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來，農(nong) 地三權分置逐漸明晰化為(wei) 農(nong) 村深化改革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其意義(yi) 也被提到“我國農(nong) 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的高度。農(nong) 地三權分置作為(wei) 一項重要的製度安排，將對中國未來的農(nong) 地製度、農(nong) 業(ye) 經營方式和鄉(xiang) 村轉型產(chan) 生重大影響。與(yu) 頂層設計和政策部門的積極推進相比，關(guan) 於(yu) 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研究剛剛起步，在一些基本理論上尚未達成共識，就是否要進行三權分置、土地承包經營權與(yu) 土地經營權的關(guan) 係、土地經營權的設權依據與(yu) 權利性質、土地經營權擔保抵押的製度基礎設施與(yu) 風險防範等的爭(zheng) 論處於(yu) 白熱化。本文分析了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政策形成與(yu) 誘因，對兩(liang) 權分離安排下的農(nong) 地權利安排的特征與(yu) 問題進行了提煉，在簡要評論農(nong) 地三權分置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給出了我們(men) 關(guan) 於(yu) 農(nong) 地三權分置下各項權利內(nei) 涵的考慮。

　　1農(nong) 地權利分割的內(nei) 在需求與(yu) 製度供給

　　(一)農(nong) 地承包經營權分離的內(nei) 在需求。在高速工業(ye) 化、城鎮化浪潮的衝(chong) 擊下，中國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式正在曆經意義(yi) 深遠的重大變遷。到2015年，中國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和就業(ye) 份額已分別僅(jin) 占9.2%和30.5%;農(nong) 民的分化程度加深，根據國家統計局6萬(wan) 農(nong) 村住戶抽樣數據，到2012年，純農(nong) 戶僅(jin) 18.3%，純非農(nong) 戶15.9%，一兼戶和二兼戶分別為(wei) 30.1%和35.7%;隨著農(nong) 民外出從(cong) 事非農(nong) 就業(ye) 成為(wei) 常態，農(nong) 戶非農(nong) 收入份額上升，農(nong) 家內(nei) 部分工分業(ye) 深化，農(nong) 地的經濟重要性下降，青壯年勞動力出外打工掙取非農(nong) 收入，老人和婦女留守村莊，他們(men) 在看守家庭所承包土地的同時，也產(chan) 出保證家庭生計所需的食物;以農(nong) 業(ye) 邊際生產(chan) 率衡量的劉易斯轉折點於(yu) 2010年前後真正到來，農(nong) 業(ye) 勞動力成本上升，農(nong) 業(ye) 與(yu) 非農(nong) 業(ye) 爭(zheng) 奪勞動力的競爭(zheng) 劣勢凸顯。在農(nong) 業(ye) 要素相對價(jia) 格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長期依靠高勞動投入提高土地單產(chan) 的中國農(nong) 民開始改變投入方式，大幅減少作物勞動投入，增加機械和資本投入;農(nong) 業(ye) 發展方式發生曆史性轉變，以2003年為(wei) 轉折點，中國農(nong) 業(ye) 以提高土地生產(chan) 率的精耕細作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模式向以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為(wei) 主的現代農(nong) 業(ye) 發展模式轉變。

　　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式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麵前，中國農(nong) 業(ye) 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呈現出日益不適應甚至滯後的尷尬。20世紀80年代初由農(nong) 民首創的包產(chan) 到戶製度，經由自下而上的政策推動、法律最終承認，多方努力結晶而成集體(ti) 所有家庭承包經營製度，最終被確定為(wei) 中國農(nong) 業(ye) 的基本經濟製度。這一製度經由集體(ti) 所有權與(yu) 農(nong) 戶承包經營權分離而成，在法律賦予村社農(nong) 戶的承包經營權中，承包權與(yu) 經營權是合一的。但是，隨著人口的大規模非農(nong) 化，農(nong) 戶承包經營權事實上進一步分離為(wei) 承包權與(yu) 經營權，到2015年時，外出進城打工6個(ge) 月以上的農(nong) 民人數超過了2.78億(yi) ，這些離土出村的農(nong) 民在持有著農(nong) 地承包權的同時，將其附著的經營權直接或間接轉給了其他農(nong) 業(ye) 經營者。問題也由此而生：

　　——在集體(ti) 所有權上，盡管法律明確要堅持集體(ti) 所有權，《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對集體(ti) 所有權的內(nei) 涵、權利與(yu) 責任都做過界定，但是關(guan) 於(yu) 集體(ti) 所有的理解並未達成共識，關(guan) 於(yu) 集體(ti) 所有權利的強度、集體(ti) 組織與(yu) 集體(ti) 成員的關(guan) 係、集體(ti) 所有權與(yu) 集體(ti) 組織行使的職能、集體(ti) 成員權的界定、集體(ti) 所有權與(yu) 村社製度的關(guan) 係等等，皆因立場、價(jia) 值觀和對農(nong) 村製度曆史認知的不同而差異極大，這些分歧不僅(jin) 影響農(nong) 村製度的走向，而且影響農(nong) 民權利的保護。

　　——在農(nong) 戶承包權上，盡管《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強調農(nong) 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為(wei) 承包農(nong) 戶的財產(chan) ，依法實行物權保護，但是，行政權侵犯農(nong) 民承包地財產(chan) 權的情形大量發生，承包權的權能仍然存在殘缺;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hui) 和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明確農(nong) 民與(yu) 承包土地的關(guan) 係長久不變，但是就長久不變的內(nei) 涵、期限等一直未進行明確的政策和法律界定，影響承包農(nong) 戶對土地權利的預期與(yu) 長期穩定性;在農(nong) 戶分化和收入來源呈多元格局後，承包權的農(nong) 地經濟重要性下降，承包農(nong) 戶持有土地的觀念(安全性)越來越強於(yu) 其收入功能，小農(nong) 對承包地的利用行為(wei) 發生變化，也影響稀缺土地的有效使用。

