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獄，主要發生在康熙雍正與(yu) 乾隆三朝，而三位皇帝對文字獄的態度與(yu) 處置，各不相同。

　　聖祖玄燁的風格，可以“寬仁”二字概括;世宗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講理者;高宗弘曆，則一味采取高壓政策，不講道理，不講誠信，諡之為(wei) “恐怖主義(yi) ”，亦不過分。

　　然則，祖孫三代何以每下愈況如此?難道是個(ge) 性迥異所致?曰：非也，時勢使然也。

　　康熙之世，版圖尚不穩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軍(jun) 事上的勝利，還須盡量籠絡人心，因此，對文字思想上的“出軌”，不遑吹求。

　　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則以整頓吏治為(wei) 執政之關(guan) 鍵問題，其被人詬病之“特務政治”(以設立軍(jun) 機處和密摺製度為(wei) 表現形式)，所針對者不過是官僚係統，並未過度擾民;至於(yu) 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內(nei) 部矛盾，無庸後世論史者為(wei) 之寄托情感。而他處理文字獄的手法，如曾靜案，固然不能排除個(ge) 性上爭(zheng) 強好辯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他對執政合法性的隱憂。一方麵，儒家學說為(wei) 滿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如“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另一方麵，儒家學說中的一些內(nei) 容又可以動搖其合法性，如華夷之辨，正統之爭(zheng) 。

　　胤禛認為(wei) ，光靠禁絕異議，殺戮士人，並不能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這些爭(zheng) 端，因此，才會(hui) 不顧身份懸殊，與(yu) 曾靜進行“平等辯論”。惟欲在君主專(zhuan) 製的框架內(nei) 解決(jue) 此一思想爭(zheng) 端，僅(jin) 憑論戰，收效絕不樂(le) 觀。這是結構性矛盾，英明果決(jue) 如清世宗，也不可能解決(jue) 。

　　及至乾隆朝，弘曆無疑察覺到其父以辯服人之術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張，一變而為(wei) 嚴(yan) 禁辯論。他能夠這麽(me) 做，得力於(yu) 時代背景，即所謂康雍盛世。

　　乾隆治下，雖有所謂“十全武功”，然較諸康雍時代之軍(jun) 事，實為(wei) 易了;文官係統，經康雍二帝整頓刷新，漸至帖服;民眾(zhong) 生計，在“永不加賦”、“耗羨歸公”之後，亦趨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曆方有可能肆無忌憚的“摧折士氣”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彈;此即大學者錢穆所以控訴清廷“一麵箝製士大夫，而一麵則討好民眾(zhong) ”也。

　　亂(luan) 世無所謂文字獄，昏君也缺少興(xing) 辦文字獄的“學養(yang) ”，隻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會(hui) 有文字獄的繁榮。乾隆一朝是“盛世”，弘曆亦自詡為(wei) “盛明天子”，然則，乾隆朝文字獄蔚為(wei) 盛況，在二千年帝製史中獨占鼇頭，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