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道入儒：再續儒家正統之路徑

　　西漢董仲舒開創的引經決(jue) 獄，逐漸發展出了引經入律和引經注律，致西漢末年以來私家注律風靡。儒生以解經的章句之法——即離章辨句，分析古書(shu) 章節句讀的方法，來解釋律條隨之興(xing) 盛，中國傳(chuan) 統律學得以形成。因經學分為(wei) 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兩(liang) 派，二者對律文的解釋並不相同，形成了類似於(yu) 百家爭(zheng) 鳴的律學格局。加之，東(dong) 漢以來的經學又限於(yu) 章句訓詁，西漢探究微言大義(yi) 的經學傳(chuan) 統被完全忽視，崇尚繁複的解釋一時成為(wei) 學術時尚。(【美】楊聯陞：《中國製度史》，彭剛、程剛譯，鳳凰出版傳(chuan) 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頁。)此一學術風氣導致當時的注律章句竟“十有餘(yu) 家，家數十萬(wan) 言”，使得“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wan) 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wan) 二千二百餘(yu) 言。”(《晉書(shu) ·刑法誌》)這完全是人為(wei) 地為(wei) 法律適用製造難題。同時，由經學發展來的讖緯迷信思想使儒家正統遭到懷疑，察舉(ju) 製的腐敗導致所選官員嚴(yan) 重地“名實不符”，“名實不符”的問題成為(wei) 當時學術和輿論討論的焦點。大多數人的主張不外是要求重新回到“名副其實”的正常軌道上，支持此種主張的理論便是儒家的“正名”和法家的“循名核實”。然而，當時動蕩的時局使這一理想主張無法實現，因此，大多數士人轉而尋求儒法之外的理論支撐，由此便聯想到道家的“無名”，試圖越過儒法之“名”的限製，為(wei) 承認既定的事實尋找理論依據。於(yu) 是，在東(dong) 漢中後期，研究《老子》之人可考者多達五六十家，逐漸興(xing) 起了一種言及玄遠的談論“三玄”(《周易》《老子》《莊子》)、辨析名理、品評人物的風習(xi) ，“會(hui) 通孔老”成為(wei) 一時風尚，援道入儒成為(wei) 解救儒家正統性的方法。(楊樹達：《增補老子古義(yi) 三卷附漢代老學者考》，中華書(shu) 局1935年版，第27頁。)

　　曹魏初便開始嚐試以“術兼名法，校練名理”(《文心雕龍·論說》)的名理之學，即以道家簡明的概念改造儒家。這一方法由清談和以清議為(wei) 選官標準發展而來，突出實用理性地品評人物。所謂清議，即以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為(wei) 依據考核名實，審察名理，為(wei) 政治和人事尋求一種形而上的根據。為(wei) 官者一旦觸犯清議，便被禁錮鄉(xiang) 裏，不許再入仕途。此後，品評人物從(cong) 道德風範轉向人物外貌，進而發展到人物的精神氣質，強調任性，縱情自然，形成魏晉玄學的核心主張。因此之故，玄學主張得意妄言，不求逐字逐句的意義(yi) ，但看重對精神實質的領會(hui) 。