　　——在經營權上，盡管各類農(nong) 業(ye) 經營主體(ti) 從(cong) 承包農(nong) 戶手中接包的土地規模越來越大，到2016年時，土地流轉率已達35%，經營主體(ti) 對經營土地上的投資額也不斷增加。但是，他們(men) 的經營權從(cong) 何而來?經營權通過什麽(me) 樣的規則和方式獲得?如何保護經營者的土地經營權、收益權和投資回報權?經營權的權能有哪些及如何設置?從(cong) 案例調查發現，新經營主體(ti) 流入的土地規模一般較大，所從(cong) 事的作物附加值較高，耕作和經營市場風險較大，投資額一般較大，關(guan) 於(yu) 經營權權利的政策不明確和法律界定與(yu) 保護的不明朗，不利於(yu) 土地流轉的規範，不利於(yu) 適度規模經營，更不利於(yu) 現代農(nong) 業(ye) 發展。

　　——在權利關(guan) 係上，當承包權和經營權進一步分置以後，兩(liang) 權分離下的承包經營權與(yu) 三權分置後的承包權、經營權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麽(me) 樣的關(guan) 係?經營權到底是從(cong) 哪一種權利中分離出來的，它與(yu) 母權利的權利關(guan) 係如何?以成員權為(wei) 基礎的承包權與(yu) 作為(wei) 農(nong) 業(ye) 耕作者的經營權兩(liang) 種權利到底如何才能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各自的權能如何安排與(yu) 設定?承包權與(yu) 經營權的分離程序與(yu) 規則如何議定等等，都缺乏明晰的政策安排與(yu) 法律規範。

　　(二)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製度供給。在現有法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以修改的現實下，這一輪的農(nong) 地製度變革再一次采取了中國特色的製度供給方式：先由黨(dang) 的最高領導表態，繼之是中央文件予以政策表達，頒布具體(ti) 實施意見，接著是地方試點。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召開前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到湖北調研農(nong) 村產(chan) 權交易所，首次釋放農(nong) 村改革要研究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關(guan) 係的信號。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在完善農(nong) 村基本經濟製度的政策表述上不同以往，對農(nong) 地產(chan) 權權能進一步拓展，提出要“賦予農(nong) 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農(nong) 民可以用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2013年底召開的中央農(nong) 村工作會(hui) 議第一次提出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置並行。2014年9月29日召開的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hui) 議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對農(nong) 地三權分置做出明確、完整的表述，即“在堅持農(nong) 村土地集體(ti) 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部署“完善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2016年4月25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國農(nong) 村改革發源地小崗村詳細論述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重大意義(yi) ：“把農(nong) 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wei) 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並行，這是我國農(nong) 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農(nong) 地三權分置成為(wei) 深化農(nong) 村改革的頂層製度安排。

　　在頂層安排明確以後，接下來是政策推進與(yu) 實施。中共中央辦公廳於(yu) 2014年發布《關(guan) 於(yu) 引導農(nong) 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nong) 業(ye) 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61號文件，國務院辦公廳也於(yu) 同年出台《關(guan) 於(yu) 引導農(nong) 村產(chan) 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意見》78號文件，分別就三權分置實施中兩(liang) 項重要政策——土地流轉交易及如何推進適度規模經營做出規定。接著中辦、國辦於(yu) 2015年11月聯合印發《深化農(nong) 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就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方向和內(nei) 涵進行完整表達。按照這份文件的表述，所謂落實集體(ti) 所有權，是指將法律規定的農(nong) 民集體(ti) 所有的不動產(chan) 和動產(chan) ，落實到“本集體(ti) 成員集體(ti) 所有”，具體(ti) 路徑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明確界定農(nong) 民集體(ti) 成員權;二是明晰集體(ti) 土地產(chan) 權歸屬，以達成集體(ti) 產(chan) 權主體(ti) 清晰之目的。所謂穩定農(nong) 戶承包權，就是不改變集體(ti) 組織成員對所承包土地的已有權利，在落實三權分置中，確保本集體(ti) 組織的每個(ge) 農(nong) 戶享有集體(ti) 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所謂放活土地經營權，在文件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就是由承包農(nong) 戶將自己享有的土地經營權在依法自願的原則下配置給有經營意願和經營能力的經營主體(ti) 。在中央對新製度的內(nei) 涵有明確定義(yi) 後，相關(guan) 部門的實施就是政策和技術層麵的了。其中有兩(liang) 份重要的政策規定比較重要，一個(ge) 是2016年7月農(nong) 業(ye) 部印發的關(guan) 於(yu) 《農(nong) 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交易市場運行規範(試行)》的通知，旨在對農(nong) 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交易市場進行規範。另一份是關(guan) 於(yu) 經營權擔保抵押的政策，分別為(wei) 國務院45號文《關(guan) 於(yu) 開展農(nong) 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nong) 民住房財產(chan) 權抵押貸款試點的指導意見》，以及中國人民銀行會(hui) 同相關(guan) 部門聯合印發的《農(nong) 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從(cong) 貸款對象、貸款管理、風險補償(chang) 、配套支持措施、試點監測評估等多方麵，對金融機構、試點地區和相關(guan) 部門推進落實“兩(liang) 權”抵押貸款試點明確了政策要求。更具深遠意義(yi) 的是，中央深改組於(yu) 2016年11月審議通過《關(guan) 於(yu) 完善農(nong) 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對三權分置的原則予以了明確框定，即“農(nong) 村土地農(nong) 民集體(ti) 所有必須牢牢堅持”;“嚴(yan) 格保護農(nong) 戶承包權，任何組織和個(ge) 人都不能取代農(nong) 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都不能非法剝奪和限製農(nong) 戶的土地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在依法保護集體(ti) 所有權和農(nong) 戶承包權的前提下，平等保護經營主體(ti) 依流轉合同取得的土地經營權，保障其有穩定的經營預期”，這是一份就如何實施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指引性文件，為(wei) 未來的農(nong) 業(ye) 發展謀篇布局打下了製度基礎。

