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可以說，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戰略的實施標誌著中國經濟的轉型與(yu) 發展正在邁向新境界、新階段，其現實意義(yi) 和理論價(jia) 值不容低估。

　　從(cong) 戰略高度來看，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在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指引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引領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其內(nei) 涵正不斷豐(feng) 富完善。繼“新常態”和“五大發展理念”之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成為(wei) 了這套政策框架中的一個(ge) 新的關(guan) 鍵詞，富有曆史穿透力和現實針對性。上述三個(ge) 名詞組合在一起，以新常態為(wei) 背景，以新發展理念為(wei) 引領，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可以清晰勾勒出“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一個(ge) 時期內(nei) 中國經濟政策的基本架構。這個(ge) 三位一體(ti) 的概念組合是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當前挑戰和未來走向的大邏輯，亦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體(ti) 係當中最為(wei) 鮮活的組成部分。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概念甫一麵世，便引起了社會(hui) 各界的積極響應和國際社會(hui) 的高度關(guan) 注，中國經濟學界對此的討論更是十分熱烈。然而，有一個(ge) 現象卻不得不引起決(jue) 策者的高度重視：學術界人士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各地各部門在貫徹落實時多有認識模糊、思想不統一的問題，普羅大眾(zhong) 則更是霧裏看花，甚至如總書(shu) 記所說，有的同誌直言“對供給側(ce) 改革弄得還不是很明白，社會(hui) 上很多討論看了也不是很清楚”。

　　正如凱恩斯在著名的《就業(ye) 、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shu) 的結束語部分所告誡的那樣，“和思想的逐漸深入人心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地誇大了”。主流思潮、固有信念、思維模式和思考方式等思想層麵的因素對一個(ge) 國家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與(yu) 人民生活的影響，要比我們(men) 大多數人意識到的更為(wei) 重要，因此，如不能及時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廓清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來龍去脈，統一各方認識，則勢必阻礙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全麵深化改革戰略的有效推行和“十三五”規劃發展藍圖的紮實落地，也會(hui) 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產(chan) 生負向衝(chong) 擊。

　　從(cong) 思想認識層麵看，準確理解中國語境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概念存在著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的特殊困難：一方麵，與(yu) 之類似的一些名詞，例如供給側(ce) 經濟學、供給管理、供給學派、結構性改革等，在國外早已被頻繁使用。另一方麵，中國有著幾十年搞中央計劃經濟的曆史，計劃經濟思維頗有影響力。而且計劃經濟就是以政府為(wei) 主體(ti) ，從(cong) 供給端入手安排經濟活動的。這難免導致有些人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等同於(yu) 增強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擴大政府幹預生產(chan) 的力度，或者說是搞新的“計劃經濟”。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men) 就不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國內(nei) 學術界對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存在著理解上的差異乃至分歧了。

　　需要明確指出，在國內(nei) 得到高度認同並廣泛使用的一係列重要概念，如新常態、五大發展理念、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等，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語境下，對發展階段變化、麵臨(lin) 的重大挑戰、當前經濟問題主要原因及其解決(jue) 方式的準確概括，與(yu) 西方經濟學理論和計劃經濟文獻中字麵上相似的諸多術語，在緣起和內(nei) 涵上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是迥然不同的。可想而知，撥開理論的迷霧來準確理解這些概念殊非易事。

　　然而，這項工作卻又極端重要。大道至簡是一個(ge) 樸素而深刻的道理，作為(wei) 當前和今後一個(ge) 時期中國經濟的重大戰略選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理應是一個(ge) 簡單、清晰且易於(yu) 處理的概念，能夠被絕大多數人沒有歧義(yi) 地理解和執行，否則就難以在實際工作中有效實施。

　　正因如此，中國經濟學界迫切需要按照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係列重要講話精神，立足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理論體(ti) 係，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一大邏輯之下，仔細分析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提出的理論與(yu) 現實背景，並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和“改革”三個(ge) 側(ce) 麵分別入手，完整準確理解這一重要概念。

　　具體(ti) 而言，我們(men) 既需要從(cong) 現實意義(yi) 上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這一時代背景，也需要用曆史唯物主義(yi) 的方法探究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供給管理思想和宏觀調控政策的演變脈絡，更需要從(cong) 理論上考察經濟思想史中的供給側(ce) 經濟學與(yu) 供給管理政策。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之上，我們(men) 再運用辯證唯物主義(yi) 的方法，將當今中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西方國家倡導的結構性改革以及曾一度在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計劃經濟思潮進行比較研究，作出明確區分;從(cong) 而精確把握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根本要義(yi) ，以正視聽。

　　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是，我們(men) 要認識到，中央提出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並非在書(shu) 齋中進行邏輯推演產(chan) 生的純理論名詞，而是為(wei) 了解決(jue) 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麵臨(lin) 的關(guan) 鍵問題推出的全局性、戰略性舉(ju) 措。

　　根據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精神，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要義(yi) 可以歸結為(wei) 以下四條：第一，在我國經濟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通的狀況之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當以滿足市場需求、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為(wei) 最終目的。第二，在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的基礎上，決(jue) 策者要用深化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其指向的直接目標是厘清政府與(yu) 市場的邊界，重構製度框架與(yu) 監管框架，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體(ti) 製機製，增強微觀主體(ti) 內(nei) 生動力。第三，改革的深化有助於(yu) 矯正要素配置扭曲等結構性失衡問題，從(cong) 而擴大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第四，改革最終將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新機製的形成來實現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hui) 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效果。概括地說，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在上述闡釋的基礎上，我們(men) 很有必要根據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係列重要講話中的相關(guan) 論述，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ge) 公式來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展開簡明扼要的進一步剖析，以期準確把握決(jue) 策者推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意圖。

　　供給側(ce) ：辯證看待供給與(yu) 需求的關(guan) 係是準確把握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必要前提。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認為(wei)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nei) 在關(guan) 係的兩(liang) 個(ge) 基本方麵，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guan) 係，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wei) 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cong) 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強調從(cong) 供給側(ce) 入手推進結構性改革主要基於(yu) 對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態勢的大判斷。中央認為(wei)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供給側(ce) 。因此，中央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就意味著供給側(ce) 是主要矛盾，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wei) 主攻方向。需求側(ce) 起著為(wei) 解決(jue) 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隻能適度，不能過度，決(jue) 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結構性：我國當前結構性問題比周期性、總量性問題更加突出。因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結構性”3個(ge) 字十分重要，簡稱“供給側(ce) 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ge) 字。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這不隻是一個(ge) 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一係列政策舉(ju) 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ti) 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jue) 我國經濟供給側(ce) 存在的問題。

　　改革：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全麵深化改革戰略是相互貫通的。中央認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wei) 提高供給質量激發內(nei) 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各地區各部門要把依靠全麵深化改革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擺上重要位置，堅定改革信心，突出問題導向，加強分類指導，注重精準施策，提高改革效應，放大製度優(you) 勢。

　　以上表述已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準確的定位和界說。理論工作者應當以這些基本理念為(wei) 綱，在理論邏輯的指引下將政策語言轉化為(wei) 學術語言，並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展開更深入的經濟學分析，力圖提供一個(ge) 比較開闊的理論與(yu) 現實背景，清晰揭示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戰略定位、政策取向與(yu) 學術價(jia) 值。這將是總結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基本經驗，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一項重大課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國家金融與(yu) 發展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