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西方國家裏，多黨(dang) 民主製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yu) 競選，把競選等同於(yu) 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yu) 拚金錢、拚資源、拚公關(guan) 、拚謀略、拚形象、拚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dui) 現，隻要有助於(yu) 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產(chan) 生的領導人能說會(hui) 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

　　●從(cong) 製度傳(chuan) 承來看，中國選賢任能的製度源於(yu) 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ju) 選拔製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製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ju) 等。這種集古今優(you) 勢和中外長處為(wei) 一體(ti) 的製度安排無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wei) 大複興(xing) 的製度保證。

　　五年前，我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談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西式民主是保底的“下下策”

　　我的文章裏有這樣的話：

　　世界上最大的兩(liang) 個(ge) 經濟體(ti) 都在經曆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ti) 描述為(wei) 一個(ge) 不透明的共產(chan) 黨(dang) 國家與(yu) 一個(ge) 透明的大眾(zhong) 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liang) 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zheng) ：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是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在中國，領導人要麽(me) 擔任過省級領導職務，要麽(me) 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曆練。治理中國一個(ge) 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wei) 中國一個(ge) 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ge) 國家加起來的規模。很難想象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製度下，像美國和日本過去一些年裏的平庸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亞(ya) 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製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hui) 批評美國的製度是“1%有、1%治、1%享”。

　　中國已成為(wei) 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選舉(ju) ”的模式完全可以和美國的選舉(ju) 民主模式進行競爭(zheng) 。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製度，但其他已嚐試的製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wei) “最不壞的製度”，也就是中國偉(wei) 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不合適的領導人出局。然而，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chuan) 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盡可能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hui) 停止。中國通過政治製度上的創新，已經產(chan) 生了一種製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yu) 保底的“下下策”(保證應該離開領導崗位的人離開)的結合，這是超越西方那種隻有“下下策”的製度安排的。

　　西方政治缺乏“選賢任能”的製度安排

　　五年過去了，我的這些話依然有效，因為(wei) 它準確概述了中西方政治製度的差異。令人感歎萬(wan) 千的是：五年時間飛逝而過，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產(chan) 生的一流領導人及其團隊推動了中國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選舉(ju) 政治模式產(chan) 生的平庸領導人導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衰落。

　　從(cong) 中國人的視角看，西方社會(hui) 今天極其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領導人，原因就是西方政治製度中缺乏“選賢任能”的製度安排。在許多西方國家裏，多黨(dang) 民主製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yu) 競選，把競選等同於(yu) 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yu) 拚金錢、拚資源、拚公關(guan) 、拚謀略、拚形象、拚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dui) 現，隻要有助於(yu) 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產(chan) 生的領導人能說會(hui) 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

　　此外，西方國家普遍陷入財政危機，一個(ge) 主要原因是平庸的政客隻會(hui) 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mai) 單。

　　中國較好地結合了“選拔”和“選舉(ju) ”

　　中國選賢任能模式與(yu) 此形成了鮮明對照。1978年，鄧小平提出中國必須確保各項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確保國家全麵現代化目標的如期實現，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強調需要通過選賢任能，從(cong) 組織上保證這些戰略目標的實現。他在1992年視察南方時強調：“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hui) 主義(yi) 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關(guan) 鍵在人”。

　　經過數十年的實踐，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ju) ”較好地結合起來。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我們(men) 形成了能夠致力於(yu) 民族長遠和整體(ti) 利益的領導團隊和梯隊。這套製度建設意味著，大部分領導幹部的晉升都經過大量的基層鍛煉，經過不同崗位的工作實踐，經過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一係列程序，最後才能擔任關(guan) 鍵職務。雖然這種製度設計還有不足之處，還在繼續完善之中，但就現在這個(ge) 水平也足以和西方選舉(ju) 政治模式競爭(zheng) 。過去數十年中國的迅速崛起和西方的持續衰落就證明了這一點。

　　從(cong) 思想傳(chuan) 承來看，這種“事業(ye) 成敗，關(guan) 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chuan) 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ju) 賢”(《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舉(ju) 措》)、“為(wei) 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貞觀政要》)表達的都是這個(ge) 思想。某種意義(yi) 上，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深層次的心理結構，從(cong) 百姓到幹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認同“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說會(hui) 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yu) 中國政治文化深層次的心理結構格格不入。

　　從(cong) 製度傳(chuan) 承來看，中國選賢任能的製度源於(yu) 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ju) 選拔製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製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ju) 等。這種集古今優(you) 勢和中外長處為(wei) 一體(ti) 的製度安排無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一大製度保證。

　　中國可為(wei) 解決(jue) “柏拉圖之問”提供經驗與(yu) 智慧

　　兩(liang) 千多年前，古希臘哲人柏拉圖就選舉(ju) 政治提出過一個(ge) 發人深省的問題。他說，如果你患了病，你是到廣場上召集民眾(zhong) 為(wei) 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hui) 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麽(me) 治理一個(ge) 國家，其責任和難度百倍於(yu) 治療一種疾病，你該找誰呢?柏拉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yi) ，很多國家就是因為(wei) 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

　　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dang) 。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憲政設計的產(chan) 物：選舉(ju) 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dang) 利用人們(men) 的各種不滿，采用民粹主義(yi) 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ju) 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ge) 政黨(dang) 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wei) 德國議會(hui) 的第一大黨(dang) 。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卻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jin) 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ge) 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hui) 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同樣，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西方世界各種“黑天鵝”現象頻發的狀況，估計他也會(hui) 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自由派曾創造出一種“製度萬(wan) 能論”的話語：隻要製度好，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jue) ，選個(ge) 傻瓜治國也沒有關(guan) 係。但隨著全球化和國際競爭(zheng) 的加劇，隨著中國和中國模式的迅速崛起，這種“製度萬(wan) 能論”不攻自破，連“曆史終結論”的作者福山先生也不會(hui) 接受了。更何況，不同的製度各有優(you) 勢，西式民主絕非最好的製度，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自有其優(you) 越性。

　　中國人經過百折不撓的探索終於(yu) 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men) 今天可以為(wei) 許多國家提供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這是值得我們(men) 自豪的。

　　(作者為(wei) 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