　　2集體(ti) 所有農(nong) 戶使用地權製度的特征與(yu) 問題

　　中國農(nong) 地權利製度及其績效的研究，一直是國內(nei) 國際中國問題研究的熱點之一。這些研究有助於(yu) 認識集體(ti) 所有農(nong) 戶使用農(nong) 地權利製度的特征、效果與(yu) 問題。

　　(一)集體(ti) 所有製下的所有權與(yu) 使用權分離。中國現行農(nong) 地製度安排與(yu) 特征的歸納，很大程度要歸功於(yu) 20世紀80年代一批改革理論家的總結與(yu) 提煉。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基層包產(chan) 到戶創新越來越難以阻擋，支持改革的決(jue) 策者和理論家開始尋找農(nong) 村家庭聯產(chan) 承包製改革的合理化依據，形成一些重要表述：一是提出兩(liang) 個(ge) 長期不變，即土地等生產(chan) 資料的公有製長期不變，責任製也長期不變;二是論證包產(chan) 到戶不是搞私有製，包幹到戶經營方式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nong) 戶和集體(ti) 保持著承包關(guan) 係，不同於(yu) 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個(ge) 體(ti) 經濟;論證公有製下家庭經營與(yu) 合作經濟的關(guan) 係，得出家庭經營仍然是合作經濟的一個(ge) 層次，與(yu) 曆史上私有基礎上的家庭經濟有別。在當時的曆史大背景下，包產(chan) 到戶改革與(yu) 新中國成立後通過土改及合作化運動將土地私有製轉為(wei) 集體(ti) 所有製不同，它將集體(ti) 土地分包給村裏農(nong) 戶時，保留著法律意義(yi) 上的集體(ti) 土地所有權，農(nong) 戶獲得了行為(wei) 層麵的承包經營權，保住政治底線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謀求改革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麵，通過所有權與(yu) 承包經營權的分離，大大降低了當時政治環境下“一大二公”意識形態的阻撓，也保證了旨在調動農(nong) 民積極性的改革的順利推進。隨著農(nong) 村改革的共識達成與(yu) 績效顯現，農(nong) 業(ye) 政策界與(yu) 學術界對農(nong) 村研究的大門也打開了。在與(yu) 國際學術界的交流中，中國農(nong) 經界較早吸收現代產(chan) 權理論，對農(nong) 地產(chan) 權特性及其變遷的認識更加深化，如認識到土地權利隨經濟發展，內(nei) 涵也不斷豐(feng) 富;所有權與(yu) 所有製含義(yi) 不同，不能將兩(liang) 者完全等同，以禁錮意識形態;更有意義(yi) 的是，理解了所有權可分解出使用權、經營權、租讓權、抵押權、處置權、收益權等等，成為(wei) 一束權利”。這些早期的研究盡管在理論上還打著很強的當時曆史背景下的烙印，但是，這些觀點和政策努力對於(yu) 推動包產(chan) 到戶改革從(cong) 點到麵及形成共識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基於(yu) 實踐提出的權利分割思想，也為(wei) 中國土地集體(ti) 所有製下的兩(liang) 權分離理論打下基礎。

　　(二)農(nong) 地產(chan) 權、合約與(yu) 農(nong) 戶行為(wei) 。在意識形態的影響減低以後，中國農(nong) 地製度改革朝著明晰產(chan) 權和穩定農(nong) 戶承包權預期的方向演進，學術的研究也致力於(yu) 分析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特征及其對農(nong) 戶行為(wei) 的影響。按照諾斯“製度是為(wei) 人們(men) 相互發生關(guan) 係而設定的一係列規則”的定義(yi) ，經濟學家較早將製度經濟方法引入農(nong) 地製度研究，認識到農(nong) 地製度的績效取決(jue) 於(yu) 其內(nei) 含規則對農(nong) 民與(yu) 集體(ti) 的激勵程度與(yu) 激勵導向：如果農(nong) 地製度安排使得農(nong) 民的付出與(yu) 收益相一致，激勵程度就強;如果農(nong) 地製度安排能使得農(nong) 民的物質與(yu) 人力資本更多地配置於(yu) 生產(chan) 性活動，農(nong) 地製度的經濟績效就更好。在製度安排中，產(chan) 權是“一個(ge) 社會(hui) 強製實施的對一種經濟物品如何使用的權利”，一個(ge) 社會(hui) 的產(chan) 權安排有效性，對行為(wei) 的影響舉(ju) 足輕重。產(chan) 權通過使用權的排他性、收益權的獨享性和轉讓權的自由程度影響資源配置。中國農(nong) 村土地製度對農(nong) 民行為(wei) 和農(nong) 業(ye) 產(chan) 出的影響，就是通過不斷增強土地產(chan) 權的強度和廣度來穩定農(nong) 民的預期，通過合約結構的完善不斷增大農(nong) 民對剩餘(yu) 的控製權來實現的。劉守英、邁克爾.卡特、姚洋以及劉守英和龔啟聖利用全國八縣800農(nong) 戶樣本數據，對農(nong) 地改革後的農(nong) 地產(chan) 權進行度量，分析影響不同地區產(chan) 權安排多樣性的因素，發現同樣在集體(ti) 所有製下，由於(yu) 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資源稟賦差異，產(chan) 權安排(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的強度不一，農(nong) 民對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意願也產(chan) 生很大差異。這一將產(chan) 權與(yu) 製度方法引入土地製度研究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國農(nong) 經界長期存在的土地製度問題上意識形態化的傳(chuan) 統，將一直熱衷的所有製研究轉向關(guan) 注影響農(nong) 民行為(wei) 的產(chan) 權安排的研究。

