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俄症”：西方對俄關(guan) 係裏的頑疾

　　冷戰結束後20年來，西方(主要指美歐)與(yu) 俄羅斯的關(guan) 係並未如預先設想的那樣持續改善，反而頻生齟齬，雙方戒備和互疑持續深化。如今，歐美大國針對莫斯科反複實施經濟製裁、外交孤立、軍(jun) 事壓迫似乎已成慣例。而在西方主流輿論裏，談論和炒作“俄國威脅”幾乎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普遍共識。

　　其實，西方這種反俄情緒絕不僅(jin) 是本世紀特有的。向前追溯，它有著深遠的曆史政治脈絡和戰略文化基因，並形成了一種幾乎偏執的且根深蒂固的病態觀念——“恐俄症”。它的特點是總擔心俄國會(hui) 無止境地對外擴張、並威脅西方世界的安全。而對此唯一的解決(jue) 辦法就是盡可能圍堵、遏製和削弱俄國的力量，通過壓力確保其順從(cong) 和聽話。它最先發源於(yu) 19世紀的英國，並催生了近百年的大規模地緣戰略競爭(zheng) ——英俄“大博弈”。

　　“恐俄症”的先聲：“大博弈”

　　“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一詞是由19世紀40年代英屬印度孟加拉地方第六輕騎兵團亞(ya) 瑟·康諾利中尉在寫(xie) 給友人的信中首次提出的：“你麵對的是一場偉(wei) 大的博弈、恢弘的競賽。”它指的是從(cong) 19世紀20年代起至20世紀第一個(ge) 十年的時間裏，英俄兩(liang) 國圍繞中亞(ya) 政治、經濟、軍(jun) 事主導權的戰略爭(zheng) 奪。由於(yu) 此間兩(liang) 國從(cong) 未在中亞(ya) 爆發大規模流血戰爭(zheng) ，因此大博弈也被一些學者視為(wei) 國際關(guan) 係史上西方世界領袖與(yu) 俄國的“第一場冷戰”。它的地理範圍西至高加索的黑海沿岸、中經波斯和裏海、東(dong) 抵阿富汗—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與(yu) 中國新疆的喀什噶爾和葉爾羌。

　　應該說，當時，除了馬可·波羅式的想象與(yu) 成吉思汗時代的傳(chuan) 說，歐洲人對此地知之甚少。對他們(men) 而言，那裏首先是異教徒(主要指伊斯蘭(lan) 教)的地盤，其次則是人煙稀少、自然環境惡劣、民風彪悍、對外交通不便，並且在這片土地有大片法外之地和政治真空。所以，不得不問，英俄這兩(liang) 大歐洲帝國為(wei) 何要為(wei) 統治如此閉塞、偏遠、陌生和凶險的地方而爭(zheng) 先恐後呢?

　　答案是地緣政治，即洲際性的陸權大國與(yu) 世界海洋霸主爭(zheng) 權奪利的戰略邏輯。而結果就是：在無力通過海上較量獲勝的情況下，俄國隻有通過陸路向中亞(ya) 滲透才能威脅大英帝國的“阿喀琉斯之踵”——印度，從(cong) 而獲得與(yu) 之討價(jia) 還價(jia) 的籌碼。反過來，由於(yu) 疑懼俄國的計劃，英國也隻有提前把中亞(ya) 納入勢力範圍才能阻止俄國進軍(jun) ，確保帝國安全、獨立和行動自由。

　　首先，來看政治。1815年拿破侖(lun) 戰爭(zheng) 後，歐洲雖然表麵上出現了“四大國協調和平”的局麵，但真正有實力決(jue) 定歐陸事務的卻隻有一西一東(dong) 兩(liang) 個(ge) “側(ce) 翼大國”：英國和俄國。前者的海軍(jun) 和財力支援了此前曆次反法戰爭(zheng) ，而後者的陸軍(jun) 擔當了拖垮拿破侖(lun) 大軍(jun) 並最終擊潰法蘭(lan) 西第二帝國的主力。既然“雙強並立”，那麽(me) 從(cong) 純粹實力看，最有可能損害英國利益的隻有俄國，反之亦然。其次，英俄國內(nei) 政體(ti) 不同，這導致英國與(yu) 俄國缺少意識形態親(qin) 近感。作為(wei) 歐洲自由主義(yi) 和保守主義(yi) 勢力的兩(liang) 大領頭羊，英俄比其他國家更容易在海外革命、政變、民族獨立、軍(jun) 事征服等事情上發生觀念衝(chong) 突與(yu) 利益矛盾。

