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為(wei) 了宣講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親(qin) 自在中國人民抗日軍(jun) 政大學(簡稱“抗大”)講哲學課。毛澤東(dong) 講課旁征博引、幽默風趣，深受學生歡迎，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他們(men) 請我講課，我也願意去當教員”

　　“抗大”是我們(men) 黨(dang) 在延安時期創辦的20多所高校中最負盛名的一所大學。毛澤東(dong) 特別重視“抗大”，親(qin) 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hui) 主席，為(wei) “抗大”製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yan) 肅、活潑”的校訓，還多次到“抗大”講哲學課和作形勢報告。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dong) 為(wei) 了給“抗大”學員講授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專(zhuan) 門撰寫(xie) 了講授提綱《辯證法唯物論》，後來成為(wei) 《實踐論》和《矛盾論》的主要部分。20多年後的1960年，毛澤東(dong) 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興(xing) 奮地回憶起他在“抗大”當哲學教師的情況：“寫(xie) 《實踐論》《矛盾論》，是為(wei) 了給抗大講課。他們(men) 請我講課，我也願意去當教員。去講課，可以總結革命的經驗。”1965年1月，毛澤東(dong) 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到《矛盾論》的時候又回憶道：“他們(men) 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是寫(xie) 的講義(yi) 的一部分。花了幾個(ge) 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xie) ，白天睡覺。講課隻講了兩(liang) 個(ge) 鍾頭。我講課的時候，不準他們(men) 看書(shu) ，也不準他們(men) 做筆記，我把講義(yi) 的大意講了一下。”

　　毛澤東(dong) 在“抗大”上哲學課，是因為(wei) 哲學是屬於(yu) 世界觀和方法論範疇，唯物辯證法是最正確最革命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chan) 階級獲得解放的精神武器。正如毛澤東(dong) 所指出：“主觀主義(yi) 與(yu) 機械觀這兩(liang) 種錯誤的理論與(yu) 工作方法，常常在幹部人員中間存在著，因此常常引導幹部人員違反馬克思主義(yi) ，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要避免與(yu) 糾正這種缺點，隻有自覺地研究與(yu) 了解辯證法唯物論，把自己的頭腦重新武裝起來。”“因此一切革命的同誌們(men) 首先是幹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證法。”《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唯物辯證法的主要部分，是毛澤東(dong) 為(wei) 了從(cong) 哲學上總結第一、二次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的經驗教訓，揭露黨(dang) 內(nei) 的主觀主義(yi) 、特別是王明的“左”傾(qing) 教條主義(yi) 的錯誤而寫(xie) 的，都是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提供哲學依據的，最終都是為(wei) 解決(jue) 中國革命鬥爭(zheng) 的實踐服務的。毛澤東(dong) 的這兩(liang) 篇演講，既是對“抗大”廣大師生進行的一次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理論教育，也是一次黨(dang) 的思想路線教育，“奠定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教育的基礎”。

　　“以通俗的語言，講親(qin) 切的經驗”

　　毛澤東(dong) 早年曾在培養(yang) 小學教員的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xi) ，可以說具備了作為(wei) 一名教師的基本職業(ye) 素養(yang) 。為(wei) 了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增強對學生的吸引力，毛澤東(dong) 十分注重教學方法，倡導和堅持“啟發式”教學。毛澤東(dong) 在“抗大”上哲學課時，通常隻帶一個(ge) 簡明扼要的提綱，運用從(cong) 近到遠，從(cong) 局部到整體(ti) ，從(cong) 具體(ti) 到抽象等具體(ti) 方法，循循善誘，引導學員了解新的知識。講完提綱上的問題後，毛澤東(dong) 還允許學員寫(xie) 條子提問題，並隨即予以解答，因而課堂氣氛十分活躍。毛澤東(dong) 後來回憶說：“我過去在抗大講課的時候，就是把講稿發給學員，我隻講30分鍾，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後提出問題，教員解答。”在毛澤東(dong) 的指導和影響下，“抗大”講課的基本方式有了飛躍：先講必要的前提，然後才來發問，把大問題分成若幹小問題，每個(ge) 問題中有著一定的聯係，使聽課者從(cong) 問題的各個(ge) 側(ce) 麵，了解到問題的全麵，從(cong) 問題的發展過程中了解到問題發展的規律與(yu) 法則。