　　(三)成員權集體(ti) 所有製困境。中國農(nong) 村第一輪改革將集體(ti) 組織所有與(yu) 控製的傳(chuan) 統集體(ti) 所有製轉變為(wei) 集體(ti) 所有、成員權共有的現行集體(ti) 所有製。現行農(nong) 地製度的本質是將原來集體(ti) 控製的集體(ti) 所有製改革為(wei) 以成員權為(wei) 核心的集體(ti) 所有製，這個(ge) 集體(ti) 所有製的本質是每個(ge) 集體(ti) 組織的合法成員天然平等享有集體(ti) 所有土地的各項權利，家庭承包製下按人口均分土地而非家庭均分即是上述製度的具體(ti) 體(ti) 現。依此，集體(ti) 內(nei) 家庭之間的成員變化(出生死亡、婚入婚出、因進城戶籍離村等)，就必然要調整成員權和實行土地再分配。雖然中央政府一再強調穩定農(nong) 民土地預期，將承包期從(cong) 15年延長到30年，《土地承包法》將“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寫(xie) 入法律，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hui) 和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更進一步提出實行長久不變，但村莊內(nei) 部由於(yu) 人口增減變化調整土地的壓力始終存在。幾個(ge) 時點的農(nong) 戶調查也佐證了這一困境。到1998年時，許多地方第一輪土地承包即將到期，為(wei) 了穩定土地承包關(guan) 係，中央政府決(jue) 定開展土地延包，實行將土地承包期延長到30年的政策，一份以8縣800農(nong) 戶為(wei) 基礎的數據分析表明，62%的被調查農(nong) 戶並不讚成實行三十年內(nei) 不調整土地的安排，這種情況越是在傳(chuan) 統農(nong) 區其比例越高;更令人悲觀的是，高達81%的被調查農(nong) 戶根本不接受“新增人口不再分地”。到2003年時，為(wei) 了對農(nong) 民承包土地實行法律保護，國家施行《農(nong) 村土地承包法》，據一份農(nong) 戶調查報告顯示，與(yu) 第二輪延包相比，盡管農(nong) 戶中讚成延長承包期的比例提高到了62.9%，但是，仍然有20.6%的農(nong) 戶提出要將承包期縮短。另外，盡管讚成承包期內(nei) 不再調地的比例也上升了，達到51.1%，但是，仍然有36.8%的農(nong) 戶主張承包期內(nei) 調地。在這以後，也有一些對農(nong) 民土地權利要求的大樣本調查，其中一份調查反映，到2008年時，認為(wei) “30年內(nei) 不調地的政策不合理”的農(nong) 戶高達62.79%。認為(wei) 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不合理的比例分別高達61.98%和59.95%。另一份是一個(ge) 連續5次對17省的調查，他們(men) 的數據反映，2001年到2010年，讚成“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農(nong) 戶比例從(cong) 42.0%下降到38.2%，反對該項政策的農(nong) 戶從(cong) 42%下降到28.6%。在增人戶與(yu) 減人戶就是否調地形成拉鋸局麵時，理論界對於(yu) 成員權集體(ti) 所有製的認識也產(chan) 生很大分歧，我們(men) 認為(wei) ，盡管鎖定人地關(guan) 係的集體(ti) 所有製改革會(hui) 造成一部分農(nong) 民無地，但是，相較人口增減就要動地造成的農(nong) 民預期不穩和投資負麵影響相比，長期穩定的利要大於(yu) 弊，事實上，隨著工業(ye) 化城鎮化進程，農(nong) 地對農(nong) 民的經濟重要性下降，穩定人地關(guan) 係還有利於(yu) 農(nong) 民非農(nong) 化。

　　(四)地權穩定性與(yu) 農(nong) 業(ye) 投資。地權穩定性及其效應檢驗是國際農(nong) 業(ye) 經濟學界長久的實證研究主題。20世紀90年代初，林毅夫與(yu) Feder等人對中國東(dong) 北的實證研究發現，地權穩定性對農(nong) 民在農(nong) 機方麵的投資沒有影響(Feder et al.,1992)。姚洋對浙江和江西兩(liang) 省抽樣農(nong) 戶的分析得出，地權穩定性對綠肥種植的影響顯著為(wei) 正，對產(chan) 量的影響不顯著。李果等的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果。許慶、章元的研究進一步細化，將農(nong) 戶的長期投資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與(yu) 特定地塊不相連的長期投資，另一類是與(yu) 特定地塊相連的長期投資,他們(men) 的研究結果表明，減人減地政策導致農(nong) 戶第一類長期投資下降，增人增地對農(nong) 戶第一類長期投資沒有影響。Wang等利用中國數據，付江濤等基於(yu) 江蘇省3縣數據，劉玥汐、許恒周利用天津薊縣周邊15村數據，都發現確權刺激了當地土地市場的發展。有些研究認為(wei) 確權對土地生產(chan) 率具有顯著影響。還有研究發現，農(nong) 戶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可能會(hui) 帶來農(nong) 業(ye) 相關(guan) 補貼發放對象、方式的改變，進而影響土地租金和流轉。這些研究討論了政府補貼是如何在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之間進行分配的、補貼對土地租金形成了怎樣的影響等。