　　然而，當地理因素介入政治形成“地緣政治”動能後，英俄直接對抗的風險和幾率大大增加。衝(chong) 突的方位也限定於(yu) 東(dong) 方的亞(ya) 洲。稍觀地圖可知，歐洲隻是龐大歐亞(ya) 大陸西部一隅的半島，俄國位於(yu) 該半島東(dong) 部最前沿，毗鄰廣闊深遠的亞(ya) 洲內(nei) 陸。由於(yu) 其西部有法、奧、普等強國，且來之不易的戰後和平剛剛建立，同時東(dong) 部又恰好接觸衰敗落後的奧斯曼土耳其、波斯、諸多遊牧汗國，所以當時俄國能繼續開疆拓土的方向是：越過黑海和高加索山脈向南(土耳其、波斯);跨過沙漠和草原向東(dong) 進軍(jun) 中亞(ya) 。但俄國向黑海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進攻頻頻遇到英國抵製和阻攔，因為(wei) 倫(lun) 敦擔心俄國勢力突破黑海的禁錮後將威脅其通往東(dong) 方印度的海陸交通線。

　　與(yu) 俄國這樣的大陸國家不同，發家於(yu) 海上貿易和殖民的英帝國領土往往位於(yu) 歐、亞(ya) 、非大陸邊緣地帶或某些關(guan) 鍵島嶼。所以，不難想象，利益和安危係於(yu) 歐亞(ya) 大陸外緣地帶和海域的英國一定會(hui) 竭力避免任何歐洲大陸強國的勢力從(cong) 內(nei) 陸“溢出”。這就是英俄兩(liang) 國的根本戰略矛盾：“熊”想下海，但“鯨”不讓。最終，正是在土耳其，英俄在1853—1856年克裏米亞(ya) 戰爭(zheng) 中兵戎相見，俄國戰敗。後經過多次嚐試，俄國吞噬土耳其首都、越過黑海海峽進入地中海的勢頭都被英國遏製住了。

　　如此屢次在土耳其被英國羞辱後，聖彼得堡於(yu) 是在部分軍(jun) 方強硬派的唆使下，將擴張的矛頭指向了東(dong) 方的中亞(ya) 。那裏深處內(nei) 陸，都是弱國小國。更重要的是，中亞(ya) 的東(dong) 南就是英屬印度。俄國的如意算盤是，吞並中亞(ya) 就獲得了威脅和入侵印度的跳板。俄國借此可以威嚇和敲詐英國，逼迫後者不再有膽量給俄國蠶食土耳其添堵。這類似於(yu) 中國兵法中“圍魏救趙”之策。因此，在把部隊投送到印度方麵，俄國具有軍(jun) 事地理上的“內(nei) 線優(you) 勢”。鐵路的出現也讓俄國從(cong) 陸路征服中亞(ya) 進逼印度從(cong) 技術上變得更加可行，花費相較以往更低。

　　為(wei) 了避免“戰略災難”，從(cong) 19世紀後半葉起，越來越多的英國政治家、學者、軍(jun) 人加入到保衛印度、進軍(jun) 中亞(ya) 、阻止俄國人前進的遊說和行動隊伍中來，並推動政府采取相應外交和軍(jun) 事行動。由此，在地緣政治邏輯作用下，“大博弈”的序幕逐漸拉開。雙方明爭(zheng) 暗鬥的戰場曾發生數次轉移。起先，波斯和阿富汗西部是焦點。後來，重心移到了中亞(ya) 三汗國(希瓦、布哈拉、浩罕)和阿富汗。但因為(wei) 進入印度的很多重要隘口都在阿富汗或者靠近阿富汗，所以自始至終，阿富汗在“大博弈”中都占有舉(ju) 足輕重的地位。基於(yu) 或真或假的情報甚至純粹的恐懼，英國甚至不惜發動了兩(liang) 次代價(jia) 高昂的阿富汗戰爭(zheng) ，並扶植了一連串不得人心或者短命的傀儡政權。

　　總之，俄國人在中亞(ya) 每前進一步，英國人也要前進一步。這堪稱一種“循環互動”。雖然俄國領土與(yu) 印度起初相隔遙遠，但雙方就如相互吸引一般，在吞並和降服了諸多中亞(ya) 政權後，實現了兩(liang) 國版圖的接觸(阿富汗北界和帕米爾高原)。直到1905年俄國被日本擊敗並引發國內(nei) 動亂(luan) ，其在亞(ya) 洲的進軍(jun) 才轉入低潮，被迫與(yu) 日本的盟友英國簽訂終結“大博弈”的《英俄協約》。

