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兵簡政的目標是我們(men) 黨(dang) 在精兵簡政逐漸開展過程中思考總結出來的，按照毛澤東(dong) 的說法主要有五項，即精簡、統一、效能、節約與(yu) 反對官僚主義(yi) 。

　　抗戰時期，為(wei) 了穩固敵後抗日根據地，應對日軍(jun) 的瘋狂進攻，我們(men) 黨(dang) 在抗日根據地積極主動開展符合局勢變化的軍(jun) 政建設。精兵簡政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登上曆史舞台的。對於(yu) 精兵簡政，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對其所具有的曆史特點至今尚乏人總結。實際上，作為(wei) 一場成功的政治、經濟和軍(jun) 事變革，精兵簡政在具體(ti) 實踐中經曆了漫長的摸索過程。這個(ge) 過程特點極為(wei) 鮮明，並頗具獨特之處，大致說來可主要概括為(wei) 以下六個(ge) 方麵：

　　一是主動性強。抗戰時期精兵簡政是在敵後根據地日漸縮小的情況下進行的，是中共在“魚大水小”的情況下為(wei) 了克服抗日根據地嚴(yan) 重的財力困難、維係抗戰局麵而主動提出的精簡機關(guan) 、休養(yang) 生息的應對之策。毛澤東(dong) 曾指出：“‘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dang) 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men) 就采用了。”其實，麵對如此嚴(yan) 重的困難局麵，在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之前，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經從(cong) 軍(jun) 隊著眼開始了局部摸索，而且在精兵簡政提案提出之際，中共中央更是同步下發了《關(guan) 於(yu) 抗日根據地軍(jun) 事建設的指示》，要求主力部隊適當采取精兵主義(yi) ，減縮編製。由此可見，精兵簡政是中共中央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麵對困難一致主動探索的新路。盡管當時的精簡尚處於(yu) 摸索的初級階段，思路尚未明晰，但由其高度重視的態度已足可看出我們(men) 黨(dang) 謀求發展之道的主動性。

　　二是主題鮮明。精兵簡政的主題就是“精兵”與(yu) “簡政”。按照1942年9月15日《抗戰日報》社論《貫徹精兵簡政》的說法，所謂“精兵”，“就是要把我根據地內(nei) 的黨(dang) 、政、軍(jun) 、民各方麵的抗戰力量配備得更精幹”;所謂“簡政”，“並不是減少政事、減少工作，相反的，是要加強政事、加強工作，使工作的質量和效率提高，此外則把某些不適當的工作加以調整，某些文牘現象、繁冗事務加以淘汰，使執行起來靈活、機動、切實，收效大，而人民又容易了解、接受”。在鮮明的主題指向下，精兵簡政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對此，1942年1月13日《晉察冀日報》指出：“隻有幹部質量提高，每個(ge) 人站得住崗位，而政才能簡，工作才能頭頭是道。也隻有行政機構精幹，工作製度健全，幹部才能更發揮才能，勝任愉快。”因此，精兵簡政不應使工作減少，而是要使工作正規化、係統化，提升對工作的要求，推進各方麵的建設。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執行精兵簡政方針時，抓住各自的工作中心，“減少一切不必要的事，少開空頭會(hui) 議，少作主觀命令，少作不合實際的工作布置”。同時，還要建立正規化的工作製度，正確使用幹部，使機構靈活健全，手續方便快捷。

　　三是目標明確。精兵簡政的目標是我們(men) 黨(dang) 在精兵簡政逐漸開展過程中思考總結出來的，按照毛澤東(dong) 的說法主要有五項，即精簡、統一、效能、節約與(yu) 反對官僚主義(yi) 。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hui) 議期間，毛澤東(dong) 撰寫(xie) 了一篇題為(wei) 《經濟問題與(yu) 財政問題》的長篇書(shu) 麵報告。他強調指出，“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yan) 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yi) 五項目的。”“如果我們(men) 把這五項要求在黨(dang) 的、政府的、軍(jun) 隊的各個(ge) 係統中完全實行起來，那我們(men) 的這次精兵簡政，就算達到了目的，我們(men) 的困難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們(men) 會(hui) 要‘塌台’的人們(men) 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們(men) 封住了。”