　　(五)土地流轉的效應與(yu) 決(jue) 定。土地規模過小、細碎化程度高，一直被認為(wei) 是妨礙中國農(nong) 業(ye) 現代化的突出問題。土地流轉可能產(chan) 生兩(liang) 種效應，即邊際產(chan) 出拉平效應和交易收益效應。隨著中國農(nong) 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農(nong) 地流轉成為(wei) 耕作農(nong) 戶擴大經營規模的重要途徑。大量文獻探討了土地流轉的決(jue) 定因素，以下幾點被廣為(wei) 提及。一是勞動力市場(或者非農(nong) 就業(ye) )發展狀況。隨著農(nong) 戶勞動力非農(nong) 就業(ye) 機會(hui) 的增加，農(nong) 民外出就業(ye) 將獲得更多收入，用來耕作土地的勞動力的機會(hui) 成本將越來越大，這種由經濟發展帶來的對勞動力流動的需求將刺激農(nong) 地流轉市場的發展。二是農(nong) 地產(chan) 權穩定性。強調清晰的產(chan) 權是土地流轉交易的前提，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穩定性成為(wei) 決(jue) 定土地流轉的重要因素。田傳(chuan) 浩、賈生華認為(wei) ，農(nong) 戶對地權穩定性的預期越高，租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在中國農(nong) 村地區，行政性土地調整大量存在是影響農(nong) 地使用權穩定性的重要因素。Deininger and Jin和劉克春、林堅分析了中國行政性土地調整與(yu) 農(nong) 地流轉市場之間的替代關(guan) 係;趙陽通過計量模型分析發現，打破小組界限的土地調整對農(nong) 地流轉市場發展有顯著負的影響。三是農(nong) 戶特征。涉及農(nong) 戶特征變量——戶主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能力，家庭人口、勞動力數量、財產(chan) 等。四是交易成本。農(nong) 地流轉本質上是農(nong) 地使用權的交易，在交易過程中交易雙方必然麵臨(lin) 信息搜尋、合約談判以及執行等方麵的交易成本。過高的交易成本使得農(nong) 地流轉得不償(chang) 失，最終流轉不起來。

　　3農(nong) 地三權分置下的權利體(ti) 係重構

　　從(cong) 兩(liang) 權分離到三權分置，既是工業(ye) 化、城鎮化、農(nong) 業(ye) 現代化進程中農(nong) 地製度演化的必然，也是集體(ti) 所有製下農(nong) 地製度安排的又一次重大製度選擇。與(yu) 兩(liang) 權分離調動農(nong) 民積極性、解決(jue) 中國農(nong) 業(ye) 增長的微觀製度相比，農(nong) 地三權分置製度的目標應當建立一套有利於(yu) 從(cong) 鄉(xiang) 土中國向城鄉(xiang) 中國轉變的土地權利體(ti) 係，為(wei) 中國的城鄉(xiang) 融合和農(nong) 業(ye) 現代化提供製度基礎。

　　(一)圍繞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爭(zheng) 議。在頂層決(jue) 策明確農(nong) 地三權分置作為(wei) 中國深化農(nong) 村改革的製度安排以後，有些學者對這一製度的優(you) 勢進行了闡釋。比如，三權分置的製度設計是很精巧的，它不需要觸動集體(ti) 所有製，還能實現土地流轉在規模、範圍和速度上的提升。承包權與(yu) 經營權分離使新製度具有開放性和可交易性，突破了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身份固化性。在農(nong) 戶持有承包權的前提下，任何法人、組織及自然人都能成為(wei) 土地經營者，促進了土地市場化.土地承包權與(yu) 經營權分開後，農(nong) 民可以安心進城務工經商而無須擔心失去土地。

　　也有一些觀點表達了對三權分置實施中要注意的問題的關(guan) 注。比如，怎樣保障農(nong) 戶作為(wei) 土地承包者的權利以及怎樣通過流轉土地經營權使農(nong) 業(ye) 在現代化道路上更快發展，是實行三權分置時要權衡的問題。農(nong) 地抵押擔保權的實現需要認真研究。需要細化三權分置的相關(guan) 政策和製度安排。

　　法學界起初就三權分置的政策術語如何在法律上得以表達存在疑問。有學者即認為(wei) ，對於(yu) 同一塊土地，如果設置過多的權利，會(hui) 導致權利體(ti) 係的混亂(luan) 和權利內(nei) 容間的齟齬;依英美財產(chan) 法和產(chan) 權經濟學的權利分解理論將其分置為(wei) “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不合我國他物權設立的基本法理，難以在法律上得以表達。有意義(yi) 的是，作為(wei) 一項重大的製度選擇，法學界圍繞三權分置農(nong) 地產(chan) 權結構的討論走向深入。

　　第一種觀點，按照產(chan) 權經濟學的權利束觀念，將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權利結構表述為(wei) “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種權利。不過他們(men) 在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的權利性質仍存在較大爭(zheng) 議。一者認為(wei) 承包權是成員權，經營權是債(zhai) 權;二者認為(wei) 承包權是一種物權，經營權是一種債(zhai) 權，兩(liang) 者權利的效力差異明顯;三者認為(wei) 承包權和經營權均為(wei) 物權。經營權也是一種用益物權，主要體(ti) 現為(wei) 對所經營土地的占有、經營、收益和處分權。承包權理所當然是一項獨立的物權，性質也為(wei) 用益物權;四者認為(wei) 承包權是物權，對經營權沒有表述。

　　第二種觀點認為(wei) 三權分置應表述為(wei) “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權”。他們(men) 認為(wei) ，就權利主體(ti) 、內(nei) 容、性質、侵權形態、救濟和責任方式等而言，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承包權均存在較大差異。在土地承包法設置土地承包經營權時，將其中包含土地承包權，這種做法不僅(jin) 導致理論上的含混不清， 在法律上造成土地承包經營權承載過多的功能，在現實中更是妨礙對承包人的土地權益實行有效保護，形成土地流轉的製度障礙。因此，這次實行三權分置時，應當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與(yu) 土地承包權進行分離。

　　第三種觀點認為(wei) 三權分置應表述為(wei) “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經營權”。該派認為(wei) ，土地經營權是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為(wei) 標的的用益物權，盡管土地承包經營權也是一種用益物權，但它與(yu) 後者處於(yu) 不同層次的客體(ti) ，因此，這兩(liang) 種用益物權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不會(hui) 相互衝(chong) 突，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與(yu) 土地經營權分置的製度設計完全可以納入用益物權體(ti) 係構建內(nei) 。土地經營權與(yu)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分置設定也有利於(yu) 農(nong) 地使用權流轉、融資與(yu) 繼承等結構性變動。