　　總之，道家對於(yu) 儒家的意義(yi) 在於(yu) ：一是重現無為(wei) 而治的政治意義(yi) ，以削弱皇權，放任門閥士族的特權;二是靠鬱鬱不得誌的士人借自然(道家)來反抗統治者的虛偽(wei) 名教(儒家)。進而，由援道入儒發展來的玄學家便大致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將名教與(yu) 自然更好地溝通起來，以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解釋體(ti) 係。西晉元康年間的向秀就主張“儒道為(wei) 一”，為(wei) 和平解決(jue) 儒道紛爭(zheng) 提供了新思路。另一類則是將名教和自然對立起來，利用自然摧毀現有的政治解釋體(ti) 係。曹魏正始年間的王弼即是代表，他使儒學擺脫了兩(liang) 漢神秘繁瑣的經訓形式，開出儒學重義(yi) 理而輕訓詁之學風，藉此得出“自然為(wei) 本，名教為(wei) 末”的結論，以道家原則統禦儒家名教。而竹林時期的阮籍、嵇康因不願與(yu) 司馬氏政權合作，從(cong) “名教本於(yu) 自然”出發，強調“貴無”和“言不盡意”而歸於(yu) 道家，旨在戳穿當時禪讓政權以儒家名教為(wei) 幌子的陰謀。“貴無”欲取代儒家理想人格，“言不盡意”則意在否定儒家經典。正如魯迅所言，竹林儒生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是偶然崇奉。(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yu) 藥及酒之關(guan) 係》，載魯迅《而已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當時，傅玄、楊泉、裴頠等人對此種亂(luan) 禮狂放之風進行了強烈反駁，“名教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論戰成為(wei) 東(dong) 周之際“禮崩樂(le) 壞”之後思想爭(zheng) 鳴的翻版。就此來看，魏晉玄學決(jue) 非如後世所想象的那麽(me) 超然和空洞，而是真實貼合了當時社會(hui) 經濟和政治文化的一套意識形態理論。(唐長孺：《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載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商務印書(shu) 館2010年版。)

　　援佛入儒：再造律學之方法論

　　東(dong) 漢以來繁瑣的解經之法，以及形成的章句律學，讓士人對律法之現狀和前景產(chan) 生了懷疑。佛教於(yu) 是傳(chuan) 入中國，其所倡導的簡單色相之理，促使魏晉儒生對簡約而自然的思維和行為(wei) 方式發生興(xing) 趣，玄學對簡約的崇尚正是佛教影響的結果。簡約之法需要建立在對“名實不符”的撥亂(luan) 反正之上，重建“名”之意義(yi) ，回顧本初之自然，是佛教對玄學的啟示。於(yu) 是，我們(men) 所看到的魏晉士大夫，多崇尚和迷戀清談。魏晉之際的清談多是一些與(yu) 現實無關(guan) 的清高之談，有時隻求壓倒對方，最後所得結論可能並非根本原理，故而成為(wei) 問答遊戲，類似於(yu) 兄弟利弊，肥與(yu) 瘦，茶酒論之類的論題，看似空對空，實則已是抽離的概念化思辨。而正是此種以辨名析理、注重概念、講求邏輯、建構自身理論體(ti) 係為(wei) 歸旨的玄學，其所開辟的“執一統眾(zhong) ，以簡禦繁”的方法，才使得繁雜的漢法到了魏晉之際能變得簡潔有力。(劉篤才：《論張斐的法律思想——兼及魏晉律學與(yu) 玄學的關(guan) 係》，載何勤華主編《律學考》，商務印書(shu) 館2004年版。)

　　這一方法被西晉律學大家張斐發揮的淋漓盡致，他利用20個(ge) 重要的法律概念開始對《泰始律》“瘦身”：“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wei) 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kui) 禮廢節謂之不敬，兩(liang) 訟相趣謂之鬥，兩(liang) 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製眾(zhong) 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yi) 之較名也。”除此之外，張斐還應用有限歸納法強調了律典總則的意義(yi) 。西晉時的另外一個(ge) 律學大家杜預，則在規則的類型化方麵使用歸納而非演繹的方法，為(wei) 精簡律典貢獻良多。他主張以“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製”(《太平禦覽》卷六百三十八)來區分律令之關(guan) 係，使晉律更加科學。總之，張杜二人利用玄學辨名析理之法，分別在概念化和類型化方麵樹立了律法的典範。這又是玄學為(wei) 魏晉律學的發展所貢獻的重要方法論。

