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家特別重視內(nei) 聖之學，以“正心誠意”為(wei) 一切外在事功的根本和源泉，無可避免地留下不少空談。到明朝末年，這種內(nei) 聖之學使整個(ge) 社會(hui) 充斥著鄙薄事功、脫離現實、高談性理的氛圍，讀書(shu) 人滿足於(yu) 方寸之間的心靈修養(yang) ，當內(nei) 憂外患接踵而至，他們(men) 經常隻能留下類似“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報國”的壯語，寫(xie) 下諸如“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一般悲壯的詩句，白白捐軀，徒令後人唏噓。明清之際許多啟蒙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有感於(yu) 空談性理之學的無補於(yu) 世，競相主張以追求外在事功為(wei) 目的，強調對國家民族興(xing) 亡抱有強烈責任感的“豪傑”精神，殊途同歸地高舉(ju) “經世致用”大旗，倡導“實學”並形成一股社會(hui) 思潮。

　　在儒家經典中，“豪傑”一詞較早見於(yu) 《孟子·盡心上》：“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xing) 。”這裏的豪傑指才智出眾(zhong) 者。到兩(liang) 漢，豪傑又往往與(yu) 地方上的士族豪強聯係在一起。理學興(xing) 盛以後，有將儒家聖賢比之於(yu) 豪傑的說法，孔子、孟子、周敦頤、二程兄弟、朱熹等人都曾被稱作過豪傑。到了明清之際，啟蒙學者在批評內(nei) 聖之學的同時，賦予“豪傑”以新的理想人格的意蘊，顯現出與(yu) 以往明顯不同的時代特色。

　　在啟蒙思想家們(men) 看來，是否有能力為(wei) 國家民族建功立業(ye) ，是成為(wei) 豪傑所必須具備的第一個(ge) 條件。黃宗羲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他說：“學莫先於(yu) 立誌，立誌則為(wei) 豪傑，不立誌則為(wei) 凡民。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wei) 究竟，僅(jin) 附答一二條於(yu) 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在他心目中，豪傑的首要條件是立下經天緯地的大抱負，不可以像某些儒者那樣隻知道背誦語錄，空說一番“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wan) 世開太平”的高論：“治財賦者則目為(wei) 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為(wei) 粗材，讀書(shu) 作文者則目為(wei) 玩物喪(sang) 誌，留心政事者則目為(wei) 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wan) 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

　　他要求儒者要成為(wei) 懂得經濟(“治財賦”)、政治(“留心政事”)、軍(jun) 事(“開閫扞邊”)的人才，也要有較高的學術修養(yang) ，善於(yu) 讀書(shu) 寫(xie) 作(“讀書(shu) 作文”)，這樣才能做出一番實實在在的功績。這是立足於(yu) “外王”基礎上的複合型人才，這種豪傑才是儒者所要追求的理想人格，否則“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yun) 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麵對國家危難，束手無策，無法避免“平時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的悲慘命運。他批評當時一些腐儒“見料理邊疆，便指為(wei) 多事;見理財，便指為(wei) 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wei) 小人”，認為(wei) 真正能使孔孟以降的“吾儒一線之真脈”保存下來的是有“經天緯地之略”與(yu) “禮樂(le) 兵農(nong) 之才”的“俊傑”。這裏的俊傑與(yu) 豪傑同義(yi) ，作為(wei) 一種理想人格境界，共同的特征就在於(yu) 有能力為(wei) 國家民族立下不朽功業(ye) 。

　　成為(wei) 豪傑的第二個(ge) 條件是要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抱有強烈的責任感與(yu) 使命感。使命感與(yu) 責任感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生理或心理上的感情，它們(men) 是崇高的道德理想在主體(ti) 意識中的基石，能有力地推動人們(men) 幹預社會(hui) 現實生活。缺乏時代責任感與(yu) 曆史使命感，就不可能有主體(ti) 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憧憬，也就不可能邁向豪傑境界。

　　把個(ge) 人主體(ti) 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捆綁在一起的這種情感，在黃宗羲那裏是一種“不容已”的豪情：“扶危定傾(qing) 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si) 有所未盡，但不容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yu) 天地之間。”在王夫之、顧炎武那裏，則是“身任天下”的胸懷。“以身任天下”的人對天下生民的幸福和疾苦感同身受，在為(wei) 了扭轉危難境地而從(cong) 事各種鬥爭(zheng) 活動時，他們(men) 懂得生死成敗相因相轉的哲理，知道生命的死亡與(yu) 事業(ye) 的失敗也可以是意料之中之事，因此能把生死置之度外，持續奮鬥。親(qin) 自從(cong) 事抗清鬥爭(zheng) 的顧炎武則說：“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yu) 塗炭，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必有所任”的豪傑與(yu) 他常說的“匹夫”具有內(nei) 在的關(guan) 聯性：“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把天下人的生民利病一直放在自己心中，這種匹夫之心貫穿顧炎武一生。正是從(cong) 關(guan) 心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責任心出發，他才提出了“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的名言，在今天已經成為(wei) 每一個(ge) 有誌於(yu) 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仁人誌士的座右銘。這正是身任天下豪傑精神的集中體(ti) 現。

　　總之“利濟蒼生、勇於(yu) 任事”在啟蒙學者看來，就是一種義(yi) 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豪傑必備的品性之一，“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聖賢”。

　　有為(wei) 國家民族建功立業(ye) 的能力，又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抱有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要想成為(wei) 真正的“豪傑”，兩(liang) 者缺一不可。同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啟蒙思想家，不僅(jin) 倡導豪傑精神，而且身體(ti) 力行地去實行它，他們(men) 的生平經曆證明了他們(men) 不是徒逞口舌之快。他們(men) 把自己的理論化為(wei) 實際行動中的德性，承擔了個(ge) 人主體(ti) 對國家民族應承擔的使命和責任。

　　中國古代文化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往往是與(yu) 大思想家們(men) 的高尚人格分不開的。孔子棲棲遑遑，奔走列國，熱心救世，“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為(wei) 後人樹立了楷模。這一優(you) 秀傳(chuan) 統當然不會(hui) 體(ti) 現在隻會(hui) 鑽故紙堆，隻知閉門修養(yang) 求個(ge) 人受用的某些學究身上，而是更典型地體(ti) 現在明清之際這些傑出的啟蒙思想家身上。他們(men) 言行一致的做法，使他們(men) 的思想像昭蘇天地的春雷，震撼著後來無數人的心靈，甚至成為(wei) 近代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酵母。這些啟蒙學者及其所倡導的豪傑精神，達到了他們(men) 生活的時代所能允許、在今天看來仍然難能可貴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