　　(二)農(nong) 地三權分置權利體(ti) 係構建。在我們(men) 看來，集體(ti) 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各自的權利界定與(yu) 內(nei) 涵明確以及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是創新和實施農(nong) 地三權分置製度的關(guan) 鍵。基於(yu) 目前的認識，我們(men) 就三權分置架構下集體(ti) 所有權、成員承包權與(yu) 耕作者經營權的內(nei) 涵做如下界定。

　　第一，集體(ti) 所有權是農(nong) 民集體(ti) 的所有權。中國農(nong) 村家庭聯產(chan) 承包製改革實現了集體(ti) 所有製下集體(ti) 所有權和農(nong) 戶使用權的分離，在保持集體(ti) 所有製前提下，將集體(ti) 所有權實體(ti) 化為(wei) 成員所有權，將農(nong) 地產(chan) 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賦予了農(nong) 戶。對於(yu) 這套製度安排，一直存在批評意見，認為(wei) 它導致集體(ti) 權力弱化、甚至虛置，影響集體(ti) 經濟做強做大，這一責難背後的理論意涵是將集體(ti) 所有權等同於(yu) 集體(ti) 組織支配集體(ti) 土地和資產(chan) 的權力。從(cong) 源頭來看，集體(ti) 所有的財產(chan) 主要來源與(yu) 兩(liang) 部分：一是土改分給農(nong) 民的私產(chan) 及合作社時期積累的農(nong) 民私產(chan) ;二是集體(ti) 化以後經過集體(ti) 成員利用集體(ti) 資源和勞動積累所形成的資產(chan) ，由此，集體(ti) 所有實質上一個(ge) 集體(ti) 邊界內(nei) 以成員為(wei) 核心的各類財產(chan) 的集合。明確了集體(ti) 所有的含義(yi) 以後，我們(men) 就不會(hui) 將集體(ti) 所有等同於(yu) 集體(ti) 組織所有了，在集體(ti) 所有的框架下，集體(ti) 組織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它絕不是集體(ti) 財產(chan) 的所有者、控製者和支配者，充其量也就是由集體(ti) 成員將資產(chan) 委托其使用、管理與(yu) 經營集體(ti) 資產(chan) 的代理人，它的權力與(yu) 行為(wei) 必須受到委托人的監督。20世紀80年代的農(nong) 村改革實質上是將集體(ti) 所有土地回歸集體(ti) 成員，確立以成員權為(wei) 基礎的農(nong) 民集體(ti) 所有製度。這一製度安排不僅(jin) 得到《農(nong) 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承認，分別在第2條和第12得到法律明確表述。《物權法》對農(nong) 民集體(ti) 所有的法律表述更為(wei) 明確，一是與(yu) 其他物權界定對應，將農(nong) 民所有的物歸為(wei) 不動產(chan) 和動產(chan) 兩(liang) 類;二是明確這些財產(chan) 的歸屬為(wei) 本集體(ti) 成員;三是規定土地相關(guan) 權利的處置由集體(ti) 成員決(jue) 定。“集體(ti) ”，分屬“村農(nong) 民集體(ti) ”、“村內(nei) 農(nong) 民集體(ti) ”和“鄉(xiang) (鎮)農(nong) 民集體(ti) ”三個(ge) 層次，“村集體(ti) 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hui) ”、“村民小組”、“鄉(xiang) (鎮)農(nong) 村集體(ti) 經濟組織”隻是代表集體(ti) 行使土地所有權。

　　關(guan) 於(yu) 集體(ti) 所有權的內(nei) 涵，《三權分置意見》將之予以了界定和進一步的細化：(1)依法發包集體(ti) 土地，任何組織和個(ge) 人不得非法幹預;(2)因自然災害嚴(yan) 重毀損等特殊情形依法調整承包地;(3)對承包農(nong) 戶和經營主體(ti) 使用承包地進行監督，並采取措施防止和糾正長期拋荒、毀損土地、非法改變土地用途等行為(wei) 。“特別是在承包權人轉移進城而流轉經營權的情況下，更要強化農(nong) 民集體(ti) 對土地使用的監督權，保護農(nong) 地資源用於(yu) 農(nong) 業(ye) ，維護集體(ti) 土地權益。”(4)依法對土地經營權的流轉進行監督。承包農(nong) 戶轉讓土地承包權的，應在本集體(ti) 經濟組織內(nei) 進行，並經農(nong) 民集體(ti) 同意;流轉土地經營權的，須向農(nong) 民集體(ti) 書(shu) 麵備案。(5)集體(ti) 土地被征收的，農(nong) 民集體(ti) 有權就征地補償(chang) 安置方案等提出意見並依法獲得補償(chang) 。

　　第二，土地承包權是賦予集體(ti) 成員的財產(chan) 權。農(nong) 戶取得農(nong) 地的承包經營權是我國農(nong) 村改革的最主要成果，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曆史上的第二次給農(nong) 民土地賦權，第一次以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取得政權，第二次是以還權於(yu) 農(nong) 民的家庭承包製改革開啟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曆程。如何對待和處置農(nong) 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是三權分置改革帶有方向性的問題。