　　“大博弈”背後的曆史複雜性

　　應該說，上文隻是勾勒了“大博弈”最粗泛的概貌和最線性的邏輯。具體(ti) 的史實要比這複雜、曲折得多。

　　舉(ju) 例來說，首先，地緣政治邏輯和角逐印度並非從(cong) 一開始就主導著英俄對中亞(ya) 的興(xing) 趣。俄國起初更多是為(wei) 了建立安全國界。聖彼得堡隻是想懲罰一下那些來去無蹤、隨意擄掠邊境財富和人口的土庫曼遊牧民族以及劫殺俄國商隊、販賣俄國奴隸的中亞(ya) 汗國暴君。後發現上述勢力屢教不改，俄國傾(qing) 向於(yu) 相信征服中亞(ya) 是更有效、更長久的辦法。英國後來把印度邊界向北擴張也有類似壓力。

　　其次，“大博弈”的溫度是緩慢上升且有起有伏的。英國在19世紀30年代前雖有一些“反俄派”和“前進派”憑借親(qin) 身遊曆和著書(shu) 立說大肆宣揚俄國的中亞(ya) 陰謀，但政府並不為(wei) 所動。即便後來英國加入了“大博弈”，內(nei) 閣內(nei) 部“前進派”和“無為(wei) 派”之間、倫(lun) 敦與(yu) 印度總督之間、前方指揮官與(yu) 後方首長之間也時有分歧，導致英國在中亞(ya) 時而冒進、時而保守，向俄國和周邊釋放了諸多混亂(luan) 信號。這一情況在俄國也有。

　　再次，“大博弈”是由無數個(ge) 有血有肉、有信念有情感的人執行的。他們(men) 的動機則不是一個(ge) 地緣政治動機能夠解釋得清的。比如，他們(men) 有的是為(wei) 了崇高的國家利益，但更多則是抱有宗教使命感、探險渴望、戴罪立功、逃避不如意的生活等多重意誌和想法。而這其實比單純的戰略邏輯更符合真實的人性與(yu) 社會(hui) 活動。

　　“大博弈”對“恐俄症”提供的戰略曆史教益

　　“大博弈”的終結並未消除英國乃至西歐的“恐俄症”。1917年十月革命與(yu) 蘇俄成立後，受反共意識形態驅動，俄國進一步被西方視作“危險的異類”。冷戰的到來似乎印證了他們(men) 的想法，而冷戰的結束也並未完全抹掉此類思潮——正如今天人們(men) 看到的那樣。但如果人類不都是宿命論者，那麽(me) ，回顧曆史，追根溯源，通過大博弈，我們(men) 能獲得什麽(me) 戰略曆史教益呢?

　　第一，筆者以為(wei)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真正理解恐懼的雙向性和非理性。確實，俄國的“洲際大國”身份、豐(feng) 富資源和“內(nei) 線優(you) 勢”讓其獲得了在歐亞(ya) 大陸各處給西方出難題的便利。但同樣也該看到，廣大國土、漫長邊界、內(nei) 線地位也給俄國帶來了天生的不安全感和對外來入侵、封鎖、絞殺的恐懼。而正是後者推動著曆代俄國領導人在周邊建立衛星國、設置緩衝(chong) 區和隔離區。所以，俄國的擴張不完全是因為(wei) 野心，恰好就有對外界的恐懼。對俄國人來說，蒙古、波蘭(lan) 、法國和德國多次兵臨(lin) 城下的慘痛經曆殷鑒不遠，而這是本土有海洋保護的英美所難以理解的。

　　第二，恐懼作為(wei) 一種人類天性是自發的，並且會(hui) 在脫離現實的情況下無端放大、加劇循環。“大博弈”的曆史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鼓吹“俄國威脅”的人甚至沒有專(zhuan) 業(ye) 軍(jun) 事知識，甚至沒有親(qin) 身遊曆中亞(ya) 掌握當地具體(ti) 情況，僅(jin) 憑一己信念就在拚命鼓吹俄國的各種陰謀。而諸如此類的非理性恰恰是在製定平衡的對外政策時應極力避免的。

　　總之，曆史給人的教益是多麵的。西方現在似乎隻記住了“俄國威脅”與(yu) “慕尼黑陰謀”，但刻意忽視了其他訓誡，從(cong) 而助長了傲慢、魯莽與(yu) 盲目。畢竟，曆史學習(xi) 賦予人類的無上品質是謙卑、審慎與(yu) 睿智，並始終提醒我們(men) 不要忘記認識山那一邊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