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對官員的考察有過許多製度，然而，不管哪一種製度都難以取得實效。三國時景初年間曾經發生一起圍繞考績法而進行的爭(zheng) 論，即可見一斑。

　　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下詔給吏部尚書(shu) 盧毓：“選拔舉(ju) 薦人才時，不要唯名是取，名聲如同地上的畫餅，隻能看不能吃。”盧毓回對道：“古代通過上奏陳事考察大臣的言談，憑實際工作考察大臣的能力。如今考績法已經廢弛，隻是憑借譽毀的輿論決(jue) 定晉升和罷免，所以真假混雜，虛實難辨。”

　　魏明帝聽後，命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魏明帝將一部績效考核法交給百官審議，沒想到遭到了一致反對。

　　司隸校尉(秘密監察官)崔林反對說：“《周官》中績效考試之法，條例已十分完備了。從(cong) 周康王以後，就逐漸廢弛，這就說明績效考核法能否實行完全在人。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職，邪惡的人自動遠離。如果大臣們(men) 能盡到他的職責，成為(wei) 百官效法的榜樣，那麽(me) 誰敢不恭恭敬敬地盡職盡責，豈在績效考核?”

　　黃門侍郎杜恕也堅決(jue) 反對說：“經曆六代，考績辦法沒有明著於(yu) 世，曆經七位聖人，考核條例也沒能流傳(chuan) 下來，我認為(wei) 這是由於(yu) 績效考核的原則可以作為(wei) 粗略的依據，詳細的規定很難一一列舉(ju) 的緣故。如果法製是萬(wan) 能的，那麽(me) 唐堯、虞舜不必需要後稷、子契的輔佐，商朝、周朝也不會(hui) 以伊尹、呂尚的輔助為(wei) 可貴了。如果容身保位沒有被處放逐罷官之罪，而為(wei) 國盡節，卻處在被懷疑的形勢中，公道沒有樹立，私下議論卻成為(wei) 風氣，這樣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無法發揮一點點才能，何況世俗的普通人呢?”

　　鑒於(yu) 反對聲浪太大，這一次績效考核的討論久議不決(jue) ，最終無法施行。

　　司馬光針對這一件事，在《資治通鑒》中罕見地用很長篇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核心意思是，再好的製度都離不開人。人心不公不明，製度也可被扭曲。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所謂至公至明，是出自內(nei) 心;所謂績效，隻是外在表現。內(nei) 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別人的績效，不亦難乎?做領導的，如果真能做到不以親(qin) 疏貴賤改變心思，不因喜怒好惡改變意誌，那麽(me) ，想要了解誰擅長經學，隻要看他博學強記，講解精辟通達;想要了解誰是執法人才，隻要看他斷案窮盡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想要了解誰是理財人才，隻要看他的倉(cang) 庫是否盈實，百姓是否富裕;想要了解治軍(jun) 的將領，隻要看他戰必勝、攻必取，能使敵人畏服。文武百官，莫不如此。雖然可以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決(jue) 斷在於(yu) 自己;雖然績效考核要看實際表現，但審察卻在自己內(nei) 心。

　　作為(wei) 政治家的司馬光，意思很明顯，官員的考績本質上在於(yu) 官員的任免，其本在用人，考績隻是末枝，用人得當，則考績可行;用人不當，則考績無力。換言之，考核官員的目的是什麽(me) ?目的當然是考核其能力與(yu) 業(ye) 績，勝任與(yu) 否，避免用人失誤，而不是看其瑣碎的表現。要在考核中得到真實情況，不在文書(shu) 條目，而在於(yu) 官員實質性的業(ye) 績與(yu) 能力，而官員的能力與(yu) 業(ye) 績不是一時可以顯現出來的，同樣性質的工作，可能由於(yu) 環境、條件不同，評價(jia) 標準就應當有所不同，不能僵化地拿一個(ge) 製度去套。

　　古代官員考績之法看上去很美，實則發揮不了實效，其根源就在於(yu) 司馬光的論斷：“考求於(yu) 跡，則文具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