　　在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理論探討中，是法學界在承包農(nong) 戶土地權利的表達方麵存在分歧，一種是建議繼續沿用土地承包法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概念，另一種建議以此次改革為(wei) 契機，直接用土地承包權表達承包農(nong) 戶的土地權利。在我們(men) 看來，在三權分置權利框架下，應該將集體(ti) 成員的土地權利明確表達為(wei) 土地承包權。其理由如下：其一，《農(nong) 村土地承包法》中使用的“承包經營權”概念，是為(wei) 了在法律上明確集體(ti) 與(yu) 成員之間對集體(ti) 土地的發包與(yu) 承包關(guan) 係，這與(yu) 改革初期的法律和經濟權利關(guan) 係實事是一致的。但是，隨著國家和集體(ti) 各種義(yi) 務的解除與(yu) 政變，土地承包期的延長，“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實施，使農(nong) 民與(yu) 土地關(guan) 係的越來越穩定，盡管農(nong) 民的土地是承包來的，但是，農(nong) 民土地承包權的物權化越來越強化，不僅(jin) 包括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流轉權，對土地的占有和支配權也越來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土地承包權已經成為(wei) 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因此，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在一定曆史條件下創設、但權利內(nei) 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名稱進行修改，適逢其時;其二，無論是改革初期還是法律的認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設定都是以農(nong) 民作為(wei) 自耕者(承包者就是經營者)為(wei) 前提的，但是，隨著工業(ye) 化城鎮化的進程，農(nong) 民代際差異加大，承包者與(yu) 經營者的分離已成事實，不易繼續用承包經營權代表現在事實上的土地權利狀態;其三，農(nong) 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基於(yu) 集體(ti) 成員身份獲得。在經濟結構和土地權利演化中，將土地承包權與(yu) 土地經營權進行分設，有利於(yu) 進行土地承包權身份性與(yu) 土地經營權非身份性的區隔，便於(yu) 對兩(liang) 者的權利進行分別保護，而不造成對其中任何一方權利的傷(shang) 害。

　　《三權分置意見》將土地承包權界定為(wei) “土地承包權人對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這裏所謂“土地承包權人”是指擁有集體(ti) 成員身份的(承包)農(nong) 戶。如此，土地承包權帶有很明顯的身份屬性，蘊涵著或者說承載著“耕者有其田”的成員權功能，隻有本集體(ti) 成員才享有土地承包權，無論土地經營權如何流轉，農(nong) 戶的土地承包權均不喪(sang) 失。此種意義(yi) 上的土地承包權與(yu) 《農(nong) 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上所規定的以家庭承包方式設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大致相當，指承包農(nong) 戶依法對其承包經營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的從(cong) 事種植業(ye) 、林業(ye) 、畜牧業(ye) 等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用益物權。這裏，主體(ti) 是承包農(nong) 戶，限定為(wei) 本集體(ti) 成員;客體(ti) 是其承包經營的耕地、林地、草地等農(nong) 村土地;內(nei) 容是從(cong) 事種植業(ye) 、林業(ye) 、畜牧業(ye) 等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性質上屬於(yu) 用益物權。

　　關(guan) 於(yu)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內(nei) 涵，根據《三權分置意見》的表述，承包農(nong) 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包括以下內(nei) 容：(1)占有、使用承包地其中包括建設必要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附屬、配套設施，自主組織生產(chan) 經營和處置產(chan) 品並獲得收益;(2)通過轉讓、互換、出租(轉包)、入股或其他方式流轉承包地並獲得收益;(3)就承包土地經營權設定抵押;(4)自願有償(chang) 退出承包地;(5)具備條件的可以因保護承包地獲得相關(guan) 補貼;(6)承包土地被征收的，承包農(nong) 戶有權依法獲得相應補償(chang) ，符合條件的有權獲得社會(hui) 保障費用等。與(yu) 《農(nong) 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上規定的以家庭承包方式設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內(nei) 容相比，《三權分置意見》做了以下幾個(ge) 方麵的明確或改變：其一，明確了土地經營權的入股流轉方式，為(wei) 新型農(nong) 業(ye) 經營體(ti) 係的構建提供了另一條可供選擇的路徑;其二，改變了現行法上禁止耕地等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規定，明確承包農(nong) 戶可就其土地承包權設定抵押;其三，在轉讓之外，明確指出承包農(nong) 戶可以放棄其土地承包權，但以“自願有償(chang) ”為(wei) 前提;其四，明確了承包農(nong) 戶因保護承包地獲得相關(guan) 補貼的權利;其五，明確了承包土地被征收的承包農(nong) 戶，符合條件時有權獲得社會(hui) 保障費用。

　　第三，土地經營權是各類農(nong) 業(ye) 經營主體(ti) 享有的耕作權。農(nong) 業(ye) 經營體(ti) 製的核心是耕作者的積極性問題。中國曆史上的田麵權與(yu) 田底權的土地權利結構，對田底權者和田麵權者的權利實行同等保護，耕作者的權利具有所有權的特質。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集體(ti) 所有權與(yu) 承包經營權分離的改革，也是以向耕作者設權、賦權，調動了幾億(yi) 農(nong) 民自耕者的積極性，為(wei) 改革以來的農(nong) 業(ye) 增長和農(nong) 村穩定提供製度基礎。此次推行的農(nong) 地“三權分置”改革，仍然是要解決(jue) 農(nong) 村人地分離格局下的農(nong) 業(ye) 經營製度問題。與(yu) 自耕農(nong) 時代不同，這一輪經營權利的設置與(yu) 保護非常複雜，這些主體(ti) 既有兼業(ye) 小農(nong) ，也有適度規模農(nong) ;既有本村農(nong) ，也有外村農(nong) ;既有家庭農(nong) 場，也有合作社農(nong) 場、公司農(nong) 場，新的權利設置既要顧及已經分得土地的幾億(yi) 小農(nong) ，也要調動各類新型經營主體(ti) 的積極性，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權利分置試驗。但是，麵對農(nong) 業(ye) 經濟活動和農(nong) 業(ye) 經營者行為(wei) 的變化，土地經營權改革關(guan) 乎中國農(nong) 業(ye) 生死存亡和鄉(xiang) 村現代化，必須找到可行的製度安排。