　　四是波及麵廣。這主要可從(cong) 橫向、縱向和任務三個(ge) 方麵來說。就橫向而言，精兵簡政所涉及的範圍既有軍(jun) 隊係統、政權機關(guan) 等主體(ti) 部門的精兵簡政，亦有群眾(zhong) 團體(ti) 與(yu) 教育等部門的精兵簡政。就縱向而言，可從(cong) 以上幾個(ge) 領域來分論：就軍(jun) 隊係統來看，既有正規軍(jun) 、遊擊隊、民兵等不同層級的精兵建設，亦有部隊各機關(guan) 勤務與(yu) 榮退人員的精簡與(yu) 安置;就政權機關(guan) 來看，既有邊區、行署、專(zhuan) 署、縣、區、村等不同層級機關(guan) 的精簡，亦有各機關(guan) 人員在精簡之後的多元安置;就群眾(zhong) 團體(ti) 來看，既有農(nong) 、工、青、婦等不同團體(ti) 的精簡統一，亦有自中心區、縣一級到區一級群眾(zhong) 團體(ti) 整體(ti) 編製的“瘦身”;就教育部門來看，既有學校之間的合並與(yu) 教師、雜務人員的減少，亦有針對師範、中小學等不同層級教育如何提高教學質量以適應抗戰局麵的摸索。就任務而言，更是鋪開了一張網，即不僅(jin) 關(guan) 係著抗戰能否取得最終勝利，而且關(guan) 係著人民負擔輕重和根據地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局勢。精兵簡政最初就是為(wei) 了有效減輕人民負擔、堅持長期抗戰而提出的，是在僅(jin) 靠發展生產(chan) 難以解決(jue) 困局的基礎上的節流之策。因此，提倡節約、反對浪費也就成為(wei) 其題中應有之義(yi) 。

　　五是階段性強。關(guan) 於(yu) 抗戰時期精兵簡政分為(wei) 幾個(ge) 階段的問題，通常的看法是陝甘寧邊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晉綏抗日根據地、山東(dong) 抗日根據地都經曆了三個(ge) 階段，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則經曆了四個(ge) 階段。然而，在各抗日根據地精兵簡政中，三階段、四階段固屬事實，五階段也同時存在。即便是同一根據地內(nei) 部，階段劃分也不一致。如陝甘寧邊區一般經曆了三次簡政，亦有四次簡政者，神府即屬此例。1943年3月16日《抗戰日報》“神府訊”即明確指出：“神府精簡工作，根據裁並縮減的原則，前後共進行了四次。”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普遍經曆了四次簡政。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一般經曆了四次簡政，亦有五次簡政者。山東(dong) 抗日根據地一般經曆了三次簡政，亦有四次簡政者，而且各地在曆次精簡的時間上亦相差較多。需要說明的是，各地精兵簡政之所以劃分如此多的階段，並非主觀為(wei) 之，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摸著石頭過河”的結果。

　　六是過程曲折。這主要體(ti) 現在精兵簡政推行過程中的調適與(yu) 修正上，即各抗日根據地在具體(ti) 實踐中都針對所出現問題對精兵簡政之策作了切合實際的修正，使之最大限度地適合自身情況。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之所以開展四次精兵簡政，就在於(yu) 此前精兵簡政存在一定不足或出現了一些問題，需要進行補正。據《(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hui) 簡政與(yu) 整風總結》(《晉察冀日報》1943年5月22日)顯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一次簡政始於(yu) 1942年1月，主要是從(cong) 量的方麵減人，縮小各級政權編製，其中區級編製大為(wei) 縮減。第二次簡政始於(yu) 1942年9月，主要是邊區一級縮減較多。這兩(liang) 次簡政，主要是作了“減”而沒做到“簡”，文牘事務依然繁重，事務主義(yi) 與(yu) 文牘主義(yi) 傾(qing) 向仍相當嚴(yan) 重。第三次簡政是在前兩(liang) 次基礎上進行的，主要是從(cong) 組織機構與(yu) 工作領導方麵實行簡政，成效遠超前兩(liang) 次。第四次簡政是第三次簡政的繼續，中心在於(yu) “改進領導，進一步貫徹簡政”。經過四次簡政，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麵貌煥然一新，各級組織機構大為(wei) 縮減，文牘主義(yi) 和事務主義(yi) 傾(qing) 向基本肅清，領導力得到提升。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特點均係就抗日根據地總體(ti) 而論的，具體(ti) 到不同的抗日根據地而言，亦呈現出一些不同之處。比如，由於(yu) 精兵簡政首倡於(yu) 陝甘寧邊區，並繼而推廣到華北抗日根據地，陝甘寧邊區的一些成功經驗和做法對於(yu) 其他抗日根據地的精兵簡政自然具有一定引導作用。當然，這種根據地之間的影響是多向交互的，其他抗日根據地對陝甘寧邊區亦會(hui) 有影響作用。毛澤東(dong) 就曾專(zhuan) 門針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精兵簡政的實施情況寫(xie) 就著名篇章——《一個(ge) 極其重要的政策》，號召各地向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學習(xi) 。■

　　(作者：河北省社會(hui) 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