　　毛澤東(dong) 在“抗大”上哲學課時，堅持理論聯係實際，不僅(jin) 將馬列主義(yi) 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ti) 實踐結合起來，與(yu) 當時國際國內(nei) 形勢聯係起來，將革命鬥爭(zheng) 實踐中產(chan) 生的最新的理論成果及時地充實到教學內(nei) 容中，而且用實際生活中豐(feng) 富多彩的事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毛澤東(dong) 嚴(yan) 肅批評了當時根據地學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jun) 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的做法，強調：“對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yu) 應用”。毛澤東(dong) 還提出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麽(me) 東(dong) 西，全憑自己教，這個(ge) 方法是不行的”。在“抗大”上哲學課時，每次都是半天時間，中間休息20分鍾。毛澤東(dong) 往往利用休息時間找學員拉話，了解學員來延安以前在各地區的情況，同時也征求大家對他講課的意見，因而毛澤東(dong) 講課始終聯係抗戰和學生的實際，既具有時效性，也很接地氣。

　　哲學是比較抽象的，很多人認為(wei) 唯物辯證法是“深奧難懂”“一般人沒有學會(hui) 的可能”，在“抗大”這樣的背景下講好哲學也是比較困難的。為(wei) 了使學員能夠聽懂、接受哲學，毛澤東(dong) 講課時語言幽默，簡潔明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曾指出：“辯證法之所以使人覺得困難，是因為(wei) 沒有善於(yu) 講解的辯證法書(shu) ”“所謂善於(yu) 講解的書(shu) ，在於(yu) 以通俗的語言，講親(qin) 切的經驗”。例如，毛澤東(dong) 在講《矛盾論》時，為(wei) 了說明“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nei) 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nei) 因而起作用”這個(ge) 論點，他舉(ju) 了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wei) 雞子，而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wei) 雞子的例子。在講《實踐論》時，舉(ju) 了一個(ge) 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qin) 口吃一吃的例子，來說明要獲得真知，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道理。

　　“毛主席的話，講到我們(men) 心窩裏去了”

　　為(wei) 了上好哲學課，毛澤東(dong) 在備課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起初，不少人都以為(wei) ，像毛澤東(dong) 這樣的大學問家，給大家講課還用準備嗎?事實並非如此。毛澤東(dong) 每一次講課，都是認真準備的。他常說，共產(chan) 黨(dang) 人最講究“認真”二字。為(wei) 了準備上課，毛澤東(dong) 常常要用幾天幾夜的時間精心閱讀許多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和其他著作，並寫(xie) 了幾萬(wan) 字的批注。毛澤東(dong) 曾幽默地說：“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時間，才準備好了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隻半天就講完了。豈不折本了嗎?”

　　正因為(wei) 毛澤東(dong) 精心備課，準備充分，上課時深入淺出，形式多樣，語言生動風趣，才受到學生的歡迎，取得了顯著的教學效果。“抗大”許多當年聽課學員的共同反映是：“聽毛澤東(dong) 講課是一種精神享受”“他的語言、思想、風采，像陽光沐浴著我們(men) ，像春風吹拂著我們(men) 火熱的心”“主席講哲學深入淺出，講得非常生動、活潑、有趣，許多聽眾(zhong) 不斷發出笑聲，有時則哄堂大笑”“毛主席的話，講到我們(men) 心窩裏去了”。當時“抗大”學員來源複雜，文化層次不一，思想基礎、覺悟程度、文化水平參差不齊，但聽了毛澤東(dong) 講的哲學課，“工人、農(nong) 民、兵士、老太婆們(men) 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wei) 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wei) 淺”，吸引著每一個(ge) 人。

　　“抗大”許多學員還清楚記得這樣一個(ge) 故事：有一次，毛澤東(dong) 講到我們(men) 有的指揮員，對情況不加分析，別人一鼓動就來了勁，結果事與(yu) 願違，成了魯莽家。有的人越聽越感到，毛澤東(dong) 講的像自己曾指揮過的一次失利的戰況，於(yu) 是，一個(ge) 學員沒等毛澤東(dong) 講完，就站起來說：主席講的是我，今後我一定克服魯莽的毛病。接著，又—個(ge) 學員說，不!主席講的是我。從(cong) 此，“不當魯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學員的座右銘。由此可見毛澤東(dong) 講哲學課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