　　關(guan) 於(yu) 土地經營權的設權，我們(men) 認為(wei) ，土地經營權的宗旨是為(wei) 耕作者提供穩定的土地使用和投資預期，法律上的表達不要妨礙這一目的的實現。具體(ti) 而言，其一，完善農(nong) 村基本經營製度的關(guan) 鍵是“賦予經營主體(ti) 更有保障的土地經營權”，“保障其(土地經營權人)有穩定的經營預期”，要“加強對土地經營權的保護，引導土地經營權流向種田能手和新型經營主體(ti) 。支持新型經營主體(ti) 提升地力、改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條件、依法依規開展土地經營權抵押融資。”土地利用關(guan) 係的法律表達一直存在物權、債(zhai) 權二元化構造，土地利用關(guan) 係既可以反映為(wei) 用益物權，也可以表現為(wei) 債(zhai) 權性土地利用權，兩(liang) 者均可增進物盡其用。土地經營權的定性是一個(ge) 政策選擇問題，定性為(wei) 物權性土地利用權(用益物權)或債(zhai) 權性土地利用權均無不可。物權和債(zhai) 權的區分並非絕對，其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正如蘇永欽先生所言，物權的本質，就是把一個(ge) 原來屬於(yu) 甲與(yu) 乙之間的關(guan) 係(相對關(guan) 係)，通過登記公示，然後就被絕對化了。這表明，將一項權利塑造為(wei) 物權還是債(zhai) 權，有人為(wei) 處理的因素。雖然用益物權可以使土地利用關(guan) 係物權化，鞏固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guan) 係，並可以對抗第三人，而債(zhai) 權性土地利用權的效力僅(jin) 發生於(yu) 當事人之間，在契約自由包括解約自由的觀念之下，土地利用合同可因任一當事人的單方意思表示得以解除，當事人之間的土地利用關(guan) 係不若用益物權那樣穩定，但將債(zhai) 權性土地利用權物權化，經由登記使之明確化，並借此周知其他利害關(guan) 係人，對土地經營權人的債(zhai) 權性土地利用權給予類似物權的保護，與(yu) 將土地經營權定性為(wei) 物權的作用機理相若，同樣可以使經營主體(ti) 產(chan) 生穩定的經營預期。第二，引入登記對抗是保護土地經營權的有效手段。通過登記對抗的引入，在不損害原承包農(nong) 戶利益的前提下，賦予土地經營權人有對抗承包農(nong) 戶的權利，強化對土地經營權人的權利保護，有利於(yu) 充分發揮土地經營權的使用價(jia) 值和交換價(jia) 值，也有利於(yu) 新型農(nong) 業(ye) 經營主體(ti) 的培育和發展。目前，農(nong) 地三權分置的實踐探索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除了傳(chuan) 統的出租、轉包等之外，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種等形式不斷湧現。《三權分置意見》明確：“鼓勵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種等多種經營方式，探索更多放活土地經營權的有效途徑”“提倡通過流轉合同鑒證、交易鑒證等多種方式對土地經營權予以確認，促進土地經營權功能更好實現”。由此，短期的“土地托管、代耕代種”所形成的土地經營權不宜定性為(wei) 物權，隻有長期的、穩定的土地經營權才應定性為(wei) 物權;二則，土地經營權的確認方式是“合同鑒證、交易鑒證”，而不是登記這一通行的不動產(chan) 物權公示方法。“放活土地經營權”的本意就在於(yu) 不就土地經營權的設立方式、權利內(nei) 容等作出不合理的限製，以使當事人之間自主自願地達成土地經營合同。在契約自由的觀念之下，經營權的設立和內(nei) 容均可由當事人自主約定，給予經登記的土地經營權類似於(yu) 物權的保護，同時采取登記對抗主義(yi) ，讓當事人參酌具體(ti) 情事自行選擇是否辦理登記。對於(yu) 短期的土地經營權，當事人可以選擇不予登記，金融機構基於(yu) 風險控製的考量，亦不會(hui) 基於(yu) 此發放商業(ye) 貸款。當然，目前應鼓勵當事人簽訂長期流轉合同，使經營主體(ti) 有更為(wei) 穩定的經營預期，調動其用地養(yang) 地、增加農(nong) 田基礎設施建設等長期投入的積極性。

　　至於(yu) 土地經營權的內(nei) 容，《三權分置意見》規定有：(1)“自主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經營並獲得相應收益”;(2)“經承包農(nong) 戶同意，可依法依規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建設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附屬、配套設施，並依照流轉合同約定獲得合理補償(chang) ”;“在流轉合同到期後按照同等條件優(you) 先續租承包土地”;(3)“經承包農(nong) 戶或其委托代理人書(shu) 麵同意”“再流轉土地經營權或依法依規設定抵押”;(4)“流轉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chang) 費應按照流轉合同約定確定其歸屬”。

　　4簡要的結論

　　本文是一篇對農(nong) 地三權分置製度的政策形成與(yu) 研究的評論。從(cong) 製度供求來看，農(nong) 地三權分置製度的出台，是對中國現行農(nong) 地製度安排更好地適應農(nong) 村發展現實的一種政策回應，是對中國集體(ti) 所有農(nong) 戶承包地權製度的發展，由此構建的農(nong) 地集體(ti) 所有、成員承包、耕作者經營的農(nong) 地權利體(ti) 係，將成為(wei) 中國下一階段農(nong) 村社會(hui) 的基礎性製度，對農(nong) 民土地權利和農(nong) 業(ye) 經營產(chan) 生重大影響。但是，農(nong) 地三權分置製度的問世，帶有很強的急就章特征，實踐需求和政策設計走在了理論的前麵。好在一項製度的法律化，需要一段時間的檢驗和完善，地方實踐和政策實施將為(wei) 我們(men) 提供進行農(nong) 地三權分置理論和政策研究的難得機會(hui) 。由於(yu) 地方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農(nong) 民異質化的程度不一、農(nong) 業(ye) 功能和形態的多樣化、城鄉(xiang) 互動下的要素組合變化，農(nong) 地三權分置如何製度化、法律化是值得深化研究的主題。在城鄉(xiang) 中國背景下，農(nong) 地的集體(ti) 所有權、成員承包權以及經營者耕作權的權利內(nei) 涵、權利保護與(yu) 實施、三者權利關(guan) 係的界定是下一階段理論研究的重點，中國農(nong) 地製度創新實踐為(wei) 建立集體(ti) 所有製下的土地權利理論提供了機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7年第54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