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農(nong) 村改革正在進一步深化，從(cong) 長遠看，如果政府繼續推進城市化、市場化與(yu) 農(nong) 業(ye) 現代化政策，鄉(xiang) 村社會(hui) 發展應該會(hui) 產(chan) 生或維持以下趨勢：

　　一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進一步提高，專(zhuan) 業(ye) 化分工加深。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及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水平，中國農(nong) 業(ye) 的專(zhuan) 業(ye) 化水平理應更高。按筆者估算，如果人口遷徙更自由，土地市場發育更充分，政府土地規劃管理更合理，則目前我國的糧食生產(chan) 專(zhuan) 業(ye) 農(nong) 戶的土地經營規模就可達到9公頃左右，這個(ge) 規模有可能降低糧食生產(chan) 成本30%左右，其他農(nong) 產(chan) 品生產(chan) 領域的經濟效益也會(hui) 有明顯提高。

　　假設這種專(zhuan) 業(ye) 化水平得以提高，農(nong) 戶對市場的依賴加深，會(hui) 進一步減弱宗法共同體(ti) 對農(nong) 村社會(hui) 的影響。

　　二是農(nong) 村人口繼續減少，城鄉(xiang) 人口布局發生重大變化。根據我國農(nong) 村撤鄉(xiang) 並鎮、學校合並的曆程及數據，以及城鄉(xiang) 關(guan) 係對農(nong) 業(ye) 現代化的適應性變化規律，筆者估計現有農(nong) 村行政村中大約有3萬(wan) 個(ge) 將成為(wei) 居住萬(wan) 人左右的居民點，其中十分之一左右會(hui) 發育為(wei) 小城市。當專(zhuan) 業(ye) 農(nong) 戶的家庭收入水平與(yu) 城市水平大體(ti) 相當以後，我國需要專(zhuan) 業(ye) 農(nong) 戶3000萬(wan) 左右。如果政府不過度幹預自然村的存亡，這些專(zhuan) 業(ye) 農(nong) 戶的大部分將分布在現有自然村中，從(cong) 而在全國形成300萬(wan) 左右的小型農(nong) 村居民點，每一個(ge) 居民點的人口規模多在10戶以下。

　　三是政府城鄉(xiang) 社會(hui) 治理一體(ti) 化，二元體(ti) 製趨於(yu) 消失。在農(nong) 業(ye) 人口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如果我國城鄉(xiang) 人口布局有較強的自然演化性質，城鄉(xiang) 社會(hui) 治理的二元機製將失去存在的基礎。絕大部分農(nong) 民有可能在半小時的車程中到達一座城市，享受到城市的各類服務。如果國家麵對城市化與(yu) 農(nong) 業(ye) 現代化趨勢，對行政區劃體(ti) 製做出適應性改革和調整，目前絕大部分行政村設置不再需要。農(nong) 民將是一種職業(ye) 身份，農(nong) 村政策將主要限於(yu) 農(nong) 業(ye) 經濟政策，國家公共財政將實現城鄉(xiang) 全覆蓋。

　　國家近年努力推進的城鄉(xiang) 居民社會(hui) 保障一體(ti) 化改革，為(wei) 上述發展趨勢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是民間社會(hui) 自治形態發生變化，新型自治組織機製形成。未來我國農(nong) 村這方麵的變化具有很大不確定性，不易作出判斷。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農(nong) 村宗法共同體(ti) 的自治功能將逐步退縮。同樣可以大略作出估計，僅(jin) 限於(yu) 地域範圍較小的、由農(nong) 業(ye) 居民構成的熟人社會(hui) 的自治選舉(ju) ，也將因為(wei) 農(nong) 村人口的減少，不再有社會(hui) 治理意義(yi) 。但在較短的時間裏，例如，在10-20年的時間裏，將村民自治體(ti) 設置下移到村民小組一級，有利於(yu) 基層鄉(xiang) 村精英實現“體(ti) 製內(nei) 化”，減少他們(men) 的“疏離感”。此舉(ju) 對穩定基礎社會(hui) 、降低農(nong) 民在公共事務方麵的合作成本，具有明顯效果。但是，從(cong) 長遠看，隨著農(nong) 村社會(hui) 的分工深化及農(nong) 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轉移，大量自治組織會(hui) 消失，基層鄉(xiang) 村精英將穩定地轉變為(wei) 商業(ye) 精英，基層公共事務處理也將專(zhuan) 業(ye) 化，社會(hui) 治理的官方體(ti) 製將不再需要與(yu) 宗法熟人社會(hui) 緊密嫁接。