改革的要義(y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多次講，供給側(ce) 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作用。可是有些地方去產(chan) 能用的卻是計劃經濟的老辦法，由政府派任務、下指標，結果事與(yu) 願違與(yu) 供給側(ce) 改革有何關(guan) 係?

　　學界還有一種誤解。有人認為(wei) ，供給側(ce) 改革的目標就是“三去一降一補”。言下之意，隻要完成了“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ce) 改革便大功告成，可以鳴鑼收兵。為(wei) 何說這也是一種誤解呢?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講得清楚，“三去一降一補”隻是供給側(ce) 改革的近期任務，長遠目標是建立供給適應需求變化的體(ti) 製機製，實行供需動態平衡。

　　正因為(wei) 存在這種誤解，少數地方才會(hui) 急於(yu) 求成，不惜用行政手段調結構。前年暑期我赴南方調研，就有不少地方官員介紹說，當地政府為(wei) 了去產(chan) 能、去庫存，不僅(jin) 給企業(ye) 下指標，還規定時間表，要求限期完成。這種做法，顯然背離了供給側(ce) 改革的初衷。供給側(ce) 改革當然要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但辦法卻不是行政手段，而是要通過改革配置資源的體(ti) 製機製，用市場機製推動“三去一降一補”，並由此將近期任務與(yu) 長遠目標相銜接。

　　最後要特別指出的是，用市場機製調結構，並不是說政府可以置身事外。推動供給側(ce) 改革，政府應做好三件事：第一，進一步放開價(jia) 格。讓價(jia) 格由市場決(jue) 定，充分發揮價(jia) 格反映供求、調節供求的功能;第二，進一步開放市場。關(guan) 鍵是要打破行業(ye) 準入限製，讓生產(chan) 要素自由流動;第三，提供公共品並保護產(chan) 權。但凡市場不提供的公共品，政府皆要提供，而且對公有經濟產(chan) 權和非公經濟產(chan) 權，都應實行嚴(yan) 格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