　　儒釋道一體(ti) ：再造律學之本體(ti) 論

　　魏晉玄學不是消極出世的，而是積極入世的。在餘(yu) 英時看來，魏晉士大夫，包括竹林儒生的精神有其積極的、主動的、創造的新成分，即“個(ge) 體(ti) 自覺”或“自我發現”。(餘(yu) 英時：《名教思想與(yu) 魏晉士風的演變》，載餘(yu) 英時著《士與(yu) 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頁。)“自我發現”兼有道家“放浪形骸”和佛家“人世輪回”的成分，更有儒家強調“自我實現”的實踐哲學意味，因此，其關(guan) 涉的是儒學的意義(yi) 與(yu) 前途。長期的政局動蕩，上至官吏下至百姓，皆為(wei) 命運和前途擔憂。尤其是在東(dong) 晉南渡之後，儒生開始普遍關(guan) 心儒學傳(chuan) 統延續的問題。自公元418年劉裕北伐後，南方的漢人幾乎再也沒有機會(hui) 去恢複北方失地。當政權漸被日益軟弱頹廢的上品世族把持後，作為(wei) 數量龐大的下品寒門對北伐是心有餘(yu) 而力不足，因此，隻能承認南北暫時割裂的事實，更好地兼容或同化北方，才能最大程度保持儒家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儒家衛道士的魏晉士大夫，時常在思考如何打破因南北分裂而人為(wei) 製造的文化隔閡。最後，隻有打破名教區隔，不再看重正統之爭(zheng) 和文化優(you) 越感，南下的中原儒生才能接受異族統治北方的事實。正所謂“華夏一家親(qin) ”，在他們(men) 看來，已被逐漸漢化的北方異族，以及維持北朝統治根基的依舊是中原傳(chuan) 統儒家法政文明，包括中原儒生以及西晉律法都為(wei) 北方統治者所接納，並發揚光大。在此法政格局下，南北之別逐漸被消解，南方的士人開始接受北方的異族文化。這一思想轉變達成的“南北共識”，正是魏晉人士在北伐無望的前提下，打破“誰是正統”的名教之別，接受既成事實，“任其自然”的結果罷了，因此，“自然”被賦予一種政治上默認和形成共識的內(nei) 涵。

　　總而言之，東(dong) 漢以來持續了近3個(ge) 世紀的玄學實際上是儒釋道“三位一體(ti) ”的作用結果。言及此，正是傳(chuan) 統經學支配儒學名教，導致儒學之“名實不符”的危機，才讓援道、佛入儒成為(wei) 可能，經由圍繞“名教與(yu) 自然”關(guan) 係的討論，讓源自於(yu) 經學的律學才可能發現繁瑣的弊端，逐步擺脫經學的束縛，回歸簡約之理，形成自身的名副其實的體(ti) 係內(nei) 容。並且，“名教與(yu) 自然”的命題本身即關(guan) 照了作為(wei) “正名”的法律之功能這一議題。“名實不符”催生了魏晉類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念，也即不拘泥於(yu) 名教之本，不需要一味受禮教約束，因為(wei) 名教的功能畢竟有限，否則不會(hui) 出現“名實不符”且無法解決(jue) 的困境。基於(yu) 名教發展而來的律法，不論如何精致細密，依然無法囊括“自然”(世間)的各種情形。於(yu) 是，魏晉士人不得不開始承認律法功能的局限性。承認名教的有限，則是承認了人類的有限，這契合了道家的“法自然”和佛家的“諸色皆空”之意。如此，律法擺脫了基於(yu) 名教發展而來的繁瑣經學之束縛，才能夠遵循自身的規律而發展。這便是玄學為(wei) 魏晉律學在揚棄漢代律學之基礎上獨立發展所提供的法哲學觀，也是魏晉再造律學的本體(ti) 論。

　　綜上所述，魏晉玄學在本體(ti) 論和方法論上為(wei) 律典的精簡完備和律學的獨立發展變革，提供了法哲學意義(yi) 上的啟發和指引，同時為(wei) 融通南北和異域思想，再續儒家文明傳(chuan) 統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的絕對統治地位，以及再造隋唐帝國多元一統的